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冬奥会传递的一个微妙信号, 意蕴比08年更加深远
“无城来办”的背后:
后现代城市变革下的奥运呼求
文｜冯雅男、孙葆丽、毕天杨来源｜《体育学研究》
▲ 2022年2月20日，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图源：互联网
1 议程背后的困局自解与城市学视角下的矛盾凸显
对议程的理解须回归现实——让国际奥委会尴尬和焦虑的局面是，奥运会当前出现的“无城来办”的低潮：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正式候选的6个城市接二连三“羌中道而改路”，放弃了申办，最后只剩下阿拉木图和北京、张家口二择其一；2024年第33届夏季奥运会，候选城市重蹈国际奥委会不愿看到的覆辙：正式候选的城市纷纷激流勇退，前后宣布放弃申办。这些城市最终选择放弃的主要原因，是市民反对举办奥运会（见表 1、表 2）。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一些城市由于公民的抵制，甚至城市政府当局、城市奥申委、该国奥委会都无法启动申办程序，如没有正式参加2022年第24届冬奥会申办的慕尼黑、达沃斯；一些城市即使得到了奥运会的主办权，但却没有完全赢得人心，比如尽管东京成功获得了 2020年第32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但当时民众的支持率还不到 70%，筹办过程多次遭到市民声讨；另一些城市，比如蒙特利尔、雅典、里约热内卢等，也曾经或正在深深浅浅的“奥运梦魇”中挣扎。
对此，我们如何理解？首先，这些现象不是偶发的、个别的，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政党、某一跨国公司、某一次意外事件能单独造成的，如此，我们便可以从就事论事走向更本质、更深刻的思考。其次，依循现有研究的视角去解释，当然可以从经济动荡、财政吃紧、政治纷争、赛事运作不力、体育治理不善等不同角度审视，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加以关注一个往往被遮蔽的重要思路：城市。“从整个人类更长时期的历史来看，城市只不过是一个‘新生的婴儿’，一个刚刚进入人类文明图景的新来者。依据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宇宙年历’（the cosmic calendar），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之间出现，即便如此，城市一直是人类非主流的生存模式，直到数个世纪之前，相当于宇宙年历的最后一秒，世界上才出现了真正的现代城市。换言之，城市，并不应是我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人类现象，而是整个世纪历史中，相当晚近才出现的重大变迁。”
我们很少将“城市”抽离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在的、专门的视角与逻辑进行考察。实际上，城市有着自己的历史、体系、规律、哲学、议题。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认为：“城市世界从发轫伊始，就带有某些共同的、惊人的相似特征，尽管它们可能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也就是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提到的“城市周期性文化性质普遍存在”：过去与现在，古代与当代，历史与今天，并不是割裂的，城市发展的规律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却是互通的，也是可以借鉴的。正如文艺复兴后西欧“城市运动”高涨的历程，依然可以对当今城市探索个性化发展给出建议，15世纪到18世纪“巴洛克城市”的盛极一时和最终衰落，依然可以为当今城市善治共治提供启示，也正如我们不希望目睹19世纪工业城市对自然傲慢的征服再次上演，不希望看到 20世纪早期法西斯主义下的伪古典建设风潮以另一种形式在这个多元、多样的世界卷土重来，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城市是人居中心，城市应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所组织起来的人的架构、载体和延伸，城市属于城市中的人。举办奥运会作为城市的公共事件，民主为前提下，市民有选择的权利，如果市民认为奥运会的到来并不能给自己和自己的城市带来福祉和益处，则必然对奥运会说“不”。
