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战以来和进入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不断见证诸多发展奇迹。在亚洲，是著名的“东亚经济奇迹”，随后是东南亚经济的崛起。在拉美，新世纪以来大宗商品贸易的繁荣支持了大量“粉红浪潮”政府。即使在非洲，也曾出现科特迪瓦和卢旺达奇迹。人类总体境况极大改善曾使人们对全球发展前景无比乐观。然而2020年以来，这一乐观主义很快被接踵而来的大流行病、供应链危机、粮食短缺、俄乌战争和全球通胀所扰乱。对许多穷国而言，财政破产近在眼前，多年来的增长成果化为乌有。世界银行宣布减贫进展已陷入停滞。 本文以宏阔的视角，讲述了战后以来贫穷世界的发展历程及其幻灭。作者指出，结构性困境早已在数十年前出现。战后前三十年贫穷世界“国家发展主义”的黄金时代被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能源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低迷和美联储的激进加息所终结。1980年以来，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工业化、经济发展和减贫事业上所创造的奇迹，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其他地区的停滞乃至倒退。与此同时，1980-2000年，大多数贫穷国家在外部推动的私有化改革中，却被严重削弱了国家能力，并出现了“去工业化”和“去农业化”的意外现象。尽管21世纪初全球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带动了亚非拉的新兴市场增长（尤其是资源出口国），但却掩盖了它们在80年代以来的结构性削弱：经济复杂度的降低，被锁定在低技术、非多样化的出口产品上，同时社会更加不稳定。 作者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陷入了发展困境，以印度为代表的“服务业主导型发展”被证明根本无法实现东亚式的经济腾飞。当前，大多数贫穷国家发展停滞、生态危机、发达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口减少、最贫困地区人口暴增、移民危机以及主要经济体的长期低迷，揭示了一种新的严峻现实。 直面危机，最重要的是更新发展知识和发展框架。参照韩国和中国的经验，重建精英发展联盟、发展国家能力是关键所在。农业改革、工业政策、基建投资、教育计划等一系列变革都必不可少。然而，仅有发展中国家努力是不够的，要实现这些政策，意味全球经济治理必须进行重大重组，包括调整自由贸易协定对国家产业政策的限制，重塑IMF的全球储备体系及特别提款权分配，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可信的国际货币流动监管框架，并将经济政策自主权部分交还给贫穷世界的政策制定者。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全球治理的脆弱地带”系列编译成果，原刊于American Affairs，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David Oks & Henry Williams
翻译｜nomad & 述垚
来源｜American Affairs
▲ 位于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Makoko是世界最大的水上贫民窟。图源：American Affairs
21世纪前20年是人们对贫穷世界的发展前景极其乐观的时期。如果你是来自富裕国家的新闻读者，可能还难以如此断言：关于危机、衰落和社会秩序崩溃的报道数不胜数。但尽管如此，生活在英语国家北美、欧洲、日本等富裕世界之外占比高达90%的人类，似乎正在经历快速且不可否认的进步。用美国Vox网站的话来说，世界正在迅速“变得越来越好”。健康状况正在改善；儿童和成人的死亡率都在下降；识字率正在提高；最重要的是，贫困，特别是世界银行提倡的“极端贫困”指标（每天 2.15 美元）正在迅速下降。我们正在稳定取得进步。比尔·盖茨、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和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 ）都曾一度是这种观点的著名拥趸。克里斯托夫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年12月底宣布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尽管存在局部动乱，物质上的困难也继续普遍存在，但情况确实在不断好转。这一切的含义显而易见：你可以批评全球经济的结构，但显然它在发挥积极作用；毕竟，正确的路线正在上升。然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这种曾经流行的全球发展观似乎已经无法自洽。新冠疫情、供应链危机、粮食短缺、乌克兰战争、全球通胀和能源冲击的出现、西方货币紧缩、全球衰退的幽灵，共同扰乱了前20年的乐观情绪。对无数贫困政府来说，财政破产的可能近在眼前，多年来的增长成果已化为乌有。世界银行于2022年10月宣布，减少极端贫困的进展已陷入停滞，未来几年的前景也不明朗。（延伸阅读请点击：紧缩政策再现: 疫情后的预算削减浪潮）但是，围绕全球发展的胜利叙事，其实在鼎盛时代就开始和现实有所脱节。它的许多缺陷源于统计问题：围绕通货膨胀和购买力平价（尤其是在涉及城乡价格差异时）的计算方法存在问题，从而大大低估了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其他问题则更为主观；许多人批评每天2.15美元的世行贫困标准太低了，不足以维持生计或正常的健康，因此不意味真正的脱贫。这些统计问题很重要，但我们旨在对全球发展提出更宏大的批评。我们并不是简单从悲观主义者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经济没有发展，或者争论各种统计缺陷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全球减贫的进展。相反，我们是要说明，为什么贫困世界的前景要比标准的描述要更加糟糕——无论专注定量分析的标准描述有多么严谨，它们对更多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经济方法却一无所知。我们的目的是要阐释导致全球发展发生倒退的那些结构性变化，并在新框架下勾勒出一种更现实的前景，以恢复真正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人们试图寻找其他的经济发展模式，但要让一个国家变贫为富，就必须涉及经济高度工业化的可广泛复制的战略。但近几十年来，制造业的增长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发展绝大多数集中在东亚，特别是中国。位于拉丁美洲、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贫困世界则走上了一条更令人不安的轨迹：去农业化和去工业化同时出现，特别是在1980年后。