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拥核”和“欧洲去核”间的世纪辩论, 为何此刻忽然逆转?

 导读：随着俄乌之间进入僵持拉扯阶段，“核武器”开始不时出现在媒体对俄高层表态的报道中，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动用“核威慑”，其原因是欧洲和美国在资源上对乌克兰军事的加码支持和乌克兰对俄核设施的攻击，而美国在俄罗斯动向下的表态也受到密切关注。美、俄双方是全球拥核最多的两个大国，但两国对彼此核威慑中最吊诡的部分在于：一旦局势崩坏到发动核战的地步，双方最有可能选择的战场是欧洲。从这一意义上讲，欧洲对核威慑的理解对于全球核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欧洲在核威慑上讨论的历史，指出：在本轮俄乌冲突的影响下，核大国各自加强核力量建设几乎已成为必然。

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布置了大量核武器，北约也是美国与欧洲之间进行核保护协调的机构。但是，“美国的保护伞只在不下雨时有用”，尤其是欧洲各大国对美国始终不会完全信任。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发现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就必然受其牵制，无法拒绝在制裁俄罗斯等问题上追随其脚步，而冲突局势的持续也让欧洲感到冷战历史重现的阴云，核威慑讨论再次受到关注。在这一轮讨论中，除了一贯希望利用自身核实力加强影响的法国外，德国也成为积极参与者，体现了欧洲大国希望争取更多战略自主空间，加强欧洲协调的愿望。然而，反对欧洲核扩军的声音指出的两点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第一，核威慑有一个悖论——核威慑使用越多，核威胁使用的范围越广，核升级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二，任何核武器的存在和使用可能，都会造成社会恐慌，只有不断加强核裁军，才能消除对核的恐惧。

欧洲想要增强核力量，还面对着诸如资金、原料来源，决策权的归属，美国可能的阻挠等种种障碍，但核阴影的扩大已经成为既定现实。这一事实说明，核武器依然是人类安全最大的威胁，如何进一步减核，依然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德国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

乌克兰危机以来欧洲核威慑讨论新动向：基于历史演进的视角

文｜何奇松、傅启浩

来源｜《德国研究》

▲ 法国核潜艇。图源：互联网

法国拥有核武器后，曾多次提出构建欧洲核威慑力量的设想，即或以法国核力量保护西欧（至少是西德、西班牙等法国近邻），或将法国核威慑欧洲化。法国希望在欧洲发起核威慑讨论，建设欧洲核力量，从而实现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并借此进一步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由于各种原因，法国未能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特朗普政府的北约政策以及美俄相继退出《中导条约》，都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安全秩序。2020年2月，马克龙总统提出欧洲核威慑设想，即邀请其他欧洲国家与法国联合进行核演习，培养欧洲共同的战略文化，以此实现欧洲战略自主的目标。该设想进一步增加了新一轮欧洲核威慑讨论的热度。2022年2月，俄乌冲突再一次引发欧洲安全格局与秩序的分化重组，为欧洲核威慑讨论提供了“素材”，可能对未来欧洲核态势产生影响。

 1   欧洲历次核威慑讨论

自从美国与苏联相继成功研发原子弹后，核问题演变为欧洲乃至世界性问题。法国从研发核武器之始就开始谋划欧洲核威慑建设问题。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法国多次设想了欧洲核威慑政策，希望引发欧洲对此的相关讨论，推动建设欧洲核力量。

（一）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设想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欧洲就已开始讨论建设核力量。20世纪50年代法国就有利用本国核武器建设带动欧洲核威慑力量发展的想法。最初，法国希望借助《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推动欧洲核力量建设。该尝试失败后，法国缩小合作范围，尝试与意大利、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共同开发核武器。法国之所以急于推动欧洲大陆获取核武器，是因为该国有被排斥在有关战后安排的重要国际会议之外的深刻教训。法国希望借助核武器提升其国际地位，希望带领欧洲发展核武器以提升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力，并希望拥有核武器的欧洲可以减少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与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等事件表明，美国为了本国利益不会与苏联互掷原子弹，如果要打核战，也只会在两国本土之外进行有限核战，首当其冲的就是欧洲。出于独立自主的目的，在1958年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之后，戴高乐宣布终止此前法国与意大利和西德联合研发核武器的计划。正是这一决定使欧洲失去了共同建设核威慑力量的机会，也为后来的欧洲核威慑讨论埋下了伏笔。

1960年2月，法国成功进行了核试爆，标志着法国迈入核俱乐部，成为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宣告美国阻止第四国获取核武器政策的失败。法国拥有核武器为其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是戴高乐总统赖以抵制美国限制盟国发展核力量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基石。作为应对美国“多边核力量”计划的策略，戴高乐总统动员欧洲进行核力量合作，提出法国核力量可用于欧洲的共同防御。在肯尼迪政府实施“灵活反应”战略之后，1964年戴高乐总统指示武装部队，在西德、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领土遭受侵犯时，军队应立刻对威胁做出反应，做好应对准备。戴高乐总统的指示向欧洲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即希望欧洲讨论用法国核力量保卫欧洲以对冲美国保护欧洲承诺的不确定性的可能。因为在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看来，“灵活反应”就是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对苏联核进攻欧洲时进行选择性回应——要么对苏联在欧洲的进攻无动于衷，要么与苏联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核战。

然而，欧洲政治一体化踯躅不前，欧洲防务问题无法进入欧洲主要政治议程，对于西欧来说，将欧洲的安全与美国核威慑脱钩的风险太大。为了消除欧洲盟友的担忧并限制核武器扩散到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西德），1966年美国与北约成立北约核规划小组（NPG），创立核共享机制，表示一旦要在欧洲使用核武器，将与盟友共同决策。西德等国接受美国的建议并加入NPG。为确保本国独立核决策，法国决定不参与北约核决策机制，并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架构。

