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娴：回忆我的父亲杨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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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著名学者。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享有极高地位，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词源学、文字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在上述领域，其著作均被公认为经典之作。
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文作者系杨树达先生长女，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沙人。本文选自《湘水》（第三辑），岳麓书社出版。
杨树达先生
面对青山，迎着夕阳，在岳麓山师范学院至善村前的马路上，缓缓地漫步着一双人影。金色的晚照，镀亮了他们萧疏的白发。散步的大学生们，对他俩都投以略带惊奇的目光和善意的微笑。一来是这位虽显老态但仍不失为高大魁梧的男子与其矮小纤瘦的夫人恰成对比，相映成趣；再就是因为他们那紧紧地手牵着手的亲密姿态了。
要知道，那可是五十年代啊！即使是热恋中的年轻人，也没有那种胆量敢于公开表露他们的感情呢！难道我的父母亲就那样的思想新潮，举止西化吗？不！不是的。因为我的父亲已年过七旬，由于长期无休止地阅读、写作，目力已极度衰退，所以这散步就不得不借助于母亲的牵引扶持了。而这每日的黄昏散步，也正是由于目疾的缘故，父亲近来才允许给自己这一点工作之余的休息。因为在父亲的概念中休息、闲散、逸乐这些行为不仅是对时间的挥霍浪费，而且无异于过失与犯罪。那么，从我知道的父亲一生中，有没有过休息以至娱乐呢？穷索记忆，那就要回溯到非常遥远的岁月，也就是我的童年了。
那时，父亲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不知是听了谁的劝告呢，还是静极思动（毕竟还是个有活力的中年人啊）！忽然想起要打网球。于是购置了球、球网和球拍。那长长的白色球网，那比皮球要硬也跳得更高的小球，那沉重精致的球拍，都引起了我的神秘感和好奇心。而比这些更大无数倍的好奇心乃是生性严厉、终日伏案、不苟言笑、体形胖大而规行矩步的父亲，将怎样去使用这些玩意儿呢？
球场当然是自己家里的四合院。对手呢，十七八岁的哥哥虽然有两个，但不知是他们对于网球运动尚未窥门径呢，还是慑于父亲的尊严而不敢和他老人家成为竞赛伙伴一比高低。于是，这项任务便落在当时在北京大学住读的堂兄杨伯峻身上了——当然还得等到他有时间来我家的时候。我焦灼地等待着，激动地盼望着，想看到父亲怎样由一个令人生畏的威严的化身、一个终年禁锢在书斋宝座上的偶像而变成一个驰骋球场的活生生的人呢？我相信怀着这种心情的绝不止我一个，肯定包括我们全家。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球网系在院中树干上，全家男女老幼和佣人们都在旁边围观，其紧张热烈的气氛，绝不亚于世界的网球迷们欣赏温布尔登大赛。运动员上场了，父亲不失斯文地把长衫掖在腰际挥拍上阵。我们对网球运动完全是门外汉。但见他们把球儿打出去，对方总是接不着。不断地落空，徒劳地奔跑，弯着腰，低着头，没完没了地寻球捡球（两人都是近视眼，还要观众帮忙），始终未出现精彩纷呈的场面。不但打的人十分劳累，看的人也十分辛苦。比赛的结果如何，已不遑计及，但从此以后，运动员便告挂拍，白色的球网从此便扔在小屋的废物堆中蒙尘去了。
这便是我一生中仅知道的父亲的一次体育活动。
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父亲买了一架旧留声机附带一些旧唱片。什么谭鑫培、刘鸿声、龚云甫、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艺术大师的著名唱段。父亲居然对京戏发生了兴趣！一个晚上父亲和母亲、母亲的干妈带了我（获此殊荣，兴奋可知）分乘人力车直奔旧刑部街哈尔飞大戏院。到剧场坐定后，灯光下看到父亲胸前抱着一个好大的包袱，我想大概是衣服什么的吧！旧社会一晚上要演六七出戏，前面的自是无名之辈；及至名角出台，父亲才打开了腿上的包袱。天啊，里面足有二三十本《戏剧大观》《戏考》《大戏考》之类的书。原来父亲听戏也像做学问一样认真，绝不满足于囫囵吞枣地去欣赏那或低回婉转或响遏行云的绕梁三日之韵，而是要一丝不苟、逐字逐句地对照着听、对照着看，于是把书匆匆分发给我们，要我们赶快把台上演出的剧目戏词找出来。可惜书又带得太多了点，一时无从下手。
“在哪本呀？”
“在生部吧！”（指以生为主角的剧目分类。）
“不对，是在旦部。”（戏中生、旦并重，难以区分。）
“啪哒！啪哒！”有书从腿上掉下去了，我得钻在座位的狭小行间和看客的腿脚缝中去摸索。“蠢死了，快点啰！”
“好了，找到了。”
“怎么唱的和书上有些不同呢？”
父亲生性急躁，我们在他的催促下，弄得手忙脚乱，而且交头接耳，叽叽喳喳，不免影响了四周邻座，引起了各方的不满和抗议。唉！这样的看戏，简直叫受罪呀！幸而父亲的京戏瘾头就此昙花一现，从此又回到书斋，不再作顾曲周郎了。
这就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回陪父亲上戏院欣赏戏剧的活动。
