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论语》，选对注本很重要
与其相忘江湖，不如点击上方“岳麓书社”关注
本文节选自“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论语》前言，作者为杨逢彬，岳麓书社2018年5月出版。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论语》
岳麓书社出版
读者手中的这部《论语》是这么一部书：它是将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和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糅合在一道，然后加以缩写的本子。前者是华人世界以至全球影响最大、发行最广的《论语》译注本，后者是迄今为止在注释《论语》疑难词句方面做得最为精准的。本书取两书之长，删汰若干繁冗的考据，因而既适用于一般读者，又适用于专门研究者。
既然本书乃糅合《论语译注》和《论语新注新译》而成，就有必要介绍一下作为母本的这两部书。
《论语译注》的作者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文献学家。他对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和文献学两门学问都有精深研究。他的语法学素养无疑促进了他的文献学研究。下文将重点涉及的“审句例”，就与语法学素养息息相关。
《论语译注》是在国内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学的文科教材或重要参考书。该书旁搜远绍，博采古今学人的研究成果，间下己意，于注释中尽量将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古代民俗以及古代哲学思想考证交代清楚。作为语言学家，他尤其注意字音词义、语法修辞规律的介绍，并时常对这方面的疑难问题进行论证。唯其如此，故能突破前修，独树一帜。如“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的“乐”字，旧时从《经典释文》的所谓“叶音”读“五教切”或“义效切”，释为“爱好”，这无疑是错误的。对此，杨伯峻先生在解放前即发表过《破音略考》一文于《国文月刊》，予以辩正。在《论语译注》中，他仍认为应读lè，为意动用法。此句便译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论语译注》的译文明白晓畅，并能保持原文的语录体风格。书末附有《论语词典》，尤便读者。
著名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说：
在今注中确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的，可以达到雅俗共赏的境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论语》《孟子》成书较早，杨注虽对于典章制度的注释小有不足，但其解决难点，疏通文意，都有独到之处。 [1]
职是之故，《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才成为同类著作的典范，近一个甲子以来，一版再版，历久不衰。
因为此书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无须过多介绍。下面介绍《论语新注新译》。该书书名原为《〈论语〉译注与考证》，杨逢彬著，2016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什么说该书“是迄今为止在注释《论语》疑难词句方面做得最为精准的”？简言之，一是下了苦功夫，二是掌握了考释疑难词句的关键——审句例。
该书从2004年著者在武汉大学国学实验班讲授《论语》时开始撰写，到2016年上半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历时12年多，其中95%的精力，都花费在书中160余项《考证》上。因为运用电脑软件做了例句搜罗等工作，相当传统做法的几十年功夫。
自古以来，考释古书疑难词句做得最好的，公认为是清代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这是没有争议的。王氏为什么能做得最好？用陈寅恪先生誉为“当今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的笔者的祖父杨树达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能“审句例”：
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然古人于此绝不留意，但随本文加以训诂，其于通例相合与否不之顾也。故往往郢书燕说，违失其真，至可惜也。王氏说经乃始注意及此，故往往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故往往泰山不移。[2]
什么叫“审句例”？就是“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成功“审句例”的标准，用王引之的话说，就是“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以王氏“审句例”最成功也最著名的作品为例：
家大人曰：“《终风篇》：‘终风且暴。’《毛诗》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燕燕》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北门》曰：‘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小雅·伐木》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商颂·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正月》曰：‘终其永怀，又窘阴雨。’‘终’字皆当训为‘既’。”[3]
王氏用《诗经》中“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句子，总结出“终～且～”的格式（句例），“终风且暴”既然同属这一格式，句中的“终”当然也和其他句子中的“终”一样，是类似“既”的意思，“终风且暴”大致就是“既风且暴”的意思。译为白话，就是“又刮风又下暴雨”。
以上，就是王氏的诀窍。杨树达先生从语法学的角度总结说：
其书虽未能成为系统整然之文法学，而文法学材料之丰富与精当，固未有过之者也。盖王氏父子文法观念之深，确为古人所未有，故其说多犁然有当于人心也。”[4]
原来，王氏之所以“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杨树达先生语，见《词诠·序例》），乃是因为他们具有“文法观念”！“文法”，今称“语法”，是语言的组织结构。研究语言组织结构的科学，就是语法学。不能设想，对某种语言组织结构不了解，而能精通该语言。古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来源，研究古汉语必须对其语法特点有所了解，这是不言而喻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之所以能成为同类著作的典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作者既是文献学家，又是语法学家。杨树达先生自己“审句例”的最著名例子则见于《汉书窥管》：
《汉书·金日磾传》：“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王念孙曰：“‘车’下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脱之。……”树达按：此因下“都尉”二字省。《类聚》《御览》有“都尉”二字，乃二书补足之耳。……《魏志·董卓传》云：“以暹为征东，才为征西，乐为征北将军。”“征东”“征西”下各省“将军”二字，亦袭此句法。[5]
《论语新注新译》下的苦功夫，同样是“审句例”：