（二）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核威慑讨论

20世纪70年代，美苏核力量达到恐怖的平衡，形成了“确保相互摧毁”的均势。美苏双方在欧洲部署大量核武器，“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达到约7300枚的峰值”，“此时的欧洲可谓是核阴云密布”。此时在欧洲发起核威慑的讨论就显得很尴尬：在美苏核对峙中，欧洲确实有建设核威慑的必要，但是美苏双方都已在欧洲部署大量核武器，纵使欧洲建立核力量，无非就是为美国增加一定数量的核武器，无法改变美西方与苏联核力量恐怖平衡的现状。因此，整个20世纪70年代，欧洲核威慑讨论相对沉寂。1976年法国借用美国的“延伸威慑”概念提出“延伸庇护”（extended sanctuarization）设想，即用法国核武器保护欧洲，但是欧洲依然反应冷淡，毕竟法国的“延伸庇护”不能与美国的“延伸威慑”相提并论。为了安抚欧洲，美国力求与苏联进行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并取得一定成效，如1972年签署《反导条约》。同时，美国实施“第二次抵消战略”，运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全球定位系统、隐身技术，发挥技术优势打破对苏平衡，并将这些新概念与新技术向欧洲推广，使欧洲获益。这对于维持欧洲的军力平衡而言非常关键。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在欧洲部署可携带3枚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先锋”（北约赋予的代号为SS—20），再次改变了欧洲核安全态势，这为欧洲进行核讨论提供了条件。1982年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教授建议欧洲建立一支“最低限度”的核力量，这也为欧洲核讨论确立了理论探讨空间。但是，法国与欧洲领导人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尽管法国与西德有关政治人物积极回应布尔教授的建议，但法国密特朗政府并没有对此认真研究，而只限于与西德进行战术核导弹问题的讨论。待法国与欧洲各国就欧洲核武器与安全问题进行多边、双边磋商时，美苏已经就裁汰欧洲中导核军备形成共识并签署《中导条约》。西德对欧洲核军力建设的兴致顿时消失。

需要说明的是，该时期欧洲核威慑问题讨论的重点是西德要求参与法国核决策。虽然西德质疑美国保护欧洲与西德的诚意，但它更关心法国在两个德国，即西德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用核武器所产生的后果，因此希望与法国就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决策进行磋商。1986年2月西德与法国达成协议。该协议强调，西德不能分享法国核决策，但是两国领导人可以就在两个德国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磋商，并为此设立两国首脑核安全电话；两国共同研制携带战术核武器的短程导弹“冥王”（Hadès）。

（三） 冷战结束以来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设想

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设想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终止。1992年1月，密特朗总统指出，未来欧盟防务需要解决核武器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亟需创设统一的欧洲核学说（doctrine）。法国国防部副部长雅克·梅利克（Jacques Mellick）随即提出“协同威慑”（dissuasion concertée）概念。该设想糅合了美国的“延伸威慑”保障机制与北约核共享机制，也就是法国向欧洲提供核保障，同时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上与欧洲盟友进行磋商。“协同威慑”意味着建立一个核武器使用的协商机制，但欧洲国家对此并不感兴趣。密特朗政府知难而退，于1994年1月表示只要欧洲国家的利益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欧洲核威慑就不可能实现，自然也就没有统一的欧洲核学说。

1995年希拉克政府继续推出法国核威慑的欧洲化设想，认为欧盟要想实现独立自主的目标，就需要依赖法国核力量。不过，希拉克政府改变了推行的策略，不再坚持“协同威慑”概念，不再提单方面扩大法国核威慑，而是在一个渐进过程中，向希望加入法国核力量的欧洲伙伴开放。法德两国进行了尝试，在1996年共同协商法国裁汰陆基短程核导弹之后，两国签署《法德安全与防务的共同理念》（Franco-German Security and Defense Concept）文件，以示两国愿意就核威慑进行对话。然而核威慑的讨论不仅在欧洲层面没有进行，甚至连法德也没有就此进行讨论。欧洲国家认为，该倡议不切实际也不明智，只是为应付法国因1995年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后遭受欧洲其他国家的批评而转移视线的障眼法罢了。至此，法国吸取教训，放弃了在这一领域采取重大举措的想法。

鉴于欧盟军事力量发展不如预期，2008年萨科齐总统再次提出欧洲核威慑设想，希望借助法国核力量提升欧盟军事实力。萨科齐指出，法国核武器为欧洲安全做出了关键性贡献，欢迎有意愿的伙伴与法国一道讨论欧洲核威慑。他表示，为实现目标，法国将在坚持核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架构。但欧洲国家对此依然无动于衷。正如前述，以往德国或多或少与法国保持磋商，但2009年德国联合政府上台后将核裁军作为主要外交政策，并倡议降低核武器在德国和欧洲安全中的作用，呼吁美国从德国领土上撤走核武器。因此，欧洲对法国提议的兴趣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2012年上台的法国奥朗德政府似乎对欧洲核威慑谋划也失去了信心，2015年奥朗德总统只是以微弱的声音呼吁欧洲进行核威慑讨论：“谁能相信危及欧洲生存的侵略无须承担什么后果?”21欧洲其他国家政府对此依然保持沉默。

总体而言，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核威慑讨论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差别。冷战时代的欧洲核威慑讨论主要围绕法国向邻国（西德、西班牙、意大利等）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其重中之重在于法国与西德讨论是否及如何在东西两德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这促使法国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冷战结束后，法国推动欧洲讨论核威慑问题的目的在于促进欧盟防务力量的建设，用法国核力量为欧洲提供核保障。为了促进欧洲层面的核力量建设，法国“自断”一条“支架”，从“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结构变为海基与空基核力量的结构，但仍能如愿推进欧洲核力量建设。

 2   2014年至俄乌冲突之前的欧洲核威慑讨论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推行的种种政策及退出北约的威胁，严重破坏了美欧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宣布北约已经“脑死亡”。此外，美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指责俄罗斯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违反了《中导条约》，启动退约程序并最终退出该条约。在此背景下，欧洲掀起了新一轮欧洲核威慑讨论。