结果是，东亚的工业化、发展和收入大幅增长，在统计上“补偿”了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停滞——东亚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大多数贫困国家的收入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 2000-2015 年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推动，部分原因是中国市场需求的爆炸性增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促使新兴市场被锁定在低技术、非多样化的出口产品上。简而言之，亚洲的成功掩盖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黯淡景象。大多数新兴市场还没有找到可与制造业相媲美的持久增长引擎——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确实实现了增长，但对服务和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并没有使其变得富有。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地位比几十年前更糟糕：经济复杂度较低，社会更加不稳定，其发展联盟（developmental coalitions）也严重磨损。尽管“崛起的印度”或“崛起的非洲”的炒作时断时续，但未来几十年，去工业化、生态破坏、人口增长等因素将对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这些地区不太可能出现新的工业化浪潮和有意义的发展。从贫困统计的角度来看，非洲的重要性尤为突出：非洲是过去几十年来经济表现最差的大洲，也是下个世纪人口增长最快的大洲。其结果是，在发生巨大变化之前，过去四十年在消除贫上的进展将放缓、停滞，甚至倒退。
对新兴市场的进步相对悲观的评估，源自我们对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作用的判断。从农业停滞到工业增长的过渡是许多截然不同的发展理论的核心特征：马克思的社会进步图式将制造业视为工业无产阶级崛起的必要前提。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现代化理论将工业“起飞”视为经济发展多阶段论述中的决定性时刻。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著作在上世纪中叶在发展中国家大受欢迎，他们也强调以工业为导向的国家发展主义。制造业有何特别之处？卡尔多和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概述了制造业拉动增长的特质，其中三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制造业具有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生产率动力——与农业或服务业不同，正规制造业企业的每个边际劳动单位的回报率不断提高，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无条件”趋同。其次，服务业的扩张具有自我限制性，生态因素也对初级产品的扩张施加了自然限制，而制成品的可贸易性则意味着制造业的增长不存在这种限制。第三，制造业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包括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去从事高生产率的工作，而服务业和农业，或其他高生产率部门，如金融和采矿业，从来无法做到这点。成功发展国家的历史经验更能证明工业化对发展的中心作用。很少有经济体能够从贫穷走向富裕，而制造业在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却不高。大约 95% 达到高收入地位的经济体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制造业高度集中的时期：一项对高收入国家历史轨迹的研究发现，“为达到高收入地位，制造业就业份额达到 18-20%几乎足够并且绝对必要。”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给出了一个决定性的结论：“除了少数石油出口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不先实现工业化就致富了。”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没有一条真正的发展道路不贯穿制造业。
东亚是过去五十年来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是迄今为止对全球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地区。尽管人们对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减贫抱有乐观态度，但令人震惊的是，许多进步都来自于中国。自 1980 年以来，中国以及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较小的东亚经济体在实际经济发展和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可以肯定的是，1980年的中国比1950年更健康、更平等、受教育程度更高，且由于政策相对于其收入水平来说相当先进：在法律上保障了妇女的平等权利，同时消灭了令人憎恶的农村地主阶级等传统食利者。1980 年中国预期寿命与墨西哥相当，而后者的人均GDP大约是中国的五倍。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都非常贫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与喀麦隆持平，低于海地、莱索托和津巴布韦。尽管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其整体经济规模却小于西班牙或澳大利亚，其绝大多数人口属于“极端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如此卑微的起点出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时期，其制造业奇迹的规模令欧洲或北美的工业化相形见绌。这一增长奇迹是如此突然和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81-2018年间增长了6倍，稳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此期间，只有完全依赖资源开采的蒙古和赤道几内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更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扩张时期大约发生在 1984 年至 2007 年之间，这段时期非常不平衡：几乎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最顶层的人却获得了超乎寻常的财富。