全球城市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处于不同的层次。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在现代率先崛起，较早成熟，经历了高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正在加速其现代化进程，而另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城市、城镇，才刚刚开始破解其现代化的命题。处在不同梯队的城市对应奥运会的申办，也体现出了不同的姿态：趋冷、趋热、有心无力。而趋冷的现象，恰恰多出现在了貌似最有实力的欧美发达城市之上。因而，“NOlympism”（No！Olympism！反对奥林匹克主义，一些民间组织表达质疑的说法），实质上是现代城市开始后现代变革后，奥运会与之不相适应的矛盾体现。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以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城市学的视角对此进行观察，这些观察也将为全球其他城市在今后建立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为北京、张家口共同举办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重大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2 后现代城市变革下奥运会与之不相适应的困局
2.1 小与大：城市规划的集约化与奥运会超大规模之间的不平衡
城市规划的集约化，是对城市无序扩张的一种觉醒与反思。城市无序扩张当前在全球都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无序扩张标志着城市从有目的性的增长变为无目的性的膨胀，从一个有机系统变为一个机械系统。对于城市而言，有机生长的进程，是依循城市生长规律来协调动作、限制发展、平衡状态，最终指向重视生命和人的完全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变大、增量都可以在必要时成为一种手段。然而，无序扩张则不然，它让手段变成了目的，往往是服从强权政治、扩大消费经济、迷恋技术至上、城市治理结构片段化之下的刺激性行为。从而，特大城市和大都会城市的边界以惊人的速度向外蔓延，小城市一跃扩充至原本难以想象的规模，城市处处求多、多大，使用和开发更多的空间和土地，“粗放的、僵化的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像火山熔岩流泛滥了整个地表。”
扩张往往被解释为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城市进步的直接表现。而举办奥运会，围绕于此，新建比赛场地、体育场馆、奥运交通网络、成片的奥运村、接待中心、配套产业带来的扩张，正如一些城市的奥申委、组织方刚开始向国际奥委会以及城市市民许诺的那样，也可以解释为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城市进步的直接表现。然而，扩张如果变成无序扩张，则带来了很多问题。
首先，无序扩张如同一种“吞没”。其一，吞没了原来的城市形态。从城市人类学和城市史学所提供的批判性视角来看，“改头换面”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文明和进步的体现。城市的有机形态是珍贵的活化石，贮存和流传当地市民世代的生活经验、实践模式、独特的城市内容、文化基因和社会记忆。而无序扩张的大举改造，进驻了更多现代意味而又别无二致的物质产物：沥青道路、藤蔓式的铁轨、卡通式精美高档的住宅区、酒店区和商业区……这些体现着城市的新面貌，但却同样覆盖了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原本城市中具有价值的东西。无序扩张模糊了城市的真实形态、甚至可能消磨了一个城市的真正遗产，最终，“城市的面貌像其它任何城市，就是不再像它自己。”以举办奥运会为由，带来的城市的无序扩张，对于大城市而言，这种改变可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但对于小城市举办奥运会而言，这种改变可能是全局的、极为深刻的。其二，吞没了“留白地区”，比如村庄聚落、自然环境。这些留白地区能以其自身的价值提供给城市积极健康的能量与资源，并吸收和抵消城市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也提示着城市的完整性。而无序扩张所造成的破坏对于这些“留白地区”带来的后果是其难以消受的。慕尼黑曾一度邀请举办过冬奥会的小城加米施·帕滕基兴再度申办，结果直接遭到了拒绝。由于慕尼黑提供的申奥方案中要求修建更多的体育馆和停车场，虽然政府一再向居民承诺，赛后将所征土地恢复原状、如数返还，该市市民依然不能同意。丹佛曾经被国际奥委会授意接受举办1976年冬季奥运会的权利，但市民也表现出了对“无法控制城市和区域发展”方面的担忧，全民公决不尽人意，进而中止了申办。而罗马此次放弃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我们不希望其（奥运会）成为城市建设无节制增长的借口”。
其次，城市的无序扩张并非一定能够给市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无序扩张认为它代表了新的居民点的尺度，人必须把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个人需要都适应这个尺度”，换言之，市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可能被抛弃和修改；市民的生活成本、生活质量也可能因此下降，无序扩张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造成的巨大成本和维系费用可能加重了市民的负担。为举办2014年第22届冬奥会，索契在7年时间内，从一个狭长的海滨小城镇，扩张成俄罗斯联邦政府设想的国际级旅游度假、大型赛事承办之都，其间，索契大兴土木的城市工程有 378 项，包括拔地而起的新场馆，从机场到赛场、从沙滩到高加索山脚一通到底的铁路干线和公路网，整个索契变成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巨大工地。