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俄罗斯“后院”, 为何竟成美俄争斗仅剩的默契空间?
从历史上说，中亚地区与俄罗斯有着较为深切的渊源，所以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一直较强。对于美国而言，中亚的概念一直是模糊的，但有可能成为威胁来源的存在，因此对于这一区域主要扮演外部平衡者的角色。两国对比，俄罗斯守城，美国挑战，再加上中亚区域位置的特殊性和五国维护自身独立和多元外交地位的积极行动，各周边大国在中亚区域形成了一套“无声协调”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包括：第一，尊重中亚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第二，默认俄罗斯在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利益；第三，尊重保障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第四，为促进中亚的稳定与和平提供必要帮助。这种“无声协调”避免了与国际秩序规则的明显冲突，也给包括俄罗斯、美国、中国、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与该区域交往的灵活性，虽然没有明确的文件或表态，但许多事实案例证明了，各国都基本遵守了这些“潜规则”。
在“无声协调”之下，中亚各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占据重要位置。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演进，美国虽然不敢贸然打破中亚地区的平衡，但是否会有其他动作，而中亚自身又是否能保持其稳定多元，似乎被蒙上了一层迷雾。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仅代表作者观点。
“无声的协调”：
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
文｜曾向红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 中亚五国的枢纽性地理位置。图源：互联网
2021年适逢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独立30周年。鉴于中亚国家在中国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及大国外交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并且攸关“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甚至欧亚大陆建设的顺利展开，学界有必要积极总结和反思中亚国家的建设历程。本文关注的问题是30年来参与中亚事务的主要域外大国形成了怎样的互动模式。这种互动模式与中亚形成的地区秩序类型及其稳定程度息息相关，并有助于说明中亚地区为何维持了近30年的整体稳定，而未爆发严重危及地区稳定和国家间和平的重大事件。
1 域外大国在中亚进行“无声的协调”
中亚在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为扩大自身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影响，域外大国纷纷与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建交，积极参与中亚事务。此外，里海沿岸地区（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让大国竞相参与。根据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里海沿岸地区能源资源储量的估算，中亚甚至被称为“第二个中东”或“第二个波斯湾”。中亚的地理位置以及该地区可观的能源储量令域外大国纷纷涌入中亚，试图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积极参与中亚事务的行为体众多，既包括俄罗斯、美国、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土耳其和伊朗等主权国家，也包括欧盟等超国家行为体，还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后来转型为欧亚经济联盟）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但它们对中亚局势所产生的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整体而言，在当前参与中亚事务的行为体中，俄罗斯、美国与中国得到的关注最多，这与它们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相适应。
学界惯用“新大博弈”描述中俄美等国参与中亚事务所形成的互动模式。“新大博弈”虽然对概括中亚复杂的地缘政治态势具有一定的启发，但也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因为与“大博弈”时期相比，国际形势和中亚形势均已发生巨大变化，而“新大博弈”之类的概念并不能充分反映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五个方面：
（1）当今积极介入中亚事务的行为体均为主权国家而非传统帝国，尤其是中亚国家已取得独立并成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自主行为体；（2）多种力量介入中亚的互动以追求影响力，基督教或欧洲等传统范畴无法概括这些力量；（3）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其中，如北约和欧安组织等；（4）当前大国介入中亚事务的目标在于争夺影响力，而不是争夺领土和人口，更难以划分势力范围；（5）该术语主要强调各大国在中亚互动的地缘政治层面，而忽视了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层面。
事实上，无论是“大博弈”还是“新大博弈”，西方均致力于推广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只不过在“新大博弈”中西方使用了“人权”与“民主”等话语，看重的是里海能源，而在“大博弈”中，棉花是主要因素。除了上述问题，“新大博弈”作为一种隐喻还存在一个重要缺失，即忽视了域外大国在中亚的合作。
为此，对“新大博弈”话语不满的学者尝试通过创新学术概念予以修正。如鲁思·杜耶蒙德（Ruth Deyermond）提出了“套娃霸权（matrioshka hegemony）”的概念。杜耶蒙德认为，全球霸权美国、地区霸权俄罗斯、具有次地区霸权抱负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快速发展的中国同时积极参与和影响中亚事务，共同保障了中亚秩序的大体稳定。她指出，“套娃霸权的概念意味着不同层次的霸权国共存，且无显著竞争，甚至具备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合作以加强各自霸权的潜力”。然而，“套娃霸权”概念在说明大国在中亚互动时至少存在两点缺陷：其一，“套娃霸权”虽然肯定了大国互动具有合作潜力，但除了简要提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外，并未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或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具体合作展开深入讨论。其二，“套娃霸权”强调的是不同类型霸权在安全领域的共存，具有静态性，难以说明霸权互动的动态过程，也未将其拓展到安全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就此而言，“套娃霸权”针对大国在中亚的互动仍存在一定缺失。为更准确全面地描述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我们有必要另辟蹊径提出新的概念。
俄美等域外大国在中亚存在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中俄之间、美欧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协调和明显的合作。以中俄为例，由于双方不存在针锋相对的利益分歧，因此可通过双边和多边（主要是上合组织）渠道进行有效协调，从而在中亚地区形成了相互尊重—合作的互动模式。欧美在中亚的互动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协调。整体而言，欧盟追随和支持美国在中亚提出的各项议程，而美国也能照顾欧盟的部分关切，如支持欧亚国家铺设联通中亚与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管线、协同推进在中亚的规范议程设置等。不过，欧美与中俄之间以及这四方与其他积极参与中亚事务的中等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印度、韩国）之间似乎缺乏明确协调，从而具有更多的竞争成分，这种竞争往往以悄无声息的方式展开。这也是“新大博弈”研究着重探讨的内容。以中俄美在中亚的互动为例，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美国在中亚始终追求三方面战略目标：一是遏制俄罗斯、伊朗与中国；二是将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欧亚国家整合进西方的政治、经济与价值体系；三是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地缘政治环境。
显而易见，美国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均有针对中俄的意图。尽管欧盟参与中亚事务的姿态更为温和低调，但其诉求与美国大体相似，这也意味着欧盟的中亚政策同样包含希望削弱中俄在中亚影响力的考虑。而其他行为体在参与中亚事务过程中的自行其是、彼此竞争同样导致它们之间协调有限。
