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丽面临的复杂边情, 隐藏在一个小寨的日常生活中
跨境民族生计智慧与多元认同体系互构
文｜吴兴帜 廖霜叶
来源｜百色学院学报
▲ 瑞丽市姐相乡银井小学的中缅两国小学生在71号界碑旁。图源：新华网
1960年10月中缅两国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缅边界正式划定，瑞丽市姐相乡银井寨里立起中缅边境71号界碑，将一个寨子分成两国，中方一侧叫银井，缅方一侧称芒秀。截止2014年12月21日，全村有农户338户，1474人（其中银井一社159户，724人；银井二社179户，750人），村民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世居土著傣族的后代（傣语称之为“傣卯”），二是由瑞丽市周边县市迁来（傣语称之为“傣勒”），三是由缅境迁入（傣语称之为“傣德”）。银井村现有傣族1304人，信奉佛教，占总人口的88.47%。银井村地势平坦，是典型的坝区，有耕地面积3678亩，其中水田2970亩，旱地708亩，人均土地2.8亩。现代民族国家对银井-芒秀地域空间的分割，使得原本属于同一文化空间中的人群共同体分属于不同的政治空间之中，地方人群共同体由于历史的沿袭、生活的互补、习俗的相近和语言的相同，同时又都处于民族国家的边缘，处于“一寨两国”的边民既利用多重空间叠加的优势进行生计抉择，同时又在生产生活中构建了多重的认同体系。
1 跨境民族地区社会空间的多重维度
文化是以时空作为载体，与特定人群共同体在既定的时间、空间内的人类行为活动相关联，形成了不同人群共同体的特定的时空观，从而产生了族群边界。在巴斯看来，族群边界本质上是社会边界，边界的维持不在于文化特质的差异，而在于当事人自己认为这些文化特质有意义。对于巴斯来说，族群身份和文化上特有的一套价值体系成为其研究族群边界的关键，其决定着边界的确立与维持、族际互动、族群分层与变异等。王明珂继承了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形成边界的动因在于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人们在特定资源竞争中为了维护共同资源而形成与维持族群边界，并以“共同的祖源记忆”来凝聚。两位学者关于族群边界的探讨主要针对于文化边界和社会边界问题。跨境民族的边界问题则是一个集文化边界、社会边界和政治边界三维一体的社会空间范畴，跨境人群共同体基于历史积淀、文化惯性和传统习俗等，形成特定区域的空间观。
萨克认为人们都有特定的空间观：自我群体的空间认知和对他者的空间的认知，由此确定了我者与他者的空间界限。空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接触而起作用”。而不同的人类实践方式创造出时间与空间的多样性，时空的意义存在于其依托的社会结构。因为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列菲伏尔把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构建的产物，认为（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每个社会的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物理、精神和社会的三维一体空间，通过人的“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表象的空间”呈现独特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地域人群共同体存在于特定的社会时间与空间中，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根据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时间与空间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反过来则约束、规范人的行为、塑造人的性格和社会的性格。列菲伏尔认为空间是生产资料、消费对象和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
跨境民族村寨的社会空间，是一个集生计模式、资源配置、政治话语为一体的多维空间，在普通社会空间的基本属性里叠加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现代民族国家国界线勘定之前，银井与芒秀属于同一地域空间的同一村寨，空间秩序的构建主要根据地域文化法则，具有共同的集体记忆，族群认同和资源配置；近代边界国界线的勘定之后，银井与芒秀的村寨空间裂变为“政治性和策略性”的空间区隔，虽然保留了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但村民所属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资本则造成了地方人群共同体生计模式的差异化发展。民族国家边界促成了地方人群共同体优化生计方式时的结构性选择。
2 银井-芒秀村民的跨境生计智慧