这种扩张是否建立在索契市民的直接需求之上，是值得讨论的。从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来看，为了举办索契奥运会，大量索契本地的居民被劝离家园，有的得到了补偿，有的则没有。奥运施工带来了市民房屋下塌损毁、非法垃圾倾倒、尘霾飞扬、噪声不绝不休，饮用水被污染，居民的生存权和健康权一度受到了挑战。此外，奥运扩张也对索契“自然栖息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传统生活方式的保护带来了一些问题。索契市民给总统的去信提到：“敬爱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在索契写信给您。这个迷人的地方已面目全非，也许下次您来到下方华丽的新城时，可以看看我们山上正在发生什么。”在索契奥运会开幕前 5 个月，相关研究对当地市民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索契市民对索契奥运会的支持率偏低，而对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生活质量的不利影响，是索契居民抱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任何想要扩张的城市，都不应忘记古罗马。古罗马堪称早期城市的巨人，但也是一种基于过度的、无休止扩张的城市文明，古罗马城市的历史，曾不止一次发出危险信号，警告人们城市生活方向的极不正确。”古罗马城市边界的大而无疆，最终导致了大而无当。解决无序扩张问题的出路，必然在于走向城市规划的集约化。城市规划的集约化，又称为城市规划的“精明开发”，城市规划集约化的焦点，是在已经城市化的面积实现区域性的增长，一是强调对已有空间、土地、资源进行综合的、高效的利用，二是强调对扩张项目的分布进行预先评估，三是强调城市化的新方式。从第一点而言，要在城市规划时考虑重复利用、多功能利用、公共空间最大化利用，为区域市民和利益相关者提供友好型、互动型、合作型的机会，并共同进行开发决策，注重开发时环境的敏感性并加以保护；从第二点而言，则要在开发前进行延续性的、跨学科的、多方代表介入的周密分析，做到评估先行，开发随后；从第三点而言，则是倡导一种新的城市化方式，比如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城市绿色产业等。一些欧美发达城市对此已经做出了努力，仅在1998年至2006年之间，美国各州诸城市市民进行的1550次公决中，超过75%的决议，是要求停止无序扩张，合理利用土地。所以，如果奥运会深患“巨人症”积习难返，如果奥运会成为城市无序扩张的催化剂，那么它就不会得到当下、未来城市市民的青睐。
2.2 公与私：城市空间的公共化与奥运空间排他性之间的不和谐
任何事物都是时间与空间的集合体，城市亦不例外。城市的空间，是考察城市的一个重要向度。从城市社会地理学（urban social geography）的研究来看，对城市空间的研究开始大量偏向于后结构主义思想下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强调城市空间是一种社会构建，是一种人、人的社会的“投射”。城市空间的产生过程、位置、景观、功能、分割、设计、变化、使用规则等特征，实质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人口、社会和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同样体现着城市发展的制度框架、社会关系、权力斗争、价值导向。
城市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尤为如此，而城市空间的公共化是城市文明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的公共空间经历了历史的演变。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结合下诞生的早期的城市，城市空间是完全由王权阶级和神权阶级统治和支配的：城市分布的同心圆模式——城堡、宫殿、圣祠、庙宇等象征性建筑的典型区位是城市空间的中心，这些少数的特权阶层生活其中，而人口占大多数的低阶层人群则处于城市空间的边缘。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据城市学家考证，大多数古代城市——从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的乌鲁克城乃至到印度河流域的哈克巴城，其城墙的起始用途并非首先是军事防御，而是标明神圣围地——圣界（temenos），是对城市空间有意识的一种分野，标明了一种人为的排他空间。“权力就是通过某些群体的空间垄断以及将某些弱势群体排斥到其他空间而表现出来的，但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推移后，现代社会城市的公共空间不断增加并不断被强调。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城市的私人空间相对，理论上属于市民，是所有市民无条件能够进入、使用之的空间。城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学校、医院都属于城市的一种公共空间。而围绕奥运会所构建出的空间，如城市的奥林匹克的场馆群、建筑群，尤其是公共财政投入比例较多的一类，其性质也应该是一种公共空间，强调城市市民的平等参与。但现实情况是，围绕奥运会所建构的公共空间存在着一定的排他性，比如对城市当地社区的普通民众、弱势群体、移民身份的市民的不友好。
