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身后, 英国本土完整性岌岌可危?

 导读：当地时间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享年96岁。一直以来，女王都是英国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象征及纽带，她选择在苏格兰度过最后的时光，或许也代表了一种对国家未来统一的希望，泰晤士报随后表示，女王在苏格兰离世给苏格兰政治带来了新的复杂性。从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以来，苏格兰独立的声浪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根据民调数据，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尤其是年轻人）支持苏格兰独立。虽然即使苏格兰独立并不代表其将脱离英国王室，但对于英国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本文指出，苏格兰分离倾向是其自身历史和英国政党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苏格兰有独立国家的历史，也有长期存在的宗教“长老会”社会制度。在17世纪以后，民众对于身份的认知包括了对英国国家的认同和对苏格兰传统社会的民族认同，这种“双重认同”是苏格兰分离的基础。但是，在苏格兰民族党将苏格兰独立作为政党理念之前，民族认同并不影响苏格兰对英国国家的认同感，两种认同的分离和对立在二战之后出现。在英国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经济议题很容易地被政党政治转化为了民族议题，民族党逐步在苏格兰建立印象，让苏格兰人认为北海石油的利益主要被英国和大型英国企业拿走，苏格兰并没有多少受益，撒切尔为拯救英国经济而实施的一系列减税制度更是被认为没有考虑苏格兰人的感受。工党为了尽快上台，选择了在民族议题上支持民族党，媒体又因为议题吸引眼球的特点而推波助澜，使苏格兰民族独立议题逐渐生长，1997年苏格兰议会的成立就是这种趋势的后果。之后，苏格兰民族党2007年首次执政苏格兰议会，从此不断推进独立话题，并影响了下一代苏格兰人，2014年公投虽然失败，却也表明独立态势已经成型。英国脱欧决定中，苏格兰坚决反对离开欧盟，给独立态势再添筹码；新冠疫情爆发虽然使民族党推动独立公投的计划延缓，但也通过与英国防疫政策的背道而行建立了“苏格兰人可以实现良好自我管理”的社会理念，并形成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比英国首相鲍里斯更有领导人的责任和能力的印象。

总而言之，未来苏格兰独立在政治操作上面对苏格兰议会和英国议会之间的博弈，但正如斯特金所说，独立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苏格兰将在什么时间、通过何种方式启动公投还需拭目以待，但这项必将发生的事件无疑会影响英国和欧洲的未来。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世界民族》，仅代表作者观点。

政党政治视野下苏格兰双重认同的变化与苏格兰分离态势的加剧

文｜胡莉

来源｜《世界民族》

▲ 女王在苏格兰边境。图源：Daily Record

近年来，认同政治在政党政治研究中越来越重要，苏格兰分离运动研究也属其列，它是一种以民族为基础的认同政治。在安东尼·史密斯界定的经典的民族认同概念中，“民族”与“国族”相等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同质化关系。但是，近年来，蒙特塞拉特·吉韦尔瑙（Montserrat Guibernau）等学者认为，史密斯的概念忽略了“无国家”(stateless)民族的存在，例如苏格兰、加泰罗尼亚等，无法解释在“无国家”的状态下，这些民族仍旧可以拥有民族认同且其可能带来政治后果。学者们指出，像苏格兰这些“无国家”民族的民族认同其实是一种“双重认同”（dual identity），指的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内的民族地区的民众既“表现出对整个国家的认同”，也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对民族和地区”的认同。在这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是一种完全同质化的关系。

不过，现有关于苏格兰双重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较少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它的形成与变化，鉴于此，本文将论述历史上苏格兰双重认同的形成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党政治对这一认同的影响，最后分析新冠疫情影响下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发展趋势。

 1  苏格兰双重认同的形成与特点

在对民族认同的经典解释中，民族认同往往被等同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必须包括“某种政治共同体意识，无论这种意识多么薄弱”，此“政治共同体意味着至少存在一些公共机构和一套规定全体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法典”，这属于国家范畴。然而，对于苏格兰人来说，其民族认同所蕴含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具有可变动性，在1707年之前是苏格兰国家，在1707年之后则是英国。这意味着，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不必然完全等同于、同质于固定的国家认同，二者可以拆离与重组。