然而，随着2010年代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得以发起一场再分配和减贫运动，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收益分配更加平等，“极端贫困”实际上消失了。在这 40 年里，按2.15美元计算的极端贫困比例从92%下降到仅为0.14%。自 1981 年以来，中国的减贫成果约占全球极端贫困减少总量的 45%。但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上，也就是更能代表持久进入实际中等收入水平的收入水平上，中国的贡献就更大了。按每天5美元标准就算，中国的减贫贡献占全球减贫贡献的近 60%。以每天10美元标准计算，则高达 70%。这种增长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中位收入统计数据说明了中国减贫工作取得了多么令人瞩目的成绩。1981年，中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仅为每月27美元，而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为每月54美元。到 2019 年，农村地区的月收入中位数增至 243 美元，城市地区的月收入中位数增至 400 美元，分别增长了9倍和7倍。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收益则要小得多。以印度为例：1983 年至 2019 年间，农村收入中位数翻了一番，城市收入中位数增长了 80 %，速度远不如中国。孟加拉国的收入中位数1983-2016 年仅增长了 45%；1985-2019 年，秘鲁的中位收入仅增长了 15%，但在新冠疫情间跌破了1985 年的水平。在肯尼亚、阿根廷或科特迪瓦等一些国家，自世界银行开始衡量以来，收入中位数一直在下降。中位收入真正强劲增长的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和印尼。越南的增长尤其强劲，得益于与中国类似的制造业奇迹。但即使是这些情况，也弱于中国。如果考虑到 2000-15 年大宗商品繁荣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中国以外贫困国家的收入增长似乎更加疲软。当年的大宗商品市场火热使得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一些非洲国家增加了收入并减少了贫困。但这些收入增长依赖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连锁反应，却掩盖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趋势：这些国家发展潜力的结构性削弱。与过去相比，今天的收入更高，贫困率更低。但与几十年前相比，中国的发展腾飞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更加遥不可及。
那么，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结构性经济状况都恶化了呢？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抛开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采用一种更全面的方法——研究东亚之外的贫困世界的经济史，以及世界经济的变化，这些变化改变了这些地区战后的发展轨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50-1980年这一时期，贫困、饥饿和各种苦难的程度远高于今天，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全球经济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当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经历了三十年辉煌，苏联集团享受着相对的和平和消费盈余时，全球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对于贫穷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三十年的蓬勃增长，商品超级周期的上升支撑了工业的快速扩张。建立在布雷顿森林模式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系限制了资本流动，并允许一定程度的金融稳定，这有助于新兴市场实施积极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不会出现后来反复出现的繁荣-萧条周期。现在很难回忆起那个时期的乐观主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伊朗、巴基斯坦、突尼斯、象牙海岸和肯尼亚，1945-1975 年期间的年人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 2.5%，即大约每三十年收入翻一番。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加纳的恩克鲁玛和印度的尼赫鲁等富有魅力的人物代表了一种乐观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发展主义。他们将西方的美学和观点与第三世界的愿望相结合，不仅寻求与西方接轨，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越西方。对于巴西或墨西哥等贫穷世界中相对富裕的经济体来说，增长如此强劲，以至于它们走上了与欧美快速趋同的轨道。如果巴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以 1970-75 年的平均速度增长二十五年，那么到 2000 年巴西将比法国和英国更加富有。正是这些表现让现代化理论家罗斯托1961年向总统肯尼迪大胆预测，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印度、菲律宾、台湾、土耳其和希腊等国家“到 1970 年将实现自给自足的增长”，埃及、伊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也有可能”。在这个发展的黄金时代，即使是第三世界的较贫穷国家也雄心勃勃。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的扎伊尔）、利比亚和赞比亚由于外部对其自然资源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并且似乎有意利用所得收益来支持快速追赶的现代化，其标志是蒙博托的trico核反应堆或卡扎菲的“大人工河”（Great Man-Made River）等新型基础设施。在现已被遗忘的“科特迪瓦奇迹”中，咖啡、棉花和可可等农产品的高价格推动了科特迪瓦强劲的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9%，1970-1975年间每年增长7%，从而为科特迪瓦赢得了与巴西、韩国甚至印尼一样的“发展奇迹”的声誉。
