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8月13日阿根廷大选初选拉开帷幕，此前曾提议关闭央行并推进经济美元化的极右翼经济学家、素有“阿根廷特朗普”之称的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以31.57%的得票率领先。近几年来阿根廷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通胀高达100%，庇隆主义中左翼联盟执政遭遇严峻挑战。而米莱给出的解决方案甚至比当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更为激进，不由得引发外界担忧，如果米莱在10月成功当选，将会在阿根廷开启一场在全人类历史中都极为罕见的“向右转”经济实验。在阿根廷的新十字路口，有必要再度回顾：阿根廷新世纪以来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府，为何没能解决阿根廷的治理难题和发展困境？
阿根廷左翼政治力量所代表的进步主义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实施十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惨遭滑铁卢之际，既具有与新自由主义相决裂的含义，又意味着要实施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新自由主义相比较，进步主义政府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有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坚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并重，二是强化国家干预，三是改变举债发展的模式。进步主义虽然认识到阿根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并在前半期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阿根廷对外依赖性强、经济内生动力不足，以及赤字财政、通货膨胀与福利赶超相互作用等结构性矛盾，以至后半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扭曲，面临着保增长与控制通胀、平衡财政与维持高补贴、增加外汇储备与放松外汇管制、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与扩大供给等诸多两难的选择，导致阿根廷经济难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在外来冲击面前仍然十分脆弱。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源于阿根廷特殊的政治生态、利益格局、制度框架，进步主义也因此始终未能真正确立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日渐式微不可避免。 本次戏剧性的初选，既是阿根廷当前分裂的政治形势的调味剂，也是其复杂的经济形势的催化剂。近期阿根廷获邀加入金砖国家，但是10月参与总统竞选的米莱和另一位中右翼政党候选人布尔里奇都已宣布他们将拒绝阿根廷加入金砖国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策，阿根廷都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重大抉择。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本文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林华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 阿根廷极右翼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8月13日在初选中领先。图源：路透社
20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地区实施了十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遭遇滑铁卢，不少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或衰退之中。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左翼运动高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1998年，随着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当选委内瑞拉总统，拉美地区开启左翼执政的周期。左翼政府高举反新自由主义的大旗，提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案，赢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在短短几年内，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乌拉圭等国的左翼政党纷纷在大选中获胜，取得执政地位。上台后，各国左翼政府在执政理念、手段、策略上呈现出一定差别，也因此被打上了“激进左翼”“温和左翼”“渐进左翼”等不同标签。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拉美左翼具有反对霸权主义、重视国家作用、强调社会公正等共同特征。其政策主张因反映出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社会进步的理想而被称为“进步主义”（progresismo）。阿根廷的左翼政府在拉美地区颇具特色。首先，它“时而表现得循次而进且有条不紊，时而又表现得咄咄逼人”，因此被视为介乎于“激进左翼”与“温和左翼”之间的中间派。其次，三届左翼政府均在现行民主体制内完成了政权更迭，既没有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也没有为谋求更多的连选连任而试图修改宪法。最后，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左翼是专为参加竞选而组成的新兴政党所不同的是，阿根廷左翼依托的主要力量是成立于1945年的老牌传统政党——正义党。该党坚持的“正义主义”思想在阿根廷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本文将从阿根廷进步主义的思想内涵入手，总结阿根廷左翼政党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执政理念与实践，着重剖析进步主义未能解决的治理难题和面临的发展困境，揭示进步主义自身的局限性，以期对阿根廷进步主义的实践探索给予客观的评价。
总的来看，阿根廷历史上出现的各种进步主义思潮大多与社会融入、收入分配、政治革新、生产发展和人权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进步”一词最早出现在18~19世纪的欧洲，带有“前进、改善、创新和变革”的含义。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从宗教观念向人类理性的转变、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等都被视为进步的表现。在阿根廷，进步还有另一个维度的解释，即野蛮向文明的转变。1816年阿根廷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陷入“考迪罗”“考迪罗”是西班牙语中“首领”（caudillo）一词的音译，指在独立战争时期立下战功、独立之后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军事领袖。的独裁统治和政治动荡长达数十年之久，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缓慢。这引发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极大担忧。他们提出应效仿欧洲模式，建立民主制度，扩大公民权利，发展教育和科技。著名教育家和政治家法乌斯蒂诺·萨米恩托（Faustino Sarmiento）在其代表作《法昆多》（Facundo）一书中，将独裁统治视为野蛮行径和文明的对立面加以猛烈抨击。在这一背景下，欧洲的文明和自由是进步的体现，而腐朽的独裁统治则代表了落后。但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理解，进步的内涵都在于变革和现代化。1896年，社会主义党在阿根廷成立，它主张用“改革主义”或“费边主义”来实现社会进步，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改善劳工阶层的生活水平。由于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基础教育世俗化、普选制、政教分离等一系列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该党思想被认为是进步主义在阿根廷的起源和发端。在这个时期，进步的内涵转变为“通过均分收入和扩大劳工阶层在议会中的政治权利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实现公平、公正的分配财富成为进步主义的核心。20世纪50~70年代，阿根廷处于文人与军人交替执政的时期。古巴革命的胜利和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的盛行使阿根廷的左翼知识分子对进步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社会进步和新秩序不能再通过循序渐进和改良的方式，而是要通过激进的变革才能实现。20世纪80年代，随着阿根廷恢复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进步主义更多地与民主和自由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捍卫民主成为进步主义最重要的表现。2003，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彻底失败的背景下，左翼政党上台执政，因此它所代表的进步主义既具有与造成排斥、失业、贫困等一系列社会倒退的新自由主义相决裂的含义，又意味着要改变发展模式，实施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在治理方式上，进步主义主张用“有效的国家以人性化的方式管理资本主义”。
