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无奈的“孤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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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刊发于《长沙晚报》2023年9月19日第8版，作者为郑渝川，书评、时评作家。千余篇时评文章见于《南方都市报》《深圳特区报》《东方早报》等报媒；另有数百篇书评文章在《新京报》《信息时报》《经济参考报》等媒体刊发。

1876年9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的郭嵩焘顶着嘲弄、攻讦、谩骂，踏上了赴任之旅。守旧派甚至创作了一副对联来激烈抗议他的出使：“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首位全权驻外大使。在此之前，清政府曾在1867年聘请任满离职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理办理外交事务。但这种寻求外国外交官来代办外交事务的做法不可能一直延续。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政府也在竭力融入国际秩序，包括依照国际公法来处理外交纠纷，以及与其他国家互派使节。

郭嵩焘在当时被洋务派官员，包括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还有地方督抚大员李鸿章、曾国荃等人都视为最理想的驻外出使人选。

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曾长期担任美国弗吉尼亚州州立大学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汪荣祖所著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最早出版于1993年，近日由岳麓书社再版。

这本书在历史学界广受好评，比较饱满而生动地描绘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湘学名臣、外交家郭嵩焘，写活了这位湖南籍士人早于同时代绝大多数国人“开眼看世界”并为此在不同岗位上展开的努力。

郭嵩焘在世时广受诟病，甚至遍受攻讦，比很多参与过不平等条约签署或者在对外战争中败北的文臣、武将挨了更多的骂，其实都源自他的出使之旅——但批评者其实拿不出替代人选，或者派遣驻外大使之外的替代外交政策。更关键的是，郭嵩焘在被选为驻英公使之前已经58岁，其学识、眼界、能力在咸丰皇帝时期就备受皇帝青睐，更是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等人成就功业的鼎力臂助，这也是反对者为什么说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在反对者看来，越是优秀，方向逆反，“去父母之邦”、“不容于尧舜之世”意味着的祸害就越大。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书中谈到，鸦片战争爆发时，郭嵩焘当时在浙东上任，参与了防御浙东之战，见识了坚船利炮的威力，也意识到清军无论在军事组织还是装备上均落后疲敝，所以要早日吸取教训，“补牢虽晚未嫌迟”。

郭嵩焘促成了左宗棠出山，还推动了服丧期间的曾国藩响应朝廷号召，组建湘军子弟兵讨伐太平天国。他本人与罗泽南等好友更是统领一众湖南子弟奔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之后，郭嵩焘鼎力相助曾国藩办理湘军筹兵、钱粮事务。

正是在这一阶段，郭嵩焘在上海接触到了更多的外国器物、居华外国人，还参观了传教士在华开办的书院。这显然有益于本就有经学根底的他，逐渐建构起有关西学的知识体系。之后，郭嵩焘进入翰林院任职，咸丰帝对他印象极好，甚至直言“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实事却要紧！”

郭嵩焘作为湖南人，在这之前已经充分展现出不亚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忠勇与才干，而他接下来在参赞僧格林沁津沽防务期间，则进一步表露出湖南人的唯实不讳。僧格林沁是满蒙贵族中当时已经非常罕见的贤王，又以忠直著称，但受眼光所限，所以面临英法两军来犯时，在获得小胜后就力主继续作战，甚至幻想构建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郭嵩焘则清楚地意识到津沽防务并不足以阻拦英法舰队，以及清军驻防与对手之间的实力差距，强调战争是达成国家政治、外交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僧格林沁因而对郭心怀芥蒂，随之弹劾。此后，郭嵩焘黯然南下，在去途中听闻僧格林沁率军大败，英法联军相继攻陷塘沽、天津并继续进犯的糟糕消息。《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书中指出，郭嵩焘在当时听闻，僧格林沁惨败后，曾追悔未听郭嵩焘劝谏之言，但为时已晚。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阶段，郭嵩焘已经发育完善了自己对于外交问题的基本理解：与外国、外国人打交道，要力求实际，要判别曲直，作合乎情理的往来，而不要回避与对方的来往，或者等到对方以武力恫吓就回避式的投降，更不要动不动就攻击朝廷或民间与外国交涉的人员。

郭嵩焘此后到上海，襄助李鸿章办理军务，着力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战乱破坏的苏锡常镇地区重建为鱼米之乡；此后转任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尽显干才。

郭嵩焘出任驻英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公使。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郭嵩焘多次拜会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以及首相、法国总统，参与过多次外交活动，还曾被推举为国际法改进编纂协会年会的大会副主席。如《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书中所介绍谈到的那样，他尽心履职，帮助在英中国人维护财产和人身权利，斡旋处理外交纠纷。这些举动为之在英法两国政界和大众舆论中赢得了极好的评价。

尽管郭嵩焘驻外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已经让他得以亲自了解欧美近代文明、工业文明之盛，并从这种文明繁盛的表象中挖掘出富国强兵的奥秘，那就是除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军事装备，更重要的其实是西洋的制度、法律、学术。郭嵩焘尤其对欧洲式的近代学校制度感兴趣，意识到其相较于中国传统的书院的长处，认为这其实接续了中国夏商周时期人才培养的方式。他通过居欧中国人缺乏法律保障的现实，推动增加建立中国领事馆，并力推引进欧洲近代法律。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这本书将郭嵩焘称为中国近代的“孤勇者”，指出这位长期饱受争议并受到错误指责的“睁眼看世界”的晚晴名臣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了加快国家变法、开放的必要性，也意识到了列强重商的一面，这就一定程度上创造出自强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希望通过变法开放来把握关键时期，让国家尽快强盛起来。但外国侵略尤其是军事侵略以外，长期的经济渗透带给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冲击，持续而迅猛，危害之深，使得同时代人很难接受郭嵩焘的观念甚至对外国的一切都深恶痛绝。而郭嵩焘在清廷中的知己，无论是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在思想意识水平上与前者也有差距，也没有能力与意愿拯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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