由此，仅强调竞争不足以囊括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事实上，除竞争外，协调也是大国在中亚的重要互动方式。在协调方面，除美欧、中俄这两对行为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协调外，“无声的协调”也是大国进行协调的重要方式。所谓“无声的协调”，是指大国为追求自身在中亚的利益，经由相互试探、彼此适应、主动学习后进行的未言明的合作。这种合作类似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所说的敌对方形成的“没有友谊和预见的合作”。如果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为互动的一方、将同属上合组织成员的中俄视为另一方，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双方追求不少共同利益（如维护中亚国家的主权与独立、保障地区稳定与和平、加强对中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促进阿富汗局势的稳定等），然而各方却拒绝开展联合治理行动，遑论建立一个囊括各主要大国的正式国际协调机制。与此并存的另一种现象是，各方均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和支持中亚国家对这些问题的治理，各行其是、彼此竞争但相安无事。这从侧面佐证了大国在中亚的确存在“无声的协调”。
在中亚开展“无声的协调”意味着大国在互动中均恪守一些基本的“潜规则”，这类似于林民旺所说的“默契的合作”，它具有以下特征：“这种默契既没有正式协定的约束力，有时可能连道德上的约束力也没有，同时也没有进行过清晰的规则界定，更没有第三方监督和执行机制，然而它们却依然将各方合作自我实施。”在林民旺看来，“默契的合作”往往意味着国家在互动中遵循一些“潜规则”。
至于国家为何会选择遵循“潜规则”，而不是将“潜规则”明确化、公开化和条文化，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避免与主流国际规范和价值体系相冲突；二是避免敏感议题公开化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或政治斗争；三是为保持各方行为的行动灵活性，摆脱正式规则的束缚；四是规避因达成和执行正式规则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除这四方面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中亚的权力结构———俄罗斯在该地区享有地区霸权国的地位———使得其他行为体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与俄罗斯就推进在中亚的治理缔结正式的合作条约或建立正式的合作机制。因为一旦如此，这将被视为对俄罗斯在中亚特殊地位或利益的承认，并赋予俄罗斯渴求的主导中亚事务以合法性。就此而言，至少在中亚，“潜规则”的缘起与大国对该地区的权力结构所做的反应密切相关。当然，除了这一核心因素，中亚其他方面的特征也带来了大国互动时“潜规则”的出现。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新大博弈”“套娃霸权”等概念是对中亚局势发展的一种过分简化，阻碍了学者深入和细致考察中亚的内部发展动力和多样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域外大国在中亚虽然存在竞争，但也存在一定的协调，主要分为明确的协调与“无声的协调”两种类型。前者主要体现在欧美内部和中俄之间，后者则体现在欧美与中俄之间以及这些行为体与其他中等行为体之间。就这两种协调模式的缘起或出现的条件而言，它们大体反映了行为体之间竞争的强度，即如果大国之间在中亚的竞争强度较低，那么它们将采取明确的协调模式；如果行为体之间的竞争强度较高，那么“无声的协调”将成为主导性互动模式。明确的协调是相关方经由双边渠道或多边机制，通过拟定并遵循成文的规范或规则而展开的协调；“无声的协调”是相关方经由长期摸索或互动，通过遵循“潜规则”而推进的有默契的合作。“无声的协调”本身并非规则，而是相关方基于“潜规则”形成的互动模式或互动状态，它具有涌现性，无法还原到任何一个具体行为体。鉴于大国在中亚开展的“无声的协调”较少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将着重讨论这种互动模式。
2 大国在中亚进行“无声的协调”的具体体现
“无声的协调”涵盖了多数行为体在中亚的互动，体现在行为体的日常外交实践中，构成大国在中亚开展日常互动的重要方式。大体来说，大国在中亚开展的“无声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四方面，这也是它们形成该互动模式时遵循的四个“潜规则”。
在论述这四个“潜规则”前有必要强调，本文对大国在中亚互动的讨论是有参照系的，即同属欧亚地区的高加索次区域（由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三国构成）与东欧次区域（涵盖乌克兰、白俄罗斯与摩尔多瓦）。这一参照系的存在使本文对“潜规则”的提炼和总结得以成立。举例来说，在四个“潜规则”中，第一个“潜规则”（大国不约而同尊重中亚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和第四个“潜规则”（各大国力促中亚的和平稳定）似乎是国际关系中的常识。然而，把大国在中亚次区域的互动与大国在高加索、东欧次区域的竞争进行比较即可发现，大国并不见得会恪守这两个规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这两个规则称为“潜规则”而不是“明规则”。下文将简要梳理大国在中亚开展“无声的协调”的具体表现。
（一）域外大国在尊重中亚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上有重要共识
中亚国家独立后立即开展了国家建设和民族建构历程。与其他欧亚国家相比，中亚国家有两个特点：其一，中亚国家在独立前并未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们独立开展国家建设和民族构建的历程是苏联解体后开始的。其二，不像波罗的海三国和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推动苏联解体的主导力量，中亚国家只是被动接受者，甚至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还希望保留苏联。中亚国家独立之初面临的优先任务是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通过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中亚国家能顺利实现这两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间“无声的协调”。世界各大国均迅速承认了中亚各国独立，中亚国家尽管对部分地区的归属存在争议，但也达成了尊重苏联时期划定的边界的共识。这意味着中亚国家独立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了有效保障。
然而，大国在中亚形成“无声的协调”并非理所当然。高加索次区域和东欧次区域因为领土争议而爆发了多次地区冲突（如纳卡冲突、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问题、德涅斯特河左岸问题等）。即便是塔吉克斯坦在1992—1997年爆发了一场伤亡较大、影响深远的内战，但整体而言其国家独立并未遭遇质疑。就国际交往而言，尽管中亚各国独立之初缺乏外交经验，甚至连组建外交部和开展独立外交都颇费周折，但这并不影响各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土库曼斯坦在1995年还获得了永久中立国的外交地位。此外，中亚国家独立之初没有自己的国防军，某些国家的边界（如塔吉克斯坦）还要靠俄罗斯军队守卫。尽管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纷争或摩擦（如围绕边界划分与水资源分配问题），但因为武装力量薄弱和忙于国家建设，中亚国家无意通过冲突的方式解决纠纷。而当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显赫地位压制了其他大国试图通过操纵中亚国家之间的矛盾以扩大其在该地区影响的动机。这种内外形势的叠加抑制了中亚国家间的矛盾上升为冲突。总而言之，大国对中亚国家独立地位和国家主权的迅速承认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直接带动了国际社会对中亚国家的承认。
然而，这种协调也有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事件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对乌兹别克斯坦在此事件中是否过度使用暴力和侵犯人权进行“独立国际调查”，此举被乌兹别克斯坦及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视为对乌国家主权的侵犯。为反击美国干预乌兹别克斯坦内政的企图，上合组织在2005年7月召开的阿斯塔纳峰会上呼吁美国制定从中亚撤军的时间表。同年7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照会美国政府，限其在180天内将其驻汉纳巴德军事基地的战斗机、人员和装备撤离本国领土。美国在安集延骚乱事件后的反应涉嫌侵犯中亚国家主权，其招致的反击削弱了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与地位。这一后果部分说明了即使是世界霸权国家，当它打破大国间互动的“潜规则”时也可能面临战略损失或遭遇“战略惊诧”。
事实上，安集延骚乱事件对于美国而言类似一次战略学习。通过这一事件，美国“习得”了在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不侵犯中亚国家主权的“潜规则”。依据建构主义有关“潜规则”形成原因的解释，“学习过程带来认知上的演化，最终能够形成共同理解和认识”。尽管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并未发表有关彼此在互动中会尊重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联合声明，但经由长期的实践，相关“潜规则”已内化到域外大国参与中亚事务的外交实践中，甚至可能成为它们的“惯习（habitus）”或“习惯（habit）”。正因如此，自2005年至今，美国尽管依旧会在中亚国家的人权和选举等问题上说教，但整体而言未逾越尊重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潜规则”的界限，从而大体保障了各域外大国在此问题上形成“无声的协调”态势。这一事例也说明，大国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构成推动它们进行“无声的协调”的重要动力，因为一旦打破“潜规则”，特定大国可能面临利益或战略上的损失。无论大国遵守“潜规则”是出于理性考虑还是对国际规范的恪守，大国在竞争时的彼此监督和相互牵制客观上促使它们在中亚形成了“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
