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 我们是否已做好准备, 迎接中国在巨变时代的真正角色?

 导读：以中国再兴为主导的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了百年不遇的历史巨变。中国不制造混乱、不输出意识形态，并且倡导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亚非地区乃至全世界最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必将进一步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的重组。若将世界历史脉络拉长为一千年，中国当前的发展壮大并非“崛起”而是一种“再兴”，即恢复它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在世界中的应有份额。    中国的再兴显然撼动了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体系，但同时也给世界上那些愿意与中国深化合作的国家提供了机遇。同时，中国的再兴与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正处于同一时代发展脉络之中，全球的生产活动重心、国际分工格局都在向非西方世界转移。中国正在全方位构建多边合作与协调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项目，这些举动将带动世界经济板块的重构。随着历史向前推进，全球的权力与财富分配结构将可能逐渐恢复到西方兴起之前更长时间的历史常态。    西方国家对于全球秩序重构可能带来的混乱与冲突深感“焦虑”，这种忧虑正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心理折射。展望全球秩序的演变，中国的再兴与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可能会使全球秩序进入较长的变革与重组时期，但我们也极有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加平等互惠、多元和公平的全球秩序，而中国在其中必将开创崭新的世界引领者模式，由于中国的体量、发展环境、特别是文化基因，决定了它不能也不会是另一个西方霸权者。作为新型领导者，中国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谋略，在选择性融入西方主导的规范与体制的同时，也应与非西方国家开拓新的互利合作空间。这既需要领导者的智慧，也需要中国的社会各界精英作好充足的思想和知识准备。    本文整理自朱云汉教授2016年3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作的主题演讲，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纪念朱云汉教授积极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和自觉探寻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不懈努力。

中国在21世纪全球秩序重构中的作用

文｜朱云汉

来源｜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 图源：互联网

中国在21世纪全球秩序重构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加宏大的发展框架中来加以观察、思考。其中，有一些作用可能已经发生，或是正在发生，但更多的将会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过程中慢慢展现出来。毋庸置疑，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的先辈们都未能赶上的关键的历史节点之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亲身经历和参与这场数百年一遇的历史性巨变，这其中最重要的轴线就是中国的再兴以及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实际上，这一时代趋势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必然会对我们在20世纪所思所见的那套既有的秩序和历史坐标产生革命性、颠覆性的冲击。对于身处巨变时代的人类社会而言，未来的全球新秩序、新格局或许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徐徐拉开大幕。

 1   引子：一次划时代、震撼西方的中东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每逢元旦过后，国内外媒体便会开始关注中央“一号文件”。一般来讲，“一号文件”中的内容通常都是这一年国内改革的重头戏。但近些年来，大家对它的关注降温了，社会舆论更多会去关注国家领导人新一年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会是哪个，由此反映出中国在全世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发现，近年来国家领导人每一年度的首访所体现出的政治象征意义正在不断加强，对相关到访国家而言皆是历史性的里程碑。2016年中国的首访目的地是西亚、中东的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沙特、埃及、伊朗。这次访问恰逢新一轮中东局势处于历史结点和拐点，既是一次划时代的中东行，更是一次震撼西方的出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举足轻重的。当前，中东地区的乱局可谓前所未有，地区政治秩序正经历崩溃后的缓慢重建过程。埃及在经历了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后，“宪政”实验仅仅是昙花一现，然后又迅速回到了军事独裁的旧轨道之上。现在看来，期间所经历的巨大波折与折腾对于这个国家所造成的创伤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真正恢复。而中东目前正处于史上最严重的一种失序状态。伊斯兰国极端武装组织（ISIS）正试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建立一种极端的、激进的和原教旨主义式政权，并且正把战火引向周边国家。伊朗也刚刚摆脱西方国家对它的长期制裁，需要重新开始与国际社会恢复正常交往以谋求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伊朗和沙特这两个历来关系不睦的中东大国却在不久之前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对抗之中，甚至因此还断绝了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在该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大教派传统上一直都是以这两个国家作为领头羊。因此，伊沙两国的交恶对本地区而言显然是个坏消息。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国家面对中东乱局已经束手无策，因为由中东局势恶化而引发的难民危机已经席卷整个欧洲，这不仅让所有欧洲国家难以招架，还导致欧盟既有的“边界开放”基本框架也濒临破产。与欧洲一样，美国在本轮叙利亚危机中的应对策略同样软弱无力，乏善可陈。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此次中东之行却释放出了完全不同的信号。中国中东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搅局、不制造矛盾、不争夺势力范围，主旋律是倡导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此外，中国还力图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与中东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合作架构。可见，在当前中东地区极端混乱与动荡的状态之下，中国无疑是该地区最积极、最重要的一股建设性力量。尤其是与历史上英法美等国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相比，中国当前所扮演的角色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和无可替代，它让一百多年来在中东地区不断争夺资源与地盘、激化文明冲突以及输出动乱的西方国家感到汗颜。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此次访问平添了诸多非同凡响的历史意义。

