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逐渐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由此变得更加复杂与多元。其中，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越来越围绕着经济事务展开，这些经济外交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反过来说，新时期的国际交往乃至于争端也往往以经济议题为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李巍老师在本文中回顾了中国经济外交过去十年中的十大成就，并提出中国经济外交未来的四大方向和相关挑战。十大成就包括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取得突出成效、搭建全方位的自贸区的伙伴关系网络、引领创建亚投行、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在过去十年迎战美国对华经贸施压、以政府外交的力量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展开能源外交、提升在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权、参与及引领G20和全球金砖机制、推动中欧经贸合作。 需要指出，新时期也是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更加复杂的十年，其中，中美竞争关系加剧是最重要的变量。当前，美国正在多个地区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中国的“排他性”经济外交活动。中国要继续发挥市场规模、产业生态、基建条件和人才基础等优势，以经略东南亚、拖住日韩欧、背靠亚非俄、缠斗美利坚作为四个具体方向，化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掣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人大重阳”，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感谢李巍老师授权转发。感谢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邀请。我给过去这十年的中国经济外交提炼了一个基本的特征，也就是体现在我今年发言的副标题——从体系参与者到体系引领者。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中国以前是既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普通参与者，但在过去十年里逐渐过渡到体系引领者，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在经历了这些挫折之后仍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讲一句丘吉尔的名言：“你能看到多远的将来，取决于你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当我们对于现实世界感到迷茫的时候，看不清楚未来的世界将向何处去的时候，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历史。同样，当我们要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外交将向何处发展时，最好去回顾经济外交过去的历程。所以，今天重点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过去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外交演进线索的一些基本总结，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经济外交还不完全是一个学术界公认和普遍使用的概念。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给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外交分析》的课程，在我的课程体系中，经济外交特指中央政府针对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者跨国公司，围绕经济事务所展开的外交活动。传统外交主要讨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特别是围绕国际安全和政治事务所展开的跨国协商、谈判和访问等活动，这些都是经典外交行为。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政府与政府、政府与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一些外交活动，很多都围绕经济事务展开，而不是围绕着传统的政治或安全事务展开，这就需要提出一个新概念来表述政府的对外行为，因为传统的外交已经不能囊括这些新的外交活动，这个概念就是经济外交。
政府展开经济外交的目标有两个：通过对外开展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活动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卫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安全问题。经济外交的概念在学术上有很多讨论，同时在政府官方文件中也被大量使用。中国官方文件中最早使用“经济外交”一词是在2004年，当时中国召开了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的工作会议，分管对外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大会上作了“努力开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同时，分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唐家璇作了会议总结，这两位出席会议给经济外交提供了很好的定义，即经济外交是经济事务和传统外交事务的交叉地带。此后，绝大部分年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了经济外交这个概念，并且都会用一段文字来总结中国经济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经济外交所面临的挑战。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外交之一，这进一步指明了什么叫经济外交，中国的经济外交究竟在做什么。
此后，我们有了多篇高级政府官员围绕经济外交进行的理论阐述。2017年，时任商务部长钟山在《求是》杂志上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习近平经济外交思想的基本概念；不仅如此，同样在2017年，时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现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外交迈入新时代》的文章，同样对中国的经济外交活动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阐述和总结。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还没有大规模的经济外交活动。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且相对封闭的体系，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国际经济事务参与比较少，主要是对亚非拉国家实施经济援助，以及在五十年代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对外援助以及接受援助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的经济外交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产生了大规模的经济外交活动，并且经历了大概四个主要阶段，我给这四个阶段各起了一个标签。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们刚刚打开国门，正在进行经济体制的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对国际经贸体系的规则还不太了解。所以，当时我们主要是了解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些基本规则，那个时期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是接触性的、试探性的，所以叫做接触型的经济外交。
20世纪80年代，中国接触型的经济外交主要做了如下几件事：一是1980年先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中国政府实际上参加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后来内战之后，台湾当局主动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0年才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权益。80年代之后，我们作为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国，展开了复关谈判，重新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的身份，这是当时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内容。
二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在中美贸易协定的框架下，我们和美国展开了一些经济合作，推动了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同时建立了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就叫做中美商贸联委会。这个联委会后来在21世纪初由部长级升级为副总理级，当然目前都已经停摆。