在拉美地区，阿根廷是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影响最大的国家。1999~2002年，阿根廷深陷经济衰退长达4年之久。严重的危机引发了全国各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而左翼政党提出的改变发展模式的主张极大地迎合了形势需要和民众呼声。2003年5月，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就任阿根廷总统，其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分别于2007年和2011年两次当选总统，由此构成了左翼政治力量连续12年的执政周期。三届左翼政府尽管在执政风格上有所变化，但始终保持着进步主义的发展理念。其核心目标在于摒弃新自由主义路线，通过强化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讲，与新自由主义相比较，进步主义政府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有三方面的显著变化。首先，坚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并重。与新自由主义遵循的“先增长、后分配”原则不同，进步主义政府既重视经济增长，也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将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全体民众是进步主义政府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努力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进步主义政府改变了以往一味追求增长而忽视分配的做法，把反贫困和促进社会公正当作重要任务。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社会政策以“聚焦性”（即重点救助最弱势群体）和“临时性”为主要特征，不仅覆盖范围有限，而且缺乏连续性。进步主义政府上台后，经过不断的实践和完善，逐渐形成了“普享型”“制度化”的社会保护模式。一方面，政府通过实施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恢复劳工集体谈判、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公用事业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力求将社会保护网络覆盖到更多的公民；另一方面，通过定期上调最低工资、最低养老金、家庭津贴等手段加强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建设。2015年7月，阿根廷政府将家庭津贴计划升级为一项法律，以保证该计划的连贯性和制度化。其次，强化政府干预。2008年，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阿根廷……坚信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不会将资源配置给最脆弱的部门，而且我们将国家视为社会利益与市场利益之间的衔接者。”事实证明，在进步主义政府执政的12年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得到了不断强化。这是对新自由主义时期经济活动过度依靠市场调节的纠偏。进步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体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包括：通过改组中央银行、修改《财政管理法》、延长《经济紧急状态法》等手段，为实施政府干预创造制度和法律保障；对部分私营企业进行国有化，提升国家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通过长期对水、电、气、交通等公用事业提供补贴、对基本食品进行限价等方式，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对大豆、玉米等出口创汇主力产品征收出口税的方式扩大财政收入，实施经济刺激和民生计划；采取限制外资企业利润汇出、限制进口、外汇管制等手段，保持贸易盈余、扩大外汇储备，增强偿债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实施大规模社会计划，不再将弱势群体推向市场任由其自生自灭。总的来看，进步主义纠正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生活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民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政府掌握和积累更多的资源调控经济。最后，改变举债发展的模式。外债是阿根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饱受困扰的问题，也是引发2001年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进步主义政府上台后，明确了改变举债发展模式的目标和“先增长、后还债”的原则。一方面，政府积极谋求通过谈判解决债务问题。2005年和2010年，阿根廷政府先后两次进行债务重组，解决了大部分2001年危机期间拖欠的债务，极大缓解了偿债压力。另一方面，阿根廷政府改变了以往过度迎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以换取资金支持的态度。2006年1月，进步主义政府为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经济政策上的约束，动用国际储备一次性偿清了拖欠该组织的95.3亿美元债务。费尔南德斯执政时期，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更加冷淡，没有再从该组织申请贷款。另外，在与“秃鹫基金”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时，一些专门靠低价收购违约债券、然后通过诉讼途径获取高额回报的投机性基金和散户投资者，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了当时已无人问津的阿根廷主权债券，此后一直拒绝接受债务重组，并于2013年上诉至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要求阿根廷政府全额偿还所欠债务本息。时任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称这些基金“如秃鹫般贪婪”，“秃鹫基金”由此得名。的缠斗中，进步主义政府始终拒绝向其支付高额本息，甚至不惜付出陷入技术性债务违约、且连续15年无法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代价。经过重组债务和控制借债之后，阿根廷的外债负担明显下降。2003~2015年，阿根廷外债总额虽然略有提高，由1647.8亿美元增至1674.1亿美元，但外债占GDP的比重由117.3%降至26%（数据来源：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数据库）。