与以往相类似，宏观上全面深化经济合作、发展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微观上推进一系列新的合作项目也是本轮出访的主要目的。此次出访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国深度参与到了埃及的经济重建进程之中。为进一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埃及规化建设一个新的行政首都（即政治中心），中国成为了埃及实现上述战略规划最为理想的外部合作方。根据两国达成的合作意向，中国将负责为埃及新行政中心建设12座部委级大楼、一座新型会议中心以及为1.5万户中低收入家庭建设新的住宅楼。与之相对应，中国与伊朗的合作也同样亮点频出。伊朗经济在西方的制裁与封锁下长期处于困顿阶段，在此合作架构之下，中国将为伊朗提供贷款、工程方面的协助，这其中包括兴建5座核电站，铺设遍布伊朗全境的第四代4G通讯网络，以及为连接伊朗宗教首都马什哈德与行政首都德黑兰之间的长达960公里的铁路进行全面的提速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出访伊朗后不久，第一列从中国义乌开出的满载各种小商品的“丝绸之路班列”在历经40天的跋涉后顺利抵达万余公里以外的伊朗东北部边境口岸萨拉赫斯。就载货量而言，这趟列车的容量虽然与一艘集装箱货船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象征意义却是非常突出的，它标志着中国与伊朗这个历史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枢纽国家之间通过“新丝绸之路”重新建立起了全天候的、紧密的经贸联系。

实际上，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不知不觉中迅速传向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除了中东地区，中国领导人的每一次新的国际出访或外交布局都会给当地未来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的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多地在全球各地轮番上演。未来25到30年之内，中国所作出的战略布局与规划将极有可能通过陆上的经济大动脉——传统铁路与高铁，把曾经历史上最重要的各大经济版图重新串联起来，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战略蓝图很快将成为现实，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统领的新的巨变时代正快步向我们走来。

 2   解读中国兴起的“大历史观”

总体而言，中国兴起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在过去三百年的人类历史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能够与中国的再兴相比拟，它们分别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兴起。其中，前两个事件基本上塑造了19世纪，中国的兴起带来的则是21世纪世界秩序的重构，这就是接下来评估中国兴起所应具备的基本维度。

在对未来展开分析之前，我认为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具有一个全面的历史观，只有在大的历史框架下，人们才能看得更远、更清晰，才不会被短期内出现的事件的混乱表象所迷惑。丘吉尔曾经说过：“你可以回头看多远，你就能够向前看多远”。首先，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一个简单而明了的事实，即当今中国的发展是“再兴”而不是“崛起”。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出口国，这一点从宋元明开始一直如此，只是到了清朝实行“海禁”后，我们才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并开始明显地走向没落。因此，当代中国的再兴只是在恢复其历史上在东亚的地位，恢复其在世界中的份额。当然，它的兴起必然也会带来一系列根本性的改变，其重要意义不容小觑。简言之，中国的再兴不仅动摇了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体系，而且拉动了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加速了全球多元格局的出现。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会不断被新兴市场国家认真研究甚至模仿，从而带有一定的全球示范效应。

要思考人类社会这一空前的大转型过程，不仅需要宽广的视野，还需要更长的历史坐标。从外延上看，“西方”的涵盖范围其实非常清楚，它主要包括西欧、北美的美加两国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俄罗斯一般不被认为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日本虽然自认为是西方国家，但从传统意义上讲却并不是如此。参照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长过程历史观，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将衡量人类历史的尺度拉长为一千年，那么西方在人类历史舞台上的独占鳌头，仅仅是一千年里的一种特殊情况，并不是所谓的常态化状态。