事实上，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具有“强民族、弱国家”的特点，人们对苏格兰作为一个民族的认同要强于对苏格兰作为一个国家的认同，尽管这二者难以分离。“强民族、弱国家”的特性源于1707年之前苏格兰并未形成类似于英格兰那样高度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苏格兰王国形成于中世纪，但在从王国向近代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苏格兰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1603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共拥一主，苏格兰国王移居英格兰，造成王权在锻造苏格兰国家方面作用有限。1612年，国王詹姆士认为大量的苏格兰贵族“有损于国家”，依国王特权建立的自治市不愿意完全听从国王，地方贵族因苏格兰地形限制、交流不畅得以长期控制地方政府及民众。17世纪中叶，苏格兰又被克伦威尔征服，1660年复辟后苏格兰国家也从未恢复到之前的地位。因此，至1707年，苏格兰虽然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制度，包括议会、枢密院及最高法院，但国家内部的整合程度比较低，“苏格兰国家是脆弱的、有限的，越来越不能确保自身安全”。简而言之，苏格兰国家的力量并没有塑造出民族与国家高度统一的民族认同，“人们不易指出苏格兰国家形塑苏格兰民族认同的方式”，17世纪末之前苏格兰民族认同所蕴含的国家意识不似英格兰那样强烈。

苏格兰民族认同虽然缺乏强烈的国家认同，但却包含发达的民族认同。在中世纪与英格兰的纷争中，苏格兰民族意识发展起来，成为后来苏格兰将英格兰视作“他者”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根基。宗教改革后，苏格兰成为新教国家，但与英格兰不同的是，苏格兰建立的是长老派教会，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最高宗教权威是长老们而非国王。由于长老派教义吸收了“市民政府”观念，“试图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以及个人的私人事务”,因而在精神与现实两个层面塑造了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在地方层面，长老会几乎在全苏格兰建立了堂区制度，不仅负责各地、各个层次的教育，承担地方济贫，而且通过教会法庭介入那些与人们精神、道德相关的生活领域，塑造了人们共同的精神世界与生活规范。在全国层面，长老会每年举行的“长老会大会”被认为比苏格兰议会更重要，“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机制，来自每个地方的不同等级的人都可以参与”，成为“苏格兰民族认同最有效的制度媒介”。苏格兰民族认同“强民族、弱国家”的特性使得苏格兰在1707年之后能够“很好地应对在成为英国人的同时继续做一个苏格兰人”，“英国—苏格兰”这一双重认同开始发展起来。

18世纪是苏格兰双重认同形成的第一个阶段，苏格兰原有的民族认同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相对较弱的苏格兰国家认同逐渐消失。曾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逃亡到法国的詹姆士二世及其后代，分别于1690年、1715年以及1745年在法国的支持下返回苏格兰并发动叛乱。在最后一次叛乱被英国政府彻底镇压后，苏格兰高地人就此被收服。随后，高地士兵被允许穿着高地服饰组建兵团，构成英帝国军队主要组成部分。苏格兰对斯图亚特王室的效忠代表着一种朦胧的苏格兰国家意识——源自王权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影响，这意味着1745年之后苏格兰民族认同中的政治含义越来越弱，直到苏格兰国家认同最终从苏格兰民族认同中褪去。

随着苏格兰国家认同逐渐消匿，苏格兰人对英国的国家认同缓慢发展。在1745年之前，对于大部分苏格兰人来说，英国议会实在太远，“其在北部不可能激起广泛热情”,“它只偶尔通过了几项福泽苏格兰的立法”,此时苏格兰也仅有不到3000人拥有投票权，人们难以感知到英国国家的存在。1745年之后，“高地军团”成为苏格兰人与英国国家相连接的重要渠道，苏格兰高地在帝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18世纪后半叶工业化、城市化及英帝国的扩张中，苏格兰对英国国家的认同最终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使得苏格兰与英格兰在经济类型、社会阶层、治理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相对趋同，尽管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小。

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问题驱使英国议会在苏格兰的济贫、治安、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进行立法，其中一些领域是苏格兰法律从未规定过的领域，英国国家权力就此明显介入了苏格兰。帝国则为苏格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帝国各处都是苏格兰人的影子，相较英格兰人，“从帝国中寻找机会的苏格兰人的比例更高”。到19世纪晚期，苏格兰人对英帝国的认同稳固又强烈，苏格兰出现许多维护英帝国并为帝国长存出谋划策的组织，例如1884年成立的皇家苏格兰地理协会，建立者基本上是商业、工业、传教士、殖民管理、学术、市镇、乡绅、政治家各群体的代表，他们都很关心地理知识在英帝国扩张中的作用。苏格兰知识阶层还积极宣传帝国之于大不列颠的重要性，广为传播帝国理念。

