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涯琐忆之怪论（汪向明）

插队生涯琐忆之怪论

作者：汪向明

读过我《插队生涯之奇谈》的看官，一定会有人想到，既有奇谈在前，必有怪论在后。聪明！

我插队那十年，与后面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岁月重合多多，身处那个年代，怎么会没有怪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算不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算不算？……

既然我写的是插队生涯琐忆，还是就与插队生涯最密切相关的怪论择其一二叙之。

之一：下放

在我叙述插队生涯时，除了引述老乡的话外，我是从来不说“下放”二字的。上海市当年动员时说的也是上山下乡，有我下面离开上海的火车票“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集体乘车证”为证。

再看看乘车证上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已经说明了知识青年的身份和地位，接受教育就是了，还要“再教育”，更是“很有必要”。明明是极其低微的角色，有何“下”放可谈。

就我个人而言，从下乡的形式看，是插队落户，与兵团、农场等能够保障基本生活的场所不能比；从家庭出身看，当年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没法比；从身体条件看，从小缺乏劳动锻炼，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与农村青年不能比，就是与同行的许多知青也没法比。实在是卑微得无与伦比！

   蝼蚁一般的角色，有权有势的用手指轻轻一按，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也敢言“下放”，不揿死你，就已经是抬举你了，岂敢说是“下放”！当然，蝼蚁也是一条生命，尽管低下，也要活着，有句话不是说：“蝼蚁尚且贪生……”。而今我们只听见曾为“山大王”的“华南虎”濒临灭绝，未曾闻言世上蝼蚁行将消失。就我们人类来说，曾经遭遇苦难和还在遭受苦难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今天活得如何，将来又会生活得怎样，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世界历史上这样活生生的例子还少吗！

   不过，在农村人看来，从城里来的人统统都是来自上面的，除了知青是“下放”的外，还有城里来的居民、干部，在我插队的村里，对他们的称呼也都是下放居民、下放干部。城里来的人，如何完完全全、老老实实地接受农村贫下中农的领导、教育；农村的贫下中农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再教育活动，当年确实是一个新课题。

   后面的实践证明了，所谓的“下放”是一场国家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接受地农村不满意的运动。所以，我以为这“下放”一说，实属怪论！但就是这怪论，来到江西后，却一直紧紧地缠住了我。还是在农村时，生产队里闲聊也好，公社里开会也罢，甚至县里办个学习班，说起我们的身份，少不了一句“你们下放知青”，“下放”二字是断断少不了的。后来去读大学，老师一句“你们能考上大学的下放知青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明明是褒奖的话，我听来总感觉别扭得很，就是觉得“下放”很可笑。就是大学毕业后到中学教书，有时班会课我会说说插队时的趣闻，学生们会说“老师，我们很喜欢听您说下放的故事。”直到今天，学生高中毕业几十年邀我去聚会还会说起，您当年说的下放故事我们现在还记得。

“下放”！“下放”！我不知何时曾经“高高在上”过，我也不知又为何要由“高上”去“下放”；我只知如何为摆脱“下放”而苦苦地努力和挣扎，我也知道最后终于脱离了“下放”的艰辛和侥幸。

之二：知青

知青乃知识青年的简称，说“知青”是怪论，我是从“知识青年”这四个字的三个层面来看的。

一是看前二字，我们这些下乡的“知识”青年，担得起“知识”二字吗？我下乡时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因为“文革”的原因，高中仅读了一年书，平时还算喜欢看书学习的，也不敢说自己算有一点知识。同时来到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的，高中生比率大约为四分之一，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只读过一年的初中教材，后面下乡的六九届中学毕业生可以说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也就是说五十年前下乡的“知青”实际上大多数人是没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的。这样的青年称之为“知识”青年实在是名不副实的，一些平素不太注重学习的低年级下乡青年，其知识水平更可堪忧。当年流传过一封下乡女知青的家信，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多少说明了一些问题：

爸爸、妈妈：

我来到农村有三年了，我的一切都很好，请你们放心。隔比（壁）的大狼（娘）天天晚上到我们知青点来，我们睡下时还会看看我们被子改（盖）好没有。我们知青点已经有同学上吊（调）了，我也快了。好，不多写了，大狼（娘）又来了。

        来娣 1972.10.25

（括号内的是原信错字的订正）

这样一封百余字的信，就有好几个错别字，还错得特别关键，这天天晚上来的“大狼”多可怕，是否是“色狼”不得而知？“已经有同学上吊了，我也快了。”家长收到这样的信还不魂飞魄散，急忙从上海赶过来！

