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钟叔河：一切不过都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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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公众号“小松鼠读书会”
（xiaosongshudushuhui）授权转载
作者为潇湘晨报悦读专栏记者赵颖慧
一个大月亮的晚上，十三四岁的钟叔河站在雪地里看小说，结果却只能看清几个孤立的字，想读完一页根本不行。囊萤映雪？或许未必是真。
1979年钟叔河出狱，有没有想过从此“谨言慎行”？沉吟半晌，他说，“也没有，我没讲什么大逆不道、危言耸听的话，”
2015年，钟叔河刚刚过完84岁生日，“我不晓得活得多久，但我不害怕死亡，人过了85岁，随时都有可能死，机器已经老化了，这不过也是常识。”
人们着迷于钟叔河曲折跌宕的一生，试图寻找他的人生密码，却会发现，他所有的选择和转折，并不神秘，无不出自“人之本性”和最朴素的“常识”。
即使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走向世界丛书”，当人们问道为什么会想到要出版？钱锺书的序或许是最好的回答：“‘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
一切不过都是常识。
1931年，钟叔河出生于湖南平江一户书香门第。
那一年，父亲58岁，老来得子，格外宠爱这个小儿子。
曾进时务学堂，受教于梁启超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读书不少，却是个“书呆子”，不问世事。“我不像父亲，也不像听话的模范哥哥，小时候顽皮，经常惹祸。”
在幼稚园，老师说，“好点站哒！”
“我就偏往外头走，听不惯别人命令我。”钟叔河顽皮，告状的自然多，这让要强的母亲很恼火，教训和唠叨也越来越多，钟叔河更加叛逆，“我就干脆避开她，反正回去要挨骂，干脆晚点回家。”
但让人惊叹的是，字都认不全的母亲，见识却不浅，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她坚持“女孩一定要念书！”
虽然母亲脾气不好，跟钟叔河也“不太亲”，智商却很高，父亲在家背诵诗文，她都能背出很多，“我不算很蠢，要谢谢我母亲。”
但钟叔河依然认为，“我的个性，跟父母都不像，连跟哥哥姐姐也不同，谁都不像。”
然而，对书的痴迷和爱，却传承了下来，成为钟叔河一生的“本能”和事业，甚至“左右”了他的个性和命运。
1949年8月，长沙解放后，
到《新湖南报》报到的17岁钟叔河。
1949年，这个刚满17岁的叛逆少年，在父亲的反对声中，进入当时的《新湖南报》工作。
八年后，反右运动，钟叔河因讲“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没有矛盾的”而获罪，工作丢了，收入从每月90多元降为0，“两公婆带着从五岁到腹中的四个孩子，生活着实不易。”
“我拖板车，妻子朱纯糊纸盒子，养活自己，刚拖板车时，真是拖得一身痛。”
这几乎是“看书”惹来的第一次大祸。“我最看重周作人的，就是他始终追求思想自由，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人情。因为人的本性要自由。”
这些道理，如今早已稀松平常，只是当时，古人张岱及今人周作人的思想和文章，成为了钟叔河世界观的校准器，告诉他何为“常识”，何为“人之本性”。
如今，谈起当年的反右，他毫不避讳，也并不感到“冤屈”，“那些话，是我说的，那时我坦然承认了，现在仍然承认。”
但钟叔河坦言，自己并非如旁人想象那么坚强，“我并不愿意当右派，并不愿意被开除，任何人都不愿意挨整，但是事已至此，只能自己挺过来。”
1953年结婚后3天，朱纯便到外地采访去了。
我一人在新房窗外照了这张像，心中充满了对妻的思念。
1979年，钟叔河48岁，青春早已逝去，却才真正迎来事业的巅峰。出狱进入出版社，“就是为了做“走向世界丛书”，快五十岁的人了，不抓紧不行啊！”
钟叔河先后浏览过三百多种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记述，准备从中选取一百种出版，以纪念先行者，启迪后来人。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于1980年8月出版，第一辑三十五种1986年出齐，八百万字，总印数逾七十万册。
这套丛书吸引了钱锺书的注意，他对《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女士说：“钟某某如到北京来，我想见一见他。”
钟叔河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钱锺书家，第一次见到了钱锺书，在他的印象中，钱先生家没有佣人，泡茶奉客杨绛先生自己做。他们夫妇对人很客气，钟叔河走的时候他们坚持送下楼。
“钱先生对人很好，但他不喜欢捧场，那些搞宣传、写传记、拍电视什么的，都进不了他家的门。他的门内有一条锁链，如果看见是这类人，就不开门。”
生性耿介的钱先生却平生唯一一次主动提出，为钟叔河的书作序，“‘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
1979年秋到了出版社，开始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同时撰写《从东方到西方》和《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
“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钟叔河又着手出版周作人、曾国藩的书，却阻碍重重，被攻击为“不务正业”、“出汉奸的书”。
多年后，在他84岁的生日宴上，他的一位朋友龚旭东用长沙话说，钟老师是充满智慧的，包括获得文化话语权的智慧，“一条是‘叫脑壳’，一条是‘灵泛’。”
“叫脑壳，我从来不是，我打架打不赢别人，”钟叔河说，“但我确实不是个书呆子，还是能够在社会上搞一搞的。”
在阻力重重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想出周作人书的钟叔河在有关部门都“挂了号”。
“我在某个场合偶遇一位副部长，彼此并不相识，不知怎的他却将我叫住，大声地说，‘钟叔河！你出周作人，要适可而止啊！’这使我意识到，这件事似乎并不看好。”
