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红军作家的“关门弟子”

  屈指算来，我与红军作家苏策老师前后交往达21年之久。

  1992年，我打算将自己创作的几十篇小小说结集出版。书稿编好以后，尚缺一篇序文，我有心请苏策老师作序，但心中颇多顾虑：苏策老师是闻名全国的大作家，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卒，他会屈尊答应我的请求吗？再者，我和他虽然在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组织的活动中见过几次面，但彼此之间并无来往，就这么找上门去，是否显得唐突冒昧？于是，我想到了陈翠陵老师，因为她同苏策老师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我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陈老师，请她帮我拿主意。我刚把话说完，陈老师就满脸带笑地说：“苏策老师这个人非常好，而且特别喜欢扶持年轻人。我省的一些著名作家和诗人，像白桦、公刘、彭荆风、季康、公浦、姚冷、林予 、周良沛、蓝芒、郭国甫、陈希平、黎振纲、吴源植、饶介巴桑……当年都是他的部下，在创作上得到过他的许多帮助和支持。你去找他，他肯定会答应的，绝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一点我敢保证。”

  听陈老师这么说，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胆子也壮了许多。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苏老家里。正像陈翠陵老师所说，苏老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一点儿也没有老红军和大作家的架子。当我说明来意，苏老很痛快地就答应了。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激动和景仰之情油然而生。

  很快，我和苏老便拉近了距离，自然而然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就文学创作的话题聊了好一阵，临了，苏老告诫我：文学创作贵在坚持，切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多写多练，不要怕失败，成功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向苏老保证，一定照他的话去做，一辈子热爱文学，一辈子坚持写作。苏老满意地点点头：你还年轻，以后会出成绩的。

  真没想到，只不过短短的几天时间，苏老就把《序言》写好了。当我拿到《序言》的时候，激动得难以自制，热泪在眼眶里打转。如今的文坛，也早已不是净土，重名重利重关系，像苏老这样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年轻作者、无名作者的老前辈，委实令人崇敬。

  苏老为我写的序题名为《会唱歌的啄木鸟》，对我的习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序中说：“我和国庆同志认识几年了，看过他写的剧本，没有看过他写的小说，这次集中的看了这本书中的几十篇小小说，这些异彩纷呈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是通过作者细致的观察、缜密的构思、巧妙的刻划，把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千姿百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有人说国庆同志是一只‘可爱的啄木鸟’，我觉得很对，因为这本集子中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是针砭时弊的，就像啄木鸟一样，在热情而勤奋地追啄着树上的害虫。比如：《下调》《迟到》《某公三难》《镜头里的问号》《招聘》《爱“才”如命》《沉睡的电梯》《女杰》《求职》《老街》《要是……》等篇，都是谈社会上一些疾病的。有的谈怀才不遇，有的说分配不公，有的揭露官僚主义，有的批评本位主义，有的指责吃喝风，有的痛斥裙带关系……篇篇像啄木鸟的利嘴，招招刺到社会的痛处。……读了国庆同志的这本集子中的小小说，禁不住心中升起钦佩之情，热望他能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全文附后）

  苏老的表扬和鼓励使我倍受鼓舞，从此学习更加刻苦，创作更加勤奋，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

  1996年9月，西南地区第一个作家班（大专班）在云南艺术学院诞生了。

  当我听说苏老也将应聘担任作家班的老师以后，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作家班上学期间，苏老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他讲的课深入浅出，有的放矢，听得懂，记得住，对我们的实际创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讲的一堂课《谈深刻》。苏老主张，一部成功的小说，除了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曲折动人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作品写得深刻，让人过目不忘，有回味和思考的余地。他举了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的例子。果戈理的中篇小说《外套》中的人物有生活原型，他原本丢了一枝猎枪，难过得生了病，后来同事们凑钱买了一枝新枪送给他，小官员的病不治而愈。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篇小说，还能使人读得很有趣味。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果戈理，就把这个小官吏攒钱买猎枪的事改为买外套，因为猎枪不是生活必需品。《外套》中说：“在彼得堡，对于所有每年挣四百卢布官俸或将近这个数目的人，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强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北方的严寒”，“在这连大人先生都冻得脑门发疼、眼泪汪汪的时候，可怜的九品文官们有时简直是毫无防御的。”这就引出了穷困的官吏的外套问题。如果小说的结尾像人们讲的故事那样，大家凑钱给故事的主人公又买了一枝新猎枪，也就是大家给《外套》的主人公亚卡基•严卡基耶维奇又买了一件新外套，当然也可以。但有小公务员生活经历的果戈理经过思考，没有那样写，因为他深知在他往年的现实生活中，比故事结尾所显示的问题要严峻得多，他毅然将小说的结尾改为悲剧性的，还加了一个闹鬼的尾巴，说亚卡基•严卡耶维奇死后变成了鬼，夜里到处出来扒行人的外套……有人说，这个闹鬼的尾巴，反映了作家对亚卡基•严卡耶维奇的一种报复性的慰藉。但我认为这个“慰藉” 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情调——这是一场多么无奈的报复。经过果戈理对真人真事的加工改造，小说的主题得到了升华，深刻地揭示了在沙皇制度的黑暗统治下，生活在下层的人们的悲惨境遇，同时也隐约地告诉人们：人吃人的社会必须被推翻，穷人才有希望过上好日子。