第二个阶段，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们坚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开始决心全面学习国际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也下定决心要融入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所以，我称之为融入型的经济外交。
当时的经济外交主要有三项重要活动：一是加入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是当时中国加入的重要区域型国际经贸组织。1989年之后中国总体面临的外交环境是比较孤立的，1993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美国西雅图参加APEC的首次首脑峰会，并会见了当时的克林顿总统，这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当中。当时美国对APEC很有信心，希望在十年内实现APEC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二是中国从最初的复关谈判过渡到入世谈判，进入“加速度”，尽管这一过程非常艰难和痛苦，但我们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同时，在1997年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东亚13个国家决定抱团取暖，建立了10+3合作机制。这个机制是当时由中国国务院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参与的一个区域性国际合作机制，其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因而也成为中国展开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第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中国开始以一个正常成员国的身份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因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意味着真正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正常的成员，就像加入联合国才意味着成为国际政治体系中一个正常的成员国。我把这一时间段取名为参与型的经济外交，这个阶段的经济外交主要是为了遵守国际规则，因为中国是WTO的成员国，中国要遵守WTO的基本规则。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活动有四项：一是参与WTO的首轮多边贸易谈判，也就是多哈回合谈判。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有八轮贸易谈判中国都没有参加，因为中国不是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现在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后才得以参加了WTO首轮谈判，也就是多哈回合谈判。尽管后来多哈回合没有取得成功，甚至可以说已经失败，但中国仍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民币汇率争端是中国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另外一项重要的经济外交活动。从基本数据可以看到，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入世之后，中国对美国包括对欧洲的出口海量增长，美国对此感受到很大的不适，于是挑起了人民币汇率的争端。人民币汇率的争端非常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汇率争端。为解决这一汇率争端，中美之间建立了战略对话合作机制，当时中方由吴仪副总理牵头，美方由时任财政部长鲍尔森牵头。通过该机制，中国不仅成功化解了美国给中国施加的汇率压力，也促进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在这一时间，中国也在积极地引领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因为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感受到东亚地区不能够完全依靠美国和IMF来应对金融危机，所以，东亚要建立独立的货币秩序，其代表就是清迈倡议多边化，而中国和日本与东盟一同在其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于2001年发起了中国东盟的自贸区谈判，这也是中国经济外交很重要的内容。
第四个阶段是2010年及之后。过去十年应该是从2012年开始，但是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10年，因为这一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样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这都标志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这一时期及其之后，中国的经济外交变得越来越具有引领性，我们不仅仅要遵守既有游戏规则，还要引领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建设，因此我称之为领导型的经济外交。这一时期，我们不断地努力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构建了很多区域层面上的金融制度。这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外交的历史演进，正好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对应十年。
回到今天讨论的主题，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外交究竟有哪些重大成就？我个人总结主要有十大成就（排序不分先后）。
第一，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成效突出，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全球经济网络基础。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在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对中国的身份定位有很多争论，争论的主要焦点为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还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就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但是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尤其是全球性的经济大国要有一些经济腹地，那什么是中国的经济腹地？答案是东南亚地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大突出成就，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第二，除了中国和东盟之外，中国还搭建了全方位的自由贸易区的伙伴关系网络，以应对国际贸易体系的新变化。所谓国际贸易体系的新变化就是指WTO多哈回合长期陷入停滞，全球层面的贸易谈判自2001年以来一直没有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做另外一个准备，那就是推动区域性的自由贸易谈判，中国目前签署了二十多份自由贸易协定，搭建起一个庞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网络，其中就包括RCEP。
第三，大家非常熟悉且前几年特别引以为傲的，中国作为发起人引领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是给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中国发起倡议成立这样一个银行，展现了中国“富”起来后，要承担国际责任。
第四，中国提出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包括的内容很多，但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于此展开的基建外交。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展开的外交令全球瞩目，所以美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防范心很重，其先后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计划和现在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都是为了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外交。
第五，在过去十年迎战美国对华经贸施压。2010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标志性年份，同时也是美国对华战略发生重大转型的年份，早在这时，美国就不断调整对华战略的方向，并提出“重返亚太”战略，而“重返亚太”的本质就是要对中国的崛起施加制衡。在经贸领域，美国对中国的制衡就是从2010年开始的：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到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再到今年5月份美国在东京刚刚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是美国对华经贸施压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我们如何迎战是中国经济外交很重要的一部分。
