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2年下半年，日本老牌电子巨头佳能表示要投资500亿日元（约25亿人民币），新建半导体设备工厂，以增加光刻机产能，目标直指中国市场。然而，2023年1月5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会谈，就所谓扩大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半导体、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重要技术领域强化对中国及俄罗斯等国的出口限制，拉帮结派推动“脱钩断链”。这意味着一向以“贸易立国”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日本，试图将将日美军事安保同盟体系克隆到经贸领域，以在世界贸易中打造新的“经贸铁幕”。 实际上，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府和产业界的互动过程，产业界对有关政策的态度和执行方式，对于政策的具体落实具有重要影响。日本产业界认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既有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有美国为保持本国优势人为制造的“脱钩”行为，因此全球价值链重构已不可避免。为此，日本政府积极配合美国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政策，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遏制中国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然而，对于美中到底能否全面“脱钩”，日本产业界则给出了否定性预判。日本产业界认为，在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影响下，今后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重要性将相对下降，但是中国产业基础雄厚，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同时，美联合盟友制华具有防止“渔翁得利”等多重目的，日本政府不应盲目追随美国，要确保本国的自主性。 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中积极选边站队，目前在美国所谓“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中已被视为“急先锋”。但是，日本作为东亚的一员，在经济上是否要为了“站队”而采取背离市场规则的政策，导致本国经济蒙受损失，日本政府此前似乎还没有痛下决心。对此，日本产业界建议政府实现“两个平衡”，即“中美之间的平衡”和“经济安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并提出建立“中立的供应链”“双重供应链”等具体应对措施。然而，此番日美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会谈，似乎预示着日本企业今后布局全球价值链的目标将从注重效率转变为优先考虑地缘政治风险。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以及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日本产业界将做出何种判断，又将如何应对，中日联手造芯能否成为现实，都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东北亚学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汪婉
来源｜《东北亚学刊》
▲ 图源：Reuters
迄今已有大量学术论文探讨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问题，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各国政府的法案和政策层面。这些研究揭示了主要国家围绕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政策内容和政策导向，并通过对各国政策的分析，为中国今后如何应对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在已有的研究中，有一个被忽视或较少论及的议题，就是各国产业界对本国政府经济安全政策的反应与应对。实际上，在美国、欧盟国家及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和产业界的互动过程，产业界对有关政策的态度和执行方式，对于政策的具体落实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日本产业界对美、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的反应及应对，分析我国面临的产业链重构问题，为我国正确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各种动向提供有益参考。
日本《2021年版制造业白皮书》指出，全球价值链重构因“弹性、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的时代要求不可避免。其中，“弹性”是指通过加强供应链的韧性保障经济安全和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当前，美国的对华“脱钩”政策和中美技术竞争引发的经济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原因。美国一方面加大国内投资以强化本土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联合盟友，以经济安全为名遏制中国，推动对华技术限制。对此，中国必然要采取应对措施，全球经贸和投资环境将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全球价值链重构已不可避免。拜登政府对华实行所谓的“竞争性共存”战略，即在对美国有利的情况下与中国共存，其目标是在和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始终确保美国的优势地位。拜登政府将“竞争性共存”战略分为竞争、合作、对抗三个层次。“竞争”主要体现在半导体、下一代通信，以及与绿色经济相关的高精尖技术领域；“合作”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对抗”表现在价值观、人权，以及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关的安全问题上。在“竞争”层面，拜登政府要达到三大目标：一是确保美国在半导体等重要产业领域保持和提高竞争力，在可能转化为军事用途的产品和技术上占据优势。二是针对稀土等重要矿物，因美国国内赋存有限、生产成本高，以及环境负担重等问题，迄今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对于重要矿物，今后美国试图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和回流来保持自主性，特别是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三是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电网等产业领域排除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以保障其国家安全。拜登政府试图通过三项政策实现以上三大目标：一是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措施加大对华技术限制，二是由政府主导国内投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三是拉紧盟友制造“小圈子”。