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以色列近20年, 内塔尼亚胡的最暗一面终于曝光

导读：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和以色列边境地区随之发生冲突。在最近的消息中，证据显示以色列在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攻击中，都使用了已经被《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列为违禁武器的白磷弹。战争造成的伤亡日益飙升，虽然许多国家明确谴责、断交，美国也反复要求以方控制事态，但都未能真正拉住以色列的战争脚步，而风暴中心的以色列右翼总理内塔尼亚胡支持率暴跌，甚至被认为是以色列“失败”的首要负责人。统治以色列接近20年的“内塔尼亚胡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如今局面的罪魁祸首？

在届任期失利之后，内塔尼亚胡在担任经济部长和再次当选期间，对以色列经济进行了改革，将其带向了更为自由主义的模式，让以色列经济、科技实力迅速发展，成为富裕的出口型区域强国。与此同时，他个人也从谨慎的保守主义者，转变为一名激进的鹰派。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追求降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并推动以色列成为中东霸主。单从国家经济角度看，内塔尼亚胡的经济改革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一目标，以色列对美国援助的需求不断降低。内塔尼亚胡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强势，使得其竞争对手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策略，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和舆论已经完全右倾化。在巴以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以永久占领为目标，并发展出占领管理和分而治之的范式。这种策略源于内塔尼亚胡世界观中的深刻悲观主义，亦即犹太人不可能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和解，以色列必须在和平与生存之间做主选择。

巴以冲突的爆发证明，以色列强势压制的周边外交策略不可能长期延续。同时，10月7日事件刺破了以色列的中东幻梦，以色列无法摆脱对美依赖，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注定将在战后被清算。然而，是否能与内塔尼亚胡的模式决裂，才是以色列国家命运的真正决定因素。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The Guardian，转自法意观天下，仅代表作者观点。

内塔尼亚胡主义：“中东丘吉尔”如何将以色列拖入无限战争的深渊

文｜Joshua Leifer

翻译｜伦宁

来源｜The Guardian‍‍‍‍‍

▲ 图源：互联网‍‍‍‍‍‍

10月7日，哈马斯发动突然袭击。此类袭击本不可能发生，尤其是在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正如他的追随者们所说，内塔尼亚胡是“安全先生（Mr. Security）”，希望人们记住他是“以色列的保护者”。内塔尼亚胡曾自夸道，以色列从未有过比他执政的16年间更和平与繁荣的时期。正是在他的历任政府领导下，以色列安装了“铁穹”系统，以拦截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并耗资11亿美元，沿加沙边境建造了一个长达40英里的围栏，围栏内配备地下传感器，遥控武器和广泛覆盖的摄像系统。内塔尼亚胡构想的“以色列堡垒”成功之处在于，从特拉维夫咖啡馆的舒适环境中几乎感受不到巴勒斯坦人及其所遭受的苦难。

但是，过去15年的相对平静是建立在一系列幻想之上的：巴勒斯坦人及其对自由的渴望被挡在混凝土障碍物之后，遭到忽视；他们任何抵抗都可以被技术和压倒性火力控制；整个世界，特别是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已厌倦了巴勒斯坦问题，认为可以将其从全球议程中删除。因此，以色列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几乎不用承担后果。

10月7日的袭击打破了所有这些假设。哈马斯枪手骑着摩托车，驾驶皮卡车，穿过造价超过格林纳达全部生产总值的“智能”屏障，打了以色列军队个措手不及，对方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在超过48小时的时间里，以色列无法重获一些城镇以及集体农庄的控制权。在以色列人称之为“黑色安息日”的周六上午，内塔尼亚胡计划的各个方面走向崩溃。

内塔尼亚胡的历届政府并没有使以色列人更安全。相反，他们使以色列人更容易受到攻击，正如哈马斯所发动的攻击。内塔尼亚胡没有为以色列指一条明路，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相反，在他领导下，以色列的依赖程度加深，堪比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历史上唯一的类似灾难）。内塔尼亚胡承诺精简国家机构，提高政府效率。相反，以色列的官僚机构已被掏空，其社会服务资金不足，反应迟钝。

