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币缘”格局微妙走向, 为何成为洞察时局关键所在？
币缘和中国的币缘战略
文｜王湘穗
来源｜战略与管理
▲ 图源：互联网
货币是古老的现象，作为货币的金钱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存在，广为流传的“金钱就是财富、金钱就是权力”的话便体现了这一点。不同是，以往的货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其涨跌升贬是“本币”、本国之内的事。全球化进程改变了这一切。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货币流动，在金本位体制下，大国货币通过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一国货币的过快增长将影响其他国家，使通货膨胀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各国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甚至导致了世界大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要制度性安排，1944年由美英两国主导推出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双挂钩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正是出于对货币主权的考虑，斯大林最终拒绝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拒绝成为美元主导下国际货币体系的一员。冷战史上著名的凯南“8000”字电报就是为了分析此事而作。可以说，这是美苏由战时盟友变成冷战对手的原因之一。
由于冷战和越战的拖累、日欧崛起与国内经济恶化等诸多因素，到1968年初，美国黄金储备下降至130亿美元，而同期的对外短期负债为330亿美元，美国黄金储备仅为美国同期对外短期负债的30%，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不仅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而且意味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世界主要货币与商品没有直接任何联系的现象，每一种货币都成为不兑现货币，而只依赖于政府的权威和认可。然而，这场重大危机非但没有摧毁美元体系，反而使它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其中的奥妙就在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美元已是全球主要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
在摆脱了黄金的限制之后，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印制足够多的货币，而不再受黄金储备的限制。这就使美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提供美元，在全球确立“美元本位制”。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国际储备资产上升2000%。快速膨胀的信用货币，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记载的1975年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的是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美元本位制创造出大量信用货币，推进了美元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的秘诀都是靠对美国的出口拉动；与之相对应，美国一方面要依赖新兴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也要依赖这些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其余的资源类国家既要依赖对制造业国家的资源输出，也要依赖于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投资或来自美国的投资。世界上各类国家和经济体缠绕于美元体系的多重依赖关系，核心货币国家可以通过调节国内经济、货币、财政政策，直接影响其他国家并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这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新现象。这种不同国家和经济体与核心货币之间构成的复杂利益关系，就构成了所谓的币缘。可以说，美元本位制的诞生是币缘的真正开端。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运行，美元本位制不仅主导着全球经济，也渗透进了国际关系领域，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国家利益的金融化。
所谓“国家利益的金融化”，是指国家利益被金融所主导、金融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主要表现形式的过程。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经济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并不局限在一国界限之内，而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金融化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状态，也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基础。
首先，金融影响国家生存和稳定。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告诉人们，一国在与他国，也包括跨国公司或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的金融博弈中，可能面临颠覆的危险。据近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危机将转化为银行危机，而银行危机又将转化为财政危机，随之可能导致政府危机甚至社会总危机。
其次，金融关系国家的财富。应该说，金融化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为财富在国家间转移创造了便捷条件。废除金本位后，由于货币发行不必与黄金储备挂钩，核心货币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造成本币贬值以实现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占。美元的贬值，实际就是美国对其他国家财富的掠夺。