此外，中亚国家对域外大国侵犯其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举动所进行的反击，同样是促使大国不得不进行“无声的协调”的动力。2014年俄罗斯接收克里米亚时，俄罗斯国内存在的部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更激化了哈萨克斯坦民众的恐惧与愤怒。此后哈萨克斯坦采取的一系列举动，包括言辞激烈地反对推进欧亚经济联盟的政治一体化、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以及宣布于2015年举办建国550年庆典活动等，均是其巩固国家主权、彰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决心的象征性举动。尽管哈萨克斯坦的这些举动并未给俄哈关系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但这种象征性姿态或许也是域外大国选择维护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原因。总而言之，大国的竞争压力与中亚国家的主动反抗共同使得域外大国在尊重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形成了“无声的协调”。
（二）域外大国对俄罗斯在中亚特殊地位与利益的默认
迄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仍享有其他大国难以匹敌的地位。这首先得益于俄罗斯自19世纪后半叶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对该地区的统治。一百多年的统治在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留下了千丝万缕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这也决定了俄罗斯对中亚各国政局和地区局势具有其他域外大国难以比肩的重要影响力。尽管中亚国家独立后，俄罗斯一度将中亚国家视为“包袱”，采取了主动疏远中亚国家的政策，但相对于其他域外大国，俄罗斯对该地区的了解以及与该地区存在的诸多联系意味着其参与中亚事务具有先天优势。更何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和中国等大国在中亚的诉求有限，对于参与中亚事务的兴趣不大。至少在“9·11”事件发生前，美国在中亚主要关注销毁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核武器、鼓励西方跨国公司开发里海能源资源，中国则优先考虑解决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边界划分问题并尝试参与中亚能源资源的开发。因此，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中等国家更多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与俄罗斯展开竞争的主体。“9·11”事件后美国强势介入中亚事务与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后，中美在中亚的影响均有明显扩大，中美俄在中亚三足鼎立的态势持续至今。然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仍在中美之上。对于其他域外大国而言，其参与中亚事务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面对和处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通过回顾域外大国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可以发现它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无声的协调”，或明确或隐晦地默认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或利益。显而易见，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乐见俄罗斯在中亚享有的特殊地位，原因在于美国在中亚推进西方价值观和治理模式是以改造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共享的诸多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为前提的。当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融洽时，俄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情形），而当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时，俄往往会做出反击。美国在中亚追求的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战略目标决定了最符合其利益的中亚治理格局是美国一家独大，底线则是该地区格局实现“多极化”而非俄罗斯享有特权地位。然而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和实力决定了美国不得不承认其地位。如针对塔吉克斯坦内战，扮演主要调停者角色的是俄罗斯、塔吉克斯坦邻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与美国关系处于僵局状态的伊朗，而由于“被南斯拉夫、索马里、阿富汗和缅甸的问题所纠缠，西方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塔吉克斯坦的混乱局势采取预防性外交”。美国在中亚影响力的缺失决定了其无意也无力参与对塔吉克斯坦内战各方的调停。美国对塔吉克斯坦内战的冷漠一方面说明美国无意用武力维护中亚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关注的仍是俄罗斯对美中亚政策的反应。销毁或转移哈萨克斯坦的核武器则是双方进行“无声的协调”的典型案例。完成此项工作符合俄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但在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没有资源和意愿处理这项工作，继承了苏联核武器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拒绝将各自境内核武器的控制权转移给俄罗斯，于是美国顺理成章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在该过程中，美俄的协调和分工是：美国出钱出力，俄罗斯不持异议。尽管双方在此问题上并无公开和明确的合作方案，但俄罗斯的“冷漠”为美国实现自身诉求提供了条件。
美国在“9·11”事件后成功入驻中亚，同样是大国在该地区进行“无声的协调”的体现。美国为消除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于2001年10月7日纠集其西方盟友入侵阿富汗。为推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同时实现将军事触角延伸到中亚地区这一目标，美国积极寻求中亚国家允许其以及盟军进驻中亚。在进驻中亚的问题上，美国虽然强调中亚国家的独立性，但同时与俄罗斯进行了“无声的协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俄罗斯的尊重。一般认为，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向美国提供的支持是经过俄罗斯允许甚至是鼓励的，但乌兹别克斯坦的决定似乎是其独立做出的。此外，俄罗斯在“9·11”事件后主动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也为美军入驻中亚奠定了基础。事实上，顾及俄罗斯对美国进驻中亚的忌惮，吉尔吉斯斯坦曾公开批评乌兹别克斯坦允许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但普京2001年9月24日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声明为吉尔吉斯斯坦突破困境打开了机会之门。此后，吉尔吉斯斯坦为获得俄的明确认可，开展了不少斡旋活动。由此可见，美国实现在中亚驻军或许并非美俄直接磋商的结果，而是两国基于形势变化为加强国际反恐合作进行“无声的协调”所带来的效应。当然，中亚国家基于利益权衡而积极参与博弈，也是美国在中亚驻军问题上取得突破的重要环节。可以明确的是，美国之所以会在中亚国家驻军问题上寻求俄罗斯的谅解，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美国虽然认为没有理由在与独立的中亚国家磋商时先征求俄罗斯的意见，但美国领导者意识到仍应通过采取低姿态以示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予以必要的尊重。
中国在参与中亚事务过程中对俄罗斯的尊重具有更多更明显的体现。对于中国参与中亚事务的立场，领导人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时明确表述：“我们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内外政策，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我们愿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为建设和谐地区作出不懈努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参与地区事务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一方面明确尊重中亚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其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表达了对俄罗斯的尊重，这有助于缓解俄罗斯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持续扩大的担忧。基于以上原则，中俄在中亚的互动形成了一种相互尊重—合作的良性互动模式。这种互动模式体现在中国与哈吉塔三国边界划分、上合组织的建立和运行、“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等具体行动中。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域外大国在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中均不得不顾及和尊重俄罗斯在该地区所具有的影响力。即便域外大国试图绕过俄罗斯推进自身议程，但由于它们不得不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纳入政策考虑，俄罗斯的反应无形之中成为各国进行互动时的“聚焦点”，进而促成各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或行动形成一种“无声的协调”。