父亲除了去授课外，终日独处书斋，从不与孩子们接近或稍假以辞色。每天全家相聚的时刻是在晚餐桌上，还得严守“食不言”的古训，不许出声。平时，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玩耍，偶尔声音大了点，也会遭到严厉的训斥。可是，父亲对朋友、客人，又是多么的热情啊！高谈阔论，神采飞扬，还不时发出爽朗洪亮的笑声。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所以一生生活简朴，除了买书外，非常节约。对孩子们的零用钱，简直到了极其吝啬的程度。记得我读初中时，为了要缴郊游颐和园的一元钱，曾流了多少伤心的眼泪啊！可是，父亲对于他的学生又是何等的慷慨大方。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从北京回到家乡湖南大学任教。因战事湖大迁辰溪，敌机又数次轰炸湖大校舍，父亲的几种书和棉被亦被焚毁，我家就搬到距学校数里的马溪居住。那时空袭警报频仍，有时一日数起，中文系的学生总是到我家来躲警报。抗战期间，教授生活非常贫困，可是开起饭来总是一大桌人。对那些家乡沦陷，与家庭失去联系的学生，父亲亦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解放后，经济转丰，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学生，甚至泽及早期门生的后人。
父亲执教数十年，门墙桃李，何止百千，不论是对本校学生或素不相识的执经问义的好学之士，都一概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并对他们的工作、谋职生活以及婚姻等无不关怀备至，竭力相助。而对儿女们，仅是在避地乡居的一个暑假里，教了几首唐诗和一篇《桃花源记》。
幼时不懂事的我，曾多少次不无遗憾、不无羡慕、不无怨怼，更不无痛苦地感受到父亲的爱心、笑容和话语给予别人的是那么多，而给予我们的又是多么少啊！在若干年后，尤其是看了父亲的回忆录后，我才体会到父亲那种严厉、含而不露方式的爱。是的，孩子们是自己的，就在家里，近在身旁，等工作稍闲时再去尽情地呵护吧。可是，时间对父亲来说永远是那么不够用。对学术的追求和探索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就这样，年复一年，孩子们终于都长大了，一个个走向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若干年后，父亲著作等身，誉满学坛，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受到了国内外学者专家们的景仰和高度评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才俊彦，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历史、为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父亲那锲而不舍、好学不厌、孜孜以求、终身不辍的顽强治学精神是认识他的人所共知的，也镌刻在儿女们的心中。不论是在抗战时期，生活困难、营养不良、贫病交加的日子里，还是在风雨如磐、黎明前的漫漫黑夜中，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精神振奋的欢乐时刻，他都是每晨四五时即起，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在辰溪和刚光复的岳麓山，家中都没有电灯），开始一天的工作。
父亲像是一位淘金者，淘洗着、筛选着每颗金色的微粒。父亲像是一个潜水人，在浩瀚无涯的知识海洋中，采集着闪光的贝壳和明珠。终于有了收获，受到了尊敬，得到了荣誉，但这只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果而不是目的。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个人；恰恰相反，而是为之奉献出全部自我，摈弃了生活中的享受，付出了家庭的天伦之乐。
上了年纪的父亲，对儿女们慈祥了，常希望大家团聚在他身边，对于孙子们一辈，更是如此。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也要抽出几分钟逗弄玩笑一阵，是一位慈爱的老祖父。
父亲晚年，仍一如数十年的老习惯，每早天不亮就在灯下工作。由于目力使用过度，左目几近失明，右目也视力很差。看到他紧眯着一只眼睛，一只手拿着书，鼻子几乎碰到书页上，另一只手拿着放大镜紧挨在近视镜前上下移动着的吃力情景时， 真叫人揪心。 为了能使他老休息一下，家人买来了留声机和唱片。他为了不拂人意而勉强听了几支歌曲之后，就再也置之不理了。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他手中的书、笔、放大镜。别人看着痛苦，他却乐此不疲。
解放后，父亲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毛主席来湘，数次接见了他。毛主席还多次与父亲书信往来。一九五五年九月，父亲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接见和宴请了他。父亲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并参加了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承担了哲学研究所笺注《盐铁论》的课题。回湘后，父亲不顾身体有病，更加勤奋地笔耕不辍。原定为期一年的工作，在短期内即初步完成，只剩下最后的加工润色了。但这时，也即一九五六年二月，父亲突患脑溢血和消化道出血，遂卧床不起，口不能言，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如此数日。在弥留前的深夜，我未入睡，于万籁俱寂中，忽然听到他突然迸发出断续而模糊的声音：“我……还有……事情……要做呢！”这是指《盐铁论要释》的最后润色工作而言。这是他老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在病魔与死神的胁迫下，他在抗议，他不甘屈服，他不能接受病魔强加给他的休息。
暮色中，至善村前，麓山门一带的黄土马路上，再也看不到散步老人的身影了。一个永不知道休息的人，终于获得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永恒的休息。
【完】
本文选自《湘水》（第三辑），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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