（一） 欧洲是否需要核威慑

赞同欧洲需要核威慑的学者提出多种理由。知名法国核问题专家布鲁诺·泰尔特雷（Bruno Tertrais）认为，从供需两个方面看，欧洲都需要核力量。就供应方面而言，美国对欧洲核担保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种可靠性是欧洲考虑是否需要核力量的一个关键因素。就需求方面而言，在俄罗斯强行把克里米亚纳入版图之后，欧洲需要考虑维护欧洲国家的生存与领土完整的手段。此外，权力政治与逻辑也是欧洲需要考虑核武器的一个关键性方面。法国政策分析家黛丽·昆丁（Audrey Quintin）认为，核武器仍然是权力工具，且在全球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欧洲需要核力量。也有研究者从欧盟战略自主的角度出发讨论核威慑，认为核威慑力量是欧洲战略自主的基石，舍此则战略自主就是空谈。

基于此，欧洲媒体、智库与政治人物呼吁欧洲需要核力量，甚至德国也打破禁忌，公开呼吁德国需要“核弹”。2017年2月波兰前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公开表示欢迎“欧洲核保护伞”，认为如果未来欧盟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仅靠几艘核潜艇是不够的。

反对者则认为，欧洲看似需要核武器，但维护欧洲安全的真正答案绝不在于让更多的欧洲国家发展核武器。欧洲议会议员迈克尔·加勒（Michael Gahler）坚决反对核威慑，认为“这是一场不应该开始的讨论”，担心欧洲核威慑会对防止核扩散产生影响，反而不利于欧洲安全。法国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CERI）的凯尔夫·埃格兰（Kj⌀lv Egeland）等人全面反驳了赞同核威慑的观点。他们认为，拥核并不比无核更安全，因为核基础设施肯定是对方核武器攻击的目标。他们设问“法国会为了波罗的海而牺牲马赛吗”，还指出除了两次对日本的核打击外，历史上没有成功的核讹诈案例。因此，欧洲核威慑力量可促进欧洲战略自主的观点并不令人信服。此外，他们认为民调机构制造了欧洲民众支持欧洲核威慑的假象，而且核军备生产企业、军方资助的智库和基金会，如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FRS）、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等均在支持欧洲核威慑上扮演着重要的推手作用。因此，这两位学者批评欧洲核威慑讨论如同一具尚未入土的僵尸时不时地现身作怪。

（二） 如何建设欧洲核威慑

建设欧洲核威慑的第一种方案是依靠法国与英国的核力量。1995年英法两国首脑曾宣布，若两国中任一国的重要利益受到威胁，将被视为对另一国的同等威胁。2010年，两国签订《兰开斯特宫条约》（Lancaster House Treaties），共同出资建造核武器弹头设计设施。但随着英国脱欧，这个方案已经没有吸引力，因为英国希望保持其战略资产，尤其是独立的核力量。第二种方案是德国拥核，包括两种选择，即德国拥有独立的核力量，或德国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潜能。前者以《法兰克福汇报》发行人贝特霍尔德·科勒（Berthold Kohler）与波茨坦大学的马克西米利安·特哈勒（Maximilian Terhalle）为代表，后者以柏林一家中左翼智库（GPPi）的负责人托尔斯滕·本纳（Thorsten Benner）为代表。第三种方案是法德合作构成欧洲核力量。德国基民盟的防务专家罗德里希·基瑟韦特（Roderich Kiesewetter）提出该建议，根据他的设想，法德联合建立欧洲核威慑力量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法国承诺将其核武器用于欧洲的共同防御；德国提供维持法国核力量的资金；建立联合指挥部；法国将核弹头存于其他欧洲国家。比较巧合的是，2017年5月德国联邦议院的审查报告说明，用德国国防资金资助法国核力量是合法的。这个方案得到诸如德国对外大战略元老卡尔·凯泽（Karl Kaiser）等人的支持。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德国分析家詹·泰考（Jan Techau）、欧洲对外关系协会巴黎办公室负责人、高级政策分析家马努埃尔·拉方特·拉普努伊（Manuel Lafont Rapnouil）等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在不扩散核武器的基础上实现欧洲核威慑目标。虽然法国核武器数量不如俄罗斯，但法国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然而，不管是德国拥核的观点，还是组建欧洲核威慑的观点，都遭遇了反对意见。对于德国拥核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德国需要建立多大的核力量才能与对手平起平坐？在没有解决核共享机制之前，德国如何向欧洲无核国提供延伸保护？建立核威慑的成本风险巨大，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此外，德国连民用核能都废除了，发展核武器谈何容易？即便技术上没有障碍，但核材料从哪里获取？

针对组建法德为主的欧洲核威慑观点，反对者认为，除了核共享机制外，建立联合的军事指挥部，意味着将重新设计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终结。因此，欧洲核威慑将导致欧盟的削弱而不是团结。没有美国的技术与军事协助，要建立独立的欧洲核威慑，欧洲是否有这个能力尚未可知。而改变欧洲核威慑现状，必定会引发大西洋两岸强烈的政治地震。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在把共同防御政策确定为欧洲的共同重要利益之前，实现欧洲核威慑目标不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建立由欧盟控制的核力量。但在真正建立联邦形态的欧盟之前，这个建议根本没有基础，法国更不可能把核力量转移到该机构。

上述讨论主要聚焦如何建设欧洲核力量。泰尔特雷则提出了将法国核威慑力量欧洲化的策略，主要包括三点：伙伴参与法国年度核演习；法国与盟国实现核运载工具的“共享”（sharing），也就是法国与盟友共同研制、采购携带核武器的新一代飞机；法国核力量进驻伙伴国“基地”（basing），也就是法国空中核力量部署在欧洲盟友国家空军基地。他还提出了一种设想，即利用法国新建携带核武器的航母之际，由欧洲各国共同建设一支海上核特遣部队，把核空中力量部署在核航母上。很显然，马克龙所建议的通过核演习培养欧洲共同战略核文化的主张吸取了泰尔特雷的观点，但是没有泰尔特雷那样“激进”。

