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共同体”的呼声由来已久, 但破局需要一个契机
“亚洲观念”的历史想象：
以5000年、500年和50年为视角
文｜耿协峰来源｜东亚评论
▲ 1月25日，“激情同相伴，一起向未来——中韩冬奥图片交流展”在韩国文化院和首尔的中国文化中心同时开幕举办。1月27日，一位市民位于北京的韩国文化院欣赏该展，图片展示出中国选手武大靖在平昌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5000米接力赛中的瞬间。图源：中国新闻网。
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进入了“深水区”，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扩大的同时，各种震荡和回流也不断加剧。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全球合作陷入了某种“僵局”（grid lock）。对全球化和未来世界秩序走向的反思吸引着国际研究界的广泛关注。而关于崛起后亚洲的地位和亚洲地区合作的未来走向如何更是不乏争论。在21世纪到来之前，亚洲的崛起和复兴这一话题就已成为全球化研究的主要热点，在受到学术界和大众传媒推崇的同时，也面临持续的拷问。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在亚洲地区主义兴盛和曲折发展的过程中，研究思想史的学者率先发出追问：“亚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谈亚洲，如何谈亚洲？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何谓“东亚”？如何诠释一个整体性的亚洲概念？在中国有“亚洲”吗，谁认同“亚洲”？等等。而国际关系学者对“亚洲观念”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放大的亚洲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即使是在探讨亚洲地区化和地区主义进程时，也很难接受作为一个整体的“亚洲观念”的存在。
最近几年，随着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中日韩合作遇冷，地区主义和地区治理陷入了全球性的“低谷”，大有“停滞”和“衰落”之势。特别是全球性大国在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出现新局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虽是经济方面的诉求所主导，客观上却可以从海陆两条线实现扩展地缘战略空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试图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新的围堵；俄罗斯积极践行欧亚主义，在中亚地区稳住根基；印度积极“东向”发展，努力在中美俄之间周旋，为其自身崛起谋求政治、经济收益；日本接棒美国主持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试图实现由其主导的亚太新贸易格局。这种局面对亚洲地区秩序的和平与稳定既构成了支撑，也形成了威胁。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地区秩序会形成规制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和成员参与的排斥性，对于实现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形成障碍。如何破局，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新地区主义研究领域的巨大难题。
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改变原有观念或构建新观念，总结其中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的成功经验，重塑“亚洲观念”，向全球主义、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1 “亚洲观念”是什么？
本文所说的“亚洲观念”，是指在亚洲近现代历史上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至今的一种地区共同体观念，它包含地理上的共同区位观念、文化上的共同价值观念、经济上的共存共荣观念和政治上的命运与共观念。
古代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亚洲观念”，只有“亚洲文明”，而且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亚洲文明”，主要包括东亚中国文明、南亚印度文明和西亚伊斯兰文明。古代的亚洲文明为后来“亚洲观念”的诞生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可以说，“亚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复兴古代亚洲文明的愿望所催生的结果。当然，“亚洲观念”的出现，主要还是所谓“欧洲观念”的投射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亚洲人民自身政治经济发展意愿的反映。