最后，金融影响国家的独立。不论是金融危机时受援国家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渡的部分国家主权，还是平时各国央行必须跟随美联储升降息的消息采取相应措施，都说明核心货币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主权具有超出武力之外的控制力。就像有的国家财长所说的那样，我只是我们国家的半个财长，另外半个在华盛顿。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是由美欧等国和跨国大金融机构根据其金融利益推动、有利于维持不公平的世界财富分配模式的经济政治的过程。
在今天，金融货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舞台与核武问题同样的高政治问题。而币缘的实质就是围绕金融利益分配的国家间的博弈。
2 “金融-政治复合体”掌中的币权
币权是通过控制金融资本去影响世界经济体系运行和利益分配的权力，其核心是控制住金融资本体系的增值链，即控制全球资本投资、产业分工链和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分配。币权的出现并不意味对现行世界体系中原有权力的替代，更不是对权力殿堂的独占，币权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权力。
与总是霸权国家独享帝国权力的情况不同，币权不是帝国式单一政治权力，而是由国家与金融机构这两类不同主体所共有的复合权力。第一类主体是拥有核心货币的国家，即拥有世界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主权国家或国家联盟，迄今为止就是拥有美元的美国和拥有欧元的欧盟。今天全球金融资本的主要牟利方式已经不是靠嵌入世界的物质生产和贸易，而是靠直接货币交易。据美国经济统计，1966年的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目前每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700万亿美元，而据国际贸易组织统计，2008年全球商品交易额为15.77万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核心货币国家的政府必须依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各大金融交易所、投资银行和各种投资基金包括美联储等金融机构协调运作。
正因此，世界性金融机构就成为了掌控币权的第二类主体。若没有这些金融机构的配合，核心货币国家不可能在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的情况下保持对全球资本的控制，进而控制全球。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国家需要世界性的金融机构为自己生存与发展提供资本，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配合，仅靠政府信用难以实现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融资。然而，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持，金融机构也将失去对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影响力。这种国家与金融机构相互依赖关系的长期互动，就形成了与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军事-工业联合体”相似的权力中枢——“金融-政治联合体”或叫“金融衍生品联合体”。用地理概念表述，就是“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金融城-唐宁街共同体”或许还应该加上“法兰克福-布鲁塞尔共同体”。可以说，币权是随金融资本全球扩张产生的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力，体现着核心货币国家和世界性金融机构的综合实力，是金融-政治复合体的共有权力。作为复合型主体的共有权力，币权的构成要素就不可避免的具有国家权力和金融机构权力的双重特征。
概括地说，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和国家信用支撑，拥有庞大的经济和贸易规模，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形成的基础。控制着大宗商品定价权、能够提供大量流动性和金融产品、具有对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设置权和运行状况的评估权、以及对全球金融机构和货币体系制度的建构始终保持着重要影响力的“华尔街-华盛顿共同体”、“金融城-唐宁街共同体”和“法兰克福-布鲁塞尔共同体”，是拥有着当今全球币权的巨擘。这种“狮子+狐狸”的权力组合，就是今天中国要分享世界币权时必须面对的对手。
3 币缘圈的多重博弈
在放弃“金本位”之后，当代货币的最终保障就唯有发行者的信用。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选择哪种货币作为自己的储备和贸易结算工具，就意味着它更相信哪种货币发行者的信用。持有美元，证明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更有信心；如果选择欧元，说明对欧洲经济的未来以及欧盟保证欧元稳定的能力更加信赖。这些选择美元或欧元的经济体，实际上选择了不同的国家集团。如果今天以币缘视角从高空鸟瞰，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已经被分为两个巨大的币缘圈：一个是以环太平洋地区为主体的美元币缘圈，世界有70%的区域笼罩在美元的绿色阴影中；而余下的区域则主要是欧元的橘色，根据“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念建立的欧元区有三分之二的贸易在内部进行，欧元债券和金融产品已经成为美元金融资产的全球竞争者，在欧洲大陆和全球其它部分地区形成了以欧元为储备和结算货币的欧元币缘圈。泛欧币缘圈与环太区域的美元圈一道，构成了一幅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全球格局新图景。
若对币缘圈现象再深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在币缘圈内部存在着一个垂直分工体系：高端是提供金融服务和各种金融产品的资本国家，中间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国家，而低层则是提供各种初级资源的国家。所谓币缘圈就是由资源国家、制造国家围绕核心货币国家及其资本市场形成的国家集团。币缘圈内部贸易和资本流动基本平衡，是一个完整的超国家增值体。在币缘圈这个超国家增值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核心货币国家及其金融机构，它们通过对金融市场的制度性设计控制着初级资源和制成品的定价权，并通过控制金融市场迫使各国净储蓄的输入，因而享有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利润的主要部分。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制造国家和资源国家从表面上看具有货币主权，可以选择汇率浮动、拥有对资源定价和处置贸易顺差的权力，但却难以摆脱资本国家的控制，只能获得很低的利润。币缘圈的垂直分工结构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等级关系。可以想见，在不同的全球增殖体系——两大币缘圈之间存在着争夺利益的激烈竞争的同时，在币缘圈内部的不同层次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如何分配利益的严重矛盾。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了目前全球体系诸多问题和冲突。