（三） 能否跨越构建欧洲核威慑力量障碍

能否跨越构建欧洲核威慑力量障碍的讨论包括下述三个问题。第一，法国能否向欧洲盟国共享核决策。法国一直视核武器为其战略自主的基石，认为其不能被伙伴分享。这也是法国不参与北约核共享与磋商机制的原因。汉堡大学高级研究员奥利弗·迈尔（Oliver Meier）认为，“没有迹象表明，巴黎愿意在欧洲范围内放弃辉煌的核孤立主义”。有学者认为，虽然法国在向欧洲伙伴开放其核决策问题上采取模糊原则，为日后核共享机制的建立留下了一定空间，但又产生了新的困境：这个核决策共享是否仅向德国开放？“任何将波兰或意大利等关键欧盟国家排除在外的做法，都会被视为法德两国试图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核俱乐部。”如果真的要建立这样的机制，恐怕也是一个排他性的核共享机制。迈尔认为核决策在本质上具有等级性与秘密性。因此，这注定了欧洲核威慑决策是一个具有排他性的等级制。

针对“核孤立主义”是法国核威慑欧洲化拦路虎的观点，泰尔特雷认为，法国能否将核决策拿出来与欧洲伙伴共享，是法国核力量欧洲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实现核武器投送工具的“共享”与空中核力量进驻“基地”都涉及核决策机制，可以组建欧洲的SNOWCAT程序以缓解这种困局。北约的SNOWCAT是指用常规飞机支持北约军事行动（Support of NATO Operations With Conventional Air Tactics），在这个程序中非核国家使用战术飞机压制敌手的防空力量，间接为北约核打击提供帮助。

纵使法国可以与欧洲伙伴共享核决策机制，与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器数量比较起来，法国300枚左右的核弹头能否支撑得起欧洲核威慑重担还是未知数。主张以法德为基础将法国核力量欧洲化的基瑟韦特似乎也认识到，威慑拥有庞大核武库的俄罗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体而言，法国在核武器数量上与俄罗斯差距太大，而且在运载工具数量上，法国也无疑处于劣势地位。这里存在欧洲核威慑是否可信的问题。因此，需要欧盟扩大核武器、运载工具、战略核潜艇的数量以及实现核指挥与控制系统的现代化。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只要法国拥有足够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法国核力量欧洲化的可信度还是有保障的。因为即便是拥有核武器数量较少的国家，只要它有能力造成对方认为不可接受的损害，仍然可以威慑一个核大国。法国的核战略一直奉行的是“以弱胜强威慑”，只要不主动使用核武器，这一战略的效果就与对方的核武库规模无关。所以，从理论上讲，法国战略核潜艇具有足够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法国核力量欧洲化也要克服核学说中“最后警告”（l’ultime avertissement）方案的障碍。该方案中不包含核升级控制机制，在法国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向对手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如果对手不停止侵害行动，法国就扣动核扳机。与该方案相适应的是，法国没有战术核武器，而把核武器视为战略武器。如果“最后警告”失败，那么就直接进入全面核战争。连主张法国核威慑欧洲化的泰尔特雷也承认，“最后警告”核学说在核冲突反应中缺乏灵活性，不仅对法国而言如此。一旦核威慑失败，法国或者欧洲将面临核战风险，就如同美国的核保护伞那样，“美国的核保护伞只有在不下雨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3   俄乌冲突中的欧洲核威慑新动向及相关讨论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前，马克龙总统有关建设欧洲战略文化的建议基本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积极回应。一方面，马克龙发表演说后不久，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在欧洲大陆蔓延，转移了欧洲处理该讨论的重心；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对该问题以及核威慑讨论的兴趣相对有限，欧洲核威慑的讨论也似乎接近尾声。2022年1月马克龙总统的顾问克雷芒·博纳（Clément Beaune）呼吁欧洲进行核讨论。他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反应。但2022年2月的俄乌冲突为新一轮欧洲核威慑讨论带来了契机，也为未来欧洲核动向带来了不确定性。

（一） 欧洲对俄罗斯核威胁的认知

从一定程度上讲，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为了应对北约介入冲突，俄罗斯提升了核威慑力度。2月27日，普京总统下令提高战略核力量的战备程度；在冲突期间，俄罗斯进行战略核演习；4月20日，俄罗斯试射了新战略核导弹“萨尔马特”（Sarmat），甚至出动“末日飞机”向北约发出最高级别的核警告。普京总统2月就发出警告，如果外界干预俄乌冲突，俄罗斯将立即做出反应，其后果将是西方始料未及的。这是俄罗斯用核升级警告北约不要干预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举措。俄罗斯核升级警告的其他措施还包括将战术核武器从仓库中搬出来。在2022年白俄罗斯修改宪法删除该国无核地位的条款后，俄罗斯计划在白俄罗斯部署可携带核武器的中短程导弹“伊斯坎德尔”（Iskander），并使用白俄罗斯的苏—25挂载核武器。此举无疑进一步恶化了欧洲安全局势。

在 西方看来，目前的安全形势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回归”，即欧洲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的状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欧洲的冷战实际上从未发展到当今热战的地步，稍有不慎即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这里的“终结”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国家的终结。在发射“萨尔马特”新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俄罗斯航空航天署局长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表示这是送给“北约的礼物”，俄罗斯《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科罗琴科（Igor Korotchenko）指出，此次试射表明俄罗斯有能力进行“摧毁性报复，结束任何侵犯俄罗斯及其人民安全的国家的历史”。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安全局势变化，正如欧洲理事会在2022年3月的《凡尔赛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将导致“欧洲历史上的结构性转变”。在此情境下，欧洲学者公开呼吁欧洲应该就核威慑进行讨论。