▲ 图1：英、俄、美、中四大国GDP占历史变化趋势。

如图1所示，仅仅在过去近200年时间里，中、英、俄、美四大国各自GDP占全球的比重就经历了数轮强弱易位的巨变。其中，2014年可以说是上图中最近也是最为重大的一次变化，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的话，中国当年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在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对此尤为看重。但是，这么说其实并不十分严谨和准确，如果将观察的视角转回到18世纪则情况就会大有不同。当时的美国只是一个由13个小殖民地组成的、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就实力而言，它还远远进入不了世界政治的大格局之中，而中国早已是一个历史和文明都源远流长的大帝国。然而，在随后的一百多年中，美国逐渐超越中国和英国，成长为世界经济的霸主，而闭关锁国的中国则迅速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跌落到无足轻重的位置。正是与过去百年的落后历史相比，中国的再兴才更加凸显出其世界性意义。可以说，类似中国这样一个再兴的国家或经济体，能够一举超越原来长期领先并居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出现这样的分水岭性的事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它在2014年却奇迹般地发生了。回溯过去近200年的历史，这样的反转仅仅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1915年前后，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越当时在全世界仍占有广袤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另一次是在中国的嘉庆到道光年代，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第一次超过清朝。因此，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观察，中国的再兴只是回到它在历史上原来所具有的位置而已。

此外，在2014年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性事件，那就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首次接近甚至超过引进外资的规模，达到了1200亿美元左右，而2015年的对外投资规模已经明显超过了引进外资的规模。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布局包括商业网、生产网等已经全面铺开，这一点对于周边邻国以及全世界任何一个希望与中国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国家来讲都是一种明显的震撼与冲击。总之，我们需要把中国的再兴放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理解和评估，随着历史向前推移，全球权力与财富的分配结构也正在逐渐回复到西方兴起之前更长时期的一种历史常态。这对全世界各国来讲，都是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经济资源分配结构，同时也更加符合我所强调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致脉络。

 3   中国的再兴与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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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六十年里，全球生产活动的重心迅速向非西方世界移转，东亚、中东与南亚国家正在恢复它们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舞台上的份额。同时，它们的再兴也为拉丁美洲与非洲的全面发展创造着有利条件，从而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内的国际分工与“南北关系”出现根本性改变。在财富与权力结构快速重构的进程中，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阶段也将最终结束。

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的兴起对其他非西方国家而言是一股巨大的拉抬与牵引力量。尤其是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伴随着西方国家对全球经济控制力的下降，非西方国家彼此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得到空前加强，在技术、金融、生态等领域的合作也出现了明显的走强趋势。正是这种非西方国家间的全面合作，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世界经济传统上的“南北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转向新的主流——“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之间充分利用他们的经济互补性以实现相互拉抬。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趋势在近300年来还是首次出现。在此之前，所有的“南方国家”基本上是以本地区的先进国家为主要对象来发展经济交换与合作关系，在美洲，它们一定会全部朝向美国；在东亚，则一定会是朝向日本；而在整个西亚、非洲乃至东欧地区，则会一致朝向西欧。这种经济上的“中心—外围”依附关系，一部分源自市场驱动的自发的区域经济联动性，另一部分源自对原有宗主国的依赖。但目前看来，这一架构正在出现全面松动的迹象，其中最大的变量显然非“中国的兴起”莫属。

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些有洞察力和预见力的学者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所带来的非凡意义。在他们看来，这一趋势正在或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美国《新闻周刊》前总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及2011年的再版中，作者都明确指出，当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正是西方以外地区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而且这种崛起代表着500年来人类社会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结构性轮转，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次则是美国的崛起。

