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林则徐之前，这个湖南人就已经发起过大规模禁烟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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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外交观初探

文 | 马美著

原载《船山学刊》2012年第3期

马美著

岳麓书社副社长、编审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是鸦片战争前夕我国杰出的政治人物。

陶澍生活的时代，正是清代急遽走向衰落的时期。他作为经世学派的重要政治家，敏锐地发现了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端，并积极寻求解决这些弊端的方略，在经济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对于陶澍的政治主张和行政能力，道光皇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为干国良臣，而朕亦获知人善任之美名，实有厚望焉。”

陶澍在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及两江总督任上，所采取的兴修水利、改革漕运、改革盐政等措施，对改善道光时期内忧外困的政治局面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惟其如此，道光视陶澍为最可信赖的地方大臣。

陶澍从政三十余年，长期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处理地方内政，但他在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期间，也曾经处理过一些外交方面的事务。从陶澍对外交事务的处理，可以了解到他的外交思想，以及他过人的见识。

然而，陶澍担任两江总督等职务的时期，已是处于中国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前夜。即使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政治人物陶澍，也缺乏对社会走向的清醒认识，在他去世后不久爆发的鸦片战争，也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

以天朝大国为中心，奉行怀柔远人的政策

中国是天朝大国，为世界经济、文明的中心，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从统治者到知识阶层一直以来的认识。那么，中国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蛮夷之地，对这些蛮夷之地，中央政府历来奉行怀柔远人的政策。

所谓怀柔远人，就是用怀柔的政治手段，笼络边境地区的民族或国家，使他们归附中央政府。陶澍作为朝廷的重要官员，深受传统的夷夏思想的影响，自然以这一认识作为自己的外交指导思想。从陶澍对涉外事务的处理来看，他所遵循的就是传统的外交观念。

陶澍最早接触外交事务，是在他担任安徽巡抚之初。

道光三年（1823）正月，暹罗国（泰国古称）使者从江苏进入安徽境内，地方官发现他们携带有买来的八名儿童，据实向陶澍做了汇报。陶澍马上采取了措施，一是委派安庆知府汪恩等地方官员前去调查处理；二是尊重外交使者，“臣思国家怀柔远服，备极恩施，重译之人，莫非臣仆”，派人护送使者安全离境；三是保护儿童权益，不准外交使者携带儿童出境，“自应截留给属，不令携往”，“现饬汪守暂送留养局，择诚实稳婆妥为存养，一面移查原籍亲属领给完聚，以免流离”。

这是陶澍第一次处理外交事务，就可以看到他处理事情非常老练。对于这样的处理，道光也非常满意，认为陶澍“可见诸事留心查办，甚属得体”，“此等公正地方官，甚属可嘉”。据地方官员的调查，这八名儿童并非外交使者所买，而是随行的中国翻译人员等所买，陶澍对护送官员提出了指控：

“至护送委员，职有官司，岂得毫无闻见，一任通事、家人等购买役使？”

对于暹罗的外交使者，陶澍则依据“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只是安全护送出境。

此后，陶澍一直以“怀柔远人”的政策处理外交事务。

道光六年（1826）四月，一艘日本商船因突遇大风，迷失海道，漂流到江苏镇洋县（今属太仓县）境，“恳求指引回国”。江苏巡抚陶澍“仰副圣主怀柔远人至意”，指示地方官员“照例抚恤，选拔熟悉海道商船指引，并饬浏河、吴淞各营派委巡洋官兵妥为防护，令该夷人等乘坐原船由吴淞海口出洋，早归该国”。

同年十月，又有一只日本小船来到江苏海境，原来是日本商船遇到大风被击碎，一行九人乘小船漂流到此。陶澍当即指示地方官“妥为抚恤，加给冬衣”，还派人护送九名日本人到浙江，附搭浙江的铜商船归国，“并饬行沿途地方官，一体照料，以仰副圣主怀柔远人至意”。

从陶澍对“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可见他坚守着中国乃是世界中心的传统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他一贯的“通经致用”，希望国家强大繁荣的思想。陶澍对夷人采取“怀柔”的态度，对落难的日本人给予关心和照顾，充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

二

主张加强海防建设，积极防范外夷入侵

嘉庆以来，英国逐渐扩大对华贸易，商船时有出入我国近海。关于对外贸易，清政府一贯采取限制的政策。英国人不甘心贸易逆差，千方百计寻求扩大贸易，甚至为武装侵略做好准备。对可能出现的外敌入侵，清朝廷是有一定的认识的，陶澍更是主张加强海防建设，积极防范外夷入侵。