在遏制中国的政策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最大不同是强调与盟友分工合作，共同推进。拜登总统于2021年2月24日签署了《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针对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重要矿物和材料、药品和原料药四类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开展为期100天的审查。6月8日，拜登政府发布了《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要和盟国、伙伴国共同强化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关键产品和产业方面排除中国。具体措施包括：通过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七国集团（G7）等机制，扩大“相同价值观”国家的合作；举办由主要盟友的公共及私营部门参加的全球论坛，以强化美国及盟友的供应链韧性。一年多来，拜登政府逐步落实《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2021年3月12日召开首次QUAD峰会，提出强化半导体、信息通信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目标是在出口管制方面制定国际标准。2022年5月24日，QUAD峰会发布《美日澳印首脑峰会共同声明》，将持续关注新兴技术及其运用，继续深化在半导体供应链、5G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多边合作。2021年6月11-13日举行的G7峰会，就促进安全、韧性、竞争、透明，可持续性和多样化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电信基础设施和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的供应链达成了一致。2021年6月15日举行美国—欧盟峰会，成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并设立了10个工作组，涉及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标准化合作等领域。在同年9月举行的TTC第一次会议上，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在全球贸易中如何应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人权、环境等列为重点议题。
日本政府积极配合美国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政策，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遏制中国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第一，构建“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2021年4月，拜登与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深化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民用航空等领域的研发合作，并加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合作。《联合声明》附件——《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CoRe）计划共同研发“安全和开放”的5G网络和下一代移动网络，美国将在ICT领域投入25亿美元，日本将投入20亿美元。2022年5月23日，拜登访日期间与日本正式签订CoRe，内容包括竞争力与创新、网络安全建设、印太地区合作、科学技术合作、航天合作、国际标准化合作、加强出口管制、加强供应链韧性、新冠疫情防护与全球健康安全。第二，日本国会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2022年5月11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半导体、医药品、关键矿物质等“特定重要物资”的供应链稳定、强化供应链韧性；加强电力、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审查；敏感专利非公开化，对象涉及核能和武器研发；官民协作，强化尖端技术研发。从该法案的内容看，基本上是美国政府《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的翻版。可见，该法案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重新调整产业链体系，加强国内生产，不再过度依赖海外产品供应，主要是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日本政府为了CoRe文件的签署和《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的出台，做了大量政策和法律铺垫。2021年5月2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对经济安保政策提出调整意见，强调要与美国等友好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而与中国的合作则要在相关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并限制在非敏感产业领域。6月18日，菅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2021年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以下简称《2021基本方针》）、《增长战略实施计划》及《2021年综合创新战略》，均旨在加强经济安全保障。《2021基本方针》明确指出，经济安保的战略方向是“以基本价值观和现有国际秩序的规则为前提，扩大、深化与相同价值观国家的合作，同时确保本国的自主性和优势”。该方针还对半导体等关键产品、电力等关键基础产业提出系统应对策略，强调加大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增强关键技术及物资的国内生产供应能力。2021年6月日本公布《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决定加大相关投资，重建相关生产体系，增强供应链韧性。日本计划对不同类型的半导体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对国外先进企业在日本投资建厂给予政策优惠，顺势组建国家级技术攻关体制，推动半导体行业重组。2021年12月20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推动高信息通信技术开发和引进的法案，修改了有关“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部分法律，以“支持企业对高性能半导体生产设施的投资决策，确保国内稳定生产”，政府对此类企业发放补助金并设立基金。在12月20日通过的2021年度补充预算中，向设在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的“尖端半导体生产基础整备基金”注资6170亿日元，以后资金投入还将持续数年，并根据需要增加补贴额度。此外，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共同发起“强化供应链韧性倡议”（SCRI），与东盟共同发起“日本·东盟经济强韧性的共同倡议”，积极推动与相同价值观国家合作，实现供应链强韧性的战略。第三，与美国加强经济“2+2”对话机制。