▲ 图2: OECD、中印等国对全球GDP比重分配的长期预估

谈及发达国家，人们一般都会很自然地想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富人俱乐部”于2013年发表了一份评估报告。今天看来，其中的一些数据显然需要做出修正，但其评估的大方向仍具参考性。该报告指出，长期来看，各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根据GDP和PPP（购买力平价）等参考标准，中国2011年GDP占比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7%，高居世界第二。至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的实际GDP将跃居全球第一。当然，中国GDP在名义上仍然会低于美国，并且至少需要7到10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超越。如果按照PPP计算，中国的GDP到2030年将会显著超过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将会达到28%，这一比重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在历史上通常所保持的份额。届时，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的GDP占比也会增长并达到10%。如果再往前看，印度的增长速度可能还会更快，因为它的发展起点较低且人口红利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如图2所示，到2060年，印度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达到18%，中国将达到28%。相比而言，日本将会变得十分微不足道，欧元区在相对持续停滞的状态下比重也会不断下降。

曾几何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也罢，它们在全世界经济格局中完全是微不足道、被边缘化的小角色。相比而言，欧美则是当时全球经济毫无疑问的霸主，以至于后来的战后秩序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它们来设计并主导的。然而，时过境迁，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过往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以它们为中心建构起的制度安排包括各种全球治理机制及其背后的理念、规范正遭遇到空前的危机，甚至有被全面翻修的可能。

实际上，如果把这种发展趋势放到过往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其实并非所谓异变而恰恰是历史常态，尽管据此强求美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也并非易事。客观上看，美国的建国历史非常短暂，严格来讲，美国真正的崛起只能追溯到19世纪中期内战结束之时，然后大概从1886年起才步入快速工业化过程。而从整个西方的视角来看，一直到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才通过全面的对外贸易、殖民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逐渐崛起并取代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

就全球当前的权力和财富分配结构来看，它似乎正在逐渐回复到西方兴起之前更长历史时期内的常态之中。当然这只是相对客观、表面化的一种描述，其真正的意涵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对全世界而言意味着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的权力、财富结构。当然，这一大的发展方向也并非毫无可挑剔之处可言，因为这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一种观察视角，在国家内部还可能存在贫富分化等一系列更为严重的问题，而且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分化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严峻。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不仅包括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包括怎样克服内部的社会分化与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上述问题也提醒我们，不管是中国也好，或是其他的非西方国家，它们未来所面临的来自社会发展方面的挑战都是异常艰巨的。

 4   西方与非西方各自视角下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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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过去的30多年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已经让西方国家极为震撼，甚至感到忧郁和不快。然而，它们很可能连这个历史过程的一半都还没有走完，甚至只是处在它的开端而已。当前，一些西方观察家似乎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演变充满忧虑。其中有一位学者叫斯蒂文·韦伯（Steven Weber），他早在2007年时就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十分担心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非西方国家很可能会绕过西方已经建立的规范和游戏规则，并试图建构一套新的国际交往规则。此外，它们还担心文明冲突会由此加剧，忧虑美国影响力的相对减弱将导致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主导全球和区域的安全秩序或经济秩序。这种担忧虽然并非毫无根据可言，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过分强调“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一种反映。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和辐射作用愈发明显，再加上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崛起，西方对于未来全球秩序的各式各样的担忧情绪此起彼伏。美国著名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其201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Every Nation For Itself）中，布雷默用“零极”世界（G-Zero World）来描述未来世界格局的一种可能状态。他认为，随着传统G7机制的作用减弱，世界格局并不会简单地出现所谓G2或G20等替代模式。而要维持当前以及过去相对有序和稳定的全球治理状态，还是应该依靠各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布雷默将这种协调性机制称为“G0”。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具备完全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或意志，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自扫门前雪”将会是它们在国际交往中的最优博弈策略。

而从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西方的上述忧虑固然值得关注，但却大可不必将其看做唯一的可能性。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对于21世纪世界秩序的重构一直抱有十分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我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精英都需要面对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西方国家在战后建立起的这套体制、秩序以及核心理念是否公正、可持续并且兼顾全球绝大多数群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二是非西方国家有无能力提出并建构一种新的理念和制度安排，使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能够更加合理、公平、有效地处理全球治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稍微对现有全球秩序有所观察的人几乎都能看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长期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具有许多明显的缺陷，这导致其正在不断滑向难以为继的边缘状态，正因为如此，当前的全球治理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失控状态。在今天的世界秩序里，美国所采取的军事干预、输出民主乃至“政体改变”策略都是加剧区域冲突的主要导火线，这不仅极大地削弱了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协调机制，也将种种不稳定因素传导给相关对象国。