道光十二年（1832）五月，两江总督陶澍接到禀报，有一只英国大船停泊在江南洋山洋面。陶澍将此情况报告朝廷，道光指示：

“倘该夷船阑入内洋，立即驱逐出境，断不可任其就地销货。并严禁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等图利交接，务使弊绝风清，以肃洋政。”

在道光看来，外国商船进入内洋，无非是贪图贸易之利。经过陶澍等的调查，该船的实际负责人为英国商人胡夏米，号称为求贸易而来到内海。

其实，胡夏米所来并非是商业意图。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东印度公司秘密派遣广州商馆的职员林德绥(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化名甲利)，乘阿美士德号沿海北驶，刺探厦门、福州、上海、登州等港口形势，测量水深，绘制地图，勾结汉奸，侦察海防军事情报。

经过六个月的侦察，他们摸清了中国沿海的虚实后，对中国水师极为藐视，扬言“全中国的一千只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后来胡夏米就向英国政府建议，派遣印度舰队威胁清政府，勒索补偿，并商订一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通商条约。（参见姚薇元：《论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鸦片战争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对于胡夏米等人搜集军事情报的间谍活动，清朝政府是一无所知，陶澍当然也一无所知。陶澍所能做的，主要是遵照朝廷的指示，驱逐英国船只入境从事贸易活动。但是，陶澍毕竟是当时头脑很清醒的政治家，他对英人入境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警惕性。

首先，陶澍对英国人的品行持怀疑的态度，防范他们前来滋生事端。“臣思夷性狡诈，贪图贸易，显违定例。兼恐内地奸民乘机勾串，别滋事端，不可不严为防范。”胡夏米等人做贼心虚，在江南洋面的时候，“该夷性本多疑，时刻扒上桅杆瞭望，见沿海一带塘岸布列官兵，颇露惶惧”，可惜清朝官兵未能对此进行深究。

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胡夏米的同伙甲利又乘船到了江南佘山直东洋面。陶澍认为“第夷情狡诈，野性难驯，难保其不藉端逗留”，安排水师押送夷船出境。总之，陶澍认为英国人生性狡诈，对他们的作为十分警惕。他上给皇帝的奏折，其中有一封就是《驱逐夷船开行，并严饬防范折子》，一再强调对英人要严加防范。

其次，加强海防建设，驱逐夷船入境滋事。胡夏米、甲利等在我国沿海游弋，陶澍虽不知他们的真实目的，但知道狡诈的英人一定不怀好意，所以坚决执行驱逐夷船入境的政策。

英国18世纪以来爆发了工业革命，随着蒸汽机作为动力应用到轮船上来，极大提高了英国船舰的运行速度和作战能力。所以陶澍发现英国“夷船一只，行驶甚速。著严饬沿海州县及水师营弁，管带兵丁，驾驶船只，于该夷船过境，立即驱逐”。由此可见，陶澍对可能出现外敌入侵，有一定的预见性。

对如何应对外敌入侵，陶澍有自己的思考。他在《筹议巡洋会哨章程折子》中指出：

“臣查外海水师，责在巡洋。如果统巡、总巡、分巡各员认真会哨，履险如夷，盗船焉能游奕？夷船亦何能乘风驶入内境洋面？”

陶澍提出“水师以巡历洋面为重”，要严明奖惩制度，“倘或统巡、总巡、分巡及取结各官，并不亲身督率前往，炮台等项并不随时修理，一有觉察，臣惟有核实严参，以仰副圣主整顿海洋之至意”。

陶澍关于加强海防、防止外敌入侵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发生的鸦片战争，正是英国海军占领了绝对优势而取得胜利。遗憾的是当时清朝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加强海防建设也只能是美好的梦想。

三

主张正当的商业往来，坚决反对鸦片贸易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朝开放海禁以来，一直与海外有着贸易往来，但规定贸易活动只能在广东进行。陶澍担任督抚之时，正是英国希望快速扩大贸易往来的时期。但是清政府有限定的政策，加之海关监督官员的腐败行为，阻碍了英国商人进一步扩大商业活动的企图。