我们知道，在截至公元1500年之前的古代文明时期，亚洲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亚洲”(亚细亚洲)这个称呼也只是古代西亚人或地中海人对地理上位于地中海以东的大陆地带的笼统称呼，时称“亚苏”，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或“东方”，至于这个“东方”世界到底有多大、包含几个部分，当时无人知晓，也没人去弄清楚。古代亚洲文明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相互成为“他者”，但一直没有一个共同的“他者”文明。直到公元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之后，历经东西方300年的冲突与融合，在欧洲文明将势力扩展到全球之后，亚洲才渐渐被发现和自我发现（19世纪末“亚洲觉醒”）。欧洲这个“他者”在亚洲和“亚洲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及至20世纪60年代，亚洲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先是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然后是70年代大陆中国、东南亚其他国家（“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再接着是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亚洲的整体崛起成为当代世界历史中的最强音，亚洲地区的合作与一体化此起彼伏。最近甚至有专家预言，“亚洲自身的亚洲化（Asianization）可能是21世纪最重大的大趋势”。“亚洲观念”从此生生不息，从东亚到南亚，再到亚洲其他地区，渐渐地将“同一亚洲”“亚洲社区”或者“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概括地讲，对于“亚洲观念”，从长时段历史上可以发现三个可靠的思想来源，那就是：古代亚洲文明的传统复兴、近世“欧洲观念”的投射、当代亚洲自身发展与合作的需求。
本文将选择三个历史长时段——5000年、500年和50年——从全球史视角对其进行历史回溯和分析，希望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亚洲观念”，并启迪现实，激发对于未来的想象。
2 亚洲文明的繁盛、失落与复兴
亚洲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文明最为集中的地区（世界四大文明有三大文明在亚洲）。但是，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史上，亚洲文明经历了巨大的兴衰变动，从繁盛千年到匍匐于异族的铁蹄之下或囿于其他文明的枷锁之中，最终有的彻底消逝，有的浴火重生。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很难发现亚洲三大文明中心历史演进的相似性和文化的同源性，它们各有自身的发展演进规律、孕育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特殊性。但从长时段来看，它们却渐行渐近，特别是在人类开启全球化时代的公元1500年之后，又历经500年锤炼而日益命运与共，“亚洲观念”也随之孕育成长、落地生根。
根据全球史学的研究，回溯5000年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到，地球上的文明起源大致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主要在欧亚大陆逐渐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四大文明中心，即古巴比伦文明（约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文明（约公元前3000年）、古中国文明（约公元前3000年）、古印度文明（约公元前2500年）。其中的三大文明中心均位于今天的亚洲大陆上。这三大文明中心后来演化成西亚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和东亚的中国文明，其中伊斯兰文明与印度文明在公元8世纪出现交叠——其主要原因是随着阿拉伯帝国入侵，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从而造成全球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将公元1500年前的世界在地理上大体划分为三个大的孤立地区，即“西方世界、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其中的穆斯林世界又包括三大帝国即奥斯曼帝国、波斯萨菲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
全球史学研究指出，以上这些地区基本上处于相互分离的孤立状态——“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看起来就像尚处于汪洋大海般未开化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但是，这些文明之间也并非全然不相干，它们之间也存在冲突与融合，特别是在北方（北亚）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下，这些文明中心发生着剧烈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动。斯塔夫里阿诺斯研究指出，古代文明中心之间经由通商贸易、技术交流、宗教传播和知识扩散而出现了联结，并有欧亚“整体化”的趋势，虽然其“整体化”仍处于初始阶段。对于今天思考“亚洲观念”的文明起源来说，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文明中心聚集性的出现及其初步的“整体化”趋势成为亚洲颇为特殊的共同历史文化特征。
简单概括后可以看到，5000年人类文明史中的亚洲有以下几个共同文化特点。
首先，亚洲文明经过千百年的演变，达到了农耕文明时代人类所能实现的最繁荣阶段，其所创造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农耕技术、商业手段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绵延至今，成为人类古代文明成就的典型代表。更重要的是，在近现代西方人看来，东方文明的成就在古代时期高于西方，至少早于西方并对西方有所启迪。正如黑格尔所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更关键的是，繁盛的古代亚洲文明后来一度成为欧洲文明神话和向往的“东方”世界，成为塑造“欧洲观念”的重要“他者”，同时也为未来欧洲扩张时代反向塑造“亚洲观念”制造了前提。