然而，最终，钟叔河却拿到了出书的批文，“黄裳告诉我，是胡乔木力排众议，不顾别人反对，才批准的，省里才拿到了批文。头一个批文还带了框框，说钟某人是一个认真负责的编辑（大意），如果由他来编，周作人的书是可以出一点的。”
为什么批文里会特别提到“钟某人”，原来钟叔河从钱锺书先生处获知，胡乔木和他在清华同学时，也是个周作人迷，这就好办了。
“于是我就寄了本我做的《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给胡乔木，附上一页信说，我想编一部《知堂文化论集》（也就是《周作人文类编》），不知道行不行。”
很快他就回了一封信，说是“谢谢你寄书，祝你的《知堂文化论集》获得成功”。
“我想这就是北京终于解禁，并且在批文中提到钟某人的原因。”
“人归人，文归文”，这是钟叔河一直坚持的观点，周作人其人如何评价是另一问题，其著作文章却是“五四”新文学新思潮中有代表性的存在，肯定它也好，否定它也好，都是无法绕开、无法视而不见的。“要批评他，也要看他的全部作品嘛。”
从“走向世界丛书”到出曾国藩、周作人的书，钟叔河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书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是被禁锢的，我就是要突破这种禁锢。出版人有职责，不能让文化留下空白，读书应无禁区。”
与此同时，他认为，“只要自己出的书有助于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自己就拥有了力量。”
老友书友和钟老在熬吧一起过84岁生日
2015年11月，钟叔河刚过完84岁生日。嗜书如命的他，几乎每天读一本书，至今已数不清读过多少本。
然而，历数中外作家，他最敬佩的作家中，古人是张岱，今人是周作人。
在他最落魄的那几年，钟叔河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
“当时我家连纸笔都没有，我在拉板车，做裱糊工，条件很不好，买不起像样的纸笔，是到附近小店买的一分钱两张的极薄的一面粗一面光、上面印着红色横线的‘材料纸’，一支一角二分钱的毛笔和一小瓶墨汁。”
周作人收到他的信以后，很快回了信，并写了条幅，寄了本新出版的《伊索寓言》给他。
当年二十多岁的钟叔河在信中写道，“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最难得有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这种“诚实”的态度几乎融入了钟叔河的血液，不再盲从和迷信，囊萤夜读真有此事？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感情难道可以称作爱情？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鬼狐故事，“恐怕是他长期单身，见到富人家的丫鬟小姐，做的白日梦。”
如此再来反观人们津津乐道的“走向世界丛书”，也不过是钟叔河“诚实”面对国家的过去，思虑国家的未来而已。
他将其视为再正常不过的事，甚至说，“我不做，别人照样会做。”
钟叔河寄给周作人的信的首页和末页
如今，钟叔河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几乎不下楼。
偌大的客厅里，一盏台灯，照亮了一张枣红色书桌，他坐在书桌前，鼻中插着一根绿色的塑料管，耳边回响着制氧机“轰隆隆”的声音。
“午睡后，医生要我吸吸氧，精神好些，”钟叔河微笑解释，头上的大红色软帽，格外亮眼。
在不少访客的印象里，钟叔河都是坐书桌前，伏案看书写字的模样。
他也曾半开玩笑对谭伯牛说，“生命在于静止”。
但是，他知道，“不爱动其实是我的弱点，这一是因为50多岁脑溢血，身体状况不允许出远门，更重要的是，要看的书太多，根本看不完。”
2016年，他决定放下一切俗事，开始写自传，因为“我还不晓得能活多久，人过了85岁，随时都有可能死，机器已经老化了，这也是常识。”
然而，对于死亡，钟叔河说，“我并不害怕，用不着害怕，但我害怕痛和病，周作人曾引用一位英国老太太一句话，讲得很好，‘我不害怕死，但我害怕坏的生’。”
回首这一生，他认为自己最大的失误是，“那个时候不应该去考新干班，不应该去报社工作，而应该去学念书，学考古。”
并不是因为读书一定可以做出更大的成就，而是因为“搞考古，自己活得有意思一些。”
“通过考古去了解古代人的生活，唐朝人吃什么菜，菜是怎么做的，现在没人讲得出，平凡生活，大家认为没必要讲，用不着写，但这是很重要，研究这些，才知道我们是如何生活过来的，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而这又决定了我们要走向哪里去。”
最早的“走向世界丛书”
一直很帅的“大孩子”
“这是我17岁的照片。”
钟叔河从房间拿出一本书，翻到一张少年的照片，少年穿着南下干部的制服，眉目清秀，但头发稍显乱。
“那时，我不怎么注意穿着打扮，头发也没梳。”钟叔河笑着说。
“但还是很帅！”我说。
保姆也在一旁打趣，“年轻时候，嗲嗲好多人追呢！”钟叔河听了一笑，不置可否。
但他会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就是找了一个好妻子朱纯。两个人很多看法都是一致的。即使那时，我惹了不少祸，她也不埋怨我。”
在钟家的客厅，一张巨大的台球桌格外引人注目，如今它被布盖住了，“老伴在的时候，跟她一起打打桌球，她走了，就打得少了。”
跟钟老聊天，话题几乎没有禁忌，变性人、丁克、剩男剩女问题，几乎无所不谈。而且，他不掩饰，不粉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思路清晰灵敏，常让20多岁的我都自叹不如。
他子女众多，也会理解和尊重丁克，“世界这么多人，不同人有不同人的想法。”
面对现代社会，有些人选择独身主义，他一点也不惊讶，并分析说，“许多优秀的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独身。”
说话带着浓重长沙口音，喜欢笑的他说“我也喜欢多跟年轻人说说话。”
虽然，他自己说，不怎么注重穿着打扮，但当我说，“给您拍张照吧！”他立马起身来，把身上的衣服一粒粒扣好，衣领也整理得干净利索，站在客厅的书架前。
我端着相机说，“笑一个！”他立马咧开嘴一笑，听话得像个大孩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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