（三）域外大国往往会尊重和保障中亚国家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
为维护自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亚国家均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 diversification / balanced foreign policy）”或“多角度外交政策（multi-vector foreign policy）”。这类外交政策指的是与多个国际行为体加强合作关系，同时避免对任何一个大国产生过度依赖，避免危及本国独立和主权。如前所述，俄罗斯对地区局势仍具有高度影响力是各国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初衷，意在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行必要的制衡，同时避免触怒或冒犯俄罗斯。显而易见，这种政策成功的前提是其他大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中国、欧盟、印度、日本、伊朗和土耳其等诸多行为体的存在以及各国竞相参与中亚事务，为中亚国家拓宽对外交流和联系提供了广阔空间。对于这些域外大国来说，鼓励甚至保障中亚国家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是扩大自身在中亚影响力、抵御俄罗斯施加的强大地区压力的前提。因此，尊重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构成各域外大国积极参与中亚事务的另一个“聚焦点”。一旦一个大国完全主导中亚事务，其他大国参与地区事务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很可能会遭到压缩，这使得各大国在自身难以成为中亚主导性政治力量的背景下，不约而同地尝试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进行必要牵制，以保障中亚国家能持久贯彻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
域外大国尊重中亚国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有诸多体现。中亚国家独立后才开始国家建设过程，国际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及经验欠缺客观上给其巩固国家主权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带来了诸多挑战。域外大国支持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向中亚国家提供必要的帮助，成为促进中亚各国经济发展、保障中亚各国走上相对稳定的发展道路的关键。鉴于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提升中亚国家的“生存”能力，拓宽各国的对外经济联系、加速中亚与世界经济融合是首要任务，这被一些域外大国视为削弱俄罗斯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为此，域外大国构想并极力推动各种以自身为主的地区联通计划。例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积极推动中亚国家加入欧盟提议和支持的陆上联通计划和西向能源管线（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国家间项目和欧洲—高加索—亚洲运输走廊计划），同时还支持向土耳其输出里海石油和天然气的两条能源管线（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线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姆天然气管线）。“9·11”事件后，美国倡导中亚国家加入南向的地区联系倡议（如2005年的“大中亚计划”和2011年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试图以阿富汗为中心推动南亚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地区一体化。特朗普上台后虽然放弃了这一设想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的想法，但依旧延续了推动中亚国家间联系的既定路线。其他域外大国在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中也在极力推动符合自身偏好的中亚联通方向。整体而言，域外大国所倡导的多方向经济联通方案更多是出于各自战略考虑和经济利益做出的决定，彼此间几乎未进行协调，这恰恰说明它们在无形之中达成了“无声的协调”。
域外大国鼓励并吸引中亚国家积极参与不同大国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同样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无声的协调”。当前尚不存在涵盖所有中亚治理主体的国际机制，除土库曼斯坦外，其他中亚国家均参加了由不同大国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如美国主导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C5+1”机制，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2015年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乌兹别克斯坦2020年成为观察员国，塔吉克斯坦迄今未加入）以及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除了正式的地区合作机制，中亚各国还参与了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发起的合作倡议。由于不同的机制或倡议规范不同、遵循的行为规则不同，中亚出现了明显的“规范竞争”现象。各大国之所以积极鼓励中亚国家参与自身所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或合作倡议，深层原因是借此向中亚传播自身所青睐的国际规范、塑造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进而扩大自身在中亚的影响。中亚国家对待多边机制或倡议持“多多益善”的态度，各种机制之间虽不乏竞争，但更多的时候是各行其是、相安无事。
俄罗斯则不愿中亚国家在疏远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而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顾及中亚国家追求独立和主权、渴望获得尊重的心理，避免因强势介入而引发中亚国家的猜忌甚至怨恨。在中亚国家边界争端、水资源问题和族群冲突问题上，俄罗斯一般不持立场，而是留给中亚国家自己去处理。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多次发生政权非正常更迭、中亚国家采取“去俄化”等举措，俄罗斯也能保持自我克制。尽管俄罗斯在中亚仍具有重要的不对称优势，但它是以一种“谈判性霸权（negotiated hegemony）”的身份与中亚国家开展互动的，即俄罗斯不能随意将自身意志灌输给中亚国家，而是以与中亚国家谈判和协调的方式推进自身议程，并且不排除中亚国家违背俄罗斯的意愿。总之，时势的变迁迫使俄罗斯不得不接受中亚国家已然独立的事实，并经由学习和磨合，成为中亚“无声的协调”的重要参与者。
（四）域外大国均会为促进中亚的稳定与和平提供必要帮助
毋庸置疑，积极参与中亚事务的域外行为体各有诉求。如前所述，美国在中亚主要追求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战略目标。与美国类似，其他行为体也在追求自身偏好的目标：欧盟试图向中亚扩散自由、人权、民主和善治等西方价值观，同时力推中亚与欧洲之间的互联互通；俄罗斯致力于巩固在中亚的权力优势地位并确保中亚这一“软腹部”地区的安全；中国则希望通过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维护西部边疆的安全并促进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五通”。显而易见，域外大国在中亚追求的优先目标并无太多交集，甚至有冲突之处；不过，它们要促进自身目标的实现，均须满足一个基本前提，即中亚的和平与稳定能够大致予以保障，否则任何一个域外大国对自身战略或政策目标的追求都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至少在话语上各域外行为体均高举促进中亚和平与稳定的旗帜，在行动上则向中亚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通过双边或多边方式推进相关合作项目以促进中亚的稳定。虽然域外大国主要基于利己动机参与中亚事务，但其合作话语与合作活动客观上在中亚产生了一种“非意图”的系统效应（systemic effects）或称涌现效应（emergent effects），各国的自利行动在地区层面产生了一种利他的结果，即“无声的协调”。以美国对中亚事务的参与为例。在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希望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欧亚新独立国家不要陷入国家崩溃，为此于1992年10月通过了“自由支持法案（FSA）”，决定运用经济援助支持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欧亚国家进行转型。这一时期美国提供的主要物品为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食品、燃料和药品等。为避免激进推进西方式改革引发地区动荡以及减轻自身负担，美国并不致力于推进中亚各国的全面转型与改革。“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提升中亚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无论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大中东计划”、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还是美国与中亚国家的对话机制“C5+1”，美国在其外交话语中均强调推进中亚五国之间或中亚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合作对于实现地区稳定与和平的重要意义，并采取各种措施强化与中亚国家的合作，促进地区稳定。