第六，以政府外交的力量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是市场现象，但中国政府一直在通过政府力量帮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经过复杂的货币外交折中，人民币最终加入了大国货币俱乐部，即特别提款权（SDR）。
第七，中国还积极地展开了能源外交，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建设了三大能源管线，有效保障了中国的能源安全。
第八，过去十年中，中国努力提升在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权。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要机构就是IMF和世界银行，通过提升份额权，中国努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第九，中国积极参与及引领G20和全球金砖机制，制衡七国集团的制度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七国集团被认为是大国经济治理的俱乐部，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被七国集团所垄断。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支持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所以，美国需要其中的重要国家——中国，帮助和协助它一起实施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成立了金砖机制。中国对G20的参与和对金砖机制的引领是在制衡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霸权地位。
第十，过去十年中，我们不断加强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欧盟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正是因为有中国和欧盟间强悍的经济联系作为纽带，才确保了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能够屹立不倒。特别是在2020年，我们经过艰难的努力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这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成果。尽管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现在因为人权上的纠纷出现停滞，于2021年被欧洲议会冻结，但是，中欧经济关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仍然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内容。
这些成绩中包括中国与东盟建立自贸区，并且不断地升级自贸区。2001年中国发起的与东盟的自贸区谈判是中国对外发起的第一个自贸区谈判，这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贸区。中国用了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此后，2015年中国完成了中国和东盟的升级版自贸区谈判，让中国和东盟自贸区的水平不断提升。
同时中国积极参与清迈倡议多边化，也就是建立一个缩小版本的IMF。因为在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IMF在对东亚危机国的救援中提出了很多苛刻条件，所以东亚国家痛定思痛，希望建立一个自己的IMF，这就是后来的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每个国家进行双边的货币互换，然后把双边的货币互换逐渐多边化。
为了有效地管理清迈倡议多边化，各个国家拿出一笔钱成立了一个“共同外汇储备基金”，随后我们又建立了东亚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东亚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是一个很重要的实体性组织，主要由中国和日本共同发起领导，其总部设在新加坡，办公室主任由中国和日本轮流派代表担任。第一任主任是魏本华先生，他也是重阳金融研究院重要的嘉宾，我经常看到重阳金融研究院邀请魏本华先生来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活动，魏先生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他是中国东亚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首任中国籍主任。第二任是日本人，第三任又是中国人，中日之间交替担任这一办公室的主任，这体现了中国和日本在东亚金融合作当中的引领性的地位。
第三个对东盟的经济外交的成就是和中南半岛五国共同成立了澜湄合作机制。最开始澜湄合作机制主要是围绕水资源的合作，但现在澜湄合作机制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经贸合作框架，且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就，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工业园区建立等，这些都是澜湄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期间我们取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基建外交的胜利，即连接中国和老挝的中老铁路去年宣告通车。这条铁路的通车为最后建立泛亚铁路奠定了重要基础，我相信在中国的推动下，一定会把这条铁路从昆明不仅推进到万象，还要推进到曼谷，甚至推进到吉隆坡或新加坡。如果这条铁路完全拉通，对整个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合作将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因为铁路是能够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最近还有一个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达成协议也要修建中尼铁路。多年前，我在重阳提供的重要平台上发布了一个报告，倡议修建中尼铁路，把尼泊尔由一个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中老铁路是把陆锁国老挝变成了陆联国，互联互通。多年前我们在重阳提出的这样一个号召和倡议，在今年总算是成为了现实，我非常感慨。
这就是中国对东盟在过去十年主要的经济外交活动，包括贸易外交、金融外交，也包括基建外交。这一系列经济外交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在2020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1993年到2003年的时候，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美国和欧盟；2004年之后发生了变化，欧盟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第一；2011年到2019年，欧盟第一，美国第二，东盟的重要地位开始显现；到2020年，东盟成为超过欧盟、美国、日本的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个成就非常了不起，它意味着中国对外经贸格局的多元化。现在拜登正在搞所谓的供应链韧性，中国也要搞供应链韧性或贸易关系韧性，东盟取代欧美日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有利于中国的贸易安全，这意味着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的依赖程度在不断地下降，这具有很重要的正面意义。尤其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我们首要的贸易对象是东盟国家，是在政治上和中国比较友好的而且在地理上和中国比较临近的东盟国家，这对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对中国全球战略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个局面的取得主要是中国对东盟国家非常积极而活跃的经济外交的结果。
除了中国和东盟之外，中国还在更广阔的地缘空间里构建中国的自贸区网络，目前中国已经签署了19个自贸协定，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尤其2015年是中国FTA外交的大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和东盟的自贸区签订了升级版本的议定书，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且中国和韩国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倡议在2015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及中国在2015年成功被IMF批准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中国在多个方面的经济外交都在2015年取得重大成功，所以2015年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标志性年份。
