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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马”疑云：曾国藩与清末第一奇案(上)
今天我们来聊聊“刺马案”。 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末年，即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而“刺马案”则为四大奇案之首。
“刺马案”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扑朔迷离，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也表明它在民间的影响力之广。而事实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只是因为这个故事曲折的情节或其中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内容，更多的是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着的政治军事秘密。 晚清史研究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王澧华曾做客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为大家讲述这一段神秘的历史。
2008年夏，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组几位记者、编辑，通过李鸿章研究专家翁飞先生的介绍，专程来上海，向我了解晚清奇案“刺马案”，重点是湘军特别是曾国藩与“刺马案”的关系。
半年前，在《湖湘讲堂》现场，大学生们就齐声呼吁，“讲‘刺马案’”、“讲《投名状》”，我都笑着给挡回去了。现在，央视记者、编导冒着炎热的酷暑，风尘仆仆赶来，也不管你是否同意，齐刷刷打开四支录音笔，我也就索性放开，几乎一口气谈了五六个小时。 我的结论是，“刺马案”是大案、是要案、是奇案，更是疑案。“刺马案”与湘军关系不大，与湘人关系很大，“刺马案”的发生，与曾国藩毫无关系，但是，“刺马案”的审结，与曾国藩很有关系。
两个湖南人，一个是钦差大臣、刑部尚书郑敦谨，一个是一等侯、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似乎是把这个大案要案奇案，非同寻常地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所以当时人不服，所以后世人好奇。
两三年过去了，这个《探索·发现》，好像一直没有播出。据悉，节目不会放弃，只是疑云有待揭拨。因此，我用访谈录的方式，把那次的口头和文字资料，重新整理，按照时间顺序，列为第四次（《王澧华六讲曾国藩》中的第四讲，编者注）。
访谈录的主要内容有：一、“刺马案”是个奇案二、“刺马案”是个疑案三、曾国藩不太喜欢马新贻四、曾国藩怎样对待“刺马案”五、郑敦谨为什么归途辞官六、曾国藩为什么如此对待“刺马案” 在这一期，我们就来听听王澧华教授为什么说“刺马案”是个奇案，是个疑案。
当天晚上，江宁布政使梅启照连夜审问刺客，谁知“该犯语言颠倒，坚不吐供。再三研诘，始据供称，系河南人，名张汶祥，而其行刺之由，则一味闪烁，毫无确供”（魁玉《督臣被刺出缺折》）。 第二天，两江总督马新贻抢救无效死亡。江宁将军魁玉当天向朝廷上奏《督臣被刺出缺折》。六天后，即1870年8月29日，朝廷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9月3日，朝廷从淮安就近抽调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南京，与江宁将军魁玉联合审理此案。
魁玉、张之万审案结论是：
对此，12月23日上谕斥之为“不尽不实”，因此，朝廷又特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专程来此，“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
——被刺者级别高，总督遇刺，清朝开国以来第一次；
——刺客身份复杂：当过太平军，又做过福建练勇，当过小店主，倒闭失业；
——遇刺时间、地点：光天化日、总督衙门，众目睽睽，卫兵前呼后拥，刺客一刀得手；
——行刺原因：一味闪烁、一味混供；挟嫌报复，“尚属可信”（张之万奏）；
——审案情况：时间长（7个月），效果低（“洎无确供”，曾国藩语）；
——结案草率：行刺原因“坚供如前”，同案各犯“亦不能供有别情”，却因囚犯绝食，奄奄一息，“自应迅速拟结”（郑敦谨、曾国藩奏）。 “刺马案”的发生，本来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惊天大案，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就说“穀山（马新贻字穀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慈禧太后召见即将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也说“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跟着说“这事很奇”。