例如，英国布莱顿大学体育与休闲研究教授、著名的奥林匹克研究学者阿兰·汤林森作为亲历者、旁观者、支持者、研究员、媒体观察者和批判社会学家，描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景象：新南威尔士警察和国家奥委会聘请的保镖，禁止人们在9月间进入悉尼中心宾馆和议会大厅，他认为此举否定市民的基本权利。加拿大历史和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布朗特别关注了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赛后的场馆设施利用情况，特别是速滑馆的运营状况，他以一个城市普通市民的身份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运动体验。布朗在其研究中遗憾地表明，奥运场馆的严格控制和管理，取代了自由开放。通过严格限制人们进入观看台、聘请专人监视场馆、确保只有会员且会员分不同等级在规定时间才能使用等做法，来对这一奥运空间进行严格管理，这些本该是后奥运时期的城市公共空间，变得与前奥运时期奥运选手的专用特性保持一致了。“人们再也看不到卡尔加里的老年人与奥林匹克选手在冰上并肩滑行的场景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们爬过保险杠进入场内的日子渐行渐远。加拿大国家速滑队的领导者一声令下，人们就很难有创意地使用这一空间了。”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2004年雅典奥运会。城市建筑设计专家吉利·特拉甘努质疑了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奥运空间，认为其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设计表面上宣称推动文化多元主义，但实则在希腊纯粹的、连续的、“理想公民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的思想之下，还是失败了，暗示着某种“地理政治的等级”：“少数族群，如非希腊人，非希腊正教徒，持续被边缘化甚至排除在外”“雅典奥林匹克场馆设施群，并没有意味着这是一座与封闭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渗透性很强的欢迎‘他者’的开放城市，相反，在总体设计中，看似被希腊欢迎的‘他者’只是欧洲的‘他者’，实际仍是‘他者’……”而比对奥运空间的严格限制，更使市民感到不满的是，在依靠公共财政劳师动众建成后，奥运空间转而闲置和废弃，没有达成其向城市公共资源转化、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反而成为“城市的疮疤”。从1908年伦敦奥运会新建白城体育场意味着奥林匹克独立空间出现时，这种奥运空间不理想的利用状态和一系列的问题就始终存在。此外，奥运空间的形成也可能挤占其他公共空间的存在，甚至从更广义的公共空间——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人们在空间之上的交流与互动的层面而言，采取了消极的封锁，它的失败在于没有成功转化为一个城市公共空间持续扩大的机会。
对于奥运空间透视的复杂，在于需要超越“有形”认识“无形”，也再一次说明了奥运会及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文化本质。奥林匹克空间及其形成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对话、包容、开放、教育、协调、整合的空间，它隐喻的应该是一个城市永恒的辩论场，一个城市再次确认市民社会为前提、市民能够直接参与并为城市发展做出战略性选择的公共空间，一个映射尤尔根·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空间，一个人性在场的公共空间。
2.3 实与虚：城市民生的实际期许与奥运会政治经济宏大设想之间的不一致
“城市实质上就是人类的化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介质。”从游牧迁移到永久性聚落的出现，从村落变为一个更为结构复杂的形式，城市是以为人组织更好的生活和获得更充分的发展为引导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汇集到城市来生活，他们继续在这里以寻求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更为发达的城市中，孕育了包含政治的、社会的、民生的公民理念，这种公民理念强调市民有责任、有义务、有权利参与城市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治理，更要求城市的发展成果被更广泛的市民共享，城市福利最大化地用于提高市民生活、促进城市发展。只看到一方存在的奥运会是不真实的，奥运会的复杂往往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对奥运会纷繁万象的介入，既存在由大到小不同范围的垂直结构，也存在不同领域的要素结构，从两者的交叉中，可以看到广泛意义上的利益主体（表 3），不同利益主体借助奥运会希望实现的目的不同。在不同地缘，政治经济制度相异且不断变化，这一背景下的不同利益主体，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其权力、参与度和参与方式也是不同且不断变化的。但无论如何，对于城市的市民而言，奥运会应该给人的城市和城市中的人，带来切实的、惠民的价值与利益，而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国家工程和商业导向的营销事件。
