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中国考场数百年，八股文究竟是功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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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是中国专制社会晚期应运而生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起到了巩固并强化专制统治的巨大效应。它从产生、完善、定型到被全社会所接受的漫长过程，极大地改变了明、清两代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其影响至今尚未消亡。故对其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
△《八股文话》（全6册），岳麓书社出版
一
八股文是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
中国专制社会发展到宋代，已成强弩之末，原来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原则与方法逐渐失却作用力，社会危机四伏，各种思潮甚至是异端在慢慢影响着专制思想。统治阶级言出必行的权威渐行渐远，探寻一种能适应新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成为一件关系统治者命运的头等大事。
于是，程颢、程颐兄弟及其后的朱熹创立了理学思想。这种根植于儒家学说之中，以“三纲五常”来阐发儒家学说的理论，因其极力鼓吹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制与“天命论”，对挽救每况愈下的中国专制统治的颓势大为有益，故逐渐为宋以后的统治者所接受并奉为统治思想。
然而，一种理论只有深入人心才会有力量。怎样才能将程朱理学及儒学的伦理价值观推广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为他们所信奉，是历代统治者苦苦探觅的大事。但苦无良法，只有王安石在进行科举改革时，废诗赋而改以经义取士。这种经义的题目，都是从《四书》《五经》中摘取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将《四书》《五经》与科举考试挂钩之滥觞。此举在元代又被沿用，但程朱理学如何才能推广尚未能找到途径。直到14世纪末叶，登上了皇帝宝座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元末战乱的重演，保证朱氏政权的长治久安，才找到了将维护专制统治之利器——程朱理学输入士人头脑乃至全社会的良方。
朱元璋出身贫苦，年轻时曾剃发出家，游走江湖，与社会各阶层多有接触，广接地气，深谙人心善恶、人性嗜欲。他懂得，只有将程朱理学与人之荣利牢牢地捆绑起来，才能使慕荣趋利的芸芸众生心驰神往，根据这一认识，他创制了一种科举考试的新文体——八股文。
八股文的创制和不断完善，体现了朱元璋及其后来统治者的最高政治智慧和创新能力。他们认为八股文写作必须遵循四个基本原则，不仅可以将尽可能多的经学与理学元素配置其中，还使思维方式的训练、决策和办事能力的培养都得以实现。
二
八股文写作的四个基本原则是：
一、八股文是一种命题作文，它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五经》中摘取，必为书中的字、句、节、章。即是说，八股文题目即是经文。功令规定，写作时必须遵题，即文章必须严格遵照题义来阐述；还要如题，即文章的内容、语气、范围圴要与题目内蕴相符，不得增减，更不得违背。
这条基本原则将八股文牢牢地捆绑在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四书》《五经》之上，遵题即是遵经。学习八股文写作，就是一个深入钻研、精准把握、反复记诵、正确表述经典的学习过程。如此一来，八股文便具有了经学性。
二、阐释题旨必须依据程朱，或是被朝廷认可的其他理学派学者对《四书》《五经》的传注，不得超出其传注的认知框架随意发挥，更不得悖反，既要遵经又要守注。
第二个基本原则，使程朱理学成为八股文的灵魂、主心骨，八股文写作便成为全面学习、深入领会、正确把握并运用程朱理学的过程。八股文充满了理学性，八股文写作也就成为接受程朱理学陶冶的过程。
这条原则，又使八股文产生强烈的封闭性、排他性。它只准程朱理学进入，排斥其他学说和多元文化，从而保证了八股文经学的纯粹性，使其传输的“三纲五常”和“天命论”成为统一明、清社会及士人思想，进行伦理道德建设的基本准则。
三、八股文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即是说，一题到手，就要化作者为题中人物，展开想象，把自己按程朱理学对题目解析所获得的心得，以题中人物的口吻，即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声口俱合，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