其他域外大国与美国类似，均为促进中亚的合作和稳定提出了各自的合作倡议或计划。以欧盟为例，在中亚国家独立后，欧盟为促进欧亚新独立国家的转型设立了独联体国家技术援助项目（TACIS），尝试为欧亚国家的国家建设和社会转型提供资助，以扩大欧盟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截至2006年，欧盟共向中亚国家提供了13.8亿欧元的援助资金，启动与完成了一系列资助项目，其中TACIS援助资金达到6.5亿欧元。除TACIS计划外，还包括欧盟执委会人道主义办公室（ECHO）与食品安全计划（FSP）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与财政支持，欧盟提供的宏观金融贷款与赠款、复兴援助以及欧盟民主与人权倡议（EIDHR）提供的援助等。为加强中亚国家的安全治理能力，欧盟在边界管理方面资助中亚边界管理项目（BOMCA），在打击毒品走私问题上提出中亚毒品行动计划（CADAP），在环境方面发起“欧洲环境（EfE）”进程以及欧盟东欧、高加索与中亚水资源倡议（EU WIEECCA）等。2007—2013年，欧盟的中亚援助预算为7.19亿欧元；2014—2020年，欧盟对中亚的援助额达到11亿欧元。2019年6月17日，欧盟理事会批准并通过了新版欧盟中亚战略———《欧盟与中亚：更坚实伙伴关系的新机遇》，取代了2007年6月的《欧盟与中亚：新伙伴关系战略》。欧盟中亚战略具有延续性，有意支持和资助涵盖中亚五国的地区性合作项目。客观而言，这种项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
域外大国介入中亚事务的认知前提是有关中亚局势不稳、危险重重的“危险话语”。这与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迫切需要寻找介入中亚的理由和合法性密切相关。通过渲染中亚形势的“威胁”，西方决策者和学界精英不仅界定了中亚研究的核心主题，而且赋予自身介入中亚事务的道德优越感和必要性。与欧美不同，中俄相邻意味着两国在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休戚相关，因而有更多现实和紧迫的理由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因此，中俄往往会构建多边合作机制将中亚国家纳入其中，直接与各国进行沟通互动，以共商并推进解决彼此间或涉及整个中亚稳定的问题。俄罗斯在中亚有多个多边机制推进彼此间合作，如安全领域有集体安全条约、经济领域有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联盟、综合领域有独联体，中国则有上合组织这一抓手。上合组织对于增进中俄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诚如习近平指出的，上合组织“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总之，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亚整体上保持了和平与稳定，并未爆发严重危及地区稳定的灾难性事件和国家间冲突。这种局面的形成既离不开中亚国家对国家间关系的主动管控，也离不开域外大国所开展的明确的协调（中俄之间、欧美之间）和“无声的协调”（中俄与欧美之间、其他行为体之间）。各方一致希望中亚能有效维持稳定，较少采取有损这一目标实现的举动。
以上就域外大国在中亚进行“无声的协调”所遵守的四个“潜规则”做了简要分析。由此可见，尽管特定大国在参与中亚事务时往往缺乏与其他行为体就彼此的中亚政策或地区合作倡议进行公开和明确协调的动机，也缺乏进行这种协调的整合性地区合作机制，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互动中形成一种“无声的协调”模式。这得益于域外大国对“潜规则”的遵循。这些“潜规则”源自域外大国之间的相互磨合和彼此学习，而它们在该地区所进行的竞争，如围绕支持和反击“颜色革命”、保持和驱逐美国在中亚的驻军、优先建设何种方向的能源管线等问题上的博弈，则是磨合的具体过程和学习的重要时机。值得肯定的是，域外大国之间的竞争或龃龉并未演变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各方的自我克制为它们在中亚形成“无声的协调”做出了贡献。
3 大国在中亚开展“无声的协调”的主要原因
“无声的协调”之所以会成为域外大国在中亚的重要互动模式，这主要源于中亚地理环境的三重“二元性”、大国在该地区的权力与历史心态结构分布以及域外大国积极配合和支持中亚国家对其外交目标的追求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
（一）中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具有三重“二元性”
中亚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中亚五国均为内陆国家，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就此而言，中亚具有显而易见的封闭性。在陆上交通不畅的年代，中亚的封闭性极大地限制了该地区的对外交往。就其毗邻地区而言，中亚北面与俄罗斯接壤，东面与中国相邻，南面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比邻而居，东面则与高加索地区隔里海相望。通过与这些毗邻地区及国家加强联系，中亚国家可以融入多个安全复合体，如以俄罗斯为主导的独联体安全复合体、以中日韩为首的东亚安全复合体、以印度为主导（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南亚安全复合体、没有单一主导大国的高加索安全复合体和中东安全复合体等。当中亚与毗邻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得到有效推进时，中亚即可南上北下、东进西出，从而极富机动性和灵活性。中亚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被视为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或“历史的枢纽”，从而成为大国必争之地。事实上，中亚既可以成为东西方、南北向进行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陆上大通道，如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可能成为阻断各方联系和交流的重要障碍，如阿拉伯帝国统治中亚后导致“丝绸之路”衰落和英俄“大博弈”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中亚兼具封闭性和开放性决定了该地区在世界大国开展地缘政治博弈时既中心又边缘的双重性。中亚客观上是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然而当特定的政治势力完全主导中亚时，该地区就会丧失开放性。例如，在中亚被沙俄和苏联控制时期，其外部交往受到严重制约，中心地位也随之消逝。事实上，至少在19世纪下半叶至1991年中亚国家独立，中亚在世界体系中是以“边缘地区”的身份而存在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沙俄或苏联为追求西方承认而构建的内部他者，以此凸显沙俄或苏联的“文明”身份。当中亚国家重获“自由”或处于“无主”状态时，该地区在世界政治的“中心”地位又重新得到域外大国的重视。然而，其处于世界体系中“边缘”位置这一认知却往往得到固化。这种边缘地位既体现在世界体系的经济分工中，因为中亚国家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更多的是能源、矿产等原材料或初级产品，这种状态有其客观性；同时体现在域外民众对该地区充满异域想象的认知中，这种认知具有建构色彩。正如国外学术界所盛行的“危险话语”所表明的，人们一方面会强调中亚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另一方面也因为对该地区的陌生感转而认为该地区是“模糊的”“东方化的”和“难以控制的”。
中亚在域外大国及国际社会中这种既“中心”又“边缘”的地位使得域外大国在参与中亚事务时产生了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域外大国迫不及待地投入在该地区的博弈；另一方面，又因对该地区发展动力的不了解而导致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参与意愿受挫。
如果将中亚视为一个地缘政治场域，那么该场域具有四个特征：第一，参与博弈的行为体没有明确的准入资格，因而参与中亚事务的行为体繁多。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大国还是中等国家抑或小国，无论是中亚的邻国还是相距遥远的国家，均可参与中亚事务，以至于对中亚事务产生影响的行为体数量相当丰富。第二，中亚边界虽然相对稳定，但人们对中亚的认识及其可被纳入的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空间却是变化的，如中亚可被视为分属北亚、南亚、中东和东亚的一部分，各行为体可根据自身需要将中亚整合进相应的地缘政治版块。第三，指导大国参与中亚地区事务的互动规则不够清晰和明确。中亚国家独立后，除不得侵犯中亚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域外大国可凭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自主进行不受约束的竞争和没有定规的合作。第四，影响中亚局势演变的力量错综复杂，既包括域外行为体彼此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包括中亚国家自身的行为选择和发展态势以及与内外行为体之间的复杂互动，还包括中亚作为物理空间所出现的环境变迁和生态变化（如咸海危机的演变）等。上述特征共同导致一个结果，即中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场域，其演变方向是不确定的，从而决定了该场域具有世界上其他区域所不具备的开放性、丰富性、复杂性与可塑性。