▲ 在科特迪瓦的村庄里， 20世纪90年代废弃的美国豪华轿车见证了它们过去的辉煌。图源：wikipedia
事实上，这段时期的大发展依赖于管理全球经济流动的体系，到了1970年代，该体系正面临严重压力。首先是 1971-1972 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际消亡；然后是 1973 年和 1979 年的能源危机及其引发的“大通胀”；接着是西方国家长达十年的经济低迷，最后迎来美联储 1979-1981 年的激进加息（即所谓的“沃尔克冲击”）。在富裕国家，后沃尔克时代意味着通胀下降、严重衰退和失业率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979-1982 年间，木材的平均价格下降了 40%、铜25%、咖啡20% 以上、糖约 10%。但贫穷世界的痛苦要大得多。蓬勃发展的商品周期在混乱中夭折，数十个经济体陷入停滞。建立在强劲增长假设基础上的扩张性财政计划很快就陷入了危机，而较高的借款利率则大大增加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务的偿还成本。沃尔克冲击开启的二十年可以概括为发展失去的两个十年，持续的危机取代了稳定的增长。在整个贫穷世界，深度衰退导致财政破产、社会和政治崩溃以及大规模流血。在西半球是拉丁美洲的“失去的十年”（década perdida），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迎来长期停滞；秘鲁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光辉道路（Shining Path）叛乱的兴起；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内战；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左翼叛乱分子和政府之间不断升级的内部冲突。与此同时，俄罗斯在西方的指导下接受了创伤性的“休克疗法”，大量人民陷入困境，苏联的大部分工业遗产被摧毁，同时廉价武器大量涌入贫穷世界，进一步加剧了冲突。蒙古经历了埃里克·赖纳特（Erik Reinert）所说的经济“原始化”：许多工业停止运营，产业工人回归放牧等传统活动。在非洲大湖区，一场不断蔓延的军事大片正在上演，支线剧情包括乌干达布什战争、卢旺达种族灭绝、刚果蒙博托政权的崩溃以及随后的“非洲大战”。西非同时发生了围绕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战争的危机，而艾滋病则抵达南部非洲，导致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爆发了血腥冲突。几乎没有哪个地区能幸免于血腥战争，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巨大损失。但非洲受到这一系列危机的打击最严重，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人。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将之称为“非洲悲剧”。大多数贫穷国家在这二十年中都受到了严重削弱。前几十年大胆的国家发展主义因经济紧缩和生活水平下降而名誉扫地。扩张性的财政制度被撤销，内部冲突将政府活动的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债务减免“结构调整”计划，或者由赫尔南多·德-索托（译注：秘鲁经济学家，秘鲁藤森政府期间的经济政治改革主导者）等热心自由主义者独立倡导的计划，通过私有化、放松管制和政府裁员进一步削弱了国家能力。无奈之下，许多贫穷国家的政府开始开放资本账户，以刺激外国投资，加剧了波动性，最终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1994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多个亚洲经济体，以及1998年在俄罗斯。然而，所有这些“改革”尽管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或德-索托或阿纳托利·丘拜斯（译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私有化的设计师）等外国助手的支持，却几乎没有改善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相反，他们给贫穷世界带来了空心化的国家，并以此面目进入新世纪。许多公共部门因混乱而陷入困境，根本无法管理社会；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比如索马里，20世纪90 年代国家崩溃导致习惯法的回归——用尼日尔历史学家拉赫曼·伊德里萨（Rahmane Idrissa）的话说，所剩无几的是可以称为“通过援助产业来管理的政府”，即被驱逐的国家将核心政府职能交给国际人道主义复合体的机构。
1980-2000年期间的核心结构转型更深层次和更具破坏性的性质是：贫穷世界意外出现了去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后席卷全球的去工业化浪潮接连不断，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西海岸、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以及法国北部等地出现的“铁锈地带”。去工业化是一种全球现象，同时席卷了那些以前似乎正在迅速攀登发展阶梯的国家。巴西在 1986 年、印度在 2002 年、哥伦比亚在 1970 年、墨西哥在 1980 年、秘鲁在 1971 年、印度尼西亚在 2001 年、加纳在 1978 年、尼日利亚在 1982 年达到了制造业就业的顶峰水平——而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就业率和人均 GDP 还远远没达到西方国家制造业顶峰时期的水平。拉美国家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工业衰退几乎没有底线，而许多亚洲国家的情况则更像是一个长期的平台期。许多非洲国家在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失去了制造业基础，根本谈不上工业化。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将这一现象称为“过早的去工业化”。这种现象与黄金发展时期的经济学家所预测的完全背道而驰：就好像水果在成熟之前就已经腐烂了。在西方国家，去工业化至少可以被归入一种向富裕演进的便捷叙事中——这是向更高发展阶段过渡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阶段，熟练的、国际化的“知识工人”将占据舒适的“成熟经济”。但对于巴西或印度这样的地方来说却不成立，这些地方的去工业化与仍然压倒性的落后和贫困并存。