2022年1月21日，日美领导人在会晤中同意设立由日本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和美国国务卿、商务部长组成的“2+2”对话机制，加强在经济安全保障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重点关注科技和供应链等领域。2022年7月25日，日美首次在华盛顿举行经济“2+2”会谈，双方就如何应对所谓“中国冲击国际秩序”，着手制定经济领域的统一标准。其中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标准，在透明性、可持续性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升门槛。美日还将在2022年底在日本成立新的研发机构，用于研究2纳米半导体芯片，并计划于2025年开始量产。以上动向说明，日本政府正在积极配合美国联手盟国和伙伴国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的政策，收紧对华高科技领域的合作，调整过于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日本产业界认为，在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影响下，今后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重要性将相对下降，但是中国产业基础雄厚，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美国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在非关键产品和领域的供应链离不开中国，美国联手盟友针对中国实施的实际上是“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而非“全面脱钩”。实际上，非关键产品领域的产业链转移仅出现在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的初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引发“贸易特需”，美国再次增加从中国采购医疗用品等，此后中美贸易保持相对平稳的状态。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有1800多家美资企业撤出中国，但是以高关税为由撤出的企业不到1%。另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所做预测表明，如果美中“脱钩”，美国将有73万人失去就业机会。鉴于此，2021年8月，美国在华商会等全美31个经济团体联名致信拜登政府，要求恢复与中国的贸易谈判。2021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对华要启动“具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她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停止彼此之间的贸易是不现实的”，“美国将努力在不同的基础上与中国‘重新连接’，而不是‘脱钩’”。2022年5月23日拜登总统访日期间，启动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谈判。很多学者指出IPEF具有非自贸协定属性，既缺乏市场准入等实际内容，又不关注成员国所期待的关税减免。但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称，IPEF就是为了“应对现代挑战而设计的现代谈判”，IPEF“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面临的新局面和挑战需要新的解决方法。IPEF将有助于美国应对该地区面临的新挑战，并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IPEF重点关注的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范畴，半导体、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以及包括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的规则，才是IPEF关注的重点。因此，IPEF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美国联合盟友针对中国的“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政策，也就是说拜登政府并不谋求与中国全面脱钩，或者说拜登政府仅针对新兴技术和关键原材料、关键产品和产业对中国进行有选择的脱钩，并不谋求与中国在传统的自由贸易领域脱钩。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中日贸易额达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1%，创历史新高。截至2021年12月末，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4631家，实际使用资金1229.88亿美元，日本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国别排名中仍居首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22年1月公布了一份涉及2021年度在华日本企业盈利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受访的1553个在华日本企业中，72.2%表示在中国实现了盈利，这是2007年将非制造业纳入调查范围以来，盈利企业占比上升至最高水平。盈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本地市场销售增加”和“出口扩大”。JETRO的调查显示，约50%的企业把在中国累计收益中的一半左右作为在中国境内扩大生产、销售功能的投资资金。从比例看，制造业比非制造业高出23.7个百分点。在用途方面，用于扩大“销售功能”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和通用产品。JETRO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在华日本企业中希望未来1-2年内“扩大规模”的企业占40.9%，较2020年上升了4.3个百分点，但仍未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43.2%）。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中的黑色金属、电气电子设备、运输业的扩大规模比例比2020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而缩减或向第三国(地区)转移或撤出的企业为3.8%，为2010年实施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从以上JETRO的调查数据看，在华日本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并没有出现将生产基地大规模撤回国内或转移至东南亚国家的情况，这与一些媒体的过度渲染性报道形成对照。日本产业界认为，应当综合、客观地分析在华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是否合理，并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对未来趋势做出正确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在日本海外设备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仍在增加，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日本继续加大对华投资，这主要是基于中国雄厚的产业积累，目前还难以找到可以完全替代的国家和地区。日本产业界指出：从宏观上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并没有改变，但是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延宕，海外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日本政府出台了经济安全保障政策，要求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回归；海外投资还要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等。因此，日本企业面临着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挑战。