城市发展、规划、治理的轨迹，与城市选择奥运会、以及奥运会与城市之间的互动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剧烈的经济转型，启动了欧美国家新一轮城市更新的浪潮。很多大城市都伴随着物质实体的衰落和长期的财政压力，许多地方政府本身在企业家精神导向下实行新公共管理，通过各种形式的公共——私人之间的合作，去寻找资本，以进行经济和社会投资，并更加注重经济开发，而不是转向传统的地方政府单一提供服务和调控的职能。这种“城市企业家化”（civic entrepreneurialism）毋庸置疑激发了城市的经济活力，但也存在着在城市管理中盛行某种投机性的、零碎敲打的行为，过多地强调固定项目的建设，凡此种种，即那些被看作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不动产价值（因而能重振地方税基）、带来零售业兴旺和就业增长的项目。
所以，不难联想到，同一时期诸多城市竞相希望引入奥运会，来作为进行城市重建、吸引外来投资的工具，将奥运会作为市政工程的一部分并大兴土木，成为了城市举办奥运会的一种常规动作。例如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经历了昂贵的申奥后，其用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再生项目的消耗，占其奥运会总支出的80%。商业公司对城市事务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是希望影响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向着有利于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城市人类学家查理斯·鲁宾瑟提出了一个术语“假想工程”，用来描述奥运会组织者、政治家和商人齐心协力打造的城市美化项目。体育社会学家海伦·杰弗逊·伦斯基总结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时间起，奥运会申办和主办城市一直在开展这项耗资巨大的“假想工程”，1968年以来发生的包括墨西哥城、蒙特利尔魁北克、首尔、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卡尔加里、墨尔本、长野、柏林、悉尼、温哥华、惠斯勒、盐湖城的一些抵制奥运会、反对奥运会的行为——这些事实被隐去的另一个侧面其实正是道格拉茨？布朗所提醒我们的“历史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范式”——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某种程度上的“绝对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恰说明了这一本质问题：城市民生的实际期许与奥运会政治经济的宏大设想之间的不一致。市民所反映的核心问题是，有限的城市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并没有分流到市民所关心的攸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优先事项”和“当务之急”中，而引流到奥运会的举办后，也没有指向为民生计。
按照伟大的先驱皮埃尔·德·顾拜旦先生的初衷，奥林匹克运动是一项社会运动，更是一种给全人类带来美好福祉的事情，关于奥运会是否实现其价值和作用最基本的评判，最先应来自于迎接它的人民。奥林匹克运动因为怀有崇高的理想而有促进人类发展的可能，但我们仍然要抱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因为任何一个城市、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是更为内在、深刻的问题，随着城市发展愈加的复杂化，奥林匹克运动必须直面和回应民生的实际期许。
2.4 弛与张：城市生活的休闲化与奥运会工业文化逻辑之间的不同
向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著名的研究《城市与精神生活》中说道：“来自城市的刺激比其他任何人类居住形式都要大。”兴起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第一次城市革命，把人类从无意识地、松散蒙昧形式，迅速向内聚合为文明可以在此碰撞、贮存、流转的“容器”，而16世纪中期第二次城市革命开始后，迅速确立了城市的真正地位：城市成为现代性支配的一种核心模式，亦即，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城市，成为理解现代性的主要途径之一。19世纪欧洲城市大扩张的过程中，英格兰从一个几乎完全的乡村社会（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规模急剧缩小，大约到公元前11世纪逐渐苏醒）变成了全国人口四分之三都生活在城市的国家，1911年其城市人口比重已高居78%，而17世纪欧洲殖民对北美的开垦，完全是在城市的背景下催生的。