进步主义的实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3~2011年，阿根廷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期间只有在2009年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下滑，财政收支保持平衡，社会形势好转，贫困人口减少。进步主义的治国理念得到稳步落实，民众的支持率较高。第二个阶段为2012~2015年，阿根廷经济呈现下行趋势，增长乏力且通胀高企，财政和经常账户出现“双赤字”，社会形势恶化，社会抗议增多。进步主义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影响力和支持率日渐式微。在进步主义政府执政的12年中，虽然提出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和主张，并尝试着用新的治理模式解决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很显然，进步主义无力改变阿根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及其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导致阿根廷经济难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在外来危机冲击面前仍然十分脆弱。历史上，阿根廷属于西班牙殖民地，其经济结构主要为农牧业，但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政府推行了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全面对外开放市场；取消进出口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最大限度地对外资开放市场等措施，这使阿根廷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越发突出，传统的贸易结构再次被强化，使阿根廷又回到从前依附性发展的地位。阿根廷出口以农牧业初级产品及其加工品为主，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的占比较小，这导致出口极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和天气因素的影响；而进口以中间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价格相对稳定。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加大了阿根廷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进步主义政府显然认识到阿根廷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中存在的问题。2003年以后，政府在积极扶植农业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工业企业的支持力度。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出现了“再工业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制造业的“初级产品化”。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阿根廷工业产品的竞争力、多样化和科技含量，阿根廷政府于2011年相继出台了《2020年工业战略规划》和《2020年农业战略规划》两个重要的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未来10年阿根廷工农业发展的目标。然而，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周期的结束和阿根廷经济的日趋低迷，进步主义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向应对经济困难，推动再工业化的动力和资源都严重不足，导致上述两项规划难以落实。在进步主义政府执政的12年中，阿根廷过度依靠农牧产品出口的模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程度不高。而且，随着再工业化希望的落空，生活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仍需要大量进口，用本国商品替代进口的目标也难以实现。长期以来，由于民众的储蓄意愿不强，阿根廷储蓄率较低，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不足。新自由主义时期，阿根廷通过大规模私有化获得的大量财政资金和金融开放带来的外资涌入，使投资率有所上升。但随着私有化进程的结束和外资因经济低迷而逐渐减少，阿根廷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投资缺口，经济增长只能依靠拉动消费来实现。然而消费的膨胀又是建立在本国生产能力不足、廉价进口商品刺激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形成了投资不足—生产难以提高—进口增加—消费扩大—储蓄减少—投资不足的恶性循环。进步主义政府上台后，试图打破这一怪圈。2003年，基什内尔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建立生产、劳动和可持续增长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的目标。新政府设想通过发展生产、扩大内需、引导外资流向生产部门而非金融部门等手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此，政府投入了巨资，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带动了相关部门的复苏和就业的恢复，从内部激发了生产的活力。然而，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冲击下，阿根廷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逃。政府管制加强后外资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以及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不得不逐步加息等，也都对信贷和投资产生了较大影响。从2012年起，阿根廷的固定资本投资呈现出震荡下降的趋势。投资不足和出口日渐疲软使得政府只能依靠拉动内需、刺激消费来提振经济，再次陷入了经济缺乏内在动力导致的恶性循环。对此，阿根廷左翼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卡茨（Claudio Katz）认为，进步主义政府推行的国家干预过于理想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将增长的可持续性寄希望于刺激消费，却忽视了“国家资本主义也需要通过利润和投资来维持需求”。财政不平衡和超发货币，以及由此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是阿根廷历史上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通过采取固定汇率制、财政紧缩等手段暂时缓解了这个难题，但却以牺牲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决定权和社会公正为代价，最终引发严重的经济和债务危机。进步主义政府完全放弃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和随后的经济危机时期惯用的财政紧缩政策，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由于废除了固定汇率制，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发行者的职能得到恢复，能够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2012年，阿根廷政府对央行进行了改革，用经济增长目标制取代了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为央行继续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进步主义政府在2009年阿根廷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2012年以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均保持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通货膨胀的攀升埋下了隐患。从2012年开始，阿根廷的消费价格指数连续出现两位数的增幅，在2015年达到了27.5%。在通货膨胀背景下，阿根廷进入了政府连年提高福利和工会不断组织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怪圈中，造成福利增加、通货膨胀上升和社会抗议高涨三者之间的相互助推。