“代圣贤立言”是八股文最重要的经学特征，也是帮助写作者依程朱理学理解、贴近、窥视圣贤人格，提升道德水准的最佳手段。
树圣贤为学习的标杆，崇拜的偶像，以之来提升儒学门徒的道德境界，是儒学最根本的治学法门。而代圣贤立言的原则，是要人们抛弃其他先儒之《四书》《五经》注疏，只能在程朱传注的规范下对题目即经文做开掘与理解，凭着各人智商对题目进行揣摩体悟，在想象中再现圣贤们说出题目中那番话的语境、心境，这样才能捕捉、品味、体验到圣贤言论的真情实意，直接从经文中发掘出新的义理，从而达到由经穷理，明道知经，服务于忠君尊长之目的。这种再生圣贤语境、心境的写作方式，还可使写作者思接孔孟，心贴程朱，让他们的心灵沉浸在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所产生的典型环境之中而深受陶冶，提高其道德情操，也最易生发出符合当时需要的义理来。
四、八股文必须遵循规定的体式。
体式原本是个形式问题，但八股文的体式不仅可以让士子们凭借其进行思维方式的训练，更重要的是它规范了解经的方式。故它也成为重要的经学元素。
功令规定：八股文的“冒子”，即破题、承题、起讲三个部分，要对题目进行概述。不仅以此来训练写作者正反思维、概括分析的能力，还用以检测他对题目也即经文领悟的正确与否及水平之高低。换言之，就是检测其解经水平如何。所以瞿兑之在《骈文概论》中说：“凡是场屋的文字，都重在一个开头的冒子。要这个冒子动听，才能得主司的青眼。”（瞿兑之：《骈文概论》一六《律赋与八股》，海南出版社，1994年）
拿破题来说，不管题目字句的多少，是一个或几个字，甚至几十个、几百个字，是一章、一节或几章、几节；也不管构题的方式如何，是截上去下，或是截此搭彼，都只能用几句话，明代万历以后更规定只准用两句话，联系上下文，将题目的精义概述出来。既要扼定主旨，又要肖题之神。不仅要破得开，即解析出题目要旨，又要破得全，即题中要义无遗漏。“破”即是解，可以说，这是对题目即经文的一种概括性的解析，是建立在对经文的分析领悟基础之上的解经。
承题则规定只能用三句话将破出的题目精义引申说明或加以补充，这也是对经文的解析。至于明代万历以前置于承题后面的原题，要说明圣贤为何要发出题中之言，则更要对经文融会贯通才能写好。
起讲要将破题、承题所破解出的题旨，用入口气代言的方式做深入发挥。其关键在于作者对题目能否做深入的开掘，能否生发出新的义理，为正文拟出阐述的纲要。
八股文的正文部分，要用正反、开合的方式将题旨内蕴阐发干净。非标准体式的八股文即经义用的是散文化的句式，而标准体式的八股文则是由两两对偶的四个段落组成。这四个段落分别被称为提比、中比、后比、后二小比。每比分出股与对股，共计八股，故称之为八股文。这四个有着起、承、转、合逻辑关系的段落设置，表面看来是个结构问题、表达方法问题，但实质上是一个内容问题。瞿兑之在《骈文概论》中说：“凡是说事理的文字，愈整齐愈有力量，愈反复愈易明白。”（瞿兑之：《骈文概论》七《书札文与徐陵》，海南出版社，1994年）整齐对偶、正反开合、反复阐述的八股文字，依功令规定，是用来规范写作者一层层深入地将题旨阐述明确的，其经学性更为凸显。对偶反复，只不过是用以增强其气势力量，使其明白畅达而已。
明代嘉靖以前，用以收束全文的大结部分可兼言时事，这是沿袭宋经义文的格式，更是对汉、宋时期解经讲体用、贵经世原则的具体运用。后来大结虽废，但代替它的收结仍在解经，因功令规定，收结时要总括上文或推阐余波，题有下文者，要照应下文，非对经旨有精确的概括不可。
八股文写作的四个基本原则，都是以功令形式规定的。在它的严格规定下，八股文使用了理学的解经方法，其构成部分，无论是内容还是体式，都具有经学的元素。写作者只要遵循功令，所写出的八股文必然会是解经之文，充满经学性。所以清代吕留良说：“非时文不足明道。”（吕留良：《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于是，八股文便成为向广大士人传输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最佳工具。
然而，工具再好，若不能让人自觉自愿地使用它，那么其功效便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归于零。朱元璋等人又在实践中逐步解决了这一难题，这就是将其与科举制融为一体。
三
朱元璋等人是利用了世人普遍的慕荣趋利心理和专制社会的芸芸众生只有出仕为官才能富贵荣身的现实，靠提升八股文在科举制中的地位，使其成为决定士人们能否登上仕途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达到令士人们自觉自愿地去写作八股文，从而受到理学思想陶铸的目的。
明、清两代的科举可用“三三八”制来概括。
第一个“三”，即三级学校制。明、清两代的学校分为三级:中央的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分布城乡的社学、义学、私塾、蒙馆即各种公私小学。