不过，在苏格兰人的英国国家认同逐渐形成的同时，苏格兰人却一直保持着自身的民族认同。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联合实现了统一的国防、议会、王室、国旗与国玺、公民权利与义务、铸币与度量衡以及大体相同的税率，但并没有实现统一的司法、宗教、教育及地方管理，苏格兰在这些领域基本可以保持既有制度。这使得苏格兰在18世纪处于一种“半自治”地位。一方面，18世纪的交通远未发展到足以将苏格兰各地与伦敦快速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联合之后，在理论上，英国财政部、国务大臣等需要承担苏格兰相应的事务，而在实践中，这些部门“被其他更重要的事务占据，苏格兰事务大体上被忽略了”。因此，苏格兰事务仍然由苏格兰总检察长、爱丁堡政治家、地方贵族们继续按照苏格兰既有各项制度管理。长老会的作用依旧显著，除了地方乡绅、士兵等特殊群体不受长老会教规约束外，大部分人都接受长老会教义。可见，延续于过去的制度与机构成为苏格兰民众与英国国家权力之间的“缓冲器”，确保了“苏格兰是大不列颠国家内对等于英格兰的社会而不至于被后者同化”。

即便19世纪英国议会就苏格兰许多方面进行立法，一些立法最终促使英国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制度，但英国国家的权力从未彻底同化苏格兰。一方面，苏格兰人通过其既有的各种制度自我治理，工业与商业精英们抵制“伦敦对苏格兰事务进行立法干预的增长”。另一方面，英国议会立法干预苏格兰的程度有限且在不同领域存在差异。例如1845年通过的《苏格兰济贫法》,“希望保留旧制度的人和希望彻底改变旧制度的改革者都同意一件事——两者都不想要一个由伦敦中央委员会直接管理的济贫制度”，结果，由此成立的苏格兰济贫委员会虽然是一个中央机构，但其主要职责是监督苏格兰济贫而非直接管理，委员会允许并鼓励苏格兰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济贫标准并实施救济。再比如在教育领域，1872年英国议会通过《苏格兰教育法案》，将苏格兰教育纳入国家层面管理中，但是，“苏格兰教育制度仍然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特点，并在适应英国标准的过程中继续以重要的方式突出苏格兰的生活。”

可以说，19世纪苏格兰人最终形成了英国—苏格兰双重认同。英国认同主要是一种国家认同，指向的是帝国、威斯敏斯特议会、选举政治、宪政制度、公民身份等；苏格兰认同更主要是一种民族认同，指向的是一个没有被英格兰完全同化的社会，包括苏格兰曾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历史与记忆、从17世纪延续下来的各项制度与机构、苏格兰的地方特性、苏格兰的文化等。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苏格兰的双重认同是一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叠加而非同质化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认同与苏格兰认同可以被截然分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它们仍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中仍然包括英国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认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并不会十分刻意地将二者分开，“大部分苏格兰人都很适应他们的双重认同，意识到苏格兰的独特性可以补充并加强对英国更广泛的忠诚感”。因此，苏格兰人的双重认同虽然会发生变动，但仍然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苏格兰人的英国认同十分突出。

 2   政党政治推动下苏格兰双重认同的变化

英国苏格兰地区民族议题的发酵始于19世纪末。起初，在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影响后，一些苏格兰议员希望改善苏格兰地方自治，并明确表示“单独强调苏格兰人的民族性不符合苏格兰人的利益”，苏格兰人具有苏格兰与英国双重认同。但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格兰民族党成立以来，苏格兰民族议题具有了另一个发展方向——苏格兰独立，1948年该党党章写明“建立苏格兰民主政府，恢复苏格兰民族主权”。

苏格兰民族党的成立给英国政党政治带来重大影响，尽管该党成立初期并未取得显著发展，但由于民族党将基于地区的民族与民主话题注入了英国政党政治之中，使得政党政治机理得以持续作用于苏格兰民族议题。在英国政党政治语境下，民族、民主及主权具有特殊意义。在发源于西欧的“民族-国家”的框架里，人们运用“民族”这一概念对外主张国家独立，而在这一概念被政治化和法律化之后，人们又利用它对内主张公民权。这里的民族并非指实际的民族结构，而是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在政治及文化上的认同。民族认同可以反映在选举等民主过程当中，而这一民族认同又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石。因此说，“主权原则、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三大理论支柱，三者相互支撑、互为依据”。由于任何一个政党均可以使用民族、主权、民主的话语处理内部事务，政党之间的竞争还容易放大这些话语之下的所有问题，民众容易接受在这些政治术语之下的宣传逻辑与内容，因此政党政治可以推动国内地区民族议题的发展。

