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月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联邦总理莫里森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议》（RAA），这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此类协定。RAA“建立了一种简化的双边机制，以支持两国间以更少的程序更快地在对方国土上部署本国军事力量”，意味着签约国间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军事资源共享，以便支持更多的联合军事训练、乃至联合军事行动。该防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日澳两国进入了“准军事同盟”关系，而这一举动被普遍认为是“剑指中国”。 本文认为，中美对峙大背景下的日本战略聚焦于通过维持日美同盟和促进亚洲社会经济一体化，来确保日本的国防安全和经济繁荣。日本在本质上是追求稳定的国家，其外交政策并非为了维护日美同盟而改变地区环境；相反，实质上是在利用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通过经济方面和基于规则的接触及多层面的外交来“稳定”地区局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正体现了日本的这一路径选择。在此期间，日本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希望通过经济策略使中国融入全球政治中。 然而，中美关系的变化让日本战略兼顾日美同盟和亚洲一体化的美梦破灭。作为对新现实的回应，日本选择强化日美同盟和“四边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以推进其所偏好的制度化秩序的模式，与此同时维持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日）佐桥亮
翻译｜李冰洁
来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下）》
▲ 2022年1月6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线上峰会，并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以加强双方防务关系。图源：路透社
在过去20年间，学者们坚持认为，日本通过如下措施，如增加国防预算、修改对和平宪法的法律释义，强化了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对历史的不同认知导致日中两国的安全困境恶化。一些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利用地区危机扩展自身军事力量。除了领土和历史问题，日本还担心失去其在国际社会和区域秩序中的大国地位。诸多日中关系的分析者强调日中两国之间的战略对抗性。
这些观点在解释日中关系、甚至日本整体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日中在2010年和2012年围绕争议岛屿发生了两次政治对峙，但两国关系已经得以修复。两国政府已达成妥协并开始逐渐改善双边关系。自2017年春天以来，两国政府频繁地进行高层会面交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并就缓和紧张局势做出实质性的承诺。日中关系的发展与中美关系的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日本对日美同盟的重要性有着根深蒂固的认知。近年来日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防卫预算不断增长，购入的美国军事装备不断增多，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推动了同中国的合作。除了与中国在第三国进行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外，日本还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且并未排除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可能性。虽然日本并未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但它倾向于认可亚投行相关行动的价值。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大力支持亚洲开发银行（ADB），并推广“高质量基础设施”（quality infrastructure）的概念。若基于日本倾向于制衡（中国）、维持自身（国际）地位、满足本国民族主义的假定，则难以解释上述事件或行为。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政策及其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应首先探索日本的大战略，以及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鉴于日本在未来决定东亚秩序中的关键角色，本文为解读和预测中美竞争时代日本的选择提供了工具。本文认为，日本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稳定和相互依存来维持地区秩序；日本对同时强化同盟网络及稳定周边环境这一艰巨的任务有着自己的考虑依据。本文指出，推广规则和规范、强化日美同盟和推进对华外交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日本的防卫政策（包括威慑）仅是日本努力稳定周边环境的一个方面。日本的防卫政策强调对地区性突发事件做足准备，以及自卫队与美军的整合；与此同时，日本继续执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战略。下文将首先阐释日本的外交政策是日本对地缘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务实回应；接着将聚焦于日本寻求稳定的举措，追溯日本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不断升级的中美对抗给日本带来了挑战：尽管日本在战略上更喜欢美国强有力的地区安全承诺，但日本也希望维护地区一体化。