  苏老据此总结了几条经验：

  一、作者要把搜集到的素材写成小说，必须把素材加以咀嚼（选择、调查、取舍等），加上自己的想象和虚构的功夫，进行创作。

  二、要把小说写得深刻动人，就要对它的主题加以提炼。提炼的目的，是要使作品更典型化，更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

  三、因此，作者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实践，才能知道生活中什么是典型性的，什么不是典型性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有了这种实践，有了这种分辨力，才能使作者明白怎样在主题上去提炼，提炼什么？

  四、作者认识到了这些之后，在艺术上必须要有足够的表现能力。你的所思所想如果无法通过自己艺术上的功力表现出来，再好的愿望也等于零。

  五、要想把作品写得深刻，是一个甘愿献身文学创作者的毕生追求。要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要对自己作品永远的不满足，加上锲而不舍的学习才能得到它。

  苏老的教诲使我深受启发。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我自觉地按照苏老的要求去做，果然收获很大。我创作的中篇小说《捷径》《缅桂仙子》《情归何处》获2009年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一等奖，《捷径》入编《当代作家文库•中国作家创作年会获奖作家作品集（2009卷），短篇小说《报复腐败》获2010年中国作家创作年会一等奖，入编《当代作家文库•中国作家创作年会获奖作家作品集（2010卷），中篇小说《没有新娘的婚礼》获首届全国小说笔会三等奖，入编《小说选刊•首届全国小说笔会获奖作品集》。

  苏老对于我们这些小辈，除了热情鼓励，还实实在在地给与具体帮助和辅导。他认真阅读了我花费数年心血创作的电视连续剧本《护国风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对剧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大到“主题思想、人物塑造、结构安排、场景设置”，小到一句台词、一处细节、一个动作、一件道具……都有具体而明确的指点。我遵照他的意见修改以后，很快在一家有影响的刊物发表，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

  《护国风云》正式出书以后，苏老又写了一篇书评，给予客观而又公正的评价。他在文章中写道：“《护国风云》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作者在剧本中所塑造的蔡锷、李根源、李烈钧、罗佩金、黄毓英、朱德、马骧、吕志伊、杨蓁、邓泰中、邹炯等一系列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对今天的青少年乃至成年人仍然有一定的教育和激励作用。作者创作这个剧本的初衷，正是为了响应党中央‘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口号,为我省的‘五个一’工程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我殷切地期望这个本子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同时希望社会各界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以期早日搬上荧屏。”

  多年来，苏老关心我省文学事业的发展，特别对基层的文学创作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切实支持。

  1999年10月，盘龙区文化局、盘龙区文化馆创办了一本综合性的文学刊物《盘龙江文化》。主编林荣昌先生接受我的建议，特意专门向苏老约稿，他老人家非常高兴，很快给刊物送去自己比较满意的稿件。《盘龙江文化》至今已出版了12期，苏老每次都如约向刊物赐稿。由于苏老等许多知名作家的加盟，使这本刊物的含金量大大提高，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苏老在为人和作文方面堪称楷模，我们要永远学习他的榜样，为自己所钟爱的文学事业而奋斗终身！

2017年12月9日上午，李国庆参加中华文明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李为该会影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苏策（1921～2013）北京人，16岁参加山西抗日决死队，先后当过战士、宣传员、宣传干事、宣传科长、云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西藏军区文化部部长、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兼创作组组长。

   有人看了这篇文章的题目，也许会发笑。确实，我没有研究过啄木鸟的习性，只听到过它啄木的“哒哒”声，没注意过它会不会唱歌。但是我将这个题目安在这篇文章上，自认为是很贴切的。