中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场域具有的各种特征为域外大国在参与中亚事务过程中摸索出一套潜规则并形成“无声的协调”提供了地域空间。由于中亚国家是世界“心脏地带”“历史的枢纽”的说法广为流传，中亚国家独立后，诸多域外行为体都试图进入中亚，这是中亚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心性”的典型体现。除俄罗斯外，其他域外行为体对于独立后中亚国家的具体情况大多一知半解，甚至可以说不少行为体对该地区的认知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这意味着它们参与中亚事务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并且受到传统偏见和自身意愿的强烈影响。中亚形势的复杂性导致各国无力独自改变这一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客观边缘地位。而中亚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特征一方面加大了域外国家进入中亚的成本，另一方面则令该地区易受来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形势变化的影响，尤其是阿富汗局势对中亚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因此中亚的“中心”地位始终与该地区易于进入但难以控制相伴随，这加剧了中亚地区的边缘性。
中亚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特征意味着域外大国开展“无声的协调”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互动模式。中亚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特征不仅吸引了众多行为体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其地理位置衍生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兼具、中心性与边缘性并存、客观性和建构性互构的三重“二元性”决定了域外大国为获得中亚各国的青睐而不得不相互牵制，从而导致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实现主宰中亚这一“心脏地带”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各大国只能退而求其次，满足于尽可能推进自身偏好的政策议程，同时也不得不包容其他域外大国的目标追求并对自身行为构成牵制。此外，由于在中亚这一地缘政治场域缺乏明确的互动规则，诸多域外行为体在互动中不得不摸索出一些“潜规则”，以避免彼此之间的竞争失去控制。基于对该地区重要性的认知，一旦中亚被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所控制，具有敌意的其他大国或集团很可能不惜代价挑起事端，从而破坏“潜规则”，激化地区矛盾甚至导致战争。如此一来，作为场域的中亚将演变为大国的战场，不仅中亚各国将沦为牺牲品，大国也将会因此而深受其害。就此而言，中亚易于进入但难以控制、既中心又边缘的地理位置既造成域外大国在该地区形成“无声的协调”的互动模式，也意味着该模式或许是域外大国在该地区最为稳定的相处模式。
（二）大国在中亚的权力与历史心态结构分布
在中亚形成“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过程中，域外大国的权力与历史心态结构的分布也至关重要。在中亚地区，各大国依靠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本在场域内互动，并致力于成为修改场域互动规则的优胜者。各方拥有的资本类型及其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方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劣势，但场域内各方经由互动实践积累的不同兴趣倾向或惯习也会影响它们参与博弈的技巧与偏好的行为方式。这无疑会影响其他各方对特定参与者行动做出相应反应的方式和策略。换言之，场域中行为体互动模式的形成会受到场域中行为体资本构成和惯习构成的影响，这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有关社会场域理论的核心观点。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讲，域外大国在中亚形成何种互动模式与它们在该地区形成的权力结构和历史心态结构息息相关。相对于权力结构的概念，大国针对特定地区或域内国家所持有的心态结构较少得到关注。由于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特殊的位置、承担特定的责任，它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或在与特定地区的国家交往时，会下意识或不自觉地将这种心态反映在交往关系中。这在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对外交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心态结构往往是权力结构的反映，不同的心态结构会影响权力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域外大国面对中亚国家时其外交行为或心态具有一定的模式化特征，而它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因此呈现出特定的模式。例如，中俄美在中亚权力结构中居于不同位置，它们在面对中亚国家时会产生不同的心态，三国的互动会衍生出“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下文就大国在中亚形成的权力结构与历史心态结构何以使它们形成“无声的协调”进行简要分析。
杜耶蒙德的“套娃霸权”概念对中亚的权力结构分布做出了较为准确和形象的说明。在杜耶蒙德看来，中俄美这些不同类型的大国在中亚同时存在，平时相安无事，类似俄罗斯套娃一样井然排列。在全球层面，美国是守成国，俄罗斯是挑战国；在地区层面，双方角色则发生了逆转。在俄罗斯看来，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在欧亚地区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和挑战者。因为欧亚地区原本是由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苏联解体后，基于历史联系和现实利益，该地区理应构成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优先利益区。而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逐步增大似乎是以牺牲俄罗斯的影响力为代价的。如此，俄罗斯与美国在全球层面的角色结构在欧亚地区出现了一种转换，即在欧亚地区，俄罗斯是守成国，美国是挑战国。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基于各自的理由争当中亚地区的次区域霸权国，前者的实力基础是其位于中亚中心的地理位置、最大的人口规模和最强的军事实力，而后者争雄的基础是其丰富的能源资源、相对稳定的国内政局和平稳发展的国内经济（哈萨克斯坦2022年骚乱说明其稳定具有脆弱性）。无论是俄美在中亚的互动，还是哈乌在该地区的竞逐，它们的背后也许是暗流涌动，但表面却呈现风平浪静的状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稳步扩大，而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对此均有所担心和警惕。不过，通过与俄罗斯的直接沟通，尤其是通过上合组织这一多边机制向俄罗斯和四个中亚成员国予以说明和约束，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扩大至少迄今未遭到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不加掩饰的反击。就整体的实力分布而言，即便俄罗斯在中亚贯彻自身意志的能力遭到削弱，但其拥有的丰富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及其对中亚事务的熟稔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决定了它在中亚的霸权地位短期内很难被域内外其他行为体超越。在俄罗斯无意侵犯中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且无意将其他大国驱逐出“新大博弈”的情况下，其他大国整体安于当前的权力分配状态，这为它们之间出现“无声的协调”奠定了必要的权力基础。
然而，将大国在中亚的心态结构纳入考虑，可发现“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前文所述，大国对特定区域的参与既会考虑该地区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会出于各种原因建构关于该地区的各种图景或地缘政治想象，而这种地缘政治想象即各大国针对该地区历史心态的具体反映。
中俄美在参与中亚事务的过程中均构建了关于中亚的地缘政治想象，而且这种想象具有一定延续性。如美国由于与中亚相距遥远、历史联系较少，且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除了“9·11”事件的发生导致美国在中亚设立军事基地以打击阿富汗塔利班与“基地”组织），因此美国对于中亚的认知一直都比较模糊，并且认为该地区会带来麻烦和危险。基于这种地缘政治想象，美国对待中亚国家的历史心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美国自视为“仁慈的霸权”，是中亚国家应该“效仿的榜样”，并能将中亚国家从各种危险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因为中亚的危险并不构成对其核心利益的根本威胁，美国又试图做一个各国“独立与国家主权的保障者”和“中立的介入者”。
俄罗斯对中亚的地缘政治想象至少涉及三个层面：其一，中亚属于俄罗斯的近邻，根据俄的理解，近邻地区是其势力范围或至少自己在该地区具有特殊利益。其二，中亚是俄罗斯的“软腹部”，因为该地区很容易成为外部动荡因素进入俄罗斯的通道，进而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国内稳定。其三，基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传统联系以及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俄往往会将中亚国家视为“小兄弟”或“小伙伴”，甚至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基于这三重想象，俄罗斯对待中亚国家的历史心态混杂了“特权者”“保护者或监护人”“老大哥”等角色身份。