当工业化离开贫困世界时，它的历史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与此同时，另一个结构性变化也开始显现：1980年后非农业化进程加速。自二战结束以来，各地农村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种土地改革计划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尽管如此，直到 20 世纪末，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仍从事农业，特别是贫困国家：1970年，80%的印度人和83%的印尼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变革将使贫困世界的小农和农民的生活越发困难。后绿色革命农业的资本密集度不断增加，需要大量投入，例如许多人买不起的人造肥料。大约在同一时期，各国农业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导致贫穷世界的农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自给自足的国家农业受到新的经济作物比较优势的挑战。1980-2000年危机期间国家农业补贴和关税的取消进一步加剧了压力，东南非和海地等地由于土地管理不善而导致荒漠化和土壤退化。这些趋势给小农户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人被迫负债累累，导致印度农民自杀现象流行；其他人则不得不在城市从事季节性工作来补充农业收入。最终结果是非农业化和大规模移民进入城市中心的加速进程。1980-2010年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了24%（7.2亿人），南亚增长了9%（3亿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增长了14%（2.3亿人），中东增长了14%（2.3亿人），北非增长了 13%（1.5 亿），撒哈拉以南非洲增长了 14%（2.25 亿）。然而，几乎所有的增长都集中在城市周边不断扩大的贫民窟地带，那里居住着大量的贫困人口：孟买、开罗、太子港等地的贫民窟，仅仅是其中沧海一粟。去农业化和去工业化同时进行，给贫穷世界的经济体留下了空白，国家的“应对措施”是，创造一种经济，一方面依赖商品出口，另一方面从事低技能的服务工作。由于工业和农业都相对衰退，许多后工业经济体恢复了原材料大宗商品出口，特别是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的腾飞，全球大宗商品需求开始再次回升之后。巴西的情况一如既往地具有代表性：随着去工业化，汽车零部件、机械和电子产品等高端产品在巴西出口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并逐渐被蓬勃发展的钢铁和石油贸易所取代。2000年，巴西被评为世界上第26位经济最复杂的国家，二十年后，它已跌至第60位。乌克兰、厄瓜多尔、阿根廷、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等其他过早去工业化的经济体也发生了同样的去复杂化和出口重新初级化过程。
▲ 1995-2021年六国经济复杂性指数的变化。经济复杂性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的出口产品的多样性及其普遍性。图源：哈佛增长实验室（Glowth Lab）
在繁荣的大宗商品周期，这种采掘模式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利润。由于中国的增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或巴西等拉美资源出口国能够支持“粉红浪潮”政府，将资源开采和经济再分配结合起来，显着减少贫困并建设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俄罗斯由于自然资源部门的蓬勃发展而享受了几年的相对繁荣，2011年预期寿命终于超过了1988年的水平。在尼日利亚或安哥拉等功能较弱的政权中，来自资源出口的收入几乎完全被腐败所吸收。但当大宗商品周期发生转变时，如2014-2015年期间中国经济放缓和美国页岩气革命导致油价波动，采掘模式证明了其脆弱性。经济危机导致全球政治不稳定，拉丁美洲的粉红浪潮时代以混乱结束，阿根廷、巴西和厄瓜多尔的采掘-再分配政权被取代，而委内瑞拉则深陷挑战；在伊拉克或尼日利亚等较贫穷的商品出口国，严重的预算危机削弱了政府打击破坏性叛乱的能力。当全球需求强劲时，以大宗商品开采为基础的战略能够提高收入（或至少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发展中世界 2014-2016年的危机，以及之后几年减贫工作的持续疲软，证明了这些战略并非发展国民经济的持久之道。（延伸阅读请点击：停滞的发展？新卢拉政府的前景和挑战）
当然，尽管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或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等公司在各自的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它们从未能够吸纳本国大量劳动力。大宗商品永远无法取代制造业，以体面的工资吸收大量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因此，即使在大宗商品繁荣时期，在人口大规模增长的背景下，同时发生的去工业化和去农业化也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劳动力。几乎默认情况下，这些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一个模糊的经济阶层中，经济学家相当委婉地将其归类为“服务业”的一部分。在公众的想象中，这些服务人员的标准原型是班加罗尔或马尼拉的呼叫中心工作人员和IT专业人员。正是这种外包的全球化劳动力，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乐观地为印度等国家描绘了“服务主导的发展”模式。但更常见的是另一种不同的、更平民化的工作：低生产率的工作，绝大多数是非正式的、临时的和不规则的，这已经成为贫困世界城市的社会面貌。这些低技能服务业工人的数量远远超过高技能、正规化的服务业工人：例如，自 1991 年自由化进程开始以来，印度创造的数亿个就业岗位中，约90%是在“非正规部门”，而不是在备受吹捧的 IT 行业。（延伸阅读请点击：“新”印度：政治经济诊断）
▲ 印度IT产业。图源：互联网。