日本外交的目标和手段是什么？日本对国际和地区力量对比与秩序的理解是什么？日本发布了有关其安全战略的诸多出版物，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年）、《国防计划大纲》（2018年）和每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日本首相、外相和防卫相的讲话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不过，日本大战略的基本内容还是相当难以捉摸。造成这一困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将美国作为唯一的盟友，并认识到日美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资产和工具。日本在其政策声明中对日美同盟的强调始终如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力量对比或国际秩序的理解与美国相同，也不意味着在中国应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多久才能实现这样的问题上，日美必然有相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只有超级大国才能制定并实施大战略。但是，如果我们将大战略视为基于地缘政治条件、国家认同和价值观而将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的认知框架，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拥有大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确实有大战略。日本需要在其所处的条件下生存和繁荣。日本在1952年恢复主权时，很难说它拥有自由选择权。不过，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日本行使行动自由的领域逐渐增多。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目前来看，全球力量对比正在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倾斜。但是，人口不断增长的美国依然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日本也同样由于人口众多而保持了旺盛的国内需求。而且，日本的科学技术基础和私人公司的技术开发能力仍处于较高水平，许多日本制造商已融入亚洲供应链，并经常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提供技术密集型部件和设备。近年来，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尤为强大的一员，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同样体现在经济领域。此外，尽管构成日本国家领土中心的四个岛屿都是山区地形，但日本拥有广阔的海域，包括领海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专属经济区。日本所辖海域（包括专属经济区）面积位居世界第六位，拥有巨大的潜在水下资源，因此日本有潜力成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这意味着日本需要监控其岛屿和广阔的海域。日本依据这些地缘政治条件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规划自身战略。虽然与许多老一辈人的父权世界观相冲突，日本人对获得更多公民自由的渴望持续增长。同时，日本在国内和国际秩序层面都追求先进的目标。过去，日本的援助政策和亚洲外交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确实相当薄弱。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在“人的安全”理论化上的转变、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强调，以及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重视已经变得显而易见。日本通过改善个人境况的方式来寻求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日本优先重视基于普遍价值的制度化秩序的发展，并要求发展额外的秩序以促进共存。国际政治和经济现实要求深化合作，没有合作的深化，包容性的世界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日本的价值观植根于包容性和进步性。日本认为在国际秩序中，创建多层次的秩序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这表明日本的大战略植根于实用主义。日本不是轻易诉诸武力的国家。但是，日本的实用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不是一个追求价值观的国家。日本寻求促进普遍价值。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2018年12月的评估报告强调，日本的战略方针旨在通过“塑造理想的国家安全环境”来实现和平与稳定。日本寻求转变其周边环境，并为达此目的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援助、制定规则和动用自卫队——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长久的影响力。日本的对华政策就是基于这一战略观点。除了实现稳定外，长远来看，日本还希望构造其所期望的秩序。日本力图在稳定的基础上确保其经济繁荣。近年来，对日本外交政策、特别是日本对华姿态的一些分析，过度地强调了安全层面。这可能是由于日本近年来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以安全为中心的政府公共关系路径，即对华采取强硬姿态在日本选民中很受欢迎。但是，日本实际的战略构想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形成的。日本认为中美之间的裂痕对自身并无益处，这一点很重要。过去，中美关系的稳定、中美两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主义，这些都为日本营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虽然在日本看来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但日本也认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对实现包容性是必要的，而包容性反过来将促进长期稳定并推广普遍价值。那么，日本如何执行其大战略？日美关系是日本的外交基石，但维持这一关系并不是目标本身。日本将日美关系定位为实现国家和国际安全、构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以及国际法律框架的形成，为日本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其他方式。贸易、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等问题领域都有很好的例证，表明日本倾向于通过国际法和谈判来制定规则。此外，日本寻求通过双边外交谈判建立稳定的周边环境，从日本与中、俄的关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历史上，日本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明智且现实，其精髓在于通过进行和维持双边对话，解决日中双方在目标、偏好和行为上的分歧。确实有些政策制定者声称，日美关系是日本向中方施压的有用资源。正如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正确地指出，日本主流战略家的梦想是将东亚一体化与日美同盟结合起来。总体而言，日本是一个寻求稳定的国家，并提出了关于秩序构建的独特构想。日本最近的外交实践表明，其外交政策并非为了维护日美同盟而改变地区环境；相反，实质上是在利用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通过经济方面和基于规则的接触及多层面的外交来“稳定”地区局势。