银井和芒秀隶属于中国与缅甸两个民族国家，但共享着同样的地域资源，两个村庄都属于坝区，土地众多连片，平坦开阔，可以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的耕作。但民族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政策的差异性，造成了原本同一村寨的经济社会阶序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整体经济收入水平上升；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项目扶持方面都投入大量的资金，为银井村民发展农业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2015年瑞丽市政府积极推进特色农业庄园、畹町农产品仓储物流电子信息交易中心等农业发展项目；全年发放各类惠农补贴3495万元，并及时足额兑现乡镇补贴。而处于缅甸边缘的芒秀村，仍是处于粗放式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这为处于中缅边界的银井村民提供充当了地缘中介角色的可能性。
银井-芒秀原属于同一地域人群共同体，人们具有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彼此之间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没有任何的“沟通性”障碍，只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确定之后，由于民族国家象征符号的存在，人们开始构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而日常生活生产的“无意识越界”仍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产品市场需求增长，内地种植成本较高，许多浙江、江苏、福建等地的商人和银井村民合作，利用边境地区可以跨国开发农业资源的优势，发展农业经济。银井40岁以下的村民由于接受过国家正规小学教育或有外出务工的经历等，能够较为流利的使用普通话，与外来商人之间基本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内地市场的巨大需求和银井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促使外来商人开始寻求利用缅甸的资源优势。缅甸芒秀村土地数量众多，土地租金便宜，距离近，管理和运输方便，种植成本低，再加之“银井-芒秀”是一个“熟人社会”，自然成了银井村民租赁扩张的不二选择。
银井村民的“掮客”与“商人”的双重角色，根源于我国内陆商人与芒秀村民的文化差异和国家边民行为的政策。语言的障碍，使得内地商人无法与芒秀村民交流；习俗差异造成了内地商人对于芒秀村民的异国恐慌；内地人的身份使其无法便捷的办理出入境手续。银井-芒秀原本属于一个寨子，虽然在近代被分到了不同的两个国家，但两边村民的血缘关系的沿袭与姻亲关系的不断构建，使得银井村民可以通过缅甸亲人在缅甸大面积的租地、买地发展种植业。这种亲缘关系造就的地域人群共同体之间的“亲和性”优势也显现在商业竞争方面，内地商人和银井村民同时向芒秀村民租地、买地，即使外地人所给的价格较高，但芒秀村民还是会偏向选择银井村民，从而使得部分内地商人选择与银井村民合作，通过银井村民到芒秀村去租种或购买土地。
▲ 银井寨村民日常生活。图源：互联网
银井村民充分利用自己是中国公民和边境傣族的双重身份、国内国外资源条件不对称的多种优势发展农业，在缅甸投资种植玉米、南瓜、西瓜等经济作物，后卖给内地的采购商，销往全国各大城市。笔者的报道人之一银井村村民板沙告诉笔者：他在银井已有国家分配土地二十亩，为进一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借助地域优势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因其妻子是缅甸人），在芒秀（缅甸）租用了土地十亩，主要种植南瓜、玉米和水稻等农作物。所买土地临近银井，故种植管理起来都较为方便。农忙时节从缅甸雇工，劳动力成本较中国偏低，加之平时这些土地交由芒秀的姻亲代为照看，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跨境民族地区的人群越界互动虽然继承了传统的生活生产模式，为边民的生计方式提供了策略性地选择，但在国家界线的划定后，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边民社会的治理需要地域空间中的人群恪守主权国家的游戏规则，地缘空间的政治符号化就成为民族国家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主要策略之一。
3 跨境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模塑
政治思维不可能忽略土地、空间，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权力意味着领地和空间，然而，空间并非只是土地、民众、财物、资源这些有形的事实，它还涉及信仰与观念，包括了将民众团结在一起、与这片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诸多信念……社会空间的维持还在于争取民众对于这个空间的认同。现代国家的治理必然要争取民众对于国家空间的认同，要让这种认同深入民众的各个方面，语言的、文字的、生计的等等。国家标志的存在能够在民众的生活中具有意义，也需要国家认同的形成作为前提条件。现代民族国家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在不断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国家通过构建各种标识，推行各种政策，强化村民对国家的认知，比如墙壁的标语、国旗、发放印有国家标志的日历等。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有着被明确限定了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社会被各种纽带和联系交织在一起，这些纽带和联系贯穿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民族”的文化秩序之中。吉登斯认为没有一个前现代社会像现代民族国家这样有着如此明确的界域，农业文明曾经有过“边界”……它们不具有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那种意义上的边界。