可是，等到曾国藩回到南京，他与“专案组组长”——刑部尚书郑敦谨——会衔上奏的审案报告，却是维持历任审案官的初判，更为“奇绝”的是，曾国藩私下与朋友写信，却再三说是“洎无确供”，而钦差大臣郑敦谨竟然不肯回京复命，坚持归途辞官。这样一来，“刺马案”的审结，反倒比它的发生更加奇怪了。
“情节重大，亟应严切根究。”
“务将行刺缘由究出，不得含混奏结。”
“兼圻重臣，督署要地，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白昼行刺，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已可概见。”
“张汶祥行刺督臣一案，断非该犯一人逞忿行凶，必应彻底研鞫，严究主使。”
“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请看，“断非该犯一人逞忿行凶”，这是朝廷的第一反应，也是民间的第一反应。 张汶祥供词疑点太多：现场声称“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来有去”，这是在行刺得手、情绪激动时的公开宣示；当天受审时，他却又“语言颠倒，坚不吐供”。杀人已是事实，审案只问“其行刺之由”，你为什么要行刺封疆大吏？你行刺的动机是什么？什么叫做“有来有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那你受谁指使？可是，此时的张汶祥却“一味闪烁，毫无确供”。
此后，据江南将军魁玉迭次奏报，张汶祥“始则一味混供，殆昼夜研鞫……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坚称“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那么，人们当然要问，为什么“语言颠倒，坚不吐供”，为什么“一味闪烁，毫无确供”，哪些供词是“一味混供”、“支离狡诈”？又据张之万的奏报，说张汶祥“时复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诬蔑之语，尤堪令人发指”，那么，张汶祥到底说出了什么让张之万为之“发指”的供词？张之万为什么一口认定供词是“任意诬蔑”？ 接下来，我们就看张汶祥有哪些“混供”和“诬蔑”： 第一，“报私仇”说。咸丰十一年（1861），张汶祥参加太平军，老婆罗氏随后改嫁吴某，张汶祥兵败回家，找县衙门告状，县衙门将罗氏判给张汶祥。张汶祥又要求划拨吴某、罗氏婚后财产，被衙门拒绝。为此，张汶祥向浙江巡抚马新贻拦路喊冤，马新贻没有受理，吴某嘲笑，罗氏潜逃，张汶祥再次告状，领回罗氏，并且逼使罗氏自尽。稍后，马新贻在浙江打击海盗，因为典当铺往往转卖海盗的赃物，马新贻下令清查全省典当铺，张汶祥的典当铺被停业整顿，断了生路，产生杀人之心。 第二，“义愤”说。浙江巡抚马新贻派兵追剿海盗，曾经合伙资助张汶祥开典当铺的海盗朋友中，有三人被杀，海盗头目龙启沄“夸张汶祥素讲朋友义气，可以为众人报仇，并可泄自己愤恨，张汶祥被激允许遇便下手”（郑敦谨、曾国藩《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仍照原拟分别定拟折》）。张汶祥于是抛弃家小，跟踪马新贻多年，终于等到机会，报仇雪恨。 第三，“通回匪”说。张汶祥中途扳出了浙江巡抚衙门的下级军官时金彪，说此人被太平军俘虏，张汶祥为之说情，留下一命。后来太平军失败，张汶祥找到时金彪，混入福建练勇当差，再后来，从时金彪处得知马新贻沟通西北回匪，准备反叛朝廷，张汶祥激于义愤，为国杀贼。等到与时金彪对质，张汶祥忽又改口，“小的所供时金彪，曾向小的说马大人勾通回匪的说，是小的前因救过时金彪性命，将他扳出帮同作证，好污蔑马大人的。现与时金彪质对，小的也不敢狡执了”。这就是张汶祥的供词，见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档》第2766箱，第106011号。 以上就是张汶祥开始死不开口、后来又一味混供的内容。如此“支离狡诈”，到底哪个是真的？到底哪个才令人信服？ 如报私仇，“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应当当场宣示：例如是拦路喊冤，马新贻当官不为民做主；例如是典当铺停业，没有活路。可是，张汶祥在现场分明说的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显而易见，“私仇”说是张汶祥为“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做事后弥补。还有，如果“有来有去”是对应“私仇”，那么，张汶祥为什么在受审时“语言颠倒，坚不吐供”？既然行刺得手，“私仇”已报，张汶祥为什么要“语言颠倒，坚不吐供”？为什么要“一味混供”？ 几个海盗，不过是认识几年的酒肉朋友，几杯酒一喝，几句话一激，竟可以使得张汶祥“拼命做事，甘受碎剐”，这与“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来有去”相称吗？另一方面，张汶祥如果真的为海盗朋友报仇雪恨，可他不是坚称“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吗？为什么还是供出了海盗朋友龙启沄？ 由此可见，“私仇”、“海盗”作为行刺原因，都很牵强。仅仅只是这两个原因，竟然使得张汶祥冒险行刺督抚大员？而且还舍命追踪四年半之久，必欲置之死地？无论是“一味闪烁”，还是“一味混供”，都是确属“语言颠倒”，确属“支离狡诈”。开始是死不开口，后来又一味躲闪，这必定是有所隐瞒。而这个隐瞒的东西，就是他打死也不能说的，如此“支离狡诈”，张汶祥必定是另有所图。