   我和国庆同志认识几年了，看过他写的剧本，没有看过他写的小说，这次集中的看了这本书中的几十篇小小说，这些异彩纷呈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是通过作者细致的观察、缜密的构思、巧妙的刻划，把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千姿百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有人说国庆同志是一只“可爱的啄木鸟”，我觉得很对，因为这本集子中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是针砭时弊的，就像啄木鸟一样，在热情而勤奋地追啄着树上的害虫。比如：《下调》《迟到》《某公三难》《镜头里的问号》《招聘》《爱“才”如命》《沉睡的电梯》《女杰》《求职》《老街》《要是……》等篇，都是谈社会上一些疾病的。有的谈怀才不遇，有的说分配不公，有的揭露官僚主义，有的批评本位主义，有的指责吃喝风，有的痛斥裙带关系……篇篇像啄木鸟的利嘴，招招刺到社会的痛处。

   另一部分作品，则是揭露了人们思想意识中的病态、心灵深处的弱点。比如：《碗柜风波》《晚上十点关门》《重逢在南行的列车上》《献血》《雨夜》《除夕之夜》《宽恕》《难忘的星期天》《强扭的瓜》《眼镜》《失落》《报复即将发生》等篇，都是尖锐地指斥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私自利、好逸恶劳、携嫌报复、互相猜忌、追求虚荣、自甘堕落等人类思想中的病症，可以说篇篇像投枪、针针能见血。当然，读者不要以为这本书中的作品都是单纯暴露性的。不，既然叫做小说，它就和其他种类文章不同，它不是单纯的骂人，也不是单纯地说教，大都是用好的形象来衬托应该指斥的东西。

   应该指出的是，国庆的一些作品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留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迹，但至今读来犹觉鲜活水灵，具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比如《晚上十点关门》，叙述的是一个上夜大的年轻人，学习要到十点以后，可是看大门的牛师傅的规矩是十点关门，这因为过去关门迟，曾叫小偷光顾过。于是就由妻子在十点钟后来给他开门，不久，妻子得病，不能来开门了，他悲观地认为“这学是上不下去了”，正在骂牛师傅是“丧门星”时，妻子却拿出牛师傅给他配好了的开门钥匙，于是那表面严峻、实则具有一副古道热肠的牛师傅的高大形象就凸现出来了。

   当然，读者也不要以为这些小小说写的都是芝麻大的小事，艺术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不，既然叫小说，它就必然需要进行艺术刻划和挖掘深层次的意蕴。比如《碗柜风波.》叙述的是：妻子爱碗柜，丈夫爱书。丈夫的年终奖得了50元，妻子拿20元给“寒酸”的小女儿“武装”了一下，30元买了个碗柜，自然丈夫想拿这笔钱买书的计划就破灭了。碗柜拉到家，妻子的老病复发了，丈夫背他上五楼，妻子在背后观察丈夫，“他肩膀还是像以前那样宽阔，但远没有以前那样厚实了，他的手臂还是像以前那样有劲，但远没有以前那样粗壮了。才三十挂零的人，两鬓居然星星点点的染霜，一头鸡窝似的乱发也已经黑白参半了。”妻子心痛的搂住丈夫的脖颈落下泪来，并且说“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后悔买了这个碗柜。”

   按道理说，丈夫的早衰怎么会和买不买碗柜联系得起来呢？可是你读了这篇作品之后，就会觉得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并且联系得相当紧密。这是一篇感人的小说，读者会为这一对患难夫妻的命运落泪。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国庆同志的歌声。

   我学习写小说多年，深知写这种作品的难处。长篇小说难写，短篇小说是不是好写些呢？不，它也是很难写的，因为既然叫小说，作品就要用流畅的语言，写出人物、故事、情节，并且要有艺术性，叫读者觉得好看而被吸引，还要有思想性，在含蓄之中叫读者有思索的余地……所以小说越短，难度也越大。我写过长、中、短各种篇幅的小说，就是没写过小小说，因为在那么短的篇幅里做到“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的地步，对于我来说是很难想象的。

   读了国庆同志的这本集子中的小小说，禁不住心中升起钦佩之情，热望他能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正如前面所说，由于篇幅的限制，有的作品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写得有点白了、浅了，或者仅仅是个故事……这在作者漫长的征途中，是难免发生的事，当然也是国庆同志奋力征服的问题。

   国庆同志年纪轻，工作忙，业余写作是件很苦很累的事，但他的写作是有价值的。他用锐利的目光在扫视着当前的现实社会上的人生万象，像啄木鸟一样地瞄准着它们之中的种种宿疾进行战斗，只是他送到人们耳鼓中的不单是“哒哒”的啄木声，因为他是个会唱歌的“啄木鸟”。

   我希望他的啄木声越来越响亮，歌声也越唱越动听。

 1995年5月

李国庆系赴西双版纳勐腊插队的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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