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将其与《古文观止》并称，这本书和它的编者都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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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象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鲁迅
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萧衍长子，两岁即被立为皇太子，三十一岁去世，谥号昭明，故称昭明太子。
萧统三岁学习《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九岁就在寿安殿主讲《孝经》，并在国学主持释奠先师大礼，十二岁就能够判案讼狱。
十五岁时，梁武帝在太极殿为他举行冠礼，从此萧统便帮助父亲处理国家大事，批阅文武百官奏疏，日理万机。每次奏报中有谬误与巧妄欺骗的，他都立即辨析，指示可否，令慢慢改正，从来没有弹劾过一个人。他公平断案，以宽大为怀，天下人都称道太子的仁德。
萧统成年后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一是朝廷北讨时，全国粮价上涨，他节衣缩食，赈济贫困，爱民如子；二是吴郡水灾时，谏止开凿沟渠以泄浙江之水的劳役工程，表现出体恤民情的思想。
萧统去世后，梁武帝非常伤痛，以天子之服将其入殓，并命司徒左长史王筠撰哀册文。王文总结萧统生平，特别指出他去世后，朝野震愕惋惜，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包括边疆百姓，听到萧统去世的消息皆恸哭。当然，这只是萧统尊贤爱民、宽厚为怀的品德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他于后世产生长久而深远影响的还是他主编的三十卷《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文选》，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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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选取先秦至梁朝七百多篇代表作品编纂而成，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不选儒家经典、诸子之作、纵横辞令，也不选史书中述史编年部分，只取其中的赞论。所选文章按文体分类编排，诗赋类文章众多，又作二级分类，同一类文章大致按作者时代先后诠次。
《文选》按照当时的文章体裁分类，编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七体，但也有学者考证“移”与“难”也是《文选》分列文体，“移”体收录的是“书”下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并序》与孔德璋《北山移文》两篇，“难”体收录的是“檄”后司马长卿《难蜀父老》。据此，则《文选》选录文体有三十九类。
在这些类目中，有些文体选录了很多篇目，如“诗”类、“赋”类、“书”类、“论”类选录的篇目或字数都很多；也有些文体只选录了一篇代表作，如“册”类只录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令”类只录任彦昇《宣德皇后令》、“奏记”类只录阮嗣宗《诣蒋公》、“对问”类只录宋玉《对楚王问》、“箴”类只录张茂先《女史箴》、“墓志”类只录任彦昇《刘先生夫人墓志》、“行状”类只录任彦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等，可见萧统编《文选》有文体求全的意图。此后历代文论家文体分类都很繁杂，但多数是在《文选》分类基础上的增减，故《文选》的文体分类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
《文选》选赋比较多，在“甲”至“癸”十个子目中作二级分类，按照题材内容依次列目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五类，基本囊括了两汉至南朝赋家代表作品，呈现了赋从汉代大赋到六朝抒情小赋的嬗变轨迹。
《文选》诗类同样作了二级分类，但分类标准不完全一致，包括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二十三小类。
补亡类选录束皙《补亡诗》六首，此组诗是对《诗经》六首有目无辞的笙诗之补作，《文选》将之列为“诗”类之首，有宗经的意思。述德类选录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此组诗叙述其祖父谢玄的德业功绩，《文选》将其列在“诗”类前面，体现了编者尊祖重德与弘扬孝义的思想。劝励类录有韦孟《讽谏诗》与张华《励志诗》，一者是述祖德以讽谏上位，一者是自我激励以修德业，仍然是围绕仁义之“德”展开的诗作。献诗类是献给帝王的诗作，主要内容是歌功颂德与自我剖析，具有表忠心的意味。这四类诗作艺术水平都不算很高，分类题目也是根据代表作诗题提炼而来，但思想性强，编在“诗”类前列，体现萧统对文学作品思想与功能的高度重视。
从公宴至军戎则基本按照诗歌题材分类，唐代盛行的送别、咏史、游仙、逸隐、咏怀、赠答、羁旅、军旅、田园、山水等题材诗均离不开《文选》相关类型诗的滋养与影响。
郊庙到杂拟则大抵按照诗歌形式与写作用意分类，标准不太统一，比较芜杂，但其中的《古诗十九首》因《文选》的选录结撰而名垂诗史，不能不归功于萧统。
《文选》诗的二级分类反映了萧统忠实的儒家传统思想，但选录篇目的多寡也反映了当时诗歌发展的真实状况。如杂诗类选录九十三首，赠答类选录七十二首，杂拟类选录六十二首，行旅类选录三十六首，乐府类选录二十七首，游览类选录二十四首，咏史类选录二十一首，咏怀类选录十九首，公宴类选录十四首，哀伤类选录十三首，祖饯类选录八首。赠答、公宴、祖饯等类反映诗歌作为交际媒介在诗学史上的发展历程，游览、行旅、咏怀、杂诗、哀伤等类反映诗歌写景抒情模式的逐渐成熟，杂拟、咏史等类可见以文字学问为诗的滥觞，故《文选》虽是选本，却有着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文选》根据当时文学发展现状选录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后代注释、评点中不断经典化，自然值得细致研读。但经典的诠释有着鲜明的时代性，《文选》中的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显晦替变，其文体分类与今天的文学体裁则大相径庭，《文选》的选本如何取舍颇费斟酌。
首先，在尽量多选取魏晋南北朝作家的基础上兼顾经典文学作品。如阮籍《咏怀诗》十七首、左思《咏史》八首、郭璞《游仙诗》七首等全部选录，避免割裂。作家的选择方面，像文学史上不太关注的曹大家、祢衡、王康琚、殷仲文、谢瞻、王僧达等人，他们的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文学视野。其次，在文体上，赋与诗歌是古今非常受重视的两大文体，故重点选录，而七、表、书、檄、辞、序、颂、铭、诔、碑文、墓志、祭文等体选录的相关篇目，亦有文化传承与开阔眼界的意义。最后，为避免重复而不得不割舍部分作品，如骚体的《楚辞》，专书注释与直解之作很多，论体的作品在《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等选本中也频繁选录，故均不选。
从隋代开始，围绕《文选》的音义注解就层出不穷，唐人李善在汴、郑间讲授《文选》，学生从四面八方来聚，传播李善“文选学”，李善注本及后来的五臣注本、六臣注本至今仍是《文选》的经典注本。唐代诗人将《文选》与《春秋》《毛诗》等经学对举并称。如李颀“元凯春秋传，昭明文选堂”、李益“俗尚春秋学，词称文选堂”、白居易“毛诗三百篇后得，文选六十卷中无”等，可见《文选》在诗人中的影响；李白曾三拟《文选》，杜甫更是以《文选》作为教科书要求孩子背诵理解，在诗中写道“续儿诵文选”“熟精文选理”。宋代“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语更是说明《文选》在士子科考中的重要作用。
文选学发展至今，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文选》注释、《文选》版本、《文选》校勘、《文选》文献、《文选》理论、《文选》研究史等领域硕果累累，《文选》的白话译本、选注本、选译本也不乏佳作，进一步促进了《文选》的普及推广。
这次出版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本《文选》，以胡克家重刊本为底本（中华书局有缩小影印版），参照李培南、李学颖、高延年、钦本立、黄宇齐、龚炳孙等标点整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目录对作者的著录方式一仍萧统称字以示尊敬的旧例。注译方面既借鉴诸家《文选》注译本，又参考众多文人别集的当代整理注释本，特别参照中华书局“璀璨星座系列”之《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由于体例限制，不能一一标注参考条目，谨在此诚挚致谢！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文选》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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