还有，张汶祥甚至不近情理地将“领贼打仗”的反叛经历都“历历不讳”，将浙江湖州府新市镇的家庭住址清清楚楚和盘托出，从贼经历致使案情加重，家庭住址致使一子二女饱受酷刑，张家独苗遭受宫刑，流放新疆为奴，三代单传，从此绝后。那么，张汶祥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呢？如果他在受审时说了真话，是不是就是张之万认定的“时复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诬蔑之语，尤堪令人发指”？“时复有”就是多次有此类表现，现在能够看到的供词，却仅有“通回匪”一说，那么还有哪些“任意诬蔑”的供词没有录存？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没有着落：据官府搜查，张汶祥家中一贫如洗，子女也没有转移。据拷问张汶祥在南京落脚的小店主，张汶祥住店吃饭，极为寒酸，这都不像是有人在买通、资助、补偿他。 养兵千日，必有主使；有来有去，必有恩义；拼命做事，甘受碎剐，必有大爱大仇。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说：
而所谓的“幕后主使”却没有到案，没有对质。郑敦谨、曾国藩的审结报告说：
刑部尚书如此结案，几乎行同儿戏。参与审案的候补道孙衣言拒不签字，而且将此事写进《马端敏公神道碑》，进而大声疾呼：
供词中反映的张汶祥经历，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从河南家乡流落到宁波开始，这时他已经24岁。那么，在此之前的呢？他与马新贻的过节是否早就已经结下？诸如民间盛传的马新贻、曹二虎、张汶祥“三结义”，大哥“渔色负友”，霸占二虎之妻，张汶祥挺身而出，义愤杀人，平江不肖生的《刺马详情》、1973年香港导演张彻的《刺马》、2007年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都是这个版本的演变。这些难道真的是空穴来风，或者是无风不起浪？ 钦差主审郑敦谨，堂堂刑部尚书，竟然没有“回京复命”，走到淮阴，突然称病，半路请假。他得了什么病呢？小病，感冒了，还有腿病复发。请多长时间呢？不长，20天，同时打发两个随员代为交差。病情不重，假期不长，朝廷一方面准假，一方面催假满回京。可是，就在这20天里，郑敦谨却安排北京眷属举家南下，他的一大家子人，竟然闻风而动，不到一个月就赶到了淮阴。接着，郑敦谨竟来了个辞官不做，尽管清朝有70岁退休的惯例，但是郑敦谨这时才68岁。而且，郑敦谨完全可以回京复命之后，再告老还乡的啊。钦差中途辞官，岂不令人生疑？朝廷当然不准，郑敦谨呢，铁了心，一是续假，二是再辞，而朝廷最后竟然照准了。15年后，郑敦谨才病逝，朝廷竟然予谥“恪慎”，这是盖棺论定吗？郑敦谨在什么事情上“恪慎”了呢？
会同审案的曾国藩在结案后，在写给丁日昌、彭玉麟等人信中，一再宣示“该犯一味展狡，洎无确供”，“竟无确供”，“恐不足惬众望而息浮言”。但是，曾国藩给郑敦谨写信，却又说多亏你“折衷至当”，“全息浮议”。（原文是：“此事古今罕觏，远近惊疑。大旆南来，折衷至当，始足全息浮议，以清望素为人所敬也。”）而当郑敦谨中途请假辞官，曾国藩颇不以为然，说朝廷肯定不批准，且一再去信或托人劝说。而郑敦谨却我行我素，说是座船需要大修，竟然在淮阴一住就是大半年，到了这年秋天，曾国藩北上阅兵，还与郑敦谨在淮阴、扬州把酒言欢。 马新贻的刑名师爷陈镜题作有《马端敏公被难经过》，可惜毁于动乱，其孙陈功懋依据记忆，写出《张汶祥刺马案真相》，一是说其祖父所录供词与审案官等人上报者不同，二是说时金彪受审，供出马新贻也与之一同被俘，此言一出，吓得“问官相视错愕，录供者亦停笔不敢直书”。还说“张之万、魁玉提讯时金彪时，只有藩、臬（布政使、按察使）参与审讯，连审两次，均未录供”（《文史资料选辑》，1965，《张汶祥刺马新贻案真相》）。
现任两江总督，当过太平军的俘虏？这当然是晴天霹雳。审案官傻眼了，书记员停笔了，不敢记录。怎么办呢？只好在提审时金彪时，只有四个高官审讯，而且只听不录。如果真是像陈功懋所说的那样，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
还有，曾国藩在给郑敦谨的信中“折衷至当”四个字更加令人生疑。审案、问供、笔录，哪一个都是钉是钉铆是铆的，哪一个都不需要也更不可以去“折衷”的，这是常识，曾国藩兼任过刑部侍郎，对一个现任刑部尚书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漏嘴了吗？ 其实，删改囚犯供词，曾国藩这不是第一次。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自供，曾国藩就曾经亲笔删改过。例如李鸿章攻克苏州，李秀成的供词说是“非算李鸿章有本事，实得洋鬼之助”，意思是李鸿章借助了英国人戈登的力量，曾国藩就把这句给删掉了。现存李秀成自供的最后一页最后一行，“如知”明显还有下文，话没说完就搁笔。进呈给朝廷的李秀成供词，只有两万多字，就是经过曾国藩的亲信幕僚赵烈文等人改定的。此外，天津教案的供词，也是曾国藩的忠实幕僚吴汝纶、李兴锐等人反复“斟酌”过的。为此，参与审案的丁日昌、毛昶熙“深以改供为不然”，而参与修改供词的吴汝纶“因此忿忿不平，语言不逊”（见《李兴锐日记》）。 删改供词，也不是只有曾国藩一人这么干，这几乎是清朝官场的惯例。陈功懋说他的爷爷当年拿出了供词的抄本给他看，说是与上呈的供词有出入。可惜，这个抄本没有流传下来。
本文摘自《王澧华六讲曾国藩》王澧华 著，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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