政党政治的上述作用在二战结束之后得以释放。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经历了重大变化。其一，以“有产”与“无产”为标志的两极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建立在稳固阶级基础上的两党制开始松动，“1959年民意测验表明38%的人认为两党无甚差别，而在1950年则只有20%”；其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经济发展遇挫，70年代末“英国病”成为头号难题，与此同时，主要分布在苏格兰沿海的北海油田的发现让人们看到新的希望；其三，英国最终失去了帝国，需要谋求新的发展，从1961年开始英国尝试加入欧共体，英国国家身份正处于变化期。

在英国政党政治生态下，上述变化很容易影响到苏格兰民族议题。一方面，英国各政党不得不在日益衰弱的阶级政治中寻找新的发展出路，苏格兰民族党则具有天然优势，可以借助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发展基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一旦基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发展起来，保守党与工党就不得不卷入苏格兰民族议题中，使得该问题继续发酵。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的年代，经济问题很容易被民族主义化，进而被政治化，这对于正在适应新的国家身份的英国人来说，尤其是对具有双重认同的苏格兰人来说，就具有了特殊意义，苏格兰人的认同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发生变动。

从历史进程来看，民族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基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就民族党从事的政治活动来看，主要是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动员的方式很简单，即利用苏格兰民众长久保持的苏格兰民族认同，通过将苏格兰遇到的所有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归于苏格兰人与英国之间的矛盾，造成苏格兰人的双重认同之间发生冲突，让苏格兰民族认同越来越难以与英国认同相兼容。这里，民族党故意忽视苏格兰人对英国的认同，并把英国说成是英格兰人的国家，进而刺激苏格兰民众的民族情绪，让民众对英国产生厌恶感。

这一时期民族党的宣传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1962年西洛锡安补选中，民族党宣扬“苏格兰第一”，在向民众解释这一点时，民族党竞选人比利·沃尔夫（Billy Wolfe）回忆，“他专门将苏格兰经济的非正常衰落和英格兰经济的扩张做对比”；1964年选举中民族党又宣称苏格兰“帮助伦敦和伯明翰变得富裕”,但苏格兰的失业率却是英格兰的4倍；1967年汉密尔顿补选中，民族党的口号是“民族党和你”，称“过去10年里，英格兰工作岗位净增加903000个，苏格兰则减少了34000个”；1967年英国准备加入欧共体时，民族党认为这只是“英格兰单方面的决定，没有征询苏格兰人”。70年代，民族党宣传石油加独立等于苏格兰富裕，而“如果不独立，石油资源的90%将被英格兰人的伦敦政府控制”。民族党还打出“这是苏格兰的石油！”的口号，甚至让民众在“富裕的苏格兰人还是贫穷的英国人”之间做选择。

民族党借助大众传媒，将上述宣传诉诸大众视听，而带有民族情绪的言语越被宣传，支持民族党的民众就会越多。二战结束后，电视成为最主要的大众传媒，向人们输送着各类信息，“1956—1976年间英国电视中政治新闻报道的时间增加了4倍”，“对于那些没有亲自参与政治的个人，大众媒体为他们定义了‘真实的’政治世界”。 媒体也是维持苏格兰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比利格（Bilig）认为，“正是报纸将读者建构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而要达成这一目的，它们就需要利用自己的“内容、组织结构以及文本特点”。

苏格兰民族党所提供的这些民族主义情绪，恰巧满足了媒体宣传的需求。结果，民族党的支持率开始上升。1967年民族党在汉密尔顿补选中正式赢得建党以来的第一个议席，大量媒体报道了此事，随后BBC、STV开始持续报道民族党议员在议会中的表现。在1974年2月的大选中，民族党在苏格兰的支持率上升到21.9%,获得了7个议席，本年10月又举行了一次大选，民族党的支持率攀升到30.4%，竟然超过了保守党，且只比苏格兰第一大党工党低6个百分点，获得了11个议席。此外，1974年的一份调研报告还显示，已经有68%的苏格兰人相信苏格兰很可能在北海油田中没有多少收获，因为好处都落入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手中。