《学而》：“贤贤易色”：“易”有两解，一为“交换”，一为“轻视”，我们取后者。因为，那一时代，表达“用……交换……”，大多用“以……易……”句式，例如：“以乱易整，不武。”（《左传》）…… “贤贤易色”句式正同“贵货易土”，是两个谓宾结构组成的联合结构。
在这一部《论语》中，不但提供了《论语新注新译》上述考证的结论，也简明扼要介绍了为何如此解释的理由。以18.3章对“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所作注释为例：
逢彬按，这两句话有歧义：是齐景公说的，还是孔子说的，有不同解释；如果是齐景公说的，是景公说自己“不能用”，还是说不能用孔子，也有不同解释。……详见北大出版社《论语新注新译》这一章的《考证》。
我们的上述结论虽短，却是在十余年来浩如烟海的上古文献中“淘尽黄沙始得金”般“审句例”的结果。于此，也可窥见本书是如何糅合《论语译注》和《论语新注新译》的。
简言之，《论语新注新译》的160多例《考证》中的精粹，都提供于本书。这些《考证》是就古今注《论》名家对某一词句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读，而在穷尽调查共时语料的前提下做出的抉择。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论语》
岳麓书社出版
再简要介绍一下有关《论语》的知识。[6]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由此可知：“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若干学生言语行事的一部书。“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的。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的作者有孔子的学生。《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相吻合。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安井息轩《论语集说》语）。
有些篇章，还出自孔子的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其中不少是曾参学生的记载。如《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一章应该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
既然如此，《论语》的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点，在词义的运用上也有所反映。譬如“夫子”一词，早先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指称对话者，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相当于“他老人家”，只是在《阳货》中有两处例外。由此可见《论语》的著笔，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
《论语》一书的最后编定者，应是曾参的学生。因为，（1）《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较孔子其他弟子为多。《论语》中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共有13章。（2）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8.4）。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在孟敬子死后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没有比这更晚的。因此，《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20篇；（2）《齐论语》22篇，其中20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21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400多字。
《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今天，我们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就是《张侯论》。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馀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就是用何晏《集解》和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本书之后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
（2）《论语集注》——宋代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作《集注》。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故这书无妨参看。
（3）《论语正义》——刘宝楠（1791—1855）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后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为刘宝楠父子共着。广征博引，加以己意。该书是清代学者注《论语》最有成就的著作。只因学问日益进展，昔日的好书，今天便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程树德（1877—1944）《论语集释》，征引书籍达680种，虽仍有疏略可商之处，因其广征博引，故可参考。
（5）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1909—1992）《论语译注》。上文已有介绍，此处从略。
（7）杨逢彬（1956—）《论语新注新译》。上文已有介绍，此处从略。
注 释
[1]张政烺：《关于古籍今注今译》，载《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1页。
[2]杨树达：《训诂学小史》，载《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18页。
[3]（清）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杨树达：《中国文法学小史》，载《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第631页。
[5]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页。
[6]下文除末尾部分外，基本上都是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导言》的缩写。
推荐阅读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论语》
编 著：杨伯峻 杨逢彬 注译；杨柳岸 导读
定 价：￥22.00
《论语》是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也有弟子之间的谈话，是后人了解孔子以及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文本。《论语》位列“四书”，是儒家基本经典，被尊为“中国人的圣经”，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国学大师杨树达三代后人合力，打造《论语》经典注译本，值得期待。
本书内容包括原文、导读、注释、翻译，深入浅出，多方位为读者解读《论语》。
长按识别
右方二维码
即可购买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公众号： 岳麓书社
觉得今天的推送还不错？
顺手关注一个呗！
（长按识别左方二维码即可~）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