（二） 欧洲核威慑讨论又起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再次出现核威慑讨论。此次讨论或许还没有完全展开，但以目前的材料来看，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赞同或反对欧洲建立核威慑，在理论层面讨论核威慑面临的困境，是否应依靠北约核威慑，等等。

赞同建立欧洲核威慑的学者认为，欧洲建立核威慑可以增加欧洲战略自主性。他们认为俄乌冲突很大程度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继续扩张的结果。俄乌冲突前，在与俄罗斯磋商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等问题上，美国极少或根本不与欧洲进行协调，根本不把欧洲当成平等伙伴，反而希望借助冲突达到控制欧洲的目的。因此，赞同者认为欧洲如果拥有了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就可以与俄罗斯磋商欧洲安全问题，至少可以在与美国平等的地位上参与西方与俄罗斯的对话。例如，布拉格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阿兹列尔·贝曼特（Azriel Bermant）等人认为，欧洲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为避免成为美俄核大国的棋子，法国与欧洲必须加强包括核军力在内的军力建设，增强战略自主。

2022年6月2日，“卡耐基欧洲”组织了一次有关欧洲防务的讨论，与会者中除了极少数主张欧洲安全依靠北约外，大多数都认为欧洲需要认真考虑包括核力量在内的防务建设，他们承认加强欧洲防务建设尚需克服诸多障碍。部分欧洲国家为加强防务，已经将防务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4%，但它们却让北约为欧洲防务掌舵而未认真考虑将欧盟视为防御联盟。从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情况来看，欧洲对国防是认真的，只是没有借助欧盟的平台。因此欧洲人越是谈论“欧洲防务”，欧洲人就越把国家努力认定为“失败”。如果欧洲对防务问题是认真的，那么关于未来欧洲战略自主意义的讨论必须从这次冲突开始，不能浪费这次危机带来的契机。在核威慑卷土重来之际，德国在欧洲发展核力量与常规力量方面应该发挥更好的带动作用。

在德国，不少学者支持欧洲发展核威慑力量。曼弗雷德·韦伯（Manfred Weber）呼吁，在当前美国把重心转向亚太应对中国崛起之际，正是欧洲考虑欧洲安全问题之时，欧洲理事会需要处理欧洲核威慑问题。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也支持欧洲建立核威慑，呼吁联邦议院就此进行讨论，为欧洲核力量的建设创造条件。联邦议院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副主席托尔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对此表示支持，他认为“法国核力量的欧洲化”是保护欧洲利益的唯一途径，德国与欧洲需要就马克龙的建议进行谈判。

但是，俄乌冲突也更加坚定了欧洲一些人士与政府的反核立场。艾丽西亚·桑德斯—扎克尔（Alicia Sanders-Zakre）指出，欧洲人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疯抢碘片用于防核辐射的行为，恰恰说明在欧洲使用核武器并不是一种无根据的臆想。若要实施一个基于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政策，意味着决策者始终准备使用核武器，而使用核武器可能来自一个意外、误判或轻率的决定。只有废除核武器，才能消除由此引发的恐慌。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领导力网络”刊登了美国“现实主义革命”反核网站（realistrevolt.org）执行主任沃德·威尔逊（Ward Wilson）的评论文章。威尔逊认为应该重新思考核威慑。尽管自1945年以来，有关核威慑的研究文献不胜枚举，但一些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关键原因在于：鲜有在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的实际经验；核试验的数据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实战的数据，例如因核攻击产生火灾引发的人员伤亡可能被严重低估；普通人绝少能直接接触到核威慑决策者的心理过程，现有回忆录记载的决策者心理过程很模糊。威尔逊认为核威慑终究有一天会失败，“这不是一个如果的问题，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继续依赖核威慑的终点是灾难性的战争”。这篇评论文章似乎在表明“欧洲领导力网络”反对核武器的立场。

也有学者认为，此次俄乌冲突坚定了欧洲安全应该依靠北约核力量而非欧洲核力量的观点。例如比利时自由大学治理学院的亚历山大·马特莱尔（Alexander Mattelaer）教授认为，欧洲国家受到俄罗斯核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且形势愈发严峻。如果没有北约核威慑，欧洲国家将根本无法抵御任何核领域的敌对行动，出于对欧洲安全与生存的考虑，与其被动地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核威胁，不如在欧洲—大西洋框架下强化核威慑，这对于北约团结以及盟国安全至关重要。“塑造联盟未来的威慑和防御态势，需要参与核政策争论”，在此过程中，欧洲需要改变过往三个倾向：只关注常规威胁或混合威胁，较少谈及核威胁；主张用核军控与裁军方式解决核安全；核政策与一般的国防政策讨论相分离。上述三点使得“欧洲的防务讨论几乎没有涉及不断变化的核威胁状况”。马特莱尔建议北约继续施行核威慑，并进一步更新北约的核共享机制。英国福音派历史学家马丁·惠托克（Martyn Whittock）等认为，北约当前的核威慑态势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极为重要，它是保护大多数欧洲国家（除法国和英国外）免受核讹诈的唯一防线。

当然，也有学者从世界安全角度出发看待核威慑问题。德国的卡罗琳·费尔（Caroline Fehl）、马伦·维鲁夫（Maren Vieluf）和萨沙·哈赫（Sascha Hach）等三位学者认为俄乌冲突中北约与俄罗斯都扩大核威慑，挑战了核威慑理论本应加强的核禁忌，揭示了核威慑的悖论：核威慑的使用越多，核威胁的范围越广，核升级的可能性就越大。在俄乌冲突暴露核威慑的弱点之际，各国应该从古巴导弹危机中吸取教训，“将核威慑力量降到最低限度——在发生核攻击时进行防御——对于结束近年来威慑的风险模糊化是必要的”；西方国家要发表“不首先使用”的联合声明，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承诺。同时，西方不应该选择核集结，而是要与世界结成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联盟，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也要对无核国家、地区提供消极保障，支持核不扩散制度。