一是币缘圈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是美元圈和欧元圈之间的矛盾。这是影响目前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体是不同金融资本集团和美欧国家集团，矛盾的核心是争夺金融利益，包括争取更多国家净储蓄的流入，占有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更高比例，控制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拥有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等。为此，必须控制足以支撑币缘圈运行的制造业国家和资源提供国。在当前危机的条件下，美欧争夺主要集中在未来币缘新秩序主导权。在2009年召开的G20匹兹堡峰会上，美欧关于核心议题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议，这是两个币缘圈矛盾的缩影。
二是资本国家与制造国家的矛盾。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资本国家和制造业国家可比作全球老板和打工仔，两者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制成品的定价和净储蓄的回报率。由于两者在处于全球产业链不平等的状态，资本国家以控制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方式，获取制造国家的制成品和净储蓄，而制造业国家因依赖资本国家的市场和投资虽难接受却无法摆脱所遭受的多重剥削。作为币缘圈的组成者，两者存在维持同一经济体运转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不公正分配关系引起的矛盾，“斗而不破”是两者关系的常态。
三是资本国家与资源国家的矛盾。资本国家控制资源的基本方式是资源的金融化，即确定必须以美元或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作为资源交易的结算货币，并通过核心货币国家金融市场控制资源现货和期货交易的价格。对试图摆脱这一模式的资源国家，资本国家除了使用政治、经济手段进行打击以外，也会使用颠覆和军事等暴力手段。最近，伊朗宣布使用欧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就是试图摆脱美元币缘圈控制的努力。在资源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状况没有改变以前，资源国家的战略余地只在于进入美元圈还是欧元圈的选择。
四是制造国家之间的矛盾。制造业国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不可流动状态导致的经济模式。处于资本国家和资源国家的钳击之下，制造业利润空间日益缩小，迫使各国竞相以降低民众福利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维持市场份额，进入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
五是制造国家与资源国家的矛盾。这两类国家在实体经济中分处上下游，彼此依赖也互为对手，两者矛盾受到大宗商品和制成品价格高低的影响。
六是资源国家之间的矛盾。不同自然禀赋导致资源开采的不同成本，也由于资本国家对资源国家的影响和控制，更在于资源国家对资源长久依赖程度及相关政策的选择，各国对定价和开发、销售国家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则表现为彼此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矛盾。
上述矛盾和所在国家内部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当今世界合作与冲突的复杂场景。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可以近一步发现，在美元圈和欧元圈内部，各国基本利益的一致性导致相近的政治态度，随之而来是对国际事务包括应对金融危机的统一立场，而最终将着手建立币缘圈的共同安全体制。这就是欧洲为什么要在北约组织之外还要重建“欧洲独立防务”的原因，也是美国频频提出“利益攸关方”、“中美国”、“G2”等重新定位与中国关系的繁多名称的原因。同样具有标识意义的是，美元本位制危机的背景下英国受到欧元圈的吸引正在脱美入欧，而日本也在“亲美入亚”的口号下开始了融入亚洲的的历史新进程。这两大变化趋势说明，币缘圈之间的矛盾运动已经成为推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增加一个币缘视角，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目前全球格局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
必须指出，币缘圈本身并不排斥国家集团的空间特性，而只是突出其内在的经济金融联系。在现实中，币缘和地缘因素往往交织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博弈格局。欧元圈的东扩与南进，意在以欧亚大陆为腹地和依托，向东将东欧、俄罗、中东、中亚乃至中国纳入欧元圈，向南整合地中海区域、再扩展到非洲，最终形成涵盖欧亚非的大欧元圈。这一币缘战略中有明显的地缘战略考虑，就是要让美国在统一的欧亚大陆面前成为边缘国家，让美元成为边缘货币。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两端的联手结成一个统一的币缘圈，既是地缘大棋局也是币缘格局的梦魇。这一前景不论是对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家，还是保尔森、伯南克这样的金融战略家，或是白宫的执政者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结果。同样，美国的币缘战略的底线是拉住中、日、印，确保环太平洋美元圈的稳定，防止欧亚大陆的内部整合，同时在欧俄之间打入波兰、捷克等楔子，离间欧俄，使欧元圈难以生长。如果我们把近年来，欧美的外交轨迹连缀起来，就可看出双方币缘战略的基本框架。
4 中国的币缘战略
面对当前世界的币缘大格局，中国亦需要有自己的币缘战略，而第一要务就是确立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现阶段的币缘战略目标应为：争取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金融权力，建立能够维护中国持续发展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安全框架。应该说，这个目标基本符合我国目前能力现状，亦可适应全球危机局势的变化，也可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在确立上述目标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币缘战略概括表述为：制造为本，争取定价，合作周边，推进多元。