第二个“三”，即两个三级考试制。第一个为县、府、道(清代称院)三级选拔生员即秀才，获取科举资格的童子试;第二个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选制。
“八”，即八股文。在明、清科举中，它是起着灵魂作用的，学校及童子试、乡试、会试都以之唱主角。
明、清制度，养士在学校，取士在科考。非国子监的监生、贡生和府、州、县学的学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要进入这些学校，必先考取生员（监生中的例监是用钱买的，也可参加乡试）。只有经过科举取录的人，才能授官。考得上考不上，从明代中期以后，主要甚至全看八股文写得怎么样。所以明中叶起至清代的学校教育、童子试和科举考试，全都围绕着八股文写作在运转，形成一个以八股文写作为中心的系统工程。换言之，就是将科举与八股文捆绑在一起，形成要想当官就必须先写好八股文的简单关系。
而功令又将八股文与《四书》《五经》捆绑在一起，要想写好八股文，又必先熟读精研儒家经典。两个捆绑，链接成一种一目了然、人人明白的功利关系：要想当官，就要弄通《四书》《五经》。在功利的驱动下，明、清时的士人便潜心于《四书》《五经》之中，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背八股、写八股、钻八股就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明史·选举志》中说明代社会“户有弦诵之声，人有青云之志”，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攻习儒家经典与八股文，以求当官发财的社会景象。
八股文写作在明、清社会便成为一种普及经学的手段，成为大众化的经学学习过程。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明代万历时有生员五十万。那么，参加过童子试，攻读过《四书》《五经》的童生至少有数百万之多。（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七《生员额数》，岳麓书社，1994年）明代丘濬在《会试录序》中说及理学：“我朝之兴，首表彰之，列圣相承，造士用人，纯用是道。至于今日，益隆益备，横经之师，遍于郡县，执经之徒，溢于里巷，明经之士，布列中外，自有经术以来所未有也。”（丘濬：《琼台诗文会稿》卷九，明天启间刻本）也是对当时经学普及状况的描述。这种为求取功名而努力去攻习八股文，为写好八股文而自觉自愿去攻读经书，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心贴先圣，体悟还原其语境，发掘隐蔽于其言论中的原生思想的行为，久而久之，自然就使儒家思想占领了士人的头脑，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观就会逐渐树立，八股文经学性的功用就显示出来。用八股文培养、选拔出来的官员将获得的理学思想运用到现实政治层面，明、清社会以理学治国的效能便得到充分发挥。
但是，这种为统一士人思想而人为设计出的经学性，具有强制认同性，给八股文造成了难以根治的弊端。
首先，它造成了内容的单一，严重束缚人的思想，扼杀了人的才华与个性。文章刻板，少有意趣，使相当多的人视八股文写作为畏途。明代张岱说：“诸体之难无过制义，盖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亦用以消磨豪杰之志气者也。……虽以真正英雄屈首此道，满腹才华，满腹学问，满腹书史，皆无所用之。”（张岱：《石匮书·科目志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这番话深刻地揭示了八股文经学性的弊端。
其次，经学化造成的八股文内容的单一性，使得绝大多数士人在功利的驱动下，全部精力与才智都倾注于《四书》《五经》之中而不及其他，以致经世致用的实学少有人过问。
戴名世曾对这种状况做过入骨三分的记叙，他说当时的读书人，“以四子之书，幼而读之，即学为举业之文。父兄之所教督，师长之所劝勉，朋友之所讲习，而又动之以富贵利达，非是途也则无以为进取之资，使其精神意思毕注于此，而鼓舞踊跃以赴之。而人之学之者，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于其中，吟哦讽诵，揣摩习熟，相与扬眉瞬目以求得当于场屋”，但这些人大多数“于四子之书之精微义蕴，茫无所得其毫厘，而出言吐词，非鄙则倍，且其所为鄙、倍者，又非尽出所自造，而雷同剿袭，大抵老生腐儒之唾余，雄唱雌和，自相夸耀。及其入于场屋，则以此书之于纸而献之于有司，于是乎有得有不得焉”（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己卯科乡试墨卷序》，中华书局，1986年）。