2 日本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
战后日本最初希望继续保持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两者在战前有着深厚的经济联系。然而，冷战的爆发导致这一点无法实现，日本承认了逃往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并与蒋介石政权建立了多方面的合作关系。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敦促下，日本战后外交的缔造者吉田茂（Yoshida Shigeru）首相向杜勒斯发回了《吉田书简》（Yoshida Letter），其中对日本发展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做出了承诺。
因此，在冷战初期，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往来稀少。与美国实行对华全面禁运不同，日本和中国恢复了部分贸易关系，以及与日中战争有关的人道主义合作（包括归还遗体）。然而，日本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这使得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加疏远，正如1958年日本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所展现的那样。逐渐地，日本产业界与中国扩大经济联系的愿望愈发强烈。在这一时期，中苏边境争端和越南战争的冲击最终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直到1971年7月尼克松宣布基辛格访华前，美国才将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意愿告知日本方面。日本前驻美大使朝海浩一郎（Asakai Koichiro）早就警告过的噩梦变成了现实——美国与中国建立联系将突然且彻底地改变国际环境。尽管日本政府对此感到震惊，但还是欢迎中美修好，并以此作为与中国建交的机会。1972年，新当选的执政党领袖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承诺在日中关系上有所突破，为就此取得美方同意，田中角荣在檀香山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会面；之后访问中国，迅速实现了日中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政府没有要求美国或日本重新检视《美日安保条约》，这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保有日美同盟这个最重要的外交工具，日本得以稳定地区秩序并实现日中接近——彼时日本国内政治有着强烈的呼声要求接近中国。
1972年之后，日本支持中国的发展，两国之间关系保持良好。在日中友好的旗帜下，日本付出诸多努力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伴随外交关系的确立，日中两国毫不犹豫地强化了双边关系。在日本以官方开发援助（ODA）形式给予金融、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下，诸多大型项目在华启动。在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日中两国之间的“蜜月期”得以持续。日中两国在“蜜月期”内宣布了双边关系的四项原则，并就柬埔寨和朝鲜问题展开坦率的讨论。正如川岛真（Kawashima Shin）指出的那样，“中曾根成功地以日美中三角关系的形式展现了日中关系的‘模型’”。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之时，日本的对华立场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当欧洲国家出于对人权问题的担忧而对中国提出更多批评时，日本与美国一道严肃且积极地看待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因此受到了诸多来自国内的批评，日本仍是七国集团（G7）中第一个与中国实现政治和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在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对华进行的国事访问中，以及1996年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日本都强调并鼓励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正如前副外相田中均（Tanaka Hitoshi）指出，日本在G7扩容的讨论中推动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加入，而且认真地考虑了允许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2000年在冲绳举办的G7首脑会议。不过，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政府持谨慎态度，这一倡议并未最终实现。日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部分源于日本支持中国的发展，因为日本认为，发达和稳定的中国符合其自身利益，而地区稳定则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额外的好处。同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对华接触政策一样，日本欢迎中国融入国际秩序。此外，日本利用对华官方发展援助来对中国的行为施加影响。21世纪初，日本首相和其他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方的反对。这些活动与日本在日中关系方面的大战略并不一致。实际上，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Koizumi Junichiro）曾发表演讲，表示欢迎中国崛起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但是，由于历史问题引发的争议，两国公众舆论对日中关系的影响都在增强，有关日中关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再仅仅基于战略的和宏观的视角。食品安全等个别问题也加剧了日本公众舆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20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同美国一样，日本也出现了一场辩论，强调做足准备、认真考虑应对中国崛起对亚洲力量对比的冲击。这促使日美两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如加深日美同盟与澳大利亚的联系；也促成日本培育通过在东亚地区构建共同体来抗衡中国崛起的观点。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性。21世纪初，日中关系一直被历史问题导致的政治冲突所主导；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亚洲地区主义等具体问题领域，两国之间的对抗也很突出。