此外，全球经济结构目前也陷入到了严重的失衡状态。作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主导下的铸币权正在被美国持续性地滥用。一直以来，为了刺激国内资产价格、降低国债借贷成本以及将一些国内问题引向国外，美国对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向来不惮反复使用。以量化宽松政策（QE）为例，美国利用它制造了大量的热钱，从而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资产价格遭到严重扭曲，泡沫不断加剧。而当泡沫回落甚至破灭之时，其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却往往都是由其他国家独自承受。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正带来愈发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重新重视和加强国家职能建设。然而，除了少数国家如中美两国，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在国家建设领域乏善可陈。国家职能的严重萎缩，已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越来越成为一个空壳，经济和社会职能被不断削弱、掏空。相反，极少数跨国富豪和企业精英却在全世界加紧串联，进而成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权力拥有者。他们既是全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最终的支配者。在这种日益扭曲的失衡状态中，非西方国家显然处在更加不利的被动地位。

 5   中国崛起带动全球秩序的重构

面对上述复杂的国际秩序格局，要彻底改变这一旧的治理结构，必然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我认为，我们至少已经寻得了一个全新的、可能的契机，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南南合作”的不断深化。通过建立各种新的区域合作模式和多边合作机制，中国的崛起日益改变着传统的南北交换关系。在过去短短十年里，中国建立起了与各地区主要国家间深化经济、战略合作的制度框架，其中既有金砖五国、上合组织，也包括中国正在推动的涵盖印度这些国家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规划（即10+6机制）以及中国欧盟论坛、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中非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及中拉加共同体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通过近年来的不懈努力，中国在全球区域多边合作中的架构搭建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

在这些架构之下，中国已经不只是与个别国家合作，而是在与整个区域内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展开合作，因而它所能够释放出来的潜力必然是难以估量的，而这些联系关系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这一意义下，中国的崛起正在给非洲、拉丁美洲、欧亚大陆等等区域带来巨大的改变。其中，非洲就是一个明显的参照系，过去15年中，中非贸易量一直在飞速增长，2014年已经达到了2200亿美元，占整个非洲对外贸易额的18%。在过去的连续六年中，中国都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其贸易规模一直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当然这其中并非都是直接的短期投资，还包括一些长期的投融资项目以及对该地区中小企业的资助。

如果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中国无疑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于如何深化南南合作已经有许多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大多数的传统南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有潜在优势尚未被充分挖掘出来，例如劳动力充足、人口红利方兴未艾、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等。但这些国家也有不少劣势，如本地资本和外汇不足、劳动力素质低、基础设施落后、国内私营企业能力薄弱以及政府缺乏发展规划能力等，其中很多弱项其实和中国的强项之间有着高度的互补关系。例如，对于中国而言，土地、资源和人口总量相比严重不匹配，人口也开始慢慢进入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工业产能也已过剩等。那么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呢？首先它的国内储蓄比较丰沛，这使得国内资本有能力向外输出；其次，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巨大，在实现本国全面工业化、城市化之余仍有所富余，其剩余产能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换。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国家缺少外汇，需要中国通过进出口银行或是国开行进行长期融资，或者是依靠个别企业的自有资金进行商业投资。通过输出技术装备、派遣技术人员以及民间企业投资，受援助国家可以逐渐通过自身发展将加工后的产品再卖回给中国来创汇。这对很多非洲国家来讲，的确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因为西方国家从来没扮演过同样的角色。

此外，中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优势，包括中国的治理经验，“市场+政府”的调控模式等，这对很多国家来讲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中国的治理也好，改革也好，其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并且不会对外输出所谓的高标准的价值模式。它会告诉外部世界，中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国家，而且这种经验在不同时期都各有侧重，各国都要根据各自的国情、历史条件来进行探索。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但最终还是要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来逐步推进。

对很多南方国家来讲，中国的崛起的确是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的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是唯一不以掠夺者、支配者、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的兴起中的大国。过去，英法等欧洲国家也会很勉强地同意非洲国家从殖民地状态脱离出来独立，但它们永远都是在输出自己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社会治理模式。它们所提供的所有的援外方案都有着非常严格的附带条件，而且像日本的、欧洲的很多援助方案，都让是它们自己的跨国企业优先抢占市场份额，或者是变相提供资源的开采权或特定市场领域的垄断地位。中国同其他非西方国家间的关系模式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过去的那种模式。