制造为本，即要以制造业国家为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国家定位，要努力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大国和强国。基于我国的自然禀赋和发展水平以及严酷的全球竞争环境，中国既不能以廉价出卖资源也不能以金融资本增值为发展模式，“制造为本”是我国能够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可选择路径。“制造为本”意味要利用数量庞大的劳动人口，建立从设计研发、装备制造到产品生产、营销管理、规则标准等完整和均衡的制造业体系，以制造业为立国。为此，中国的金融服务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金融市场对国际金融资本只能有限开放，要抑制资本的投机冲动，反对一切金融化的趋向。同时，要大力发展主权信用，扶持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要以金融政治学和金融战略学的思想指导金融发展，以金融的国家逻辑限制资本的市场逻辑，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造，介入全球货币体系重构，在规则制定中保护制造国家的权益。当前，尤要防止全球金融资本向制造业国家转嫁危机。
争取定价，就是要争取在世界市场上的制成品和大宗资源的定价权。制造业国家夹在金融资本国家和资源国家之间，定价权的争夺是两线作战。尤其是金融资本通过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已经实现了石油、粮食等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金融化，可以不顾供求关系随意操纵资源价格，这给我国争取定价权带来了重重困难。日本作为先进制造业国家，为争取定价权进行了长期努力。日本以综合商社体制把财团、制造企业和贸易商组合起来，从多方面影响制成品和资源的价格。日本在争取定价权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中国企业来说，既需要加强制造业国家之间的战略大合作，也需要有对付金融资本、矿产资本的权谋。如果仅仅把定价权的争夺看成是经济行为的堂堂之阵，忽略战略和策略层面的对抗，那就会在一次次高调收购中铩羽而归。
整合周边，即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合作。在亚太地区已经开始区域化的合作，形成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日本鸠山政府甫一上任就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建议，已有脱美欧入亚、整合东亚的趋向。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推进产业合作为核心的经济合作，同时大胆推进金融和货币合作；另一方面也要推进安全合作，维护区域安全稳定。这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是双赢的格局。对中国来说，还要加强“上合组织”的作用，促进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在欧亚大陆东部形成一个有广袤空间和产业分工的经济政治合作区域，将会对制衡全球霸权国家发挥积极作用。
推进多元，即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政治体系的多元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11月15日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时指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所谓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就是要摆脱过于依赖美元的现状，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实现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国际货币相互制约和相互竞争的机制，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货币体系多元化较单一的美元本位制更加公平，运行也更为稳定，能够更平衡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利益，也可能避免大国关系的正面冲突，防止引发国际政局的激烈动荡。不支持美元本位制的回归，这应该成为中国币缘战略的基本立场。建立在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多强政治格局，与美国利益至上的霸权秩序不同，会有更多的大国协调、合作和妥协，会以新的国际机制兼顾一国与世界、利益与道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为不同利益的国家和不同文化观念的文明提供通约、交换、沟通、交流的平台与手段，维持国际社会中权力和权利的相对平衡。
自然，我们没有必要对多元体系过于理想化，基于集体认同的国际秩序难免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存在大量小冲突小震荡的多元体系与大碰撞大混乱的霸权体系相比，只是一种更不坏的选择。显然，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需要新的理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的观念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摆脱国际间零和博弈困境的思想胚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币缘因素绝不意味全球矛盾和竞争只会在经济或金融领域进行，全球竞争同样会像政治领域甚至向军事领域扩展。而在实际中，军事力量既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向的快变量，也是资本国家和金融集团保障货币体系信用的最终手段。为维系金融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币缘产业链，美欧需要制造业国家提供实物产品和贸易盈余，因此必须既拉拢又打压中国这样的制造国家。而美欧两大币缘圈的矛盾，又给了中国这样主要的制造业国家一手托两家的可能。这种地位利用好了可以左右逢源、减少我国目前处于“币缘链低端”的不利影响，但是搞不好也可能陷入左右夹击的被动局面。中国要在币缘博弈中立于不败，必须持中不过，以精准判断保持在两大币缘圈之间的动态平衡。而要不受干扰地实现这一点，则需要拥有足以支撑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金融政策选择的军事能力。毕竟，国家信用是支撑今天全球货币体系的支柱，而军事力量至今仍是保障国家信用的最重要基础。
*文章转自“学习俱乐部”，限于篇幅，注释从略。
作者：王湘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军事和战略问题研究。曾与乔良将军合著、合编有《超限战》、《军官素质论》、《世界军事列强博览》、《世界历次大战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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