随着苏格兰民族党的快速发展以及独立议题得到一些民众的支持，保守党与工党不得不做出正面回应，英国政党政治开始全面作用于苏格兰民族议题。

基于政党政治博弈与遏制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考虑，工党首先采取行动。这一时期的工党面临艰难转型，自70年代以来，传统工人阶级进一步分化，工党越来越失去稳固和鲜明的社会基础，民族党则利用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分流了工党的支持者，这迫使工党不得不拿起民族议题。1977年，工党建立皇家宪政调查委员会，调查苏格兰民族主义问题。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显示，大约50%的苏格兰人希望苏格兰在联合王国内享有某些自治权，20%左右的人希望脱离英国，其他则是维持现状或态度不明确。据此，工党决定建立分权的苏格兰议事会。在工党看来，分权不仅可以让工党在政党政治博弈中占据优势，还可以有效遏制苏格兰民族主义，工党政治家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自信地说道，分权政策能够把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完全消灭掉”。于是，工党政府宣布将于1979年3月1日举行苏格兰分权公投，并规定公投中投赞成票的人数不得低于选民总数的40%。

尽管这次公投以失败告终，但1979年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后又触发了苏格兰民族议题。撒切尔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救治“英国病”,她采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在英国引起不小的震荡，其在苏格兰表现得尤为明显。经济改革措施“在短期内造成苏格兰出现史无前例的失业率”,削减福利的政策让民众在动荡时期倍感焦虑，而提前一年在苏格兰征收人头税更是让民众极度不满。在灰暗的前景中，北海油田已开始大规模开采，苏格兰经济却未见好转，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重。

在此情况下，民族党借机刺激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与英国认同之间开始出现较大的矛盾。民族党说苏格兰在英国被区别对待，撒切尔是吸吮着苏格兰的石油而发笑的恶魔，保守党政府不为苏格兰人着想，苏格兰不可能在英国得到更好的发展。由于经济与民生问题是人们感受最直接、最强烈的领域，保守党的政策与民族党的解读就对苏格兰人产生了实际意义，民众逐渐认为保守党是“英格兰党，不懂苏格兰人的认同与利益”,英国越来越难以体现苏格兰的利益。

政党政治还在另一个层面使苏格兰双重认同发生变化，这就是1987年与1992年的大选。在这两次大选中，保守党在苏格兰仅获得10个和11个议席，但保守党凭借英格兰的选票仍旧上台执政。急于上台执政的工党和主张独立的民族党就此指出：保守党政府在苏格兰不具有合法性，苏格兰民族在联合王国内不享有民主，苏格兰民族有权获得一个可以体现其意志的政府，这就将民族、民主、主权这些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原则运用到了苏格兰地区，从而出现了苏格兰地区与英国国家在主权意义上的冲突。苏格兰人的双重认同之间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必须选择一个身份认同”抽样调研中，1979年尚有38%的被调查者选择英国认同，56%的选择苏格兰民族认同，1992年只有25%的选择英国认同，72%的选择苏格兰民族认同。相应地，到了1989年，已经有35%的被调研者支持独立，42%的支持分权；1990年，被调研群体中37%支持独立，45%支持分权。可见，苏格兰人的双重认同越来越倾向于苏格兰民族认同，而且这种民族认同逐渐转变为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政治型民族认同，而不再是适应英国国家的民族认同。

在苏格兰民族认同已经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提出的分权议题就有了成功的可能性。1997年工党上台执政后，举行了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公投，其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苏格兰议会。可以说，苏格兰议会正是苏格兰民族认同发生变化后的产物，已经发生变化的苏格兰民族认同持续影响苏格兰与联合王国的关系。

 3   政治型民族认同与苏格兰分离态势的形成

尽管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有所增强且这种民族认同在性质上会加剧苏格兰分离态势的发展，但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苏格兰人的英国认同并不弱。根据“自由选择身份认同”调研，1999年，32%的被调查者选择纯粹苏格兰民族认同，35%的选择苏格兰民族认同强于英国认同，22%的选择苏格兰民族认同与英国认同程度相等；在随后8年里，纯粹苏格兰认同的数据在下降，到2007年时只有26%,苏格兰民族认同强于英国认同的数据也下降到29%,而两者程度相等的则上升到27%。这一情况一直保持到2014年独立公投前夕。相应地，2007年之前，在对苏格兰宪政变革态度的调查中，支持独立的维持在30%上下，没有超过苏格兰议会建立之前的数据。