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中积极选边站队，目前在美国所谓“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中已被视为“急先锋”。但是，日本作为东亚的一员，在经济上是否要为了“站队”而采取背离市场规则的政策，导致本国经济蒙受损失，日本政府似乎还没有痛下决心。对此，日本产业界要求政府实现“两个平衡”，即“中美之间的平衡”和“经济安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2022年3月，日本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2021年度后疫情时代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变革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拜登政府强化与盟友合作，谋求建立对华经济安全屏障，具有多重目的。其目的，一是通过联手制华，谋求付出最小代价，获得最大限度对华监管的有效性；二是在加强供应链韧性方面，要求盟友各尽其责，共同承担责任，防止盟友 “渔翁得利”(backfill)；三是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标准，这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与合作。日本产业界提醒政府不要一味追随美国，要确保本国的自主性。日本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为获取战略物资和重要技术展开激烈竞争，制定经济安全政策，如美国将半导体、稀土等关键产品纳入“百日供应链审查”的范围。欧盟提出“开放性战略自主目标”，从战略、安全、价值观出发评估国际科技环境，主张通过自主选择来塑造符合欧盟战略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2021年5月欧盟更新了上一年3月制定的“新产业战略”，指出有137个重要产品的对外依赖程度达到52%，提出在原材料、半导体以及电池等六个领域减少对外依赖，提升产业的“开放性战略自主能力”。日本在《2021基本方针》中提出，要努力加强关键产品的供应链韧性，确保国内拥有生产和供应能力。虽然美国拉拢欧盟和日本，试图在盟友之间建立所谓安全的、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但盟友之间也存在矛盾。美、日及欧盟各国都在政府主导下推动关键产品的国产化，计划在国内建设半导体等重要产品的完整生态系统，竞相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在各国政府都要求确保本国自主性的情况下，如果美国不能协调好与盟友的优势及合理分工，不仅无法和中国脱钩，还将引发与盟友之间的激烈竞争。日本应当避免因为和盟友发生竞争而投入大量财政经费的情况。自民党政务调查会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就“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提出建议：日本应当加强与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力量”的合作，维护和重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反对在地区和国家间以“经济安全保障”为借口实施保护主义政策；日本在制定确保公平竞争条件的规则方面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不仅协助美国构建新的经济框架，还应扩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作用，提高其自由化程度和规则水平。该战略本部强调，日本要保持独立性和战略上的不可或缺性，对中美两国及“中等力量”国家继续发挥影响力。在日本政府密集出台各种经济安保政策和措施的背景下，智库“亚太倡议”(API)对与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100家日本企业(包括研究机构等)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几乎所有企业都表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的影响，98%的企业表示在经营上必须注意经济安全保障政策，86.9%的企业表示已经采取了经济安全保障措施。关于“对政府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有什么要求”，47.4%的企业希望政府能够“明确指出政策方向”，18.6%的企业希望“政策能够兼顾企业利益”。有分析认为，“这表明企业目前尚不能正确认识政府关于供应链敏感技术的安全保障政策的适用范围，企业对于政府不能明确‘划线’感到困惑”。API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要求政府实现 “中美之间的平衡”和“经济安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日本企业希望日本外交尽可能稳定和平衡与中美双方的关系，在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的前提下，谋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利用中国申请加入CPTPP，以及2022年1月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平台，继续与中国开展对话。该调查结果还显示，日本应对中美双方都开展工作，避免中美矛盾激化，甚至升级为军事对抗。日本企业还希望政府的经济安全政策和产业政策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活动自由，希望通过和政府充分对话，在经济活动中找到既能够确保经济安全，又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平衡点。希望政府在制定监管规则时，能够了解企业的具体诉求，使监管规则合理、明确和最小限度化，确保监管规则的可预见性和法律的稳定性。另外，在政府支持生产基地回归本土、鼓励企业在本土进行生产的政策制定方面，也要充分听取产业界的意见，在充分了解本国产业生态系统特点、全面衡量日本企业强项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资助对象，制定有效的资助政策和振兴政策。今后，日本企业构筑全球价值链的目标将发生改变，从过去谋求建立效率第一的全球最佳生产体系，转变为优先考虑地缘政治风险、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其后是自然灾害、疫情等风险。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也是今后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日本企业将通过自动化等来弥补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为此，日本企业和经济研究专家提出各种应对方案，以防止“脱钩”带来的风险和经济损失。