其次，亚洲各文明中心之间的交往交流早已开展，虽然还并不充分，但依靠陆海两条通道进行的东西部交往，形成了后世所称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也为亚洲近代前后形成具有更紧密贸易网络的“世界性地区”或“世界区域”（a world region）打下了基础，同时，也为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树立了历史丰碑。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在今天中国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阐发。并且，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激活了亚洲古代智慧中“求通”的思维，亚洲地区合作的目标可以是走向一个“共通的区域”，这无疑是“亚洲观念”从古代智慧中得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启示。
再次，古代亚洲地区的主要行为体复杂多样，既有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也有家族、城邦、王国和帝国。并且，它们在政治经济互动过程中不断更迭换代，在分分合合之中培育了各自发达的政治智慧。东亚曾经先有诸子百家争鸣，最终有孔子、韩非的儒法政治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南亚出现过考底利耶的政治思想、阿育王的“法胜”思想等；西亚中东地区出现过阿维森纳（Avicenna，即伊本·西那）、伊本·赫勒敦的哲学思想以及伊斯兰政治文明传统，这些都是古代亚洲优秀的政治哲学传统，对当今亚洲的政治文化影响深远，也是构成当今亚洲政治多样性的古典根源。古代亚洲在政治交往方面也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和思想，比如，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和“天下主义”如今已是亚洲地区合作和亚洲地区秩序研究当中的热点议题，其成果值得被构建中的“亚洲观念”吸收和包容。
最后，亚洲是人类宗教文化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和富集地，这里诞生了三大世界性宗教以及绵延千年的儒家哲学思想，并向世界广泛传播。其中，基督教诞生于小亚细亚，然后向西传入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后来为欧洲文明所拥抱，成为欧洲大陆最普遍的宗教；伊斯兰教发源于中东，并塑造了三个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萨菲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后来也传播到东南亚和中国；佛教诞生于印度次大陆，后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对中华文化圈影响深远；儒家思想虽然属于世俗思想，但它历经两千年锤炼，成为中国文明中心的统治性政治思想，也是华夏多民族融合的巨大精神力量。同时也向海外广泛传播，影响波及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形成今天所谓的“儒家文明圈”或“中华文化圈”。在这些宗教和哲学思想中，除伊斯兰教出现较晚以外，其他差不多都起源于同一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前后（与古希腊哲学的出现也大致是同一时期）。它们的发源和富集，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后世“亚洲观念”的创造性、多元性和包容性。
总之，在古代文明时期，作为一个统一地区的“亚洲观念”并不存在，亚洲是一个多中心且中心之间相互远隔的地区，亚洲也不存在欧洲那样共同的两希（希腊、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明起源。但是，对于今天的“亚洲观念”而言公元1500年前的古代亚洲历史展现了亚洲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历史上的丝路文化交流也为今天寻找亚洲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提供了初步的历史脉络。换言之，古代亚洲文明的上述特点，汇集起来也构成了今世“亚洲观念”的古典传统或历史遗产，为构建亚洲认同打下了历史文化基础。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延续至今，成为今日亚洲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历史参照及背景。另外，今天的亚洲人完全可以以共享如此多样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骄傲，从而也为塑造“我们亚洲”这一共同身份打下情感基础。
3 “欧洲观念”的反向投射
任何观念认同的形成，都源于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出现。“欧洲观念”的形成，起源于有着相异于欧洲的东方“他者”。同样，“亚洲观念”也反过来以“欧洲观念”为“他者”，是“欧洲观念”的反向投射。