除已谈成的自贸协定之外，目前还有十个谈判正在进行中。比如中国和挪威、中国和秘鲁升级版谈判、中国和巴拿马、中国和韩国的第二阶段谈判等。现在中国和韩国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因为韩国现在是中国经济外交重要的争取对象。此外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国和以色列、中国和五个海湾国家联合会的自贸区谈判也都正在推进中。当然还有一些自贸区是我们今天正在研究的，这里我不详细赘述了。
中国FTA外交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性成就，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RCEP是2012年由东盟发起倡议的，为什么东盟要发起RCEP谈判呢？原因是当时美国在力推所谓的TPP谈判，而TPP谈判把东盟国家一分为二成TPP成员国和非TPP成员国，这使当时的东盟感受到很大的危机感，东盟是一个整体，不能被美国的TPP战略一分为二。所以，东盟发起了一个RCEP的谈判，中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国。但是这个谈判一直进展比较缓慢，直到2017年才构成了一个转折点。2017年成为转折点的原因有二，一是美国退出TPP增加了日本的紧迫感，当时日本很焦虑，美国“老大”退出了TPP，日本该怎么办？于是日本对于RCEP的谈判开始变得积极起来；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增加了中国的紧迫感，中国需要构建更为强大的贸易伙伴关系的网络。所以中国和日本同时对RCEP谈判更加积极，推动RCEP谈判进入了快车道。到2019年，RCEP谈判期间出现了最大的“麻烦制造者”，也就是印度。印度在国际经济外交中、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是有名的“麻烦制造者”，它是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最为严重的国家。2019年，印度自觉达不到RCEP的贸易标准主动退出，从而为RCEP谈判扫清了障碍，最终RCEP在2021年签署生效，这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RCEP成员国占全球GDP的29%，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成员国占全球GDP规模只有13%，虽然RCEP的规模远超过CPTPP两倍还多，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RCEP规则自由化的水平比CPTPP要低一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在申请加入CPTPP。
（三）中国金融外交的高光时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围绕亚投行的创建和运行，中国展开了非常精彩的金融外交，亚投行的成功创建也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外交的高光时刻。
亚投行在2013年由中国发起倡议，其于2016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2015年被认为是亚投行很重要的一个年份，主要原因是这一年特别是在3月份，短短一个星期内，有三个主要的欧洲大国宣布加入，即英国、德国、法国，这标志着亚投行外交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当时我们还没有那么宏大的抱负，仅定义亚投行为区域性银行，亚洲主要国家参与就已足够，但是不曾想许多欧洲国家也对亚投行表现出浓重的兴趣，其中率先表态加入亚投行的就是英国。亚投行是中国金融外交非常成功的案例，它是完全由中国引领的国际金融机构，而金融是中国传统的短板，没有想到中国还能引领创建一个全新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目前为止，亚投行有成员国近100个，主要经济大国中只有美国还没有加入，日本和美国可以说是自我排除在亚投行之外，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比较孤立。所以我一直主张要把亚投行外交作为一个重要的案例书写和研究，需要好好地研究和总结为什么在亚投行的问题上，中国外交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美国和日本非常尴尬地游离在外面，而绝大部分国家甚至包括发达经济体都支持中国的这一外交倡议。
亚投行成立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缺口，而现有机构亚洲开发银行（ADB）和世界银行不能填补关于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的缺口。与此同时，部分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尤其是中国，拥有着巨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总体上已经超过了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且这些外汇储备效率很低，只有买美国国债。所以，中国希望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来帮助亚洲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中国也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经济上有很强的拉动效应和很强的正外部性。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强有力地实施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我们希望把这个经验传播到世界去，而且身体力行通过亚投行推动亚洲地区搞基础设施建设。
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不仅要自己发展，而且要带动亚洲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共同发展，表明中国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以此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大国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一个大国重要的软实力，中国希望为国际社会做点好事情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这就是我们成立亚投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这五大方面中的三大方面都属于经济外交，比如设施联通是基础设施的联通，这属于投资外交；贸易畅通推进自由贸易属于贸易外交；资金融通属于金融外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它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
“一带一路”建设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对外传播中国的发展经验，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需要在学术上进行总结，我们需要对外讲好中国为什么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以及这一经验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受惠。尽管这个故事我们还没有完全把它讲得特别好，但这至少是一个好故事，我们要努力把它讲好。
讲好中国故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合适的角色，我不想说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非常强有力的角色，我只想说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非常合适的角色，政府角色是需要平衡以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不是阻止市场发挥作用，而是让市场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
怎样让市场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中国的经验是，第一，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市场要高效运转必须要有很完善的公共物品，这个公共物品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电网、交通、港口、铁路、公路、互联网、大学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要想富先修路”，路就是一种具体的公共物品，这个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第二，政府投入巨额资源办教育。中国的大学大部分都是公立的，从上到下、从幼儿园到大学，中国投入了巨额资源办教育，努力地培育人力资本，这是政府所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为市场的有效运行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本，用中国另外一句著名谚语来说就是所谓的“再穷不能穷教育”。第三，对于实在不能有效参与市场的弱势群体，中国政府提供精准扶贫。“要想富先修路”、“再穷不能穷教育”和“精准扶贫”是中国的三大好故事，要把这三个好故事用学术语言讲好，这对中国极其重要，因为学术语言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来传播中国政府在市场运行中发挥合适作用的好的经验。