与有时对这些 “微型企业家”的吹捧恰恰相反（这种吹捧由德-索托首创，他将非正规工作视为反对官僚主义的 "无形革命"，2000 年后又被小额贷款布道者奉为消除贫困的灵丹妙药），对于剩余劳动力来说，非正规工作实际上是一条死胡同。贫穷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临时工作并不能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而是造成大规模就业不足：临时工和失业者之间的界限很窄，即使统计数据区分了两者。因此，贫穷世界的经济体受到了劳动力显著过剩的困扰，工人太多，而好工作却太少。在这些社会中，对正规就业的渴望无处不在，甚至导致初级职位的竞争异常激烈。这些非正规工人的生存条件十分严峻。随着许多贫穷经济体金融化信贷的发展，债务已成为一种生存手段。在巴西，家庭债务与收入之比从 2004 年的 18% 上升到 2021 年末的 60%。贫困世界经济体的这种“过早金融化”往往具有高度掠夺性：近年来，传销在非洲和亚洲国家大大发展，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青年成为最佳目标。2017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70% 的尼日利亚学生至少参与过一种传销活动。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在这些国家的流行也是这种功能障碍的产物：事实上，比特币在非洲的早期应用是由传销公司 MMM 推动的——该公司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痛苦时期首次在俄罗斯发现了大量受害者。这些去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贫穷社会所从事的服务性工作几乎没有为国家致富提供任何途径。大多数服务工作不具有工业化拉动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特征。印度的“服务主导型发展”模式根本没有实现那种东亚经济体的快速腾飞，即使在海得拉巴或班加罗尔这样的领先城市也是如此，那里的科技行业已被证明无法以制造业和农业的规模吸纳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卢旺达采用了类似的服务业模式——“跨越”制造业，直接转向服务业，并做出宏伟承诺，例如成为“非洲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中心”。卢旺达的经济增长的确好于东非邻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治稳定和援助国的持续关注，但它并未表现出将自己转变为有意义的发达经济体的能力，2021 年卢旺达人均GDP低于海地或瓦努阿图。正如一项关于卢旺达跃进模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现代”服务业的增长并不会自动产生“涓滴效应”。
被农业和工业甩掉，又从未完全从事服务工作，多余劳动力的经济问题很快就变成了社会问题。无业游民心怀不满，是第三世界社会理想的不稳定因素。“青年人口暴增”、青年高失业率和社会动荡之间的联系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只有那些大幅减少青年失业率的社会才能避免这种联系。在极端情况下，这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成为各种犯罪或叛乱团体的步兵，与国家争夺主权。更一般的情况是，这些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青年为犯罪暴力和城市骚乱提供了人力。其他不稳定因素，例如苏联解体后（以及2011年卡扎菲垮台后）高品质武器涌入贫穷国家，以及手机和互联网带来的新型信息现代性，只会加剧这些新势力破坏稳定的潜力——尤其是在与日益衰弱、几乎无力管理自己领土的国家对抗时。但贫穷国家经济形势恶化后，主要“释放阀”是移民到更好的地方。大多数时候，这种迁移是内部的和季节性的，如农村人口定期去城市打工。但是，随着国家前景暗淡，移民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尤其是 1980 年之后，全球移民加速增长，1980-2000 年间，国际移民人数增长了 83%（1960-1980 年间为 30%），达到 1.72 亿人。不出所料，最受这些经济移民欢迎的目的地是富裕的欧美国家和俄罗斯，但大部分移民都进入了比本国相对好点的邻国：因此，海地人移民到了多米尼加，阿富汗人移民到了伊朗，布基纳法索人移民到了科特迪瓦，津巴布韦人和莫桑比克人移民到了南非。1980年后的“新移民”也意味着移民离开的地方发生了变化。随着外籍工人增加，侨汇成为母国经济的生命线。1976 年，萨尔瓦多约 0.5% 的 GDP 来自侨汇，2020 年增长至 24.1%，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美国的大批萨尔瓦多人。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印度南部各邦，如喀拉拉邦现在的经济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输出到海湾国家的年轻劳工。其他国家，包括菲律宾、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危地马拉、牙买加和科索沃——海外汇款在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因此，贫穷国家今天的处境与过去成功的后期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全球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业化的经典“雁行模式”认为，制造业将向任何劳动力丰富的经济体扩散，因为在那里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商品。这意味着工业化的国际“队列”可能不再成立。正如罗德里克等人所指出的，每一次工业化浪潮都比上一次要弱，可能的因素包括：全球竞争加剧，与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从19世纪的美国到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或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相比，当代国家对本国市场的控制力减弱；全球需求发生变化，这与全球经济增长长期下滑、财富不平等以及富裕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冲动减弱有关；也许最重要的是，由于自动化节省了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密集程度下降。但今天的贫困社会也与以前的晚期工业化国家有很大不同。1960年的韩国或1980年的中国主要是农业社会，处于有缺陷但团结一致的发展精英联盟无可争议的统治之下。这些国家最初的成功是高国家能力（即使收入水平很低）的产物，这能力本身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农村地主被赶走，这些国家享有国家自主权，不受食利者利益的影响，而且有着建立在持久社会结构基础上的国家对暴力的强大垄断；国家精英能够有效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补贴企业，还能约束企业；由于成功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政策，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相对熟练且健康，其中包括可以涌入制造业的大量廉价工人。