然而，在政党政治的作用下，苏格兰人的双重认同继续向政治型民族认同发展。

苏格兰议会的建立改变了苏格兰的政党政治生态，其将议员竞选范围从英国缩小到苏格兰地区。民族党是一个以苏格兰为基地的政党，追求独立的目标让其能够天然地只考虑苏格兰，而工党、保守党则是英国政党，很难只考虑或优先苏格兰而违背本党的全国部署。这将造成在宣称代表苏格兰利益方面，保守党与工党难以与民族党匹敌，民族党终将上台执政。2007年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民族党将执政目标与独立目标相分离，表示独立只会通过公投举行，让选民放心为其投票，因为把票投给民族党“会获得一个在联合王国内最能代表苏格兰需要和意愿的政府”。结果，2007年民族党以47 ∶46席击败工党，首次上台执政。

英国政党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一旦某一政党上台执政，就被视作获得民意授权，从而可以推行各种政策，无论该党的所有政策是否都得到民众支持。在2007年的选举中，支持民族党的选民中只有50%的支持苏格兰独立，但由于英国政党政治的上述特点，民族党在组建少数党政府后，通过将政党的主张变成“代表民意”的政府的主张，得以推进苏格兰分离运动。2007—2009年，苏格兰首席大臣亚历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发起了持续两年的“国民对话”活动，一边宣扬苏格兰政府支持独立，一边征询民众对扩大苏格兰议会权力以及实现苏格兰独立的看法。本次征询结果是，苏格兰人希望扩大议会权力，但不支持独立，民族党在征询结果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民族党政府仍然决定继续推进独立政策，表示政府将在2010年发起“多选项公投”,让民众在欧盟内独立、某种程度的分权以及维持现状中做出选择。不过，由于2007年民族党组建的是少数党政府，多选项公投方案在各党联合抵制下没有通过。

当苏格兰问题发展到这一步时，公投已经不可避免了，只要民族党组建一个多数党政府，就可以发起公投，而在苏格兰政党政治生态下，作为一个以苏格兰为基地的政党，民族党或早或晚都会组建多数党政府。在2011年第四届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民族党便赢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再次上台执政。这一次民族党的获胜仍然是凭借良好的政绩“而不是民众对独立的支持”,但民族党上台后决心推动公投。

由于民族党政府主张的公投在英国政党政治语境中具有民族与民主的合法性，保守党政府不得不正面回应。对于保守党来说，他们认为苏格兰是英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苏格兰脱离联合王国，但保守党无法直接拒绝民族党的诉求。基于政党政治博弈的考虑，保守党准备让民族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首相卡梅伦看准了当时的苏格兰人尚不会投票支持独立，因此提出公投只能设定一个问题，即“是否独立”。民族党前领导人威尔逊(Gordon Wilson)意识到这是对多选项公投施加的重大限制。对此，民族党无法拒绝，只能接受。双方最终达成《爱丁堡协议》,民族党获得一试独立的机会，但卡梅伦似乎已经预见了成败。

一旦独立变成一项全民公决的行为，独立议题就获得了一次在全苏格兰境内最大程度的宣传机会，在此过程中，在支持独立与反对独立这两大阵营持续、激烈以及侵入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辩论中，苏格兰人的民族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与英国认同激烈搏斗，苏格兰人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也将变得复杂、多样、随机，正如研究公投的学者们指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经济数据支撑，听上去也头头是道，但“赢得公投不靠经济而是情绪”。而一旦做出选择，那就意味着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与英国认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且这种变化具有相对持久性。

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是，84.6%的选民参与投票，其中支持独立的占44.7%，不支持的占55.3%,公投失败。然而，失败并不意味着苏格兰分离态势被扼制，相反，它表明苏格兰分离态势已经形成，支持独立的数据已经十分接近于反对独立的数据，独立成为一个有可能实现的选择。进一步说，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建立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苏格兰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卫报》在公投结束后公布的抽样调查显示，人们支持独立的首要理由是“苏格兰人决定苏格兰所有事务”（占70%）,其次是“独立的苏格兰会有更好的前景”（占20%），最后是“不喜欢保守党政府”（占10%）。换言之，苏格兰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这正是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政治型民族认同的表现，苏格兰民族认同已经从兼容于英国认同转变到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认同了。