我们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为世界做好事，我们为的是全球共同的发展。“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内容是基建，为什么我们选择的着眼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呢？那是因为基建匮乏阻碍了部分国家有效参与全球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只要把国门打开，经济就会自动发展。有很多国家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匮乏，不能有效参与全球市场。直到今天，越南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关注越南，但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很成问题，已经不能支撑越南在全球贸易体系当中，或者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地位。很多到越南的投资者都开始怀念中国国内的基建，所以基建是经济起飞很重要的钥匙。
另一方面，私人力量不愿意、也很难承担巨额的基建投资。大家知道修一座桥、修一条高铁、建全互联网等都需要庞大的投资，而这种投资是私人力量难以做到的。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回报周期特别长，私人力量追求快速回报，也不愿意投资基建。所以，西方的私人资本从来不在发展中国家搞基建。而中国的资本被认为是一种耐心的资本，美国学者斯蒂文·卡普兰（Stephen Kaplan）写了一本书，其中指出中国基建外交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是一种比较耐心的资本，而不是像西方的私人资本一样追求短期的回报。有时候西方学者也在为我们总结中国经验，中国学者自身更要努力把中国的好故事、好经验用学术语言讲清楚。
（五）迎战美国对华经贸施压：从2010年TPP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经过多轮贸易战之后，到2021年1月份，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是19.3%，中国对美国的关税是20.7%，而以前分别是8%和3%左右，双方各自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商品被征收了高额关税，这波贸易战对我们来说压力较大。
在贸易战之前，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先后对中国发起了自由贸易谈判的压力，当时美国发起了三大自由贸易谈判，一是亚太地区的TPP，二是大西洋地区的TTIP，也就是美欧自由贸易谈判，还有在WTO框架下围绕服务业贸易举行的自由贸易谈判TISA。以上我们简称为“3T”谈判，而这“3T”谈判中国都没有参加。
“3T”谈判的主要内容有关服务业贸易的自由化，有关建立更加严密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有关投资便利化和竞争政策。中国好不容易才加入WTO，美国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又推出三大新谈判，把中国排除在外。不过，我们后来很幸运，美国在前期投入了巨大外交资源完成的TPP谈判，在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就被废除，这是美国“自废武功”。
拜登政府内部正在讨论降低对华关税，这在某种程度上宣告美国对华贸易战特别是关税战已经失败。美国正在自己否定自己，当年美国打贸易战把关税加上去，但现在又开始主动讨论降低对华关税。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就是降低对华关税的支持者，因为现在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只有通过扩大对外贸易来降低本国通货膨胀。但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反对这样做，她认为，如果美方在中国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主动调低对华关税，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承认对华关税战已经失败了。其实，不管它最后是否降低关税，也不管它最后是否主动承认关税战的失败，我们只要看数据就能明显感受到，关税战并没有达到美国削减贸易逆差，尤其是削减中国对美出口的既定目标。
2018年，中美贸易额达到6600多亿的最高峰，确实在随后两年的贸易战期间，中美贸易额在2020年和2019年呈现负增长，但到2021年，中美贸易额重新呈现快速上涨趋势，已经接近2018年贸易的最高水平，这还是在疫情背景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发起的对华关税战并没有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在2019年至2020年呈下降趋势，但是到2021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又进一步增加。所以，贸易战没有实现美国既定的目标。
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货币被认为是大国货币的俱乐部，人民币在2010年还没能成功加入。中国经过多年努力，到2015年终于取得重要的成功，人民币成为第五种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货币。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长期主要由四种货币构成，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这是世界上主要的几大货币。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有点类似于在安全领域当中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在我们是货币领域当中的常任理事国。目前美元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的比重一家独大，为43.38%；欧元排名第二，占30%左右；人民币排第三，刚开始中国入篮时权重只有10.92%，最近刚刚调整到了12.28%。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权重也升高了，经过这次调整，美元权重由41%上调至43%。虽然总是每隔几年就有美国衰落的说法，但单从这个数据看，美国并没有衰落，特别是最近美元还在不断走强。人民币地位在不断提升的同时，欧元、日元和英镑比重呈下调趋势。所以，如果不把欧洲看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目前在经济领域中国和美国在多个指标上已经拉开了和其他国家的差距，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
人民币加入SDR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从长远看，这是一次IMF对人民币国际信用的背书，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得到IMF正式认定，其他国家可以依据这样一个货币篮子当中的份额来配置本国的外汇资产。直接的意义在于人民币作为一种资产，它的商业配置和长期投资的需求将有所增加，而且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意味着中国获得非常重要的制度性的权利，尤其是IMF成员国可以根据SDR篮子权重来确定他们在外汇储备当中的配比。
不仅如此，过去十年时间中，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离不开中国以货币互换为基础的各种货币外交。但这个进展是稳步的，并不是特别激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基本上是稳步提升。2016年第四季度，IMF第一次开始统计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公开数据显示当时是1%；到2021年第四个季度，这一数字是2.79%，可以说是稳步攀升。但是相比之下，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所占的地位还是较明显地高于人民币。所以，希望未来十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能够逐渐超过英镑和日元，成为继美元和欧元后的第三大货币，现在人民币还不能算是第三大货币。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意味着中国对能源的消费极其巨大，世界工厂需要强大动力。但中国仅凭960万平方公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难以保障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所以，中国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能源，主要是两种——石油和天然气。大量的进口意味着中国存在着巨大的能源安全隐患。
截至2019年，中国石油的进口对外依赖度高达73%，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大概有接近50%的天然气也是来自于海外进口。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地缘政治的动荡首先会影响能源供给，所以中国面临着比较严峻的能源安全风险。