整体来讲，中国的兴起不管对西方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的可能性，这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一战略规划的作用与意义显然不是短期内所能完全体现出来的，它不仅仅是5年或者是10年的战略，更可能是着眼于未来30年、50年的大战略。从政治上看，“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改变中国过去30年中一直被动地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体系的不利局面，进而促使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更加主动的角色，重建一个新的、更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体系。当然，这一体系的完全建成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可以争取与现有西方体系并驾齐驱，从而日渐站在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地位之上。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也可以乘机拉抬欧盟，因为其大部分成员国目前都亟需新的经济动力来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停滞、人口老龄化和财政枯竭等难题，否则就会持续沉沦下去。但是，欧洲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优势条件，例如它的一些先进技术、与过去殖民区域丰富的交往经验、跨国项目管理经验以及跨国融资经验。如果欧盟和中国能够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强合作，这对欧洲来讲绝对是重要的经济振兴契机，这应该就是欧洲国家那么急于加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原因。在“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倡议提出的初期，欧洲国家就表现出与美国迥然不同的态度。作为老牌帝国的英国，其战略嗅觉是非常敏锐的，它明白这一战略潜在的巨大经济和战略意义，因此才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瞒着美国宣布要加入亚投行。在英国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也纷纷跟进。作为美国在西欧最重要的盟友，上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背叛了它。亚投行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聚集了多达57个创始会员国，这些改变让美国始料未及。故而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会由衷地感叹，亚投行是70年来第一个不由美国倡议和主导且美国完全没有参与的多边金融机构。

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同时，为了在欧亚大陆奠定更坚实的政治和安全基础，中国还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充。随着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陆续加入，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区域安全合作组织之一。这一变化也是战后70年来的一个巨大突破，其未来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甚至会远远超过北约。

中国不仅在金融、经贸、安全等领域进行全方位部署，很多美国的观察家还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国际上也会出现政治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全新竞赛。大多数人可能不曾想到，这一表述来自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当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在时隔20多年后不得不承认，人类历史不可能简单地走向终结，未来20年将是分别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两大发展模式间的新竞赛，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种竞赛将会持续下去。对于当代学者而言，我们实际上都在见证并参与到这一历史过程中。当然，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不是被所有国家欢迎，中国能否带来更包容、公平、可持续的世界秩序，一定还会有很多变数。但我个人相信，中国本身应该有各种理由相信自身不会简单地被“西化”，而是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秘籍之一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承袭的文化、历史基因。中国在历史上从未进行过殖民扩张，也没有靠战争发财，或是利用货币进行掠夺。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往往首先是受害者。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人们一直希望能够创造一种和而不同、与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共生的世界秩序。所以宗教战争和宗教冲突在中国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但却从来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会形成一个社会冲突的引爆点。

最后，作为新型的世界领导者，中国当然也要有谋略和原则，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决策者们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斟酌再三的。不见得要带头来直接挑战西方既有的秩序，甚至可以在深化和南方国家合作的同时也为西方国家留下一些空间，适度照顾西方国家，以此来化解中国在全面崛起过程中的阻力，这些都是未来中国领导人必须直面的战略选择。

 6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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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的再兴进程，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我们目前看到的仅仅是这个变化的开端。对于非西方世界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而言，他们既对未来充满期待，也会表现出一种心理上的忧郁，即中国到底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领导者。对于这一期待与关注，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一年多前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峰会上的主题演讲中来加以体会。在那次演讲中，佐科强调，尽管在过去60年间国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巨变，但是基于公正、平等、和谐、繁荣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梦想至今仍未实现，为此他呼吁亚非国家要继续团结起来，共同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秩序。这既是代表所有亚非甚至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秩序提出的迫切愿望，也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中的非西方国家担负起构建国际新秩序重任的殷切期待。因此，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以中国梦为依托，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引领世界告别以西方为主的旧秩序、旧格局，进而为人类社会实现更加和平、公正、包容、可持续的“世界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文章原刊于《思想评论》2016年第4期。

作者：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年来出版的著作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信出版社，202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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