回顾公元1500至2000年这500年历史可以发现，亚洲文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大约在公元1500年之后，世界历史由于大航海时代来临而开始发生转折，这一转折在全球史学者看来就是全球意义上世界史的开始，同时也成为“地区自治和全球统一之间冲突的开端”。这一“冲突”的过程是漫长的，与之相伴的是一次同样漫长的西兴东衰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当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完成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后，西兴东衰的全球趋势基本成型。欧洲成为全球的殖民者，亚洲渐渐由文明中心转入世界边缘，成为亚非拉广大被殖民地区的一部分。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带来沉重打击，广大亚非拉地区才得以从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在亚洲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开始复兴古老文明的进程。
第一，在公元1500至2000年的这500年历史中，亚洲文明经历了两次缓慢而巨大的转变。一次是在西方殖民势力的侵扰下逐渐由繁盛走向衰落，一次是在长期的被压迫被殖民之后由衰落走向复兴。全球史学启发我们，这500年间亚洲文明的变迁与以前4500年间各文明中心受边缘地带侵扰而遭受的冲击颇为不同。无论以前亚洲所遭受的文明冲击给文明中心带来怎样的分分合合，哪怕是灭顶之灾、文明中断，各文明中心仍然保持了独立运转状态。而西方“新帝国主义”的兴起给东方亚洲文明带来了空前剧烈、一去不返的改变，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语言文化到民族宗教，甚至日常生活的一切形式都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整个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历史洪流当中。亚洲沦为世界体系的边缘。
第二，亚洲文明的衰落又并非突然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两三百年间(16世纪至18世纪上半期)，亚洲文明仍旧繁盛一时，比如苏莱曼统治下的横跨亚欧的奥斯曼帝国、阿拔斯统治下的波斯帝国、阿克巴统治下的莫卧儿帝国和康乾之治下的大清王朝。只是到18世纪末直至19世纪，在西方文明不断扩张的同时，亚洲古代文明才逐步陷入“沉睡”和“停滞”。也就在那时以降，马克思所批评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黑格尔所蔑视过的亚洲专制主义政体才统统变成了亚洲文明的拖累。
第三，亚洲文明在欧洲人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也曾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球史学研究认为，“西方的兴起和扩张造成的全球发展是近代化的重要原因，而被西方影响和征服的地区对西方的近代化的作用也非常大。没有这些地区的参与，西方不可能实现近代化。”在参与全球化的这些非西方地区中，亚洲地区是最为关键的。亚洲人的技术发明、亚洲地区的财富和资源，为欧洲人驱动全球化提供了目的和可能。不仅如此，亚洲地区在这一全球化过程中也是直接的参与者。比如，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在早期17世纪中叶前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东亚地区出现了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国际贸易网络……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国界的世界’”；“至少在19世纪前期，东北亚、内陆地区、东南亚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一的世界区域，在对其发展进程和结果的影响方面，这些次级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相互交往关系比起它们与别的区域间的交往要重要得多”。“到了19世纪，欧洲人从海路到达中国之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大量研究还认为，16世纪之后一直到19世纪前期，亚洲在被动参与欧洲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着密切内部联系的“世界区域”，或者说“建立了联结西方以及全球经济的纽带”，并形成了一个以朝贡贸易关系所维系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圈”。这个“世界区域”或“地域圈”的存在，为近代以至于今世“亚洲观念”的形成奠定了想象的和事实的基础。
第四，亚洲在19世纪中期之后快速走向停滞和衰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近代（或现代）文明的兴起和全球化。欧洲文明成为亚洲文明最重要的“他者”，开始孕育“亚洲观念”。“欧洲观念”诞生于前：“在几乎被忘却的漫长时期过后，欧洲的名字和观念在15至18世纪之间随着欧洲人重新获得自信而复兴”。欧洲文明在19世纪达到高峰，铸造了“欧洲奇迹”，而同时，亚洲对于世界的大部分观念都不过是“在反应或适应陌生的力量，接受或拒绝欧洲的劝诫或例证的过程中而产生的”——其萌芽则是19世纪中叶就开始的亚洲各国的“自强”运动，包括中国的“维新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印度的民族大起义等。最终，这些运动在20世纪下半期酿成了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亚洲从此“觉醒”。大批主权独立的亚洲国家建立后，它们的共同愿望就是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真正实现“国家的主权、民族的独立和经济的自主”——这种共同愿望曾经被尼赫鲁表述为“亚洲的苦恼”，并体现到1955年万隆会议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当中。亚洲在反抗欧洲列强的运动当中寻找到了自身共同性或地区认同，这也标志着“亚洲观念”的正式诞生，其当时的核心内容是联合自强（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且不论其联合的程度尚且多么有限。