这种能源安全风险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供应安全，即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能源来源地。比如，以前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大约有25%以上的依赖，现在欧盟面临对俄制裁的主要问题是找不到能源供应地来弥补这25%的缺口。欧洲试图寻求美国与中东的帮助来补救，但前者与欧洲隔得很远，运输成本很高；后者能否满足欧盟能源需求的缺口还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没有足够的能源来源地的后果。第二，有了能源来源，能否运输到国内，这涉及到能源运输的安全和能源通道的问题。第三，能源运回来，价格是否足够便宜，是否具有价格安全，这就涉及到能源金融问题。最近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能源价格高涨，虽然有能源且能运回来，但价格太贵也会造成问题。所以能源安全包括这三个方面。
过去十年中，我们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展开了非常积极和活跃的能源外交，其中主要体现在保障五大能源运输通道，第一大能源通道就是中亚的天然气管道。我们要搞绿色经济就意味着要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就是相对比较清洁的能源，而石油和煤炭，尤其煤炭是最不清洁的能源，石油次之，所以要增加天然气的使用，中国的能源结构过于依赖煤炭。但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天然气，怎么办？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气，所以我们从中亚国家尤其是从土库曼斯坦，修建了密密麻麻的西气东输天然气管道，这个天然气管道是我们经过了多年的能源外交努力所争取来的。
其次是中俄油气管道，这一条管道又包括油又包括气，也经过了艰难的谈判，现在已经建成通气了。谈判的艰难主要在于价格谈不下来，因为当时俄罗斯的油气主要是往西边送给欧盟，而欧盟购买油气的价格比较高，所以俄罗斯一直希望中国参照欧盟价格购买俄罗斯的油气。现在俄乌战争之后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俄罗斯在能源出口上更加依赖中国，给中国保障能源安全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同时中国修建了第三个方向的管线，从缅甸到中国云南的油气管道。当然中国还在考虑是否修建一条中巴油气管道，这个还没有完全达成协议，另外还有大量的海上油气管道，这些构成了中国捍卫能源安全的交通网络，而修建这个交通网络的过程都体现了中国外交努力的结果。
中国在IMF和WB的投票权和份额权不断发生变化。IMF和WB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建立的两个很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金融组织或者国际金融机构一直被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相关的权利地位，这种垄断不仅体现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投票权当中占据绝大部分份额，还体现了这两个机构的领导人分别由美国和欧盟成员国担任，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担任这两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中国过去十年一直倡议要推动两个机构实施必要改革，一个是份额权的改革，提升广大新兴国家在其中的份额权；二是投票权的改革，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成员国能够在IMF和WB的决策权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有了一些重要的收获，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实现的目标，这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中国在IMF和WB中的投票权都排名第三位。经过IMF最新的改革份额权的调整，中国的投票权目前已经非常接近排名第二的日本，日本的份额权大约是6.47%，而中国的份额权是6.4%，我相信经过未来的调整，中国很快会超过日本成为排名第二的国家。在WB中，目前我们已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接下来最重要的目标是要超过日本。毕竟日本的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无论怎么计算，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日本的分量都不如中国。当然，国际制度的改革是渐进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不用着急，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中国有的是时间。
除了份额权的改革之外，中国不断地向国际既有金融机构尤其是IMF输送人才。以前我们在IMF中声音微弱，但自从朱民进入IMF成为首任中国籍的副总裁后，开始不断有中国籍进入IMF并担任高管。朱民之后是张涛，再之后是李波，李波去年刚刚走马上任，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他以前担任央行的副行长，这次接替张涛担任IMF的副总裁。现在IMF副总裁中留一个席位给中国已成为惯例，未来有没有机会给中国籍担任IMF总裁和世界银行的行长，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九）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G20和金砖机制中，发挥引领作用G20和金砖机制再加上七国集团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主要平台。有一段时间，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七国集团的地位明显下降，因为以七国集团的力量没有办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必须要把新兴国家的力量引进去。有一段时间，七国集团的力量已经被边缘化了，但近几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兴起，美国又开始有重新强化七国集团、淡化二十国集团的趋势，但不管怎样，二十国集团现在作为一个最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它也有点类似于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在全球重大经济问题上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中国作为G20的成员国，一直推动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即代表新兴国家的金砖机制。如果说七国集团代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治理机制，金砖机制则代表了五大新兴国家，所以，金砖机制实际上是对七国集团这样一种制度霸权的制衡。在中国的引领之下，金砖成立了两个重要的机构，一个是金砖开发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另外一个是金砖应急外汇储备机制，发挥了类似于IMF的作用。所以，G20和金砖机制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而中国在这两个平台中的作用是引领性的，尤其在金砖机制中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主导性的。
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推动中欧经贸合作，而中欧经贸合作一个很重要的成就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欧洲在中国经济外交中作用很大，“GLOBAL GDP MAP”2021年的数据显示天下三分，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板块，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经济板块，一个是以德国、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经济板块。这三大板块基本上是三驾马车或者三足鼎立。三家博弈取决于这三者之间的分化组合，前几年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同时特朗普也在和欧洲打贸易战，中国和欧洲自然就找到很多共同话语。在这样一个中美欧的大三角的背景下，欧洲对于中国化解美国的压力极为重要，所以，当时中国力推和欧洲的经贸合作，其中就包括投资领域的合作。
为什么要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一方面原因是双方的投资关系不对等，欧洲对中国的投资很多，但是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却比较有限，双方都希望能够提高对对方的投资。另外一方面，中国与欧盟的26个成员国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但是这些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差别很大，我们希望能够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投资协定。与此同时，中日韩投资协定已经生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陷入僵局，中国希望加快与欧洲投资协定的谈判能够撬动中美经贸关系，这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战略考量。这个谈判经过了七年共计35轮谈判，特别在2020年，谈判进入加速阶段，并最终在12月宣布完成谈判。但遗憾的是2021年由于中欧在新疆问题上爆发了剧烈的外交冲突，欧洲议会宣布冻结该协定在欧洲议会的审定，所以这个协议谈判虽然完成了，但最终没有生效。但不管怎样，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仍然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重大的成果。