中国因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在现实中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待中亚国家的历史心态同样较为复杂，兼具“历史上的好邻居”和“现实中的合作者”等身份。
显而易见，美国和俄罗斯对中亚的地缘政治想象均有浓郁的等级制色彩，反映出它们针对中亚的历史心态具有居高临下且颐指气使的特征。这种历史心态至少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到“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稳定性及其维持：其一，对于渴求捍卫国家主权和得到国际承认的中亚国家而言，美俄居高临下的历史心态很容易产生蔑视中亚国家身份和主权的效应，会激发中亚国家“为承认而斗争”，抵制或反抗大国的中亚政策或倡议。其二，自视为“拯救者”和“保障者”的美国与自视为“特权者”和“保护者”的俄罗斯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角色矛盾。当美国赋予自身“拯救者”角色时，意味着它不可能承认俄罗斯作为“特权者”和“保护者”的角色，两国之间的角色冲突一旦失控，“无声的协调”也将烟消云散。值得庆幸的是，域外大国在中亚的历史心态结构具有的不稳定性受到该地区权力结构的压制，因为当前俄罗斯在中亚依旧拥有不容否认的权力优势，而且具有通过运用这种优势捍卫自身主导地位的意愿。事实上，无论是在军事和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中亚国家对俄罗斯都有所倚重。其他域外大国或许对俄罗斯有所不满，但它们对待中亚国家的历史心态同样可能具有居高临下的特征。这意味着中亚国家一方面需要其他域外大国对俄罗斯进行必要的牵制，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令其他域外大国不能在该地区独占鳌头。各行为体之间相互牵制，为大国在中亚无形之中形成“无声的协调”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中亚国家对自身目标的追求得到了域外大国的积极响应
大国尊重和保障中亚国家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在中亚国家中，执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较为典型和成功的案例是哈萨克斯坦。美国学者托马斯·安布罗西奥
（Thomas Ambrosio）等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推行的是一种双重政策，一种是多角度的外交政策，另一种是全球经济整合，以此加强和保障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及其长期发展”。而就乌兹别克斯坦来说，尽管某一时期乌外交政策经过一定的变迁，且体现出较强的单边主义色彩，但乌兹别克斯坦整体希望能在中俄美等大国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后续政府也主动改善与邻国之间的关系、积极深化与诸大国之间的合作、重启中亚五国的地区合作进程，从而使乌兹别克斯坦的外交政策与哈萨克斯坦越来越相似。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因国力弱小，维持与诸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成为其既定的外交方针。土库曼斯坦虽然奉行“积极中立”政策，但其初衷同样是为了积极发展与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友好关系，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中亚国家奉行多角度外交政策具有合理性，因为中亚地理空间封闭性和开放性并存的特征既要求各国与周边国家均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进入国际体系和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的通道（封闭性所致），也使该地区各国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增大了各国捍卫自身独立和主权、保障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的难度（开放性所致）。对此，土库曼斯坦很大程度上选择紧闭国门、尽可能减少对外联系，而其他中亚四国选择了增进与域外国家联系的同时坚持自身独立的外交方式。
中亚国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实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保障国家主权，二是维护政权生存，三是尽可能多地获益。尽管苏联解体并非中亚五国所愿，但一旦国家独立成为事实，尤其是当各国享受到获得国家主权所带来的各种益处时，中亚国家就倍加珍视其国家主权。而中美俄和欧盟等主要行为体是否承认和尊重中亚各国主权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和风向标意义，因此中亚国家希望积极发展与这些行为体之间的友好关系，因为这是保障国家主权的重要方式。除国家主权外，政权生存也是中亚五国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动机。甚至可以认为，该动机与国家主权是合二为一的。对政权生存的威胁往往被中亚国家执政精英视为对各国国家主权的侵犯。
这种状况主要受中亚国家独立时间不长和各国国家建设过程尚未完成等现实的影响，再加上各国统治者致力于维护自身统治，这决定了政权生存———首先是政治精英的生存———是影响中亚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除非政权可能遭遇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或颠覆的风险，否则中亚国家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活跃于“新大博弈”中的行为体，以避免域外大国质疑各国精英统治的合法性，进而危及政权生存。保障国家主权和维护政权生存从消极意义上界定了中亚国家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战略诉求，尽可能多地获益则是积极意义上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诉求。这里所说的获益既包括物质收益（如援助、贷款、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也包括各种象征性收益（如外交承认、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的改善）。推进并拓展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合作是中亚国家获得各种物质和象征性收益的重要渠道。
中亚国家的政策取向与域外大国迫切进入中亚参与“新大博弈”角逐的心理相符
合，共同促成了中亚作为地缘政治场域的喧嚣与拥挤。尽管中亚国家在区域权力结构中不占优势，且面临主要域外大国对该地区持有居高临下的历史心态的态势，但它们并非“新大博弈”中的逆来顺受者。
相反，中亚国家在与大国的互动中具有丰富的能动性，最为典型的体现是它们会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促进自身目标的实现。以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为例。在独立之初，中亚国家在各领域均高度依赖俄罗斯，而俄罗斯对欧亚新独立国家采取“甩包袱”政策客观上逼迫中亚国家不得不拓展对外联系，主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重新发现中亚的价值，并致力于恢复和巩固俄在包括中亚等近邻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时，中亚国家因实施多元平衡外交政策获益良多，无意修改这种政策。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意识到俄罗斯在地区权力结构中占据重要优势和域外大国介入中亚事务时具有居高临下的历史心态等事实，因此它们一方面会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避免其他域外大国在中亚坐大；另一方面也会借助其他域外大国牵制俄罗斯。
近年来，中亚国家还通过“制衡性地区主义（balancing regionalism）”削弱俄罗斯的霸权地位，具体包括三种机制：一是在由不同大国主导的合作机制间搭桥（bridging），二是推进各种机制实现对接（dovetailing），三是推进仅由中亚五国组成的地区磋商平台以塑造一种地区身份（branding）。由此可见，尽管中亚国家并未对域外大国尤其是地区霸权国俄罗斯采取硬制衡措施，但其渴望维护国家主权、政权生存和获益这三重动机决定了它们一方面拥有适应甚至依附强者以助其实现预期政治目标的弱者心态，另一方面也具有反抗压制、希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后殖民心态”。在这种复杂心态的影响下，中亚国家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犹如一种精致的平衡游戏，致力于促进并维系域外大国在实力与行动中的微妙平衡。