尽管如此，日本外交当局继续将维持日中关系作为重要目标。日本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适应”中国崛起的过程。日本仍旧认可日中关系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并继续努力管理和积极处理双边问题。日方如此行事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稳定的美日中三角关系符合日本利益。随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日本试图通过稳定美、日、中之间三组各自独立的双边关系来管控地区局势。2007—2009年，日本自民党政府虽在国内事务中陷入困境并经历了三次权力交接，但依然致力于修复日中关系。安倍晋三在其短暂的第一次执政期间使日中关系回暖；基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将日中关系巩固和重建为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2008年的《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东海合作的具体承诺，成为支撑日中关系的第四个基础性文件。麻生太郎（Aso Taro）将中国描述为日本“永恒的邻居”，以表达其愿与中国接触的意愿。2009年8月，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主张重新强调亚洲外交。一时间，对日美同盟持批判态度的民主党政客风头正劲，有人甚至预测日美中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日本将与中美保持“等距”。然而，事实上，日中两国停留在了更为常规的双边关系层面，在这一关系状态中，日本达成了地区稳定的目标，但也仅此而已。到2010年，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这些事态的发展，日中之间的竞争必然在日益加剧；围绕基于东盟的经济伙伴关系的成员国范围之争和地区冲突也在不断加深。安倍在第二次执政期间执行了“安全保障钻石构想”（Security Diamond Initiative）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Strategy）。有些人将上述举措视为日本的对华战略转为遏制中国。实际上，曾有一段时间，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批评力度甚至超过美国，而且日本似乎有意采取行动强化与东南亚国家和欧洲的安全伙伴关系，并说服美国在其亚洲战略上充分考虑中国因素。日本越来越多地从安全角度而非经济角度看待中国。相比之下，中国开始把目光投向日本之外的国家，重新考虑世界秩序和新兴国家的力量对比，两国视角上的分歧变得更加清晰。
▲ 2016年８月，时任总理安倍晋三在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基调演讲中提倡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理念。图源：日本防卫省。
不过，安倍政府的对华立场原本旨在加强制衡中国，而不是排斥中国。安倍政府加强了日本的威慑措施，例如，强化岛屿防御能力和日美关系，这点从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版中可以发现。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特征是逐渐恢复威慑与对话之间的平衡。2018年后，中美对抗加剧，日本加快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2017年5月，安倍首相派出执政的自民党第二号政治人物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年秋天，安倍晋三访华并确认他将努力与中国发展非对抗的合作关系。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也试图找到与中国的合作点。诚然，从本土防卫角度来看，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变得更加重视安全，而且日本一直在积极推进本国的安全政策，并鼓励美国在美日同盟框架内协同处理中国问题。但与此同时，安倍政府继续推进旨在促进地区稳定的外交政策。
3 日本战略地位面临的挑战
毋庸置疑，战后日本一直将美国（而不是中国）视为实现自身战略的主要工具和影响该战略的关键外部因素。随着美国对亚洲地区冲突介入的不断加深，美方或明或暗的合作需求不可避免地需要日本来配合满足。日本已经意识到关于美国国防预算走势及美国卷入外国事务的争论，因为它们影响着权力政治的未来。而且，日美同盟给日本带来了国内政治问题。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与当地之间的关系不时困扰着日本政府；面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干预，日本国内呼声强烈，要求日本采取更加独立自主和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这些关切使日本政府压力倍增。不过，日本的主流看法依然将美国视为全球霸主，以及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提供最大支持的伙伴。
与此同时，从供应链和资本关系来看，日本与亚洲的经济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不仅如此，日本已与亚洲的发展融为一体，并以此推动难以实现显著增长的国内经济。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元的亚洲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如今，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发展到了对抗的地步。美国将其对华战略称为竞争战略，这影响了亚洲的整体环境。特朗普政府采取政策从多方面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如供应链、进出口、科技合作以及人员流动。作为对美方的政策回应，中国采取政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采取同美方类似的举措来加强出口管制。随着中美双方开始放弃合作与外交，这些行动—回应（action-reaction）的互动方式正在形成一股与亚洲一体化背道而驰的趋势。首先，日本仍将日美同盟视为最重要的外交工具。由澳大利亚、印度和英国等国组成的安全合作网可以有效支持日美同盟。这些伙伴关系对建立地区稳定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仅强化联盟网络，那么将可能导致亚洲的分裂，因为大多数的亚洲国家不是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联盟成员。美国政府越来越渴望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四边合作制度化。当然，日本一直希望减少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以促进所谓的“四边机制”（Quad）合作的发展，并向中国传达其应关注地区稳定的信息。