第五，最近500年全球史中出现了两大令学术界长期感到困扰的“奇迹”：一个是“欧洲奇迹”，一个是“亚洲奇迹”。“欧洲奇迹”引发的困扰是：“为什么现代国家和经济体首先在落后的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印度等曾经先进的文明中发展起来？”20世纪上半叶，两场世界大战结束了“欧洲奇迹”，但欧洲文明的核心观念为美国所继承，欧美文明共同构成西方文明，继续以“现代文明”的名义在20世纪作为统驭世界的主要观念力量。特别是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冷战以苏联集团的失败告终，更加放大了欧美现代文明的自信心，于是有人提出“历史的终结”（福山），西方文明由此臻于顶峰。“亚洲奇迹”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它所引发的困扰是：为什么亚洲（或东亚）地区有如此集中的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奇迹”的出现为20世纪50年代诞生并以联合自强为核心内容的“亚洲观念”补充了新的内容，那就是发展理念或增长理念。毕竟，民族独立、联合自强等努力的后果很可能只是在亚洲再造一个“欧洲”，即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然而，只有发展才可能促使亚洲与其原来在世界体系中所占有的位置发生关联，才可能改变500年来西兴东衰的全球大势，实现亚洲复兴和东西方均衡发展。
4 亚洲自身发展与合作的需求
与“欧洲观念”来源于“因渴求和平而寻求联合之道”不同，“亚洲观念”的第三个来源是亚洲自身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其核心是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另外还有基于发展之上的地区合作需求。
在世界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再来回望最近50年的全球史，就会发现，能够逆转之前500年发展大势的事件，主要是“亚洲奇迹”或“亚洲崛起”。这件大事的起点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8年。彼时日本经济（GDP）首次超越当时的联邦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二，开启了后来持续30年的东亚多个经济体的接力式高速增长，即“东亚奇迹”或“亚洲奇迹”。自那时以来的50多年时间里，“亚洲崛起”成为当代全球史中最耀眼的主题。于是，“亚洲观念”在欧美文明或西方文明登峰造极的时代再一次成为“欧洲观念”的反题，并以“亚洲价值”和“亚洲方式”等形式宣告了自己的“形成”。
第一，具体地看，首先需要说明为什么选择最近的50年历史作为一个分析的时间段。我们知道，正是在这最近的50年左右中，“全球化”这个概念才正式进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议程，世界历史研究中新兴的全球史观也大致始于这个时段（20世纪60—70年代），人们从社会科学角度对“全球化”概念的探讨也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而且正是从那个年代起，罗马俱乐部开始了对全球问题的研究，从而奠定了今天全球学的学科基础。因此，把最近这50年左右的时间单独作为一个历史回望的长时间段，尽管还不够长，但却开启了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新的阶段。并且，这个时段联结了过去和未来，非常适合展开对“亚洲观念”的历史追溯和未来想象。
第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的发展优势时就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绝不只是一个聪明的构想、一个有进攻性的公司、一个奋发图强的国家，而是一个巨大、复杂和有发展力量的世界性地区”。对于东亚地区整体性崛起的影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文明的重心和世界发展的重心已经由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从西欧转移到了亚洲(东亚)，于是纷纷进行界说。比如，“东亚景气”“东方复兴”“亚洲纪元”“亚太时代”“太平洋文明”等，不一而足。这些无疑为亚洲人增强了地区自信，构建了自我意识，尽管地区身份的形成是一个更复杂的演进过程。
第三，难能可贵的是，这个50年左右的时间还是亚洲地区发展地区性合作最为热切和热闹的时期。亚洲地区性合作构想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自发性的地区一体化也大致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并逐渐变得重要。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亚洲地区经济合作专家小组”最早提出建立“亚洲经济合作机构”（OAEC）报告，1967年“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和东盟成立，1968年“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成立等，开启了亚洲地区合作的新时代。亚洲或亚太地区主义的发展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领了世界上的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潮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90年代以来有关“开放地区主义”的争论、对“东盟方式”“东亚方式”“亚洲方式”和“APEC方式”的推崇、对“东亚共同体”的向往和对“21世纪新亚洲主义”的展望，无不证明地区主义观念在这50年间已经深入人心，亚洲在走向一体化的道路上已然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第四，“亚洲观念”日益成长和成熟的同时，对它的理解和解读也日益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亚洲地区主义曲折发展的原因之一。
