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在安靖的成都下乡知青（波思考）
七十年代在安靖的成都下乡知青
作者：波思考
-----有声朗读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家乡郫县安靖务农的下乡知青，百分之九十九来自于省城成都市。而其中除极少数来自于四川省石油局和成都铁路局外，几乎全部都是成都市公安局的子女。当时该局和郫县知青办公室有协议，他们的子女高中毕业后定向到安靖和邻近的团结公社插队落戶。
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的四年间，先后有三、四百名这样的市公安局子弟来到安靖。为了指导知青尽快在当地安顿下来，并协调解决他们在乡下碰到的各种困难，市公安局还派出一名科长以特派员身份常驻安靖。他们通常一年一换，由年富力強的科级干部担仼。
知青到乡下后，当地机关通常会安排他们分散住在品行端正、为人朴实的农民家中。那时城乡生活水平差别巨大，农村条件非常有限，就算是离成都市区仅五公里的我家乡安靖也不例外。
接待知青的农民们一般会在自家房舍旁边为他们加建一间面积不大、陈设简陋的房间。房间通常用竹子、树干、泥土和稻草等材料建成，既是臥室又兼廚房。里面除了一架单人床和粗糙的木桌竹椅外，就是基本生活用具和劳动用具。
房中比较通风的一侧有土砖砌成的灶台，供知青们用柴禾烧水煮饭；厕所就共用农民家用来积人粪肥的旱厕，就算离房舍有一、二十米远，这类旱厕在夏天一定是臭气熏天，蚊蝇乱舞，冬天则必然稀牙漏缝，冷风四钻。与大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条件让初来乍到的知青很不适应。
比之于男知青，女知青碰到的困难和挑战更大。工余热水洗澡就不要想了，就是用来洗脸洗脚的热水都得费时亲力才可以准备好。那时家乡农村还沒有通电，晚上只能用煤油灯照明，知青们一天劳动之余能在油灯下安静读读书都是很难得的事。
通常每年初夏，刚刚高中毕业的知青们就会被市公安局派出的几台大巴车载到公社机关等候分配。刚出校园的知青们都非常青涩，学生味很浓。男知青们大多穿著六五式军便服，女知青们的衣服样式稍为多些，但也是朴实无华，绝少花花绿绿的装饰。知青们手上提着打好包的行李，背上背着背包，少数有才艺的知青则还带有二胡、竹笛之类的小件乐器。
当地的欢迎仪议一般在公社机关开会用的小礼堂里举行。这里原是清末修建的一座寺庙，座东向西的主体由十六根二十多米高的红漆楠木顶天立地支撑着，人字型的屋顶则用材质厚重的小青瓦铺盖。曾几何时这座寺庙的香火非常鼎盛。解放后若干年內，里面的大小佛像全被拆除，寺庙被改为一座可以容纳四、五百人开会的小礼堂。初来乍到的知青们胸带大红花，在敲锣打鼓的欢迎人群中，面对即将开始的人生新阶段都有些好奇和激动，但眼神中也不经意会流露出内心深处的不安和茫然。
大部分知青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锻炼都会多少适应当地的生活，成为劳动生产中的一把好手。但也有一批知青因为离开了家庭和学校，少了父母和师长的约束，在乡下变得更加散漫起来。一些人时常在出勤劳动时请假，其实是在房里躲避酷暑或寒冷，有的不时骑车回到城里父母家中装病偷懒；另一些人则与当地不良青年混在一起，三五成群一起去外乡游玩、甚至去农民家偷鸡摸狗，慢慢形成一个个犯罪小集团。
文革后期，公社机关公告栏会不时张帖各级法院的布告，有几次我认识的若干知青大哥都赫然有名、被判刑入狱。最可惜的是一位黃姓和一位张姓知青，因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被法院判处死刑，生命永远停留在了二十多岁，给父母家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痛。处决前夕，按当时的惯例，他们还和其他犯人一道身着囚衣被绑押在卡车上游街示威，我和小伙伴们站在小街街沿上看到他们低垂的头颅和呆滞的目光，心中非常难过和惋惜。这两位知青大哥过去是那么英俊、活力四射，现在一切都悔之晚矣！
站在当地人的角度看，知青们来到乡下插队落户，给世世代代的农民们还是帶去许多新的东西和感受。那是一个连收音机都沒有全面在农村普及的时代，国内外重要新闻除了在晚一天的报纸上可以读到外，主要靠刚刚筹建起来的公社广播站高音喇叭传播。
农村社会沒有什么娱乐活动，几千年传下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依然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偶尔县里电影放映队到乡下打谷场上巡回放坝坝电影，都会引起左乡右里老百姓的极大兴趣。
成都知青们身上都有一些才艺，每逢庆祝重大节日，他们都会和公社团委联合排演文艺节目，与农民们一起欢度佳节。他们通常利用晚上时间在公社小礼堂內排练，最后到公社的大礼堂汇报演出。
大礼堂是一座清光绪年间留下的一座座南朝北木结构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有两米高，由三十多根直径过半米的实木柱和红砂石基座组成，其主要功能就是支撑上层的表演戏台；上层则有十余米高，前台表演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后台左边有化妆间，右边则有乐队演奏间。楼下的观戏区域沒有座位，大家只有站在地上仰头观看。大礼堂在民国时期主要用作当地老百姓唱川剧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知青们每年都在上面有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新颖生动，不仅活跃了节日气氛，也增进了与当地农民们的感情交流。
知青们的父母虽然都在市公安局工作，但职务有高低、工作有轻重。有的知青家长是北方来川的南下干部，平时在家里都讲家乡方言。知青薛大姐的父母就都是山西人，身为处长的父亲是老革命，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许多年，他虽然讲不好四川话，但对小孩子非常和蔼。
薛大姐曾带我去成都她父母家玩。她家位于市公安局在城北某处的家属院，过去是一位四川军阀的公馆。公馆是一座三层楼高的大洋房，里面有几十个房间，当时分配给了十多户家人居住。那是我至今惟一一次在一座公馆里走动，我当时完全被它的规模、格调和奢华程度惊呆了！
也有知青的父母来自于川东游击队，川东口音非常浓厚。知青杨大哥就出身在这样的家庭里，他父母都是处级干部，但生活朴素，毫无架子。我也曾经跟他去过他父母家，他父母虽然工作非常忙碌，但那天还是回家为我们亲自准备晚餐。第二天我们回乡下之前，他父母再三叮咛杨大哥好好劳动，注意身体之类，牵挂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知青回城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薛大姐、杨大哥们都已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了，虽然他们在安靖插队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但曾经流淌着他们汗水的土地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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