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入北约却后院失火, “福利样板国”为何深陷危机?
瑞典：右翼联盟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
文｜Petter Nilsson; Rikard Warlenius
翻译｜谈行藏
来源｜Rosa Luxemburg Stiftung
▲ 2010年10月4日，在斯德哥尔摩反移民政治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举着反瑞典民主党的标语。图源：路透社
1 瑞典: 右翼联盟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
周一，由温和党、基督民主党、自由党和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组成的右翼联盟赢得49.7%选票，而由社会民主党的潜在联盟则赢得48.8%选票。温和党（Moderaterna）领导人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表示，他已做好组阁准备。
瑞典2018年大选后，经过四个月的谈判才最终组阁成功。这一次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延迟，因为瑞典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政治联盟。这并不意味着瑞典的主要政治斗争将回归左右之争，两个联盟内部也都存在很大的政治分歧。事实上，两联盟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应该允许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Sverigedemokraterna，后简写为SD）对政府产生影响上。四个政党说不允许，另外四个政党说应当允许。
“反SD”联盟由社会民主党领导（Socialdemokraterna，译者注：在瑞典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政党，推动瑞典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他们在竞选中用移民、法律和秩序理念三大议题来围攻“挺SD”联盟，却因为自身联盟中有新自由主义的中央党（Centerpartiet），而无法给出一个清晰、可信的左翼经济政策。这使得两个联盟的政府间差异将微乎其微。
左翼党（Vansterpartiet）试图通过回归更经典的社会民主形象来打破社会民主党的阴影，但结果是比上次全国大选时支持率降低了1.4%。他们竞选活动的首要策略是赢得农村和锈带地区，但策略并未成功。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三大城市中都获得了2%到3%的增长，但不足以抵消整体衰落的影响。
2 极右翼是唯一的赢家
2018年大选总体而言，是社会民主党和温和党的衰落，以及瑞典民主党的崛起，本次更是如此。社会民主党的席位比上次选举增加了7个，民主党以73席成为第二大党，温和党则落后于瑞典民主党（68席）。
瑞典民主党是1988年因“保卫瑞典人的瑞典” 运动（Keep Sweden Swedish）组成，由一些明显是种族主义和新纳粹的团体聚合而成。成立以来，该党一直在清理门户，但它仍是一个关心单一议题的反移民政党，其成员不断犯错，不理会领导层制定的新沟通计划，还在互联网上匿名发布种族主义言论。
过去八年里，少数派间为形成联盟进行了大量谈判。去年一年间，社会民主党是内阁中唯一的政党，由于温和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保守派-右翼联盟的预算提案得到通过，而该提案要削减气候预算，绿党（Miljöpartiet de gröna）离开了内阁，而社会民主党留下来，在反对派的预算基础上执政。
社会民主党对支持率下降的反应是试图吸引一两个右翼政党组成联盟，来破坏温和党形成多数派的能力。中央党对瑞典民主党的蔑视让他们成为联盟首选对象，但他们在经济上倾向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也为他们的支持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央党领袖洛夫（Annie Lööf）明确表示，她永远不会支持一个任命左翼党人为大臣的内阁，甚至不会支持左翼政策。而左翼党领袖达戈斯塔（Nooshi Dadgostar）表示，他们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条件是在内阁占有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由温和党、自由党（Liberalerna）和基督教民主党（Kristdemokraterna）组成的保守右翼联盟已经与瑞典民主党实现了合作正常化，尽管其他们坚持认为后者仍太不成熟，成员无法进入内阁。但瑞典民主党已经是该联盟中最大的政党，他们要求内阁位置只是时间问题。
这次竞选是不成功民粹主义持续体现。社会民主党试图以限制移民、对犯罪强硬、增加军费、维护商业利益和不做重大税收改革等承诺来赢得右倾选民，保守右翼的宗旨也大同小异。联盟内部的矛盾并不重要，因为任何必要的妥协都可以在大选后进行——这种形势明显对瑞典民主党最有利。因此，选举竞争实际上集中在领导人的可信度，以及他们组建内阁并“领导瑞典”的个人能力上。
3 左翼的重大议题失败
上一次选举后，“一月协议”正式确定了针对瑞典民主党的警戒线，让社会民主党可以在绿党、自由党和中央党的支持和左翼党的让步下进行国家治理。但2021年，左翼党召集不信任投票，使得协议崩溃，警戒线接着被打破，温和党、基督教民主党，甚至自由党都开始公开与瑞典民主党合作。他们联合起来，想要组建一个内阁，但其执政方案中，除了应对犯罪和移民问题的一致措施外，其他一概不清楚。（译注：瑞典“一月协议”包含了一系列税制改革项目，相对右倾，在2021年投票中，社会民主党的首相斯特凡·勒文被罢免，而左翼党召集投票的目的就是要取消一项税制调整计划。）
俄乌冲突导致瑞典维持了近200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发生转变。瑞典很快申请加入北约，而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借此机会提出条件，要求瑞典引渡33名库尔德人，并终止对叙利亚YPG部队（译注：一个基督教徒建立的库尔德民兵组织）的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外交部长林德（Ann Linde）几个月前刚宣布YPG是与伊斯兰国斗争的英雄，却很快接受了与土耳其的条件，开始与之谈判。