一个人的认同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经过2014年独立公投，那些选择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人就不太容易改变自己的主张，那些反对独立的人也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但从长远来看，支持独立的人会越来越多。一方面，从本文所示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政党政治的作用下苏格兰人的双重认同总体朝着“苏格兰民族认同趋强、英国认同渐弱”的方向发展，成为苏格兰分离运动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另一方面，从2014年公投数据来看，55岁以上的群体中绝大多数投了反对票，而16—17岁的群体中则有70%都投了支持票，这一群体正是在民族党执政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认同从一开始就偏向于苏格兰民族认同。这意味着，苏格兰脱离英国的可能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正如现任苏格兰首席大臣民族党人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所说，“独立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4  新冠疫情影响下苏格兰分离态势加剧

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后，民族党表示尊重公投结果，但是，在苏格兰民族认同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苏格兰独立问题很容易复发。2016年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让还未完全淡出人们视野的苏格兰独立问题再次浮现。在“脱欧”公投中，52%的英国人选择离开，而具体到苏格兰，62%的苏格兰人却支持留欧。就此，民族党表示将发起第二次苏格兰独立公投，因为苏格兰人不支持“脱欧”,独立后的苏格兰将加入欧盟。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苏格兰政治局势越来越有利于民族党及其分离目标的发展。自“脱欧”至今，“苏格兰民族党将‘脱欧’与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绑定在一起的策略已见成效”，支持独立的民调数据上升了大约2个百分点。在2019年底举行的英国议会大选中，民族党将反对“脱欧”与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作为竞选纲领，保守党则明确反对二次独立公投，但大选结果是，民族党比2017年大选多获得13个议席，其中多为保守党曾占有的议席。这说明，支持民族党及苏格兰独立的人数正在上升。大选后，民族党即以大选结果作为获得民意授权的证明，正式启动二次独立公投程序，表示在2020年发起二次独立公投。

新冠疫情的暴发打乱了民族党推进独立的时间进程，民族党政府在2020年3月宣布暂停二次独立公投的准备工作，全力应对新冠疫情，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向欧盟申请延长“脱欧”过渡期，从而让“脱欧”与二次独立公投事宜整体向后延。

然而，这次疫情实质上加剧了苏格兰分离态势的发展。苏格兰议会建立之际，英国议会赋予苏格兰议会医疗卫生自主权，新冠疫情则让苏格兰人以及英格兰人明显看到一个国家内部是如何彼此区分的。在疫情期间，民族党政府充分使用了医疗卫生自主权，前期与英国政府抗疫政策保持一致，后期则日益与其分道扬镳。例如，当英国政府宣布解封时，苏格兰政府拒绝即刻解封；当英国政府宣布允许民众未经边境检疫就可以返回英国时，苏格兰政府拒绝听从；当英国政府还在迟疑佩戴口罩的有效性时，苏格兰已经开始佩戴印有苏格兰格子纹的口罩；此外，苏格兰政府还在英格兰进入苏格兰的主干线A1路口设置了检疫，让人们产生了“边界感”。

从应对疫情的效果看，苏格兰的上述政策并未明显改善苏格兰的疫情，相较英格兰，苏格兰只是没有那么糟，但民族党政府的政策却加强了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让人们感到苏格兰可以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在疫情期间，苏格兰人直接听从苏格兰政府而非英国政府的指示，是“苏格兰首席大臣每天做出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人生与死的决定”,是“苏格兰首席大臣而非英国首相决定苏格兰如何应对疫情”。相较斯特金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应对疫情的表现，苏格兰人认为斯特金展示了作为一个领导人应有的能力与责任，鲍里斯则让事情变得更糟。《卫报》评论说，苏格兰政府以“谨慎且注重社区”的方式应对新冠疫情，鲍里斯以“混乱且注重市场”的方式应对。相应地，2020年10月14日公布的一项苏格兰民调数据显示，苏格兰人对斯特金的满意度达到72%,对鲍里斯的满意度则正好相反，76%的人对他不满意。

民族自豪感往往会加强民族认同，苏格兰人也不例外，这体现在他们对待苏格兰独立的态度上。2020年6月至10月，由Panelbase、YouGov以及Ipsos Moris等多家民调机构所做的10次苏格兰对独立的态度的民调均显示，支持独立的超过了反对独立的数据，支持独立的数据已经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是自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以来苏格兰民意首次出现重大反转。2020年10月初的民调显示，62%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民族党赢得2021年的大选，英国政府就应该同意苏格兰举行二次独立公投，58%的还宣称他们将在公投中选择独立。