即使条件发生变化，东亚的工业化国家也能保住这种成功，调整工业政策的策略，这反映了高度务实和战略性的发展联盟。今天的贫穷世界能否复制这些条件？归根结底，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各国能否复制在迅速迈入高收入行列过程中出现的精英联盟——这种联盟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必要的跨时空交易，从而为持久的经济发展做出必要的投资和牺牲。在全球发展图景的相对亮点中，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东南亚经济体，也许还有作为卓越服装出口国崛起的孟加拉国，甚至可能是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近年来以改革为中心的国家，这样的飞跃要么是可能的，要么就像在越南一样已经部分完成。越南与中国或波兰一样，都是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成功典范，尤其值得研究：在发展体制下，它展现了极其强劲的制造业主导型增长，几乎可以与中国奇迹相媲美。在其他国家情况喜忧参半。孟加拉国在出口成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制造业仍然由小型非正规企业主导，在这些企业中，通常无法实现无条件的生产率趋同。与此同时，向高附加值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却难以实现。2019 年，孟加拉国制成品出口中仅有2%被归类为中高科技产品，而 1990年的中国这一比例为 28%，2000年的越南为21%。对于这些相对成功的国家，另一个未来的挑战是中等收入陷阱。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尤其容易受到影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它们偏离了轨道，并且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过早去工业化。摆脱陷阱需要学习类似于20世纪80和90年代韩国精英所采取的方法，他们从低技能制造转向高技能、高科技制造，同时引导现代和三星等“国家冠军”企业跻身世界领先行列。由于这种转型需要培养更熟练的劳动力，并挑战最初帮助国家跃入中等收入阶层的原有发展联盟，因此是一种艰难的转型；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成功。（延伸阅读请点击：东亚产业链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泰国的经济发展为例）对于墨西哥、巴西、埃及和俄罗斯等从未摆脱中等收入地位的经济体来说，情况更加黯淡。这些国家似乎不太可能出现新的发展联盟；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导致了以非生产性寻租行为者为中心的大型企业或精英集团的地位固化，而他们对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面对这些食利者精英，国家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权，更别说控制权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轨迹趋于亚历克斯·霍楚利（Alex Hochuli）所说的“巴西化”（延伸阅读请点击：世界的巴西化），这是一种“现代但不够现代”的状态：中等收入水平相对停滞，非正规性、食利主义和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经济日益去复杂化，依赖于大宗商品，精英阶层日益远离本国民众。在尼日利亚或其他非洲国家等更贫穷的国家，情况甚至更糟：在大多数国家，食利者的霸权统治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这些人几乎完全控制国家，自然没有动力发展经济或促进任何类型的工业化。尽管工资低且年轻人口众多，这些国家却无力建设重要的制造业。事实上，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低得多的情况下，几乎每个非洲国家的人均劳动力成本都高于孟加拉国。能与之一争的只有埃塞俄比亚，尽管2017 年发布的非洲劳动力成本研究明智地警告说，“政治动荡”可能会“破坏那里的工业化”。即使情况好一些，这些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几率仍然很低。有证据表明，国家能力正在削弱，而且在许多地方，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也在减弱。大多数穷国都没有能力挑战日益增长的犯罪和暴力：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比如海地，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帮派、民兵和军阀的主权，如今在结构上已经丧失政治治理能力。过去几十年来，这些社会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合法性的退化对任何观察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无论蒙博托、西亚德·巴雷或博卡萨的政权多么腐败、令人厌恶和残暴，像刚果、索马里或中非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在几十年前仍然拥有政治主权，并由半功能性政权统治。如今，这些国家受到一系列外部机构的监视。一是外国军事力量：从防止摩加迪沙落入青年党手中的非洲联盟军队，到驻扎在萨赫勒地区的法国军队和在中非共和国各地进行干预的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二是来自西方的一堆不负责任但善意的人道主义机构，这些机构每年都被迫对这些国家根本无能为力处理的危机进行分类。在国家能力逐渐丧失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并没有得到西方发展专家的共识帮助。这些专家问的“不是如何加强国家，而是如何进一步削弱国家”，他们过度关注小规模干预措施，而不是精英协调和政治经济等更具挑战性和地方敏感性的问题。不稳定、暴力和国家能力的丧失甚至会毒害最有希望的发展尝试。如果说非洲在 2010 年代有什么真正的亮点，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从2004年到2018年，埃塞的增长率一直位居所有国家之首，并且明显试图效仿中国模式：一党制国家在追求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结果成效卓著：2005-2020年间，埃塞俄比亚的实际人均 GDP 增长了一倍多，增长速度比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快11倍左右。但埃塞的稳定不如像中国或韩国那样牢固，而是建立在前总统梅莱斯·泽纳维发展主义政权监督下的各民族精英之间复杂而脆弱的讨价还价之上。这种“种族联邦制”（ethnic federalism）在2012年梅莱斯去世后的几年里逐渐崩溃，最终在 2020 年底爆发了一场残酷的内部冲突，其中北部地区最严重，但也影响到其他地区。数十万人死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国家合法性受到挑战，以及梅莱斯主持的精英种族谈判的终结，让埃塞俄比亚崛起为“非洲版中国”的乐观前景戛然而止。