这些人除《四书》《五经》之外的书不读，对于国计民生等现实问题无意关注，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是这种社会风习的真实反映。一些人连普通的历史知识、社会常识也不知为何物。以经学化的八股文取士造成了空疏不实的学风，培养出大批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他们言必称孔孟，却对解决现实问题束手无策。其下者只会死背程文，拟题抄袭。明、清末年，内乱外患，靠作八股文起家的朝廷官员没有几个人能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更没有一个能力挽狂澜的干才，就是对八股取士的一种无言批判。
八股文经学化所造成的恶果，势必会引发那些有才有学有识之士的反思，引起那些在新的时代推动下产生了新的思想倾向与要求个性解放者的不满。一旦气候适宜，他们便会站出来挑战八股文的经学性，不依经守注，而是别出己见。有的甚至公然背弃程朱理学，企望改变其独霸话语权的局面。况且八股文文题的变化，文学化趋势的加强，也在挑战其经学性。而这种挑战与反抗，势必会受到统治阶级的反制，他们会出来纠偏斥谬，以维护、巩固八股文经学性的纯正。这种挑战与反制，在明、清八股文史上屡见不鲜。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八股文论纷纷出炉，各种风格之文不断涌现，应时而生的八股文名家大师轮番登台表演，形成了一部波澜曲折，与别的文体史迥然有别的八股文发展演变史。
四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八股文写好了确能改变平民百姓的命运，这种养士在学校，取士在科考，考得上考不上，全看八股文写得怎么样的明、清科举制，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八股文取士制。这种变化，使得八股文对明、清两代的影响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在社会上，对科名的艳羨和对八股文的追求已蔚然成风，甚至有些人的人性都扭曲了，这在上节已有述及。我们仅以十取一的最低秀才录取率计算，明代万历时参加过童子试，即写过八股文者当在五百万人左右。除开不决定取录与否，只进行取录人员排名先后的殿试外，明代中叶以后所有与科举有关的考试，都是以八股文的优劣为取录标准的，故只要想参加科举就必学八股文。五百万人写过八股文，这占当时人口基数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有这些人的存在，八股文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就不言而喻了。
八股文对明、清两代文化的影响也是既深且广。
在教育方面，学校教育是围绕着科举考试这根指挥棒进行的，八股文写作自然成为教学的核心。
在文学领域，古文在理念、作法上与八股文出现融合的趋势。白话小说受八股文的影响十分明显，且许多长篇、短篇小说中都有关于八股文写作方面的记叙与评说。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在思想内容、形式及作法上，都与八股文有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之关系。由于戏曲与八股文都属“代言体”，这一共性便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和渗透,就如钱泳在《履园丛话》中所说：“演戏如作时文，无一定格局，只须酷肖古圣贤人口气。……形容得像，写得出，便为绝构，便是名班。”（钱泳：《履园丛话》卷一二，《笔记小说大观》第二十五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诗歌也深受八股文的影响，致使明、清诗歌理性大张，诗性甚少。
受八股文的影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变化。
八股文写作既为明、清官员树立起了牢固的儒家正统伦理价值观，也使他们获得了为官处世的基本素质。如八股文写作在格式等方面种种苛严的规定，使他们受到了限制性思维的培训，获得了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下进行正确决策和严格按规章办事的本领与意识。这些经层层严格考试选拔出来的人进入官场后，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生态。
较之以前的各朝各代，明、清政坛忠君爱国的空气变浓了。拿明代来说，像海瑞及明末与阉党做殊死斗争以维护皇权的左光斗、赵南星、黄尊素、高攀龙等，以及在明亡后坚持抗清而英勇捐躯的八股文大师名家金声、黄淳耀、黄道周、陈子龙一类人物层出不穷，为后世所景仰。
然而，也正是有了这么一批树立起坚定的儒家正统观念的人，为了坚持其理想信念，经常对一些与其在政治理念或处事主张上有差异的官员们展开毫不妥协，甚至是不顾大局的争斗，从而使晚明朝廷党争不断。虽然东林党人声称是正邪之争，其实当中有不少纯属党同伐异，是无谓之斗，使国家元气大受损耗，为明王朝的覆灭种下了祸根。