在2015年的大选中，阿根廷左翼执政联盟败选，进步主义的实践暂时落下帷幕。回顾12年的执政历史，进步主义虽然认识到阿根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并在前半期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是后半期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扭曲，面临着保增长与控制通胀、平衡财政与维持高补贴、增加外汇储备与放松外汇管制、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与扩大供给等诸多两难的选择。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与阿根廷特殊的政治生态、利益格局、制度框架有关，也与进步主义自身的局限性有关。首先，进步主义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缺陷和弊端，却没有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归根结底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因为如此，进步主义的目标仅仅是替代新自由主义，而不是替代资本主义，这决定了进步主义仍然要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和制度内解决问题。2003年，基什内尔在就职演讲中明确表示：“在我们的计划中，要把重建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放在核心位置。”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也多次强调要建立“严肃的资本主义”，即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这表明，进步主义的改革目标是在不触及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更好地管理资本主义。卡茨认为进步主义的这一理想在其他国家没有成功的先例，“任何形式的国家管理下的资本主义都是以竞争、利润和剥削为基础的，这是与实现平等相对立的三个特征”。他认为阿根廷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模式本身的后果，并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遗产，所以通过“重建国家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解决阿根廷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拉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蒂利奥·博隆（Atilio ABorón）对此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用“资本主义的出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是完全行不通的,“在资本主义内部，对我们的人民和对地球上所有生命造成的威胁都毫无解决办法”。博隆认为进步主义政府推行的国有化、家庭津贴等政策都是进步主义的集中体现，但是农业的单一种植、经济的外国公司化等又显示出进步主义政府“倒退”的一面。他尖锐地批评进步主义政府还达不到“改良主义”的程度，充其量只能算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而且其中“资产阶级”的成分要大得多。博隆的观点揭示了进步主义的实践很难取得持久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虽然进步主义的很多政策措施带有反新自由主义的鲜明立场，但在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束缚下，所谓“进步”也只能是在资产阶级所容忍范围内的局部的、带有妥协性质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并不足以帮助阿根廷摆脱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钟摆式”发展困境。其次，进步主义试图找到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模式，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创新性。乌拉圭左翼学者爱德华多·古迪那斯（Eduardo Gudynas）认为，拉美进步主义之所以式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失去了政治创新的能力”。尽管在基什内尔刚上台时提出了既有别于新自由主义、又不同于结构主义、且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并付诸了实施，但是进步主义在沿用庇隆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并没有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并形成具有开创性、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架构。在费尔南德斯执政时期，经济政策的民族主义、社会政策的民众主义色彩都越来越浓厚。其中很多作法都已被证明并不符合发展的新要求。有的学者认为阿根廷的进步主义在经济上属于新结构主义的尝试。但实际上，新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从内部发展工业化、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推动科技创新、保持财政平衡等，进步主义最终均未能实现。最后，进步主义强调社会分配，但却不注重协调各方利益。阿根廷的自然资源禀赋蕴育了一个强大的农牧业出口集团，而工业化又造就了跨国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劳工阶层等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加上大量来自移民家庭的中间阶层，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阶级利益格局，矛盾异常尖锐，利益极端对立。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模式，总会使一些集团受益而另一些集团受损。因此，对于阿根廷政府来说，凝聚共识和创造协作氛围是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进步主义显然忽视了这一点，其执政风格由初期的相对温和逐渐发展为后期的强硬，在政策上缺乏灵活性和务实性，导致政府树敌过多，与工会、教会、新闻媒体、司法机构、农业团体、外企等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均处于失和状态，“与各部门的对立成了12年执政期的主要特征”，最终导致执政基础发生动摇，丧失了中间选民的支持，也加剧了社会分化。阿根廷左翼学者玛利斯特拉·斯瓦姆帕（Maristella Svampa）也认为2015年左翼在大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过于强势，“不注重多元化……这表现在总统集权力于一身和无法容忍不同意见”。
不同于新自由主义，阿根廷进步主义政府通过强化国家干预等手段，改变了对市场过度依赖的局面；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善了收入分配，促进了民生；通过债务重组，减轻了偿债压力。这些都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修正。但是，对于阿根廷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进步主义受制于宏观环境的恶化、制度缺陷和自身的局限性而无力改变。正因为如此，进步主义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进步主义在阿根廷的实践经历是拉美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上遭遇艰难曲折的一个缩影。进步主义作为左翼思潮，提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明确目标，但它对于如何实现替代方案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这需要左翼政治力量在实践中进行全新的探索。在进步主义的潮流中，拉美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张，并且都试图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纠偏，一些国家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等，虽然均以“社会主义”冠名，但其中掺杂了各种“主义”的成分，在改革的过程中又难以打破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和约束，最终都没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其日渐式微不可避免。阿根廷进步主义的实践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2019年，随着左翼政治力量在大选中东山再起，阿根廷进步主义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实践。但无论在阿根廷，还是在其他拉美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要想以进步主义探寻一条独立自主的富民强国之路，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显然是难以企及的目标。*文章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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