（三） 欧洲与北约的反应及其影响

俄罗斯一再表明，它在俄乌冲突中展示核力量，意在阻止北约干预其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不是要在欧洲使用核武器。普京借国际社会在纽约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之机，向世界宣布，核战没有赢家。但俄罗斯高级官员却不忘威胁使用核武器，前述的罗戈津之语即是明证。2022年8月22日，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Sergey Ryabkov）也指出，北约国家参与乌克兰冲突，是在无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俄方划定的红线，这可能导致核大国间的冲突。美西方认为俄罗斯释放的混乱信息，意在慑止北约支持乌克兰。

俄乌冲突使欧洲真正感受到核威胁卷土重来。西方国家（集团）也以核展示或政策表明其绝不受俄罗斯威胁与摆布。首先，法国高调秀出核肌肉。法国空中核力量发射一枚没有搭载核弹的巡航导弹；海军30年来首次同时出动3艘战略核潜艇出海巡逻，而以前进行战略巡逻时只派1艘核潜艇。其次，德国强化与北约的核共享。德国外长、前绿党双主席之一贝尔伯克一改绿党废核的主张，强调在面临俄罗斯核威胁之际，西方不应单方面进行核裁军。德国政府还设立1000亿欧元的基金，用于联邦国防军建设，特别是购买F—35飞机以携带北约战术核武器，以此向外界表示德国恪守北约义务。此外，德国将按照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北约标准支出用于军事现代化。这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巨大改变，标志着一个新德国的出现。再次，北约再次宣布作为一个核联盟的存在。2022年6月，北约通过了《北约2022战略概念》，强调只要世界还存在核武器，北约就依然是一个核联盟。欧洲的安全依靠北约核力量，尤其是美国的核力量。法国、英国的核力量也为联盟安全做出了贡献。《北约2022战略概念》突出了北约作为核联盟的政治与军事价值，向外界显示团结以应对俄罗斯等核威胁。

上述有关国家的反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未来欧洲核讨论与欧洲核力量建设。法国大秀核力量，一方面有带领欧洲建设核力量之意，即法国有限的核力量可以对俄罗斯实施有效威慑，是未来欧洲核力量基石；另一方面则展示了北约的团结。如果要实现其极力追求的欧洲战略自主目标，法国或许会利用这次讨论来引导风向。2016年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德国民间就有德国拥核或法国核力量欧洲化的主张，如今相关看法可能进一步得到强化，进而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但是朔尔茨政府采购F—35飞机以携带核武器，表明德国政府仍然坚持在安全问题上应依靠北约，这似乎对德国拥核或欧洲拥核主张判了“死刑”。《北约2022战略概念》文件的出台，以及芬兰与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并被批准，也传递出欧洲安全仍然依靠北约与美国的讯息。这或将沉重打击建立欧洲核威慑力量的主张。当然，也不排除美国支持的北约参与这场讨论，彻底埋葬欧洲拥核的想法。一方面，美国承诺延伸威慑，保障欧洲安全，以达到控制欧洲的目的；另一方面，美国希望以此促进美西方的团结，共同应对北约所谓中国给西方施加的“系统性挑战”。

 4   新一轮核讨论的不变与变

与此前的欧洲核威慑之辩相比，2016年以来的欧洲核威慑讨论既是历史传统的接续，也表现出了某些新特点。

（一） 历次讨论的相同点

首先，不管是法国政府提出欧洲核威慑的设想，还是学界对欧洲核威慑的讨论，都是欧洲对自身安全局势的反应，包括回应美国安全保障的不确定性以及苏联/俄罗斯在欧洲部署的（核）军备。历史上，欧洲有关核威慑的讨论或源于美国安全承诺不够坚定而挫伤欧洲信心，或因美国力图控制欧洲。法国决心发展核武器，本意是出于自保与恢复大国地位。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为了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美国强迫法国与英国让步。此次危机几乎完全摧毁了英法确立的旧殖民体系，确立了美苏领导的新世界秩序，更让欧洲明白只有内部联合才能对抗美苏的威胁。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宣告美国本土“金身不坏”的神话破产，欧洲质疑美国是否会为欧洲安全向苏联领土发起核攻击。为了反击美国政府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法国决心联合西欧诸国发展核武器，并以法国核武器保护邻国。20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虽然美苏两国签署的《中导条约》有利于欧洲安全，但美国执意推行“战略防御倡议”（亦称“星球大战计划”）又让欧洲感到不安全。冷战结束后，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实现美欧之间共担责任，为促进欧洲战略自主，欧洲又开始设计欧洲核防务计划。

2016年以来的欧洲核威慑讨论是前文泰尔特雷所说的供需两端的结果。俄乌冲突的发生以及俄罗斯大秀核力量，本身就是俄罗斯从战略上对北约扩张政策的反应，意在慑止美国与北约干涉其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事实上，只要美苏/俄、俄欧关系紧张，欧洲核威慑讨论也许还会像幽灵一样再次出现在欧洲大陆。

其二，历次讨论也总是以增加欧洲战略自主为抓手。不管美国是否真心诚意履行对欧洲的安全承诺，还是苏联/俄罗斯对欧洲施加更大的安全压力，这些都只是欧洲讨论核威慑的外因。真正的内驱动力源自欧洲战略自主的需求。尽管欧盟直到2016年才以官方文件形式向世界宣告，追求战略自主是欧洲的全球战略目标，欧洲将根据自身的利益与立场处理欧洲内外事务，不依赖美国盟友，但一直以来，法国对欧核政策的所有设计以及引起的讨论核心都是增加欧洲战略自主。