专修大学商学部的池部亮教授提出建立“中立的供应链”。他认为，大国之间的对立终将缓和，企业为了规避风险与任何一方都应保持同等距离。他提出设立由民间主导的中立委员会、“跨国认证机构”等，衡量供应链的中立性。部分日本企业还提出设立“双重供应链”或“双轨制供应链”的应对方案，一是用来嵌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二是用来嵌入以美欧为中心的供应链。由于中国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门类齐全，又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大部分日本企业并没有把“撤出中国”作为应对中美经贸对立的措施。目前，有近三成的日本企业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正在考虑把美国业务和中国业务分离。已经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日本企业，又进一步对中美业务做了分离；已经分离中美业务的企业，又分别加强了中国业务和美国业务。日本企业的种种应对策略，反映出企业和政府的经济安保政策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另外，日本企业内部为应对风险提出的一些具体措施，值得中国企业参考。第一，要求企业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准确了解主要国家的政策法规，密切追踪竞争对手企业的动向，关注客户企业的需求变化，制定包括重组全球供应链内容在内的经营战略。与之配套，建立内部机制，将各种变化及时告知各业务部门。第二，对供应链进行排查，包括人权尽职调查等，将风险可视化。第三，为应对不断变化的与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必须加强内部管理体制。第四，适应由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形势变化等带来的经济环境变化。第五，参考和汲取主要国家制定法规时反映出来的公众意见，在适当的情况下由行业协会牵头，积极向监管当局提出意见，推动监管的合理化、明确化和最小限度化。如果未来十年美国坚持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政策，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在与中国进行“局部和有选择的脱钩”，日本的供应链政策和产业界的应对将导致两方面的趋势：一方面，将使经济安全保障范畴内的关键产品和生产领域回归本土，或迁移至所谓“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安全保障范畴以外的非关键产品和产业领域，将维持在华供应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虽然不会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及土地等生产要素占据较大优势的东盟国家，已成为日本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首选之地，加之地理邻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一些在华日企正在加速迁移到东南亚地区。近十年来日本对东盟投资持续增加，根据JETRO发布的数据，2014年日本对东盟累计投资18.9万亿日元，2020年增至27.6万亿日元。而同期日本对华累计投资12.4万亿日元和14.4万亿日元，增幅较小，投资额差距拉大。202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为1.08万亿日元，较2020年下降9.3%。相比之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达到3.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61.4%。2021年日本对东盟投资是对华投资的三倍以上。但是，从日本2021年上半年对华及对东盟的投资收益率看，对华投资收益率同比增长17.8%，为1.187万亿日元，而对东盟投资收益同比减少6.9%，为1.221万亿日元。从国别看，中国一直位居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高位，正如JETRO理事长佐佐木伸彦所说，“中国支撑着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收益”。从总体趋势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在逐年扩大，但对华直接投资额在逐年缩小。2022年1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后疫情时代日本与东盟新型经济合作”计划，日本对东盟将加大以下三个领域的投资力度：第一，帮助东盟提升其作为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吸引力。日本认为东盟重视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地区安全性和稳定性高，在东盟构建供应链具有相对较高的价值，对于提升日本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帮助东盟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其可持续性发展。第三，帮助东盟加速能源转型。日本政府将通过向日企提供补贴，大力推动与东盟在供应链、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人才、绿色“脱碳”的投资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向东盟增加投资虽然并不意味着日本企业大规模从中国迁移，但从长期看势必导致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生产规模及产品更新缩减。在上述国际背景下，针对美国联合盟友，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能否走向中高端成为关键。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无法与东盟的一些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商品的技术附加值又无法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竞争。高科技需要长期的积累，实现突破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留给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时间不多了。中国要着力打造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中国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同时，中国应当加强与东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大数据、5G等领域构建科技创新和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浪潮中保持优势和话语权。*文章原载《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6期，原题为《全球价值链重构与日本产业界的应对》。
作者：汪婉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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