政府的政策、宣传、大众传媒等充分展示着国家的文化导向，国家官方语言通过教育和其它方式在村子普及。“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语言的重要性，正如安德森所说“语言……之于爱国者，就如同眼睛……通过在母亲膝前开始接触，而在入土时才告别的语言，过去被唤回，想象同胞情，梦想未来。”“书同文，车同轨”，语言文字的统一，使国家民族的印记植入人民生活的每个角落，语言文字在文化体系中还具备稳定性，是最重要有效的国家标志之一。国界线两边的村子虽然“共饮一江水”，但是语言使用的区别也使文化体系开始出现分流。在这个边境区域空间中，国家的各种标志勾勒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使其不断的深入人心。
民族国家建立后，国界线就是其主权的庄严表达，国界线明确的同时，政府也加强对边疆其它方面的治理。国界线的勘定与边境治理的加强，象征着国家共同体的各种标志的产生和强化，边境地区伴随着空间分裂的还有文化体系的裂变。国界线看似是隐形于边民的生活，比如银井村民经常骑着摩托车去芒秀亲戚家打牌。事实上，在边民心中国界线同样是具有神圣内涵的，尤其在特殊的国家政治背景下国界线的存在有着重要意义，在缅甸战争时，芒秀村民会举家到银井村的亲戚家避难，而银井村民也绝不会轻易跨过这条线，此时这条线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对国民和国土的守护；一些中国公民犯法后，潜逃在缅甸，也不会轻易跨过这条线回国，此时这条线代表的是国家庄严的法律。国界线就是国家政权在边境的表达，边民对国界线的认知，也即是边民对国家的认知。在国界线勘定后，银井村民对国家的概念更加清晰庄严，同时银井村民不是被动接受国家的这种象征性的构建，在生活中也充分利用国家构建的这条界限，为自己提供保护。
国家资源的大量投入，则为边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实质性提高。国家出台各种扶持性的政策，对边境地区投入各种资源，给边境地区创造了发展的契机。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完备，不仅为银井村民的生活带来便利，更为村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正是国家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造就了银井与芒秀虽然只有一线之隔，但是空间内部的资源状况出现了极大不对称，空间内部断裂出鸿沟。而两侧的居民则对这种极小空间内，资源的极大不对称作出分析和权衡，利用边民身份的便利，采取自己的生计策略。
银井村民的社会记忆被国家所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不断浸染，强调国家记忆的社会活动被反复展演，银井村民的社会记忆被塑造，边民的民族国家的情感被激发出来。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直接的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国家为银井村民提供安全的庇护和发展的资源，银井村民对此也满怀感激。笔者在访谈中，银井村民谈到香港回归、申奥成功等民族事件，充满了民族自豪感。银井村民对自己的国家产生的强烈认同还表现在对整个国家领土的认同，有一位村民谈起自己去昆明的感受时，告诉我们“感觉昆明就跟香港一样”。他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回归中国的香港来进行对比，而没有用空间距离上更近的仰光做对比。笔者在银井边防小学做调查时，中国的学生会直接告诉笔者他是傣族，而缅甸来的学生则会先说自己是缅甸人，再说他是傣族。这就表明他们有着明确的身份定位，来找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区别，国家识别则是被放在首位。
民族国家的政治塑造使国家认同成为边民集体的“社会潜意识”，在日常生产生活行为中，根据所处的社会情境有意或无意的守界/越界，民族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嵌入了作为地域人群共同体的文化身份之中，并不断模塑地方人群共同体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了跨境民族地区人群共同体的多重认同体系。
4 跨境民族地区多元认同的共存