刚才我们仔细回顾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经济外交所取得的十项重大成果。但是，尽管这些成果非常令人骄傲，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外交在未来将面临非常艰巨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新冠疫情阻挡中国展开线下经济外交，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第二方面，拜登政府上台后，经济外交的动作非常频繁，美国现在积极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拉帮结派，从四个方向构建针对中国的经济联盟，抑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
一是在印太方向，今年5月美国在日本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其中包括亚太地区的四个主要国家，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当年TPP谈判时印度和韩国并不在其中，但现在印度和韩国都参与到了“印太经济框架”中。这是美国对亚太方向的重要经济外交活动，目的在于排斥中国。
二是在欧洲方向，虽然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夭折了，但是美欧建立了一个新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
三是在美洲方向，最新一届美洲联盟峰会刚刚于今年6月在洛杉矶举行，这是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首次在美国召开的美洲联盟峰会，之前主要是在拉丁美洲国家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拜登政府又提出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
四是在太平洋岛国方向，8月份，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访问了太平洋岛国，重申了与澳日新于6月建立的“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
美国在多个地区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中国的“排他性”经济外交活动，这给中国的经济外交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当然我们不必太害怕，原因是美国有时候“雷声大，雨点小”，其每个新政府上台都特别喜欢造概念，虽然声势浩大，但能够落实的有多少还不得而知。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高度重视美国的经济外交倡议，但另一方面也不用过于担心，而是静观其变。当然我们自己也要主动，跟进观察美国有多少能够落实。美国当年的TPP谈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很多的外交资源，但最终也夭折了，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
我们要重视美国这四大经济外交战略方向，关注它们究竟如何取得进展，以及哪些会落地——这是我们要加强研究的。
第三方面，多国对中国崛起抱有疑虑和担忧。目前我们是国际体系中最大的成功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了一个针对中美关系的很重要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受惠于既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说这番话时其实心态很复杂，我们自己也承认，中国就是国际经济体系中最大的成功者，但是中国的成功获得的不都是鲜花和掌声，有时候如果我们有点小骄傲，就会引发世界性的疑虑和担心。许多国家表面上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内心里五味杂陈，特别是一些老牌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对中国都或多或少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和担心，而如何化解他们的疑虑和担心，这是我们经济外交所面临的挑战。
最后，展望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外交，就是要深入地挖掘中国的优势并发挥出来。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中国，我们有很多优势，主要是四大方面：
一是中国的市场规模。面对14亿人口的市场规模，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跨国公司都会垂涎欲滴，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份额。对大众、特斯拉、苹果、英特尔、台积电等等而言，中国都是它们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是如此成熟统一的大市场，没有一个跨国公司愿意离开中国，虽然美国要和中国搞脱钩，但只要中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只要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开放，美国的脱钩战略就不可能成功。
二是中国的产业生态。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非常好的产业生态系统，或者说一个供应链体系或产业链体系，尤其是以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很多企业到越南投资，但发现找不到供应商，供应链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我们具有全产业链的优势，这是中国第二大优势。
三是中国的基建条件。中国的基础设施相当发达，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电网，有最庞大的高速公路网络、高铁网络、互联网网络、油气管道、输电网络还有机场，这些都是世界一流的。这种基建条件会极大地降低我们的物流成本，所以基建是中国的第三大优势。
四是中国的人才基础。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大学扩招之后，中国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让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达到了一千万人，且这些大学生都是高素质的。不仅如此，中国理工科人才培养的数量也远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支撑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未来十年，中国在经济外交上就是要充分发挥这四大优势，具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外交有四大方向。其一，经略东南亚。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未来要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因为东南亚是我们经济的腹地，这是我们的基本盘，所以一定要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进一步提升中国和东南亚经济的整合。
其二，拖住日韩欧。我们有巨大的市场规模，要发挥强有力的“磁铁”效应，拖住日韩欧的跨国公司。
其三，背靠亚非俄。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需要来自世界的能源、矿产和粮食资源，而亚非俄能够给中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粮食、矿产资源和能源。
最后，缠斗美利坚。我们不和美国主动搞脱钩，虽然美国正试图和我们脱钩，但美国的商业力量并不想和中国脱钩，因为特斯拉、苹果这些美国公司都能在中国赚取很多利润。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些优势，和美国进行缠斗，这就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四大方向。