冷战时代，法国提议使用核武器保护欧洲的设想，就是希望把欧洲打造成独立于美国、苏联的一极以维护自身安全。随着欧盟的正式成立、扩大与深化，欧洲提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其目的就是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独立自主。为顺应现实的需求，1994年法国在冷战后的首份《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出，欧洲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在防务领域实现战略自主，法国要为欧洲核学说以及欧洲核威慑发挥领导作用。为推进欧洲核威慑，法国采用将自身利益与欧洲利益捆绑的策略，始终强调法国核威慑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从1972年《国防白皮书》指出“法国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在超越国界的利益网络之中……法国核力量为欧洲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到2020年马克龙重申“法国核心利益具有欧洲维度，法国核力量具有欧洲特征”，法国把本国的战略自主与欧洲的战略自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2022年俄乌冲突表明，欧洲战略自主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经济与社会层面而言，欧洲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会反噬自身，欧洲民众将承受高物价等代价；就安全与防务而言，如果欧洲能够独立自主，也许就不会有北约的扩张，从战略上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或许也就不会有乌克兰危机、俄乌冲突，即使有危机或冲突，也不至于出现严重的核对峙。

其三，法国意在利用核威慑讨论，发挥其在欧洲事务上的领导力，进而提升法国的国际事务影响力。法国总是试图抓住机会引发欧洲核威慑讨论。而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大西洋两岸关系、欧洲安全局势发生变化，欧洲需要在大西洋两岸关系、欧洲安全以及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法国也希望借此在欧洲事务尤其是欧洲政治与安全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欧洲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和欧盟得以组建与发展，法国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也希望在欧洲安全与防务上进一步发挥影响力，为欧洲联合防务的建立贡献力量，促进欧洲政治一体化形成。冷战时代，法国不遗余力地推动核威慑讨论，企图巩固法国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的作用。后冷战时代，法国的影响力明显减弱，转而希望借助欧盟的力量发挥其国际影响力。

在宣布北约“脑死亡”之际，法国发起或利用欧洲核威慑讨论，希望能够促进欧洲核力量建设，增强法国与欧洲的战略自主，扩大法国在联盟中的领导作用。法国在欧洲核力量上的讨论，与法国在太空领域的做法如出一辙，都是希望借此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增强其国际影响力，毕竟法国在核力量与太空等少数领域拥有相对优势。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法国高调展示核力量，这本身就有利用其核力量建设欧洲核力量之意，而如果考虑到法国几乎把海上核力量全部展示出来，其用意似乎更加明确：法国即便赌上国运，也要遏制俄罗斯向欧洲投掷核武器。

（二） 新讨论呈现新特点

新一轮欧洲核威慑讨论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特点。首先，德国较早地参与了这次核讨论，并提出了相当具有震撼力的观点。历史上的欧洲核威慑设想与讨论，基本上首先由法国发起，然后法国与有关国家进行磋商，接着欧洲就此进行讨论。但是，在这次核讨论中，德国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对于乌克兰危机之后的新一轮威慑讨论是否由德国率先开启仍存在争议，但是德国较早地参与了这次核威慑讨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选战开启之后，德国一小群专家、学者及联邦议院的一些议员开始讨论德国拥核，提出的途径是德国单独拥核、德国建设制造核武器的潜能或与法国一起建设欧洲核威慑。“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这场几乎完全发生在德国和后来的英语媒体上的讨论让他们感到震惊。”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次讨论进而引发更多学者、智库、媒体的广泛参与。在此情况下，马克龙提出的建议又为这次讨论增添了热度。俄乌冲突发生后，德国各界对欧洲核危机做出反应。即便是绿党也改变了其原先的废核立场，支持政府强化与北约的核共享。当然，也有政党、学者支持欧洲建立核威慑力量。

其次，德国积极参与欧洲核威慑讨论，可能预示着德国试图承担武装欧盟的责任。冷战初期，德国通过“自废武功”的方式，限制自身发展重型军备以换取欧洲信任，从而减少影响本国发展和未来两德统一的障碍。为了保证顺利推进两德统一，德国也在限制其拥核的“二加四”条约上签字画押。因此，长期以来德国并不热衷发展军备，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在国防预算的投入上远低于北约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要求。在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军备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欧洲一直作为民事力量存在，擅长危机后的重建，而缺乏解决危机所需要的军力。这一点与欧盟强化欧洲共同防务建设、实现战略自主的设想相去甚远。在英国脱欧已成定局后，法国成为欧盟拥核的“独苗”，但与拥有庞大核武库的美俄相比，仍相形见绌。长久以来，德国是核不扩散与全球裁军最坚定的支持者，公开讨论欧洲核威慑，似乎在暗示德国有意承担推动欧盟防务发展的责任。如果联系到2014年1月德国总统高克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呼吁，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高克指出，德国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保证别人几十年来为其提供的安全”。 即使德国现在没有意愿通过拥核的方式领导欧盟防务建设和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建设，但一定程度上，这至少是精英打破核禁忌的一次尝试，也是为德国未来拥核“探路”。毕竟，德国在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有一个保留意见，那就是未来继承欧盟的核力量，而且美国不会禁止一个新的欧洲联邦国家继承欧洲国家的核地位。

当然，俄乌冲突发生后，德国提高国防预算，尤其是采购F—35飞机、加强与北约的核共享、承担在北约中的义务，可能是对欧盟防务建设的沉重打击，但是德国也表示，增加的国防预算也会用于与法国等国共同研发、制造新一代作战飞机。新一代欧洲战斗机（FCAS）本来就是为携带核武器而设计的。德国可以携带法国核武器执行任务，无论是进行演习以培养欧洲共同的战略文化，还是未来可能执行的核巡逻或打击使命。