从甘其食、安其居的城镇，到世界瞩目的metropolis，城市也体现了一种身体的隐喻，从单个细胞各自游离、结构简单，不断的分化、演变、直至变成一个自身结构和运作机制十分复杂的机体，它要求效率、控制、分工、理性、秩序、追求对各种机械技术进行突进和驾驭，齐美尔指出了人“不得不使自己与城市情景相适应”“城市是人类自由与异化之间伟大而历史性的竞争得以发生的真实背景”，刘易斯·芒福德甚至看到了这种“规训”的可怕结果：人和机器，最终到底谁才是机器人呢？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在现代城市的襁褓之中，它是城市化的产物，是现代城市的创造物。“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是追求速度、量化、结果、专业主义的工业文明逻辑淋漓尽致的体现。曾经的煤渣跑道被人工合成的塑胶跑道所代替、河流被游泳池所取代，从苯丙胺到类固醇，天然的运动员变成了生化工具——早已不是健康的了！甚至为了项目的技术难度、刺激程度而忽视了运动员的高风险，体操、花样滑冰、无舵雪橇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1871 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起源》，公布了他震惊世界的研究结论：“人类是从某种比较低级的形态进化而来”，并预言了一个微茫的希望：“人类还可以继续提高到一个更加伟大的幸福命运”，虽然“那是一个遥远的未来”。人类还是会像赫伯特·布鲁默所说的那样，进行“自我互动”，反思并趋向一个更好的选择：现代城市开始希望摆脱其现代性的弊端，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的后现代主义变革。城市中的人逐渐渴望怡情、休闲、自由、适度的生活，并且希望城市生活能够适应个体自身自由选择，而不是所有人都为一个目标、都在一条道路上争分夺秒地追赶。一些积极的变化开始被新的城市理想所强调：花园城市等人文主义洋溢的城市发展思潮逐渐流行，一些城市开始了初步的实践，比如伦敦对其新城的改造；北美城市从20世纪末期便“逆向而行”，新的生存选择开始向郊区迁移；城市设计和规划中自行车通道、人行步道、景观长廊开始逐渐增多等，都是城市生活休闲化的种种证明。运动项目的选择，是城市市民生活方式的体现之一，现有的奥运项目体系、奥运会中过度竞争的表现，已不能全然引领民众的体育风尚，已无法保持奥运会对民众足够的吸引力。户外运动、航空运动、趣味拓展、体旅结合等已经超越了现代奥运会相对稳定、陈旧的框架，我们可以反思的是，“慢”和“休闲”难道真的就不能实现奥林匹克宗旨和价值观吗？
3 结语：“城市世纪”的到来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
21世纪将会是一个“城市世纪”（city era）。联合国2018年发布的《世界城镇化展望》再一次加强了这一趋势的预测：2050年城市人口将逼近全世界总人口的68%，而目前，北美有82%的城市人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达到了81%，欧洲74%，大洋洲68%，亚洲也接近50%，经过对城市在现代化征程中的种种反思，未来的城市已经开始面向了后现代思潮下的变革，生态、智慧、宜居等关键词的解锁，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返回到这样一个共识：城市是人居中心，城市应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所组织起来的人的架构、载体和延伸，城市属于城市中的人。“如果生命的力量能集聚在一起，我们将能接近一次新的城市聚合过程：亿万觉醒的人民，团结一致，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未来城市的基本使命，就是把人类最高利益放在它全部活动的中心地位，就是创造一个看得见的城市结构，这个城市结构是为使人能熟悉更深的自己和更大的世界而设计的。”
长期以来被强调的“奥运会之于城市意味着什么”，应该上升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去探讨“城市之于奥运会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跳出某一城、某一届奥运会的具体视角，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城市作为人类生存的主要形式，始终在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互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奥林匹克运动不应只是要求具体的申办城市满足和迎合自己的条件，而是应该转换思路，从“要求者”变为“服务者”，吸收一种宏观的、历史的智慧。我们从议程中看到了一些可贵的变化，但这些举措和办法，是否真正触及和直面了城市发展与奥运会互动之中的一些矛盾所在，还有待时间的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互动的核心，始终应该围绕于人，实现人的挺立。当城市与奥林匹克运动，两者都紧密地趋向这一核心的时候，两者就都会达成一种善与美的发展；当两者都背离这一核心的时候，就会走向衰微的厄运。因而，我们可以确信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使命：成就一个“大写的人”的城市。
*文章转自《体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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