▲ 2020年开始，埃塞俄比亚政府与北方提格雷州的“提人阵”武装爆发冲突。2022年11月，双方签订停火协议。图源：互联网。
贫穷世界面临的另外两个重要不利因素，一是生态问题，日益普遍的干旱、洪水和农作物歉收将危及国家农业系统，加剧去农业化并进一步导致社会不稳定。二是人口问题。一部分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过早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低迷，受此影响，泰国、巴西、土耳其、印尼在接下来几十年将会陆续开始萎缩。最缺乏发展的地区，则会出现人口激增，尤其在非洲。人口的快速增长将给非洲国家带来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可行发展轨迹的国家来说，人口的失衡将带来大量年轻的失业人口，并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大多数贫穷国家发展停滞、生态危机、发达国家人口减少、最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这种爆炸性的混合物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随着美国和欧洲人口老龄化，以及中国经济明显进入低增长均衡，全球大宗商品再次繁荣以拯救贫困经济的前景似乎很遥远。我们不会重新进入 2005年或1965年的世界。更可能的是大规模移民现象不断增长，尤其对于没有真正经济发展机会的城市的全球化年轻人来说。2010 年代的各种移民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反弹只是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与气候相关的旱涝灾害，很可能会加剧这种严峻的计算；“气候难民”和“经济移民”之间的界限模糊且最终是主观的。作为回应，富裕国家将继续尝试减少移民机会的供应，不仅是欧洲，也包括南非这样的非洲富国。但如果不恢复真正的全球发展，就根本无法降低对移民机会的大量需求。在贫穷世界，特别是在非洲，工业化既有必要又不可能，那么该怎么办呢？现实情况是，西方精英没有答案。在全球去工业化之后，他们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发展主义，可以提供给贫穷世界。在缺乏新范式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提供新的随机对照试或偶尔与发展专家举行座谈会。他们混淆视听，实际上是瞎子领着盲人走。事实上，“发展界”精英的智力枯竭是难以想象的，他们那些仍然相信过去几十年陈腐的正统理论——自由贸易、民主化、被模糊地称为“包容性机构”的非凡重要性。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囊括贫困和富裕两个世界的新发展框架，它一方面雄心勃勃、富有远见，但另一方面又立足于现实。穷国的国家层面需要开展大量工作。最低限度是：要用以发展为导向的新精英联盟取代采掘业旧权贵；有意识地尝试重建国家能力，减少将治理外包给外国机构；进行土地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通过改善受损的社会结构和恢复国家对暴力的垄断，或许通过象征性的国家重建，来重建秩序。大力改善国际过境基础设施，解决地理障碍；提高官僚能力，这不仅需要组织改革，还需要深思熟虑的文化改革；开展大众健康和教育计划，类似于中国工业化初期的劳动力储备计划；推行有意识、有重点的工业政策，改进过去的做法，从多边合作（也许是稀土金属的欧佩克）到利用资源杠杆在价值链上游实现工业化，如印尼规定所有镍出口必须在国内加工——所有这些也都是需要的。（延伸阅读请点击：印度尼西亚的镍出口禁令的经验教训）当然，这样的议程将是雄心勃勃的；它至少需要唾弃许多西方发展专家，甚至可能需要战略性地退出全球体系的某些部分。但是，无论看起来有多么苛刻，它与过去伟大的现代化者所追求的计划——从十九世纪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或俾斯麦，到二十世纪的凯末尔和邓——从根本上是相似的。然而，即使这些变革发生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中，也将毫无意义：“中心”必须改变，而不仅仅是“外围”。富裕世界也必须对发展做出新承诺，来与贫穷世界的发展主义者相呼应。这也可能需要主要经济体建立新的精英联盟：美国进行一场内部生产革命，扭转近几十年来的停滞和工业衰退；中国进行生产变革，扩大家庭消费。它还可能需要对全球经济治理进行重大重组。最明显的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基础安排限制了国家产业政策的范围，例如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禁止或限制了过去成功的工业化国家所实施的战略。此外，还需要重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储备体系及其对贫困经济体的特别提款权分配，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可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式的国际货币流动监管框架，以防止给许多新兴市场造成创伤的繁荣-萧条周期，并将一定程度的经济政策自主权交还给贫穷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当然，随着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发展的新黄金时代似乎遥遥无期。必要的国内和国际结构性改革可能会将现有秩序安排推向崩溃的边缘，从而对充满裂痕的地球守护者来说没有吸引力，它宁可在一场又一场的危机中徘徊，发放短期治疗剂以防止经济触底。如果说，严峻地评估全球形势后，仍在结尾寻找一缕希望的行为是一种幻想和“不切实际”，那么这个提醒也许是必要的：对形势采取纯粹现实的看法，就像凝视美杜莎的眼睛一样，只会让我们变成石头。*文章原刊于American Affairs，原题为“The Long, Slow Death of Global Development”。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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