（三） 核威慑讨论沦为空谈

比较遗憾的是，欧洲核威慑设想与讨论基本上逃脱不了“只开花不结果”的命运。除了法国发展了核武器、法国与德国先后达成共同研制与拆除陆基短程核导弹外，欧洲先后设想的西欧六国拥核与法、西德、意三国拥核计划均因各种原因无疾而终。冷战后，法国提出的欧洲核威慑设想，包括“协同威慑”概念与马克龙提出的“培养欧洲共同战略文化”设想，无一付诸实施。泰尔特雷提出的实现“共享”与进驻“基地”的设想远比马克龙的提议更为激进，实施起来有更大难度。欧洲核威慑设想与讨论无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国不愿意放弃独立核决策的原则、欧洲拥有强大的反核传统与力量等。

如果欧盟真正拥有核威慑力量，将会对核不扩散机制造成冲击。尽管《核不扩散条约》已在1968年向国际社会开放，但欧洲国家部署美国核武器的做法事实上已经默认了美国延伸威慑的合法性。在政治上，将法国核威慑欧洲化需要把美国在北约部署核武器的逻辑运用到欧洲，而这并非易事。事实上，欧洲人对核武器在国际安全中作用的看法迥异。例如，德国长期坚持只有实现核军控与裁军，才能确保欧洲安全。此外，欧洲绿党一直是反核先锋，不仅反对核武器，也反对民用核能。这在2016年之前的核讨论中表现明显。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的核讨论中，该因素依然存在，甚至有加强的趋势，例如，奥地利、马耳他、爱尔兰坚决反对核武器并先后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即便核威胁真实降临欧洲，欧洲依然存在强大的反核市场。可见，无论是为了增加欧洲的战略自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还是为了应对苏联/俄罗斯的核威胁，欧洲核威慑的想法总是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徘徊于欧洲需要核武器与多数欧洲国家支持禁止核武器的两难之间。

出现这一情况的重要因素在于“北约、美国的延伸威慑不再可靠”这一假设。冷战时代，欧洲核威慑讨论的前提即是这一假设，事实上，这是一个虚假命题。2016年以来的欧洲核讨论前提似乎与冷战时代一样。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ETH Zurich）主任奥利弗·斯雷纳特（Oliver Thränert）认为，“只有当欧洲政府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在延伸核威慑方面不再是一个可靠的联盟伙伴时，果断的欧洲化才有意义”。即使大力支持发展欧洲核威慑的泰尔特雷也表示，他提出的推进欧洲核威慑建议建立在大西洋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之上。虽然特朗普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但美国政府并没有退出《北大西洋公约》。该条约第五条集体安全条款对美国依然具有约束力，北约的核共享机制并没有动摇。俄乌冲突的结果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大西洋两岸的团结，进一步巩固了北约的核联盟地位。

 5   展望

虽然俄乌冲突中德国与北约的做法为欧洲核威慑讨论投下了阴影，但如果考虑下列因素，欧洲核威慑或亦有可能朝着法国所设想的方向发展。

首先，现今的北约今非昔比，影响力大大下降。冷战以来，北约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不仅维护了欧洲和平，而且助力美西方拖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胜利，稳定了冷战结束后因中东欧国家分裂而造成的欧洲动荡局势。尽管北约经过几轮扩张，到2022年7月又有瑞典、芬兰与北约签订入盟议定书，不久的将来北约成员国将增加到32个，但这个庞然大物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在俄罗斯警告下，北约不敢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也没有进行核演习；美国原本计划3月2日试射民兵Ⅲ洲际弹道导弹，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将试射推迟到6月19日，以避免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基辛格明确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胜利将动摇北约的根基。“如果俄罗斯被打败，就有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不可能在不动摇北约基础的情况下维持它所占领的领土。”实际上，北约已经不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对于欧洲来说，增加核力量不仅可以增加其战略自主，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在北约的地位，并在未来有关安全事务中拥有发言权。

其次，美国不愿意被东欧国家牵连而维持北约在欧洲的核力量。俄乌冲突确实加剧了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它们希望北约、美国在东欧国家本土部署核武器。这令美国陷于左右为难的困境。根据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的“被牵连”与“被抛弃”联盟困境理论，弱势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在联盟中被抛弃，那么就设想让强势的美国、北约牵连进欧洲。如果美国不愿意在东欧部署核武器，就有可能动摇美国与北约核共享机制的信心，但是如果这样做了，必然会招致俄罗斯强烈反应。为摆脱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北约在2022年马德里北约峰会中强调维持自身核联盟的地位，但是不增加核武器数量。俄乌冲突再次突出美国与欧洲的利益不完全重叠的情况，这为欧洲核讨论提供了条件。

再次，法德有建设欧洲核力量的诉求与行动。正如前述，法国展示核力量表明其有建设欧洲核力量的信心与雄心。法德等国研发、制造下一代欧洲战斗机，为欧洲核力量建设开拓了想象空间；尤其是德国废核思潮在民众中已经不再是主流，这是德国核立场的巨大转变。这些都向欧洲盟友表明法德有心保护欧洲，有可能会促进欧洲核讨论。

最后，俄乌冲突中，欧洲将成为最大输家。美国的目标是企图将俄乌冲突长期化，以达到控制欧洲、抑制俄罗斯的目的。从目前情势来看，美国似乎正在实现其目标。乌克兰可能再次面临国家被肢解的命运，欧盟也深陷美国全球战略棋局中不能自拔。就欧盟而言，无力处理身边的危机，欧盟防务安全架构以及战略自主沦为笑谈，其自身利益因为冲突蒙受巨大损失——美俄对抗的巨大经济代价正转嫁给欧洲，美国军工、能源、金融等行业赚取了巨额利润，而欧洲可能因制裁俄罗斯导致能源短缺以及难民潮，引发经济衰退。要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欧洲需反思是否需要建设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军事力量。

无论未来欧洲核威慑讨论是否深入下去，欧洲是否建设核力量，可以肯定的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核大国肯定会强化核力量建设，这与核军控和裁军逆向而行的趋势定将对全球核秩序造成巨大冲击。

俄乌冲突再次表明，核武器是人类安全的重大威胁。目前亟需全球共同讨论如何促进核军控与裁军，努力废除核武器，实现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原刊于《德国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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