另一方面，规定苛严繁多、刻板式的八股文写作，虽然培养了官员们的思维能力、决策能力，成为程序法规的严格执行者，足以应付处理日常工作，却培养不出能有效应对大风云、大变局的人才。故明亡时除有一批不惜杀身以报君王的忠贞之士外，没有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才。鸦片战争后，没有一个能有效抵抗外敌入侵的统帅。朝廷上下，充斥着平庸之士，以及动辄引经据典，指斥别人是汉奸卖国贼的斗士。这样的官场生态,虽然对皇帝来说堪称便利，于国于民却为害巨大。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经历了近五百年的八股文写作对明、清社会的影响既广又深，且延及后世。特别是它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作为心理积淀至今犹存，给国人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故对八股文文体的作用，八股文的特性，八股文的发展变化历史，八股文的历史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是对明、清历史的补充与拓展，又是对明、清文学史的开拓，其文体是古文的重要一支，很有进行精深研究之必要。
五
虽然开展八股文研究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但凡属从事过八股文研究的人都会遇到横亘在自己面前的一道难以跨过的障碍，那就是有关资料极难寻觅。
本来，在明、清两代，各种八股文选本、稿本、刻本汗牛充栋，不可计数。但八股文所特具的与时俱变性使得一些八股文因失去时效性而自然淘汰，也不被藏书家所重。而许多今日难以弄明白的八股文写作方法、写作要求在当时俱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人们不屑于记述而极少存世。停科举废八股后，八股文作为一种前朝废物更无人重视，图书馆不收，目录学不讲，零落散失，覆瓿烧薪，虫蛀鼠啮，加上战火水灾，八股文几乎已绝迹。零星存世的也多散落在农村那些祖先曾写过八股文的家庭，故搜寻起来极为困难。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以自己几十年间从全国各地文物市场、文物商贩、私家收藏，特别是走村串户购得的各种八股文资料为基础，再加上一些经多方努力才获得的公私所藏之书的复印本，汇编出一套《八股文话》供研究者使用。
幸运的是，此举获得了各界的重视与支持，选题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和“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我们从近千种明、清时刊刻或手抄的八股文资料中选取了数百种编成此书。这些资料中既有明、清学人关于八股文源流、发展、变化的阐述，也有关于各种作法的论叙。既有关于作品的分析评介，也有对名家高手作法的阐释。既有关于八股文题目的，也有关于八股文文体的，还有关于社会影响的。总之，凡属有价值的，能启迪人的，从未公之于世的方方面面的资料，我们都收入了书中，故入选此书的多为孤本、珍本。
对收入书中的各种资料，我们都加以校点和整理，并撰写了导读，对其作者、版本略加考订，并揭示其主要内容、观点及价值，以方便读者阅读使用。
由于受成书字数的限制，我们忍痛割舍了不少东西。还有些已知藏书处，理应收入的资料，因资金匮乏等种种原因而作罢，留下了遗珠之憾。
全书近二百六十万字，既有整书全录，也有书籍节选；既有名家的八股文评述，也有重要八股文选本的序言，林林总总，涉及方方面面。总之，希望能提供各方面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供研究者使用，企望他们能从这些难得一见的资料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见，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
编辑这种大型的八股文资料集，属一种开拓性的工作。世有诗话、词话，却无八股文话。清代阮元曾组织大批人编过一部《四书文话》，只有稿本，未经刊刻即已散失。今天的这部《八股文话》，既是继承前人未果之业，又是在填补空白，故受到各界支持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既为开创性的工作，前无借鉴，今无导引，加之水平不够，书中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敬请高明者教正。如有重印可能，则必加参照予以修订。
龚笃清
2020年8月于长沙百明千清斋
《八股文话》（全6册）
龚笃清 龚昊 乌媛 编著
岳麓书社出版
2021年2月 / 780.00元
ISBN：978-7-5538-1424-7