陶澍后期主要在两江任职，没有参与对外贸易活动的管理，他在这方面的主张即是遵行朝廷的主张。如胡夏米等人到达江苏海域时，陶澍就以“天朝禁令，只准在广东贸易，其余各省皆不准买卖”为由，驱逐英人去境。可见，陶澍主张正当的商业往来，并非抱有闭关锁国的顽固思想。

但是，对于不正当的鸦片贸易，陶澍是主张严厉禁止的。

鸦片作为一种药物在我国唐代就开始使用，但是十九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生产的这种麻醉剂的贸易迅速兴旺起来。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为了防止鸦片对人民的毒害以及白银的流失，早在嘉庆十五年（1810）朝廷就下旨严禁，可是有禁不止，愈演愈烈。

道光十八年（1838），朝廷下令严禁鸦片，得到了陶澍的积极响应。陶澍认为：

“鸦片烟之害，起自粤洋，流毒内地。中其瘾者，殃身废务，如醉如迷。久且竭中国之资财，贻害及于国计。苟有人心，孰不切齿痛恨？”

从中可以看出，陶澍对鸦片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对鸦片贸易持“切齿痛恨”的态度。

对严禁鸦片，陶澍从如何查办鸦片、审办烟案、劝戒烟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其实，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驱逐胡夏米商船事件中，陶澍“但恐该夷船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指示“如有鸦片烟土等物，饬令尽数起除，传同夷众当面焚烧，毋许稍有留剩”。

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陶澍积极响应道光的号召，在江苏扬州、苏州等地收缴烟土达十五万多两一并销毁，是全国最早的大规模的禁烟、销烟活动。

从当时许多朝廷官员主张开放烟禁相比，陶澍的见识明显要高于同时代的大部分官员。可惜这次禁烟活动几个月后，陶澍因病去世，有学者认为：“如果陶澍不是重病不起，根据陶澍的威望与道光对陶澍的信任程度，派到广东禁烟的首选大臣很可能是陶澍。”（陈蒲清：《陶澍传》，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5页）

该学者甚至认为，陶澍处理事务更有策略和灵活性，禁烟的结局可能改写。虽然这不无道理，可是在西方工业文明迅速发展和清代社会极端腐败的前提下，陶澍也无力回天，虽然有可能推迟鸦片战争的爆发，但不可能改写我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最终结局。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官员还不知道如何与洋人打交道，也缺乏系统的完整的外交思想。但是，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洋人毕竟已经逐步进入我国官员的视野，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和认知中国之外的文明。陶澍因为职责所在，是较早接触洋人事务的官员之一。

我们分析陶澍的外交思想，可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前夕清朝重要官员的外交观念，即依然抱着天朝大国的心态，视其他一切国家和民族为蛮夷，这无疑是狭隘的民族观念。

随后爆发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从政府官员到士大夫阶层开阔了眼界，不得不融入到当时先进的文明之中去。当然，陶澍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之前最有见识的政治人物，他对外敌入侵有一定的警惕性，而且坚决反对不正当的鸦片贸易，都表现出了过人的见识，也对当时少数清醒认识洋务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涉及外交的两个重要历史人物——林则徐和魏源，都与陶澍有很密切的关系。

陶澍任两江总督时，林则徐任江苏巡抚，前后共事七年，并在工作中成为至交好友。陶澍病逝后，林则徐写挽联：“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林则徐视陶澍为心中的泰山北斗，认为自己追随不及，辜负了他的期望。可见民族英雄林则徐坚决主张禁烟，在虎门集中销毁鸦片，与陶澍的一贯主张是有着承接关系的。

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被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曾做过陶澍的幕僚，协助陶澍办漕运、水利等事务，他说：“源自弱冠识公京师，中岁栖迟江左，受知至恳以笃”，可见受其影响也颇深。

从陶澍的外交观来看，不能不承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局限是时代的局限，并不掩盖他作为经世派重要政治人物的光辉。陶澍对洋务较为清醒的认识，对禁止鸦片的坚决态度，也影响到后来者，受其影响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则成为了开启一个新时代的重要人物。

原载《船山学刊》2012年第3期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长沙府安化县人，清代名臣。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卒谥文毅。

“

折衷群策奇功就，立断当机大勇能；

宠辱不惊盘石固，淳涵无际海波澄。

——林则徐    

”

“

公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盐票，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

——魏源

”

“

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弊。

——曾国藩

”

“

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

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萧一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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