问：“一带一路”在当下的情况下到底会不会透支中国国力？李巍：关于“一带一路”会不会透支国力的问题，这是学术界争论多年的问题。在学术界保持对这么一个重大的经济外交战略的讨论热度，哪怕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不同的理解，都是好事情。这个问题关键取决于我们怎么做，而不是“一带一路”本身一定会透支国力。“一带一路”其实有着很好的初衷，它有利于提升中国软实力，因为中国发展得那么快，挤占了别的国家的市场。如果看经济数据，我们看到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几乎不变，这几年在全球蛋糕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的就是中国，别的国家对你都是羡慕嫉妒恨。那么要想化解负面态度，让别人觉得你的崛起是一件好事情，就意味着你必须要为世界做贡献，必须要为世界提供公共物品，除了你自己发展之外还得带动别的国家一起发展。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初衷很好。何况中国还有一些发展的经验，我们也需要通过“一带一路”传播出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只是在总量上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依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而韩国的人均GDP是3万美元，美国的人均GDP是4万美元，瑞士的人均GDP是7万美元，我们和这些国家的差距很明显，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做任何好事也得量力而行，实际上中央也是这样做的。“一带一路”不是在外面大撒币，特别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强调“一带一路”高质量的发展，也就是基于本国国力，一个个项目做，不要着急，争取把每个项目都做好，让“一带一路”项目能够真正为当地经济建设社会服务发挥作用。所以，我相信“一带一路”在高质量的建设过程中能够相得益彰，这种相得益彰既服务于我们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能为全球共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自由而开放地讨论“一带一路”。问：怎么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作用？李巍：现在面临着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压力，我们确实要发挥RCEP的作用，RCEP是中国参与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但平心而论，RCEP的自由化水平还比较低，它是由东盟已有的五个“10+1”整合而成的——东盟和中、日、韩、澳大利亚及新西兰这五个国家都签订有双边自贸协定，RCEP只是把这五个双边自贸协定加以整合，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低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而当前世界范围中出现了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该不断地推动RCEP谈判，推动RCEP不断地升级，使其制度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不断接近CPTPP。所以，虽然RCEP已经生效，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们仍然要推动RCEP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这是接下来我们经济外交重要的任务。李巍：“印太”战略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提出的，现在被拜登政府全盘继承。但是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印太”战略是一个军事战略，没有经济基础。所以，这次拜登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试图夯实“印太”战略经济基础，使得“印太”战略用安全、经济两条腿来走路。“印太经济框架”目前表面上提出了四大支柱，即互联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但其实里面很大部分是向中国学的，比如互联经济就是向中国学的。“印太经济框架”目前有13个国家参与了，但它未来能否落地，在哪些方面能够落地，其实还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原因是这些国家各有各的利益，比如印度。印度这个国家很重要，前段时间我们在加勒万河谷与印度发生冲突之后，国内很多的声音说能否就此“教训”一下印度。但中央很清晰很冷静，我们并没有和印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原因是如果把中印关系放在中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印度在很多方面并不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比如在这次由俄乌冲突引发的对俄制裁中，印度并不完全配合美国的制裁，甚至不仅不配合，反而是美国对俄制裁的“麻烦制造者”。所以，印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配合“印太经济框架”其实挺难说的。何况印度连RCEP都不愿意加入，印度国内的营商环境、自由化水平与美国的要求差距很大，再加上韩国等很多国家都舍不得中国，所以，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未必能够非常顺利地推进。但是，这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中国需要展开非常积极的外交活动来分化美国在经济领域构建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的企图，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李巍：俄乌冲突对世界而言不是好事情，这一点要明确。这一场冲突对整个世界秩序，甚至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来说都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能为这一场冲突欢欣鼓舞。我们希望未来世界是和平的，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的原因很复杂，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同时基于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对这场冲突和战争不能够冷眼旁观，我们要尽可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场战争对欧盟的利益也构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欧盟也有很大的意愿以某种方式尽快地结束这场冲突，进一步让欧洲上空恢复平静。现在欧盟和俄罗斯的沟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困难，欧洲现在有点情绪化，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调停、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只有中国。当然，我说的是只有中国能扮演这样的角色，不是说欧盟不能发挥作用，欧盟也能发挥作用。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后，中方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同欧盟国家领导人打了多轮电话，打电话就是为了调停，所以，我相信在很多方面，中国和欧盟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的立场。前段时间欧盟有一点情绪化，对中国有所误解。但中国要有耐心，做一些解释工作，我们能够化解欧盟的误解。同时中国也不希望看到这场战争和悲剧的爆发，中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沟通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应该冷静下来共同化解或者尽快结束这场冲突，这是中国国家利益所在，同时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所承担的应有的责任。李巍：中日韩关系是中国很重要的周边关系，日本和韩国是我们很重要的两个近邻，也是很重要的贸易伙伴。现在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主要因为美国拉拢日本比较严重，日本本身就是美国的安全和军事盟友，最近在经济上日本也向美国走得比较近，比如在今年七月份时，美国和日本启动了经济版的“2+2”对话，以前是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间的对话，现在已经增加到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之间进行对话，美日经济联盟色彩的关系正在进一步强化。美国不仅在拉拢日本，还在拉拢韩国，所以现在要成立“芯片四方联盟”时，日本很积极，但韩国比较犹豫，因为韩国不能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半导体市场。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国还是不一样的，日本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在经济问题上也不公然挑战中国。美国要求日本和韩国选边站队，韩国不愿意选边站队，日本“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美日韩形成一个针对中国的三边联盟，考验的是中国的智慧。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以足够的善意和耐心争取韩国，包括争取日本对中国的一些立场的理解；我们能够通过扩大和日本、韩国的经济合作，让日本和韩国认识到他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不要过度靠近美国刺激中国，因为这有损于他们的利益。*文章转自“人大重阳”。
作者：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高端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 FIN 点击图片链接阅读更多文章都在唱衰美国, 为何美元还变强势了? 真相没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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