域外大国对中亚国家的对外交往诉求予以积极回应，这是中亚各国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这主要归功于中亚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积累的经验及其所具有的灵活性，而域外大国为满足中亚国家的多种诉求采取的积极配合行动同样助力甚多。由于域外大国对中亚国家在对外交往中所追求的三重目标心知肚明，且见证了中亚国家在“新大博弈”中展现出的丰富能动性，因此它们只能接受中亚国家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而不能成为中亚的绝对主导力量。为此，在尊重中亚国家主权和政权生存的基础上，域外大国会想方设法拉拢中亚国家，如提供援助、提出有助于促进中亚各国发展或维护该地区稳定的各种倡议、组建吸纳中亚国家的合作机制等，以尽可能满足中亚国家对获益的需求。如此一来，除特定行为体有所协调（如欧美之间、中俄之间）外，其他行为体在中亚虽然各行其是，几乎不与其他大国进行沟通或协调，但客观上形成了“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而这种互动模式的形成对中亚国家的意义在于，它们消极意义上的待价而沽、择“优”而从和积极意义上的左右逢源、纵横捭阖，使得大国只能通过竞价、模仿和学习等间接方式进行博弈，从而失去了通过联合和直接沟通对中亚进行“共管”的可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何欧亚空间中的高加索次区域和东欧次区域国家同样追求国家主权、政权生存和获益这三重动机，但未能使大国在这两个地区形成“无声的协调”这一互动模式？除了这三个次区域地理位置所具有的特征、权力结构的分布（中亚地区由于中国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俄美“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高加索次区域和东欧次区域则是二元对立格局）有所不同外，域外大国是否不约而同地对域内国家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标进行积极回应至关重要。在高加索次区域和东欧次区域，即便是在尊重区域内各国主权的问题上，域外大国都很难达成共识。但在中亚次区域，域外大国都主动选择尊重主权原则，没有利用国际规范的争论（如以保护人权为由）干预他国内政，从而缓解了中亚国家和其他域外大国的担忧。这也从侧面说明，尽管主权规范被普遍视为国际社会的基础性规范，但依旧不能排除大国选择性或工具性运用主权规范的倾向。这也是本文将域外大国是否尊重中亚国家的主权视为一个“潜规则”的主要原因。至少在欧亚空间的中亚次区域，域外大国整体能在尊重中亚各国主权和政权生存的框架下，通过满足中亚国家的获益动机以扩大自身影响而进行竞争，但又不能期望完全主导中亚地区事务，从而促成了“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出现。
总而言之，中亚作为一个场域兼具开放性与封闭性、中心性与边缘性、客观性与建构性等多重特性，为域外大国积极参与中亚事务提供了便利，同时也设置了障碍。尤其是该地区易于进入但难以控制、既中心又边缘的地缘特征决定了域外大国虽重视该地区，但难以下定决心进行大规模的实质性投入。如此，各国乐见“无声的协调”成为一种稳定的互动模式，以免其他大国主导该地区致使自身利益受损。中亚为大国开展“无声的协调”提供了行动空间，而大国在该地区形成的权力结构与心态结构也为“无声的协调”奠定了权力基础和情感基础。中亚“套娃霸权”的权力结构模式意味着各国要尊重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权力优势和特殊诉求，同时由于各大国之间的合纵连横，任何大国均难以完全主导中亚事务。域外大国对中亚国家追求国家主权、政权生存与各种利益等方面的对外交往动机予以积极回应，也增进了“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稳定程度。尤其是主要大国在参与中亚事务时未明显违反主权规范，这给它们在中亚的竞争施加了重要的规范限制，同时也保障了中亚国家可安心地与诸大国进行周旋，以捍卫其政权生存，并尽可能地逐利。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无声的协调”成为大国在中亚进行互动的重要模式。
4 总结与讨论
本文就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在该地区形成的大国互动模式的特征、体现与原因等问题做了初步探索。展望未来，主要大国在中亚形成的“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短期内仍将有效维持，因为导致该模式出现的原因一定时期内似乎很难改变。首先，就中亚地理特征而言，该地区具备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中心性与边缘性、客观性与建构性的特性仍将维持。其次，该地区存在的“套娃霸权”结构尤其是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局势发展具有其他大国难以匹敌的影响力，同样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变化。哈萨克斯坦2022年年初发生骚乱后，俄罗斯及其主导的集安组织出兵有效稳定了哈局势，这很可能会强化俄罗斯在该地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态势。最后，中亚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主要追求国家主权、维护政权生存和获得各类收益三重目标，且在与域外大国的互动中展现了丰富的能动性。为巩固和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域外大国往往会支持中亚国家对其战略目标的追求。由于中亚地理位置的特征、中亚的权力结构以及中亚国家所追求的外交政策目标均有稳定性，因此可以判断，“无声的协调”仍将是大国在中亚进行互动的重要模式。
在以上三个因素中，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变动进而对“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产生冲击的是大国在中亚地区形成的权力结构与心态结构的变动。事实上，近年来大国对其中亚政策所做的调整已经预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其中的主要变数来自美国与欧盟的中亚政策。例如，2020年美国公布其新中亚战略，给“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延续蒙上了阴影。2020年2月5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题为《美国中亚战略（2019—2025）：促进主权和经济繁荣》的新战略文件。与本文讨论密切相关的是，美国政府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称为“邪恶势力（malignactors）”，并明确表示将致力于排斥“邪恶势力”在中亚的影响。根据该文件的解读，美国认为中俄伊“威胁”到中亚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繁荣。
显而易见，将中俄伊妖魔化已经逾越了大国在中亚开展“有默契的合作”的界线。结合美国强调在贯彻新中亚战略的过程中需要加强与欧盟的协调，可以预料，如果基于这种认知介入中亚事务，美国将会颠覆大国在中亚的“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在公开新中亚战略后并未采取太多的实质性举动破坏中俄伊在中亚的合理利益，然而美国的举动毕竟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对于中国来说，特朗普政府试图拉拢中亚国家就涉疆议题向中国施压，这是美国干预中国内政和分化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伎俩。虽然中亚国家并未接受美国的提议，但这种倾向有可能导致大国在中亚地区形成的默契被打破。就目前来看，拜登政府暂时偏离了特朗普政府在中亚采取的冒险态度，“无声的协调”继续得以维持。不过，仍需高度警惕在中亚形成欧美联手与中俄对抗的极化局面。一旦欧美与中俄在中亚形成明确的“二元对抗”格局，那么中亚形势的演变就有可能与欧亚空间的高加索次区域与东欧次区域类似，“无声的协调”不复存在，国家间互动将呈现明确的竞争态势。不过，2022年年初哈萨克斯坦骚乱始料未及的发生再次证明了“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稳定性。针对俄罗斯1月6日支持集安组织组建并派遣维和部队干预哈骚乱，美国虽然对俄罗斯与集安组织行动的合法性有所质疑，但毕竟没有采取激烈行动予以反击。这与美俄在高加索和东欧次区域的互动模式截然不同。这不仅说明美国默认俄罗斯在中亚具有特殊影响，而且不得不为了维护中亚的和平稳定保持克制。当然，至于集安组织的行动是否构成对哈萨克斯坦国家主权的侵犯、哈萨克斯坦在骚乱后是否会改变其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等问题，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潜规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运用进行了拓展，并提炼出一种用于描述大国互动的新模式。国际关系中“潜规则”层出不穷，但相关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而大国在中亚互动时的“无声的协调”模式，就是它们在缺乏明确沟通的背景下，不约而同地遵守一定的“潜规则”而形成的。不过，本文发现，国际关系中“潜规则”的出现和维持既与权力结构息息相关，也与国际规范的变迁关系密切，同时还与行为体所持有的历史心态和地理环境的特征密不可分。就此而言，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或许比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更有助于人们分析“潜规则”的出现、维持与变迁。场域理论认为，参与场域竞争的行为体更为关心规则的构建或修正，这或许意味着它能为国际关系中“潜规则”的生存、变迁与衰亡等问题提供诸多启示。而就“无声的协调”这一大国互动模式提出的意义而言，尽管其适用范围相对有限，但它丰富了人们对大国互动模式的认识，有助于人们更为准确地把握特定地区为何在大国未开展明确协调行动的背景下出现秩序得以维持的现象。之所以说“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适用范围有限，主要是因为它的出现有特定的结构背景，如地理位置具有开放性与封闭性并存的特点、特定大国在该地区享有较为明显的权力优势地位、大国配合域内国家对主权等外交目标的追求等。按此标准，当前世界上同时具备这几方面特征的区域非常有限。在一定程度上，2003年“玫瑰革命”发生前的高加索地区同样存在大国间的“无声的协调”。而随着格鲁吉亚在2003年“玫瑰革命”后改变了平衡政策，高加索地区的这一模式已不复存在、
*文章原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0期。
作者：曾向红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著有：《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二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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