2020年10月的调研数据显示，苏格兰人支持独立的首要理由是他们无法信任英国政府，认为其不代表苏格兰的利益（47%）,其次是英国政府无视苏格兰留欧的意见而执意“脱欧”（40%）,再次是苏格兰希望朝着不同于英格兰的政治方向发展（38%）,而只有27%的人认为苏格兰独立后经济会获得更好地发展。换言之，苏格兰人认为英国已经不再是体现他们的意志的国家了，他们需要苏格兰国家，他们的民族认同中的“政治共同体”已经不再是英国了。

在新冠疫情加剧苏格兰分离态势之际，民族党再次提出第二次独立公投。2020年12月底英国最终脱离欧盟，斯特金即刻承诺民族党将在后疫情时代致力于“通过合法、合宪的方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为此，民族党政府在2021年3月公布了一份《全民公投（苏格兰）法案》草案，其中规定了独立公投中的问题表述、投票权等一系列问题，认为这是确保苏格兰人有权选择自己未来的法律保障。紧接着，民族党不断呼吁民众在2021年5月6日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投票支持民族党，表示一旦本次选举中出现一个支持独立的绝对多数（注意，民族党并没有说支持民族党的绝对多数），那么他们将在赢得选举后的下一个任期里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本次选举中，民族党获得64席，并未获得绝对多数（仅差1席），但由于支持独立的绿党获得了8个议席，这意味着本次选举中出现了支持独立的绝对多数。

那么，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会发生吗？进一步说，苏格兰会独立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保守党政府与苏格兰民族党政府在二次独立公投问题上可能会陷入僵局乃至发生争执。一方面，疫情已经加剧了苏格兰的分离态势，苏格兰议会选举也的确出现了一个支持独立的多数，民族党极有可能在下届议会中通过《全民公投（苏格兰）法案》，但此举可能引发苏格兰议会与英国议会就“谁有权决定独立公投”发生争议。另一方面，鲍里斯已经屡次以“这一代人已经做出了选择”（指2014年独立公投）为由拒绝了民族党的二次独立公投申请，而“在没有明确的民主途径来进行另一次公投的情况下，民族党可能会向英政府施加政治、道德或法律压力来迫使实现另一次公投”，爱丁堡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米切尔还认为，支持独立的人很可能会利用街头抗议等政治活动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可以说，疫情好转之后，苏格兰二次独立公投问题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能成为英国“脱欧”后影响联合王国乃至欧洲的重大事件。

 5  结语

在理解苏格兰分离运动时，苏格兰人的民族认同十分重要。苏格兰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没有形成民族与国家完全同质化的民族认同，其民族认同蕴含的苏格兰国家认同相对较弱，这使得苏格兰能够在1707年与英格兰联合之后形成苏格兰与英国双重认同，但也使得20世纪后半叶以来苏格兰人的英国认同趋弱，苏格兰民族认同趋强，且逐渐与英国认同不兼容。

在苏格兰双重认同逐渐分离与质变的过程中，政党政治起到助推作用。英国的政党政治诞生于17世纪末的英格兰，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政党政治在整个英国发展起来。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英国处于贵族统治阶段，拥有选举权的人数有限，构成民族的大多数人尚未进入政党政治生活中，政党政治并不会导致民族分离。但是，随着19世纪30年代以来选举权的逐渐扩大，政党政治最终成为实现大众实现民主的工具，其所蕴含的民主的合法性被运用到具有共同诉求的大众群体身上。民主的合法性被运用于其他群体并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但一旦被运用于苏格兰——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聚集于苏格兰这一“历史祖地”、一直保持着自身民族认同的民族——就有可能导致苏格兰在英国国家内部追求本民族整体的民主。因为，这种情况下，苏格兰人会从民族整体的民主而非个人民主的立场出发，认为英国不再是体现苏格兰民族意志的国家，其双重认同中的苏格兰民族认同会越来越强，英国国家认同则会越来越弱。

目前，苏格兰分离态势已经形成，分离的可能性建立在具有政治功能的苏格兰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在现有的英国政党政治环境下，苏格兰分离问题可能会持续存在。

*文章原刊于《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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