内容简介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曾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产生过巨大影响，故对其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大有必要。一百多年来，过去汗牛充栋的八股文选本及论述资料已几乎散失殆尽，搜求极为困难，这对八股文研究的深入造成了极大障碍，破解这一难题，是一件迫切而有意义的工作。
《八股文话》是从明清两代及近代学者的著述、文章、日记、信札、序跋等文献中，辑录有关论述八股文的规则、作法、利弊、演变、发展等方面的内容。编著者在每一独立篇章前均撰写一篇导读，介绍该书或文章的作者经历及版本、来源、要义、价值等，指出其在八股文史上之地位、作用和内容关键之处。全书共6册，近260万字。不仅抢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文献资料，填补了有历代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话编纂出版而无八股文话的出版空白，为八股文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是一件有益于传统文化研究、传播、承继的创举，而且有助于对明清文学史、科举及教育制度的全面认识和正确把握，为阐释当时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介绍
龚笃清，湖南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多年致力于八股文及科举制研究，有《冯梦龙新论》《明代八股文史探》《八股文鉴赏》《明代科举图鉴》《八股文汇编》《中国八股文史》等十余部著作出版。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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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目
上编 著述
第一册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宋〕王安石 撰 0003
作义要诀 〔元〕倪士毅 撰 0025
大学衍义补（选卷九、卷六十八至卷七十八） 〔明〕丘濬 撰 0039
行文须知 〔明〕庄元臣 撰 0191
举业素语 〔明〕陈龙正 撰 0237
谈文随笔 〔明〕项煜 撰 0269
明文海（选） 〔清〕黄宗羲 选编 0277
日知录集释（选卷十六至卷十九） 〔清〕顾炎武 撰 〔清〕黄汝成 集释 0399
夕堂永日绪论外编 〔清〕王夫之 撰 0535
第二册
万青阁文训 〔清〕赵吉士 撰 0571
明史·选举志 〔清〕张廷玉 等撰 0587
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 〔清〕吕留良 撰 0619
学文定法读本 〔清〕徐元文 撰 0679
读书作文谱（选卷一至卷九） 〔清〕唐彪 编撰 0747
论文四则 〔清〕杨绳武 撰 0879
菜根堂论文 〔清〕夏力恕 撰 0887
四书题镜总论二十则 〔清〕汪灵川 撰 0903
文法要诀 〔清〕张声有 撰 0921
文题论 〔清〕张江 撰 0931
文法狐白前集 〔清〕王宾 评选 0951
文法狐白后集 〔清〕王宾 评选 0981
近科全题试策法程（选） 〔清〕刘坦之 选评 0999
惺斋论文（选卷一） 〔清〕王元启 撰 1035
论作文凡例 〔清〕赵银槎 撰 1077
巧搭文法十则 〔清〕蔡仙航 撰 1085
文法心传 〔清〕曹宫 撰 1105
塾课集益（选卷一） 〔清〕于光华 编 1121
第三册
学海堂集（选卷八） 〔清〕阮元 辑 1173
四书文法摘要 〔清〕李元春 撰 〔清〕刘维翰 刘文翰 摘录 1219
制义丛话 〔清〕梁章钜 撰 1245
第四册
湖南文征（选） 〔清〕罗汝怀 编纂 1755
经义概 〔清〕刘熙载 撰 1815
论文刍说 〔清〕朱景昭 撰 1833
常谈 〔清〕陶福履 撰 1857
八股文作法汇钞 〔清〕东园 编抄 1871
见山斋论文 〔清〕冯展云 撰 1913
论化古文为时文四则 〔清〕黄仁黼 撰 1921
缙山书院文话 〔清〕孙万春 撰 1929
正义启蒙 〔清〕张之洞 鉴定 2073
清史稿·选举志 赵尔巽 等撰 2109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选第七章） 商衍鎏 著 2171
明代文学（选第四章） 钱基博 著 2201
八股文小史 卢前 著 2221
下编 杂著
第五册
第一部分 名人话八股 2307
第六册
第二部分 八股文选本及有关著述的序、跋、凡例 2883
第三部分 小说、日记、回忆录、笔记、报刊文章、杂钞中的八股文话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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