首先是关于“亚洲观念”所涉及的范围：到底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亚洲大陆，还是特指亚洲大陆的东部（东亚或太平洋亚洲），或者包括南亚和大洋洲，或者是指广大的亚洲和太平洋，甚至是指印度洋—太平洋（印太）地区？这个地区的地区合作与一体化实践到底应该以东亚合作为主，还是以亚太合作为主？这种地理范围界定的困扰已经严重影响到地区合作的进程。
其次，在亚洲地区合作与全球合作的关系上，人们常常质疑：东亚合作也好，亚太合作也罢，其开放程度应该如何掌握？亚洲地区合作是另一个欧洲堡垒吗？还有，在关于“谁主导”的问题上争议也特别大：是中国主导还是美国日本主导？是大国主导还是小国集团如东盟主导？应该怎样看待美国在其中的作用？
最后，关于地区合作的目标和制度设计问题，争论最为激烈：长远地看，是要建立一个“地区共同体”组织，还是始终保持目前这种松散的地区合作形式？到底是要构建一个东亚共同体还是亚太共同体，或者其他共同体“相加”的形式？等等。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洲观念”在内涵上的复杂性和包容性，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存在。相反，经过不断争论，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给亚洲以定位，不论讲东亚、亚太还是印太，其思想内核都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亚洲观念”。尽管亚洲的边界依然模糊，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完全清楚的划界，但根据地区发展的网络化和联动程度，人们完全可以分辨出一个区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亚洲地区。另外，从发展的意义上，亚洲也从来不是只有“一个亚洲”，而是有“多个亚洲”，正如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多个欧洲”同理。
第五，在“亚洲观念”成长和成熟的几十年间，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争论是有关“亚洲价值”和“亚洲方式”的。所谓“亚洲价值”并不完全是东南亚部分国家领导人（李光耀等）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亚洲价值观”，而应该包含更广泛的东方智慧或亚洲智慧。90年代初，围绕“亚洲价值观”的国际争论一度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偃旗息鼓。但近几年，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失败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学术界有人又开始“重估亚洲价值观”。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在2016年的国际儒学论坛上又公开提出过九个方面的“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希望加强研究。对“亚洲价值”的重估和深入研究对“亚洲观念”的构建十分重要，毕竟两者的任务基本相同，都是为了“亚洲的精神文化重建”。并且，人们日益认识到，“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并不相悖，而是相容的。当然，我们所说的“亚洲观念”终将表现为亚洲人通过某种适当途径或方式结合成一个新的更大的共同体，目前阶段所能达到的最好方式就是所谓“亚洲方式”。有关“亚洲方式”的争论与亚洲地区合作更加相关，这里面既包括有关“东盟方式”的争论，也包括有关“亚太方式”“太平洋方式”的争论，由于其中交织着文化差异的弥合和经济政治利益的纠葛，争论往往异常激烈，导致亚洲或东亚地区合作经常陷入僵局，比如，在很大程度上，2018年APEC年会未能发表共同宣言的原因就是主要成员方在是否坚持“协商一致”的“亚太方式”上发生了激烈争执。成功的例子是“东盟方式”，东盟国家不仅坚持在过去50年里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开展地区合作，而且在东亚合作和亚太合作中予以推广，起到了“教化”（civilize）参与本地区事务的大国的作用。不管是否继续有争议，但“亚洲方式”的实质始终是亚洲人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亚洲问题，当然，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总的说来，认识和理解“亚洲观念”，一方面需要密切关注亚洲地区合作的实践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发挥想象力，从5000年文明史、500年全球史和50年当代史中去探寻其踪迹。本文所做的观念追溯工作因为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广，只能算作一个有助于我们理解“亚洲观念”之内涵和发展历史的框架和线索。至于“亚洲观念”的构建和重塑，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任务，大概需要交由历史去完成吧。
*文章转自《东亚评论》2019年0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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