实在很难说写出这样一封信的人能够算有“知识”。

二是看后二字，青年本是每个人人生的一个阶段，一个最美好的阶段。然而，一个人一旦在青年时期当上了知识青年，那他就一辈子成了知青，绝不会成为知识壮年和知识老年，简称为“知壮”或是“知老”的，这岂不怪哉！

我们插过队的同学一起聚会，尽管是过了天命之年或是年逾花甲，乃至我今天已过古稀之年，可还是被称为知青聚会而不是其他。

三是四字一起看，“知识青年”这四个字表达的意思本应不会和某个职业对应。它仅仅是指共和国一个曾经上山下乡过的群体，但事实上对具体一个个人来说，它就成了这个人曾经从事过的一个职业阶段。

就我而言，从事过的劳动岗位，有人民公社社员，也即是知识青年阶段，本质应该是农民；有工人，我在造船厂的学校当老师，但工会会员证上的行业是造船业工人；有杂志编辑，干的是组稿、收稿，改稿、编稿和拼版的工作，当然自己也会写写稿；其实我真正从事时间最长赖以养活我自己以及家人的职业是教师，即所谓的教书育人的工作。在我一共四十年的工龄里，有四分之一是“知识青年”这个阶段贡献的，它被国家认可并列入工龄计算养老金，不可不谓之为行业岗位。

“知识青年”没有什么“知识”，“知识青年”可以是中年人、老年人，“知识青年”还可谓之为行业岗位，这难道不是怪论吗！

之三：扎根

还是在中学读书时，就听到过扎根农村的下乡典型邢燕子、董家耕的故事，虽然我从未想过要走他们同样的扎根农村的路，但我一直敬佩他们的人品和精神。可我要问一句，他们扎根农村了吗？他们最后退出劳动岗位退休之时是以农民的身份还是以官员的身份？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不该享受他们因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最终获得的待遇，我想说的是“扎根”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怪论。

1974年作者知青女友

后来，时代的潮流让我也成为一个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汇集起这个潮流的人数要以千万来计数，人数不可谓之不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不可说不大。这时，关于“扎根”的口号和典型已经成为潮流的需求，中央级报刊和省报都有报导，有的还是长篇纪实报告文学。我们县也出过好几个这样的典型，我记得很清楚，但我不想具体举例说说这些“扎根”的典型，因为他们实在最后也不是真正的扎根农村，自然引不起我像对邢燕子、董家耕一样的敬意。

后来更是见多了一些有后台有门路的知青，口里说着“扎根”的高调转眼就滑脚跑掉了。各人有各人的后台，各人有各人的门路，参军的参军，读书的读书，当工人的当工人，……只剩些没有门路出身不好的苦命人留下来当留守知青。当然也有当了“工农兵”学员回来依旧唱高调的，但事实上转身就升官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了。当年报上说的是一回事，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又是一回事。

倒是一些不想扎根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一待就是八年、十年，如我一般。我大学同学里就有像我一样，在农村待到一起下乡的知青走得仅剩“孤家寡人”，心里酸酸的、苦苦的也没处倾述。说扎根连自己也不相信，说不扎根可现实又逼你扎根！要不是后来时局发生了巨大转变，真不知这个“扎根”的悖论会延续到何时！

二十多年前，有一部根据知名作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债》很火了一把，后面还拍了续集。这部电视剧讲的就是当年扎了根的知青们，由于知青返城的时代大潮，一个个又拔起根来回到了上海，最后又引出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直到今天，还不时读到一些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当年或自觉或无奈地嫁给了农民的女知青的真实故事。后来，这些知识青年绝大多数也没有完成“扎根”的“重大使命”。为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因为这“扎根”本身就是一个怪论，你中了这怪论的魔，怎么会有圆满的结局呢！

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伴随着那被称为十年浩劫的岁月被推向了极致，又随着社会的变局这一浪潮迅速地退去，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可是曾经是浪潮里的一朵朵浪花呢，有的被推向潮头，有的被压在潮底，有的随潮流涨涨落落，有的在涨潮时跃出了龙门，有的…………

这浪潮，给每一个个体的知识青年造成了种种不同的境遇，浪潮中的种种怪论，又推波助澜地让每一个知青的命运迥异不同，时代和社会给知青一代的生活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啊！

2018年4月16日尼泊尔神庙

作者简历

汪向明   1949年生于上海，高中68届，1969年上山下乡插队江西万年垱下公社，直至1978年春入上饶师范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先在上饶市上饶一中、杭州市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家庭教育时报·高招周刊》责任编辑，主持学科复习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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