但是，这些尝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东盟是否响应并积极合作，也取决于中国是否会组建一个针锋相对的安全网络以应对这一伙伴关系网络的出现。其次，美国愈发希望盟国进行责任分担。同时，美国的相对实力将可能减弱，中长期来看，受迫于国内压力，美国对外交政策的兴趣及投入也会减少。亚洲才是21世纪经济增长的核心。不过，尚存疑问的是，未来美国的外交是否会坚持其安全承诺，并将自由贸易置于保护主义之上。最后，无论日本如何行事，它对中美对抗的影响力都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不足以与中美两个大国相比较，而中美已经进入系统性竞争的状态。最近日本政府使用了诸如“中美之间基于规则的搭桥活动”的表达，透露了其希望通过制定规则来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愿望。日本可能已经意识到，即便是在中美对抗的时代，日本仍然可以同西方和其他国家一道为规则制定做出切实贡献。但是，从政策上讲，日本很难夹在中美之间并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和平的方向发展。有人可能会认为，日本应该与其他国家组成一个不时与中美持不同立场并灵活行事的政治联盟。在未来制定贸易和环境保护的规则规范时，我们可能会看到日方这样的举动。不过，这一举动将无法阻止中美之间的对抗。
4 穿梭于中日美三角关系之中
中美之间的对抗可能至少要持续十年。那么，日本将在十年内采取何种战略应对国际环境？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日本的国家利益在于维持不断缩减的人口的活力，保卫领土和重要利益，以及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从地缘政治的前景来看，随着中美对抗的持续，中俄关系将会加强，中印关系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友好，而朝鲜半岛的局势仍将持续充满不确定性。
为实现稳定，日本首选战略是阻止崛起国对现状发起挑战，并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以及其他同盟网络，增强自身外交影响力。日本在推进日美同盟增强军事协同性的同时，也将努力深化日美同盟与美国整个同盟网络之间的联系。此外，日美将强化在科技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日本担忧先进的技术用于军事目的，以及从日本实验室里取得的科技成果被不公平地传播。除了建立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类似的机制外（如，引入机密专利和忠诚调查体系，并提高科研诚信），日本还将努力建立多边经济安全机制。日本的第二个战略选项是与发达国家开展合作，并建立网络方面的规则制定。“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是一个很好的日本倡议的例子。此外，日本还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在美国退出TPP框架后成立）促进了经济方面的规则制定。在这一背景下理解，“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日本为制定规则而付出的努力。有学者之前曾写道：“自由开放的印太”不是直接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将其排除在外，而是旨在增强地区韧性和连通性，以成功适应未来中国的崛起。为此，日本加大了在国防、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努力，以便与志趣相投的其他国家共同建立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换句话说，日本最终寻求促进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秩序建设，并建立伙伴关系网络，以增加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此外，对日本来说，与中国建立关系对地区稳定和繁荣有着重要意义。在亚洲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包括朝鲜半岛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是一个关键的行为体。正如前文讨论，日本当然无意被动地夹在中美之间，或与中美保持等距。不过，在通过日美同盟强化自身安全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日本将继续与中国保持互利关系，并推进机制化和政策协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中关系和日中关系的稳定性和可管理性一直是亚太秩序稳定的关键。美日中三边关系的稳定赋予了地区秩序和平的属性。中国的崛起促使该地区所有行为体重新思考地区力量对比。不过，就亚洲秩序而言，日本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稳定以促进繁荣，并进一步深化地区一体化，确保人类拥有更美好的未来。从这个视角来看，日美同盟将继续在日本战略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日本将继续期望美国的亚洲政策是基于日本对未来亚洲共同的期待。日本并没有改变对美国在塑造亚洲秩序中领导地位的支持，也没有在中美之间持摇摆不定的立场。它只是担心美国领导地位的终结可能导致一个无领导者的国际秩序，而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日本的利益无法得到维护。
日本越来越关注美国引领的旨在重组全球价值链的“脱钩”行为。日本产业界不愿重新审视其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中国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恢复后仍在稳定增长。当然，日本政府也明白，美国关注于日本及其自身的经济安全，并正在寻求与盟国步调协同。其结果是，日本对美国“脱钩”行为的回应可能是观望其他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继续与中国保持在战略上不敏感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同时，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寻求对中国进行规制。
当前日中关系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不佳，而改变日本对华负面印象则比改变中国对日本负面看法难度更大。
有鉴于此，向日本民众展示日中关系的实用性将非常重要。日本的政策若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将产生实质性结果。首先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以缓解两国紧张关系并改善政治氛围，这也是同样重要的。随着高层外交的推进，日本与中国（在具体议题上）的功能性合作也应及时跟上。
*文章转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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