银井-芒秀在被一分为二之前是一个典型的傣族村寨，有着深厚的傣族传统，村子里的人不仅是地缘上的邻里，还通过婚姻保持着亲缘关系，则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这时两边村民的认同主要是来自于根基性的感情联系，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他因此得到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因此他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由一种根基性的联系凝聚在一起。这种根基论的表现在国界线勘定前十分明显，因为空间是一个和谐平衡的有机整体，内部资源的分配开发也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此时的空间社会性质是完整的统一的，空间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也是一致的，内部还没有被割裂。村民对村庄的记忆是一致的，村庄的文化体系、认同体系也是单一的、共同的。
上个世纪60年代国家边境线勘定之后，这就使国界线两边的村民首先对国家认同有了明显的区别。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awm）认为“民族”不是天生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民族国家对边疆的治理加强，空间内社会性质出现了分割变化，由原来的傣族变为了中国傣族和缅甸傣族。村民的认知出现了多元结构，这种多元性是在原来认同结构上的叠加和复杂化，而不是对原来认同结构的冲击和否定。族群认同工具论理论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势变化的特质。这种工具论在银井村的典型表现就是语言的交叉使用，银井村民和内陆人沟通时用普通话，和芒秀村民沟通则是用傣语。银井小学里的缅甸学生在这方面体现的更明显，他们同学之间会用傣语交流，在笔者访谈时他们则用普通话回答问题，当他们去缅甸的内地城市时则使用缅甸的官方语言——缅语。正如王明珂所说，“人们原则上会选择最小交集的语言，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斯蒂文·郝瑞在西南地区调查彝族时认为，中国民族认同的形成是原生论和工具论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国家即是他们共同发生作用的催化剂，而且他们在国家催化剂的作用下，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王明珂也同样认为“无论是客观论与主观论，或根基论与工具论，都不是完全对立而无法相容的，而事实上各有其便利之处。客观论指出族群可被观察的内涵，主观论描绘族群边界；根基论说明族群内部分子间的联系与传承，工具论则强调变迁。”银井村民形成的多层次的认同结构，则是根基论和工具论共同产物。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银井都是一个傣族村寨，有着深厚的傣族文化底蕴，有着当地傣族所特有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塑造的历史身份并没被民族国家的建立所改变，只是在村庄的民族历史记忆中添加了民族国家的记忆。银井村民既享受国家的政策扶持，又利用和芒秀村民共同的文化认同，开发缅甸的自然资源；芒秀村民也积极谋求在中国的发展，积极学习中国的语言，利用中国政府对缅甸边民的优惠政策，在中国接受教育并且务工。
银井-芒秀村寨空间里，地方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体系包括：民族国家公民身份、族群身份、地域人群共同体身份，从而形成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地域认同的综合体系，村民在日常生计行为中，以政治认同为潜意识，以文化认同与地域认同为工具，形成了跨境民族地区空间流动方式和生存策略选择，从而构建出边民社会流动空间中内外秩序。
5 结语
跨境民族社会空间是一个集合了多层次认同的多维度空间，其特殊性就在于民族国家治理赋予了该空间极强的政治属性。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对边疆的治理不仅仅是空间界限的明确、国家标志的构建，更重要的是对边民国家认同的模塑。边民对国家的这种模塑也不是被动的、僵硬的接受，而是以一种主动的态度，策略性的智慧予以接受。这种智慧表现在边民的生计策略中，就是他们运用多元认同体系下形成的多重身份，实现资源的最大化掘取。银井村民的多元认同体系的形成过程则恰好体现了根基论和工具论的共同作用，根基论说明了最初认同意识形成的根源，工具论则阐释了后期影响认同发生变迁的重要因素。边民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基于社会空间内部认同体系的变迁，不断完善空间内的社会秩序，所构社会秩序也在重塑着当地的居民，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秩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相互模塑，增强了社会的稳固性。在社会环境稳定和谐的条件下，从银井村民所选择的生存策略背后，可以看到在国家和个体的共同作用下，物质和意识的双重变迁，国家是大方向的推动者，银井村民则是趋势中的顺行者，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谋得了资源。跨境民族地区的多元认同体系和生计智慧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建构，维持了社会空间的在变迁过程中的和谐，有助于边民在和谐中谋求发展。
*文章原刊于《百色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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