犯罪问题一直是选举的主要议题之一，但今年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最重要问题”民意调查中得票最高的。这一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瑞典的致命暴力案件在过去几十年间从未消失，当前的案件数量略低于80年代和90年代；另一方面，主要城市暴力团伙间的枪支暴力案件数和死亡人数在过去几年里大幅增加，尽管是团伙内部纠纷，但发生在公共场所，导致恐惧情绪蔓延和对未来混乱的担忧，再加上小报和右翼专家宣传，这经常被当作“无节制移民”的后果。因此，社会民主党立法提高了刑罚，增加资金并赋予警察更多的暴力权限，他们甚至开始公开讨论犯罪率提高是过度移民的结果。右翼政党当然也纷纷效仿。
左翼党试图通过大量投资，应对农村和传统工业重镇的衰退，以在争取城市的年轻进步人士的同时拉拢转向了瑞典民主党的城镇工人阶级。但部分举措与其原本的环保改革计划相去甚远。最终效果是，他们没能赢得这些选民，也失去了城市中绿党选民的支持。
4 70年代的平等瑞典已不复存在
对于许多瑞典人而言，本次选举无异于一场“是否允许瑞典民主党进入内阁”的公投。在经济方面，中央党比右翼联盟中的某些政党更右倾，但他们拒绝与瑞典民主党合作，所以只能加入社会民主党的联盟。
然而，右翼联盟中的政党在与瑞典民主党这样一个明显仇外的政党合作方面也有分裂和内部冲突。温和党领导人克里斯特森将是新任首相，他曾向大屠杀幸存者弗里德（Heidi Fried）承诺，他永远不会与瑞典民主党人合作。右翼联盟各政党已经从承诺永远不与瑞典民主党人谈判，降格到表示不会任命瑞典民主党人为内阁大臣。
这些民粹主义策略和七拼八凑的联盟体现出瑞典缺少葛兰西所说的“历史集团”，即一个将阶级组合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政治及意识形态整体。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断了瑞典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浪潮，但社会中又没有形成任何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机制，甚至可以说没有形成任何社会形态。
福利部门私有化猖獗，随之而来的是住房短缺、学校系统失败，和医疗保健部门摇摇欲坠。这样的情况下，政党很难推动什么市场承诺来解决市场问题，右翼也选择更多地关注犯罪和移民，而非经济问题，因为他们长期坚持的市场和自由理念目前不太受欢迎。
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党都在争夺心怀不满的工人阶级选民，而这些选民大部分已转向了瑞典民主党。但在如何赢回他们的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社会民主党尝试分析“过度移民”带来的更多社会效应来说服他们；左翼党则希望通过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工业复兴和福利扩张——同时淡化党内纲领的激进部分及其身份政治的某些方面。
70年代末的平等瑞典早已不复存在，尽管它的投影还保留在许多瑞典人的自我认知中。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良好，资本资产的增长意味着部分中产阶级因为拥有房屋或股票而获得了财富的迅速增长。疫情流行导致居家工作的人需要更多的空间时，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同时房价也在飙升。
随着通货膨胀率上升和经济衰退近在眼前，央行将利率从过去一直维持的零利率缓慢上调，房地产市场也随之调整。快速的经济衰退意味着许多家庭可能无力支付房贷，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退又会进一步引发瑞典经济的连续危机。税收的长期下降也会出现，医疗保健系统无法在夏季应对疫情控制需求，甚至无法配备足够人员。根据财政部的报告，2026年为维持当前福利水平，所需的额外资金在500亿至800亿瑞典克朗之间。（译注：瑞典2021年GDP为约5万亿克朗）
瑞典的能源市场则面临两重问题。融入欧洲市场的话，瑞典将出口电力，直到价格平衡，能源价格就将急剧上涨，特别是对于瑞典南部来说。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也意味着高峰时段的产能会出现周期性短缺。而由于市场需求下滑，有两座核电站在2015年关闭，当时大家都认为建造新核电站在政治上已经是不可能了。
根据右翼的说法，能源危机加剧的主要原因不仅包括俄乌冲突，还有绿色左翼淘汰核能的举措，以及所有政党对燃料和电力的争先恐后的补贴。尽管气候变化一直是选举中的重要议题，但气候政治可能扰乱消费模式的想法依然广泛存在。当前，所有政党都在补贴消费，对大规模气候改革的讨论的关注度差异却很大。可以确定的是，保守派右翼掌权后，气候改革肯定会停止。
5 未来四年
社会民主党逐渐转向中间派后，瑞典政治格局左侧出现一大片空白，而左翼党未能对其进行有效利用。他们试图在城市年轻进步人士和城镇蓝领工人之间架起桥梁，但尚未取得成果。除了城乡之间的裂痕之外，瑞典社会还表现出了一些其他的明显分裂。在性别划分上，女性选民更有可能投票给左翼和绿色，而年轻男性则尤其倾向于投票给极右翼。
在福利制度上，人们对过去二十年的私有化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即将到来的经济下行中，福利体系的资金缺口意味着反周期政治很可能出现。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进步人士之间的旧福利联盟仍然存在，绝大多数人也赞成在被忽视的地区进行针对绿色转型的投资，同时增加税收以加强公共部门。这种转型会带来私人消费转向公共消费的转变，也是解决气候问题上“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困境的一个办法。
左翼党需要在经济上提出与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截然不同的方案，并积极消除犯罪和移民问题上的冲突，这些冲突正在分裂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进步人士，而他们是左翼支持率的潜在基础。无论是提出化解双方分歧的政治方案，还是将“最重要的问题”转移到有建设性的议题上，想建立这样的阶级联盟需要通过能够为社会灌输热情的总体政治议程来构建。如何做到这一点仍然是瑞典左翼和更广泛的欧洲左翼的难题。
*文章转自“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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