尽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色列的愿景已经被完全否定，却没有明确的继任者意图打破它，因此内塔尼亚胡铺设的铁轨可能难以转变方向。当前的危机很可能标志着内塔尼亚胡公职生涯的结束，但在他卸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色列也可能就被困在他一手造成的困境中。

 1   世俗主义鹰派内塔尼亚胡

1995 年10月的一个夜晚，内塔尼亚胡站在阳台上，俯瞰耶路撒冷锡安广场，一面写着“阿拉伯人去死”的横幅在他面前展开。他脚下站着数以万计的人，怒气冲冲。时任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正推动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谈判解决问题，而这场抗议活动，由奥斯陆协议的右翼反对者所组织。那时内塔尼亚胡46岁，是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当选领导人。当时国家政治舞台仍由以色列建国元老主导，疲惫不堪，因此，大多数人把他视作大胆的新面孔。

内塔尼亚胡是一位精明的政治操作者，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寄托在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上。那年夏天，他参加了一场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假装举办拉宾的葬礼，现场摆放着棺材和绞索，抗议者高呼 “拉宾去死”。10月的那个晚上，在耶路撒冷街头，示威者挥舞着标语，谴责拉宾是叛徒。他们高举着拉宾身着纳粹党卫军制服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头戴阿拉伯头巾的照片，高呼 “我们将用鲜血和烈火驱逐拉宾”，并再次高呼 "拉宾去死"。

一个月后，一个名叫伊加尔·阿米尔（Yigal Amir）的法学生，也是宗教民族主义者朝拉宾的背部开了两枪，杀死了拉宾，也杀死了他所代表的领土妥协愿景。在宣布拉宾死讯的医院外，一群总理的支持者高呼“Bibi (内塔尼亚胡绰号）是凶手”。扣动扳机的是阿米尔无疑，但内塔尼亚胡是助长暴力气氛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而阿米尔就是在这种暴力气氛中实施谋杀的。

1996年，工党领袖、拉宾的继任者西蒙·佩雷斯召集选举，希望重申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民意授权。根据民意调查，这场赌注下得很安全。因为拉宾遇刺后，内塔尼亚胡的人气开始下滑。但在5月选举前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一连串自杀式爆炸事件后，内塔尼亚胡的人气开始回升。他猛烈抨击佩雷斯在领土问题上妥协的危险性，诬陷他的鸽派对手软弱无能，并警告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以不到 1%的微弱选票优势，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对手，内塔尼亚胡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 1993 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左）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与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协议签字仪式上。图源：美联社

内塔尼亚胡的第一个三年任期并不成功，但他的许多方针的特点已显而易见。在美方克林顿政府推动和平谈判的压力下，内塔尼亚胡同意了美方意见，但只承诺维持和平进程所需的最低限度，同时尽一切可能阻止最终协定长远达成。在他的右翼批评者看来，内塔尼亚胡没有足够果断地打破巴以和平协定。然而，在内塔尼亚胡看来，阻止巴勒斯坦最佳方式是悄悄地进行，而非像正式吞并或直接拒绝美国领导的和平进程那样大张旗鼓。

内塔尼亚胡不是一个传统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反对“两国方案”并非源于任何救世主的信念或圣经的启示。尽管他的众多支持者都是宗教传统主义者，他自己却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甚至不信奉犹太教。相反，他的世界观是由深刻的悲观主义搭建而成。2015年，他对一群以色列议员说：“有人问我，我们是否将永远生活在刀剑之下，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内塔尼亚胡自幼就接纳了这种观点。他的父亲本齐翁·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是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历史学家，于2012 年去世，享年102岁。老内塔尼亚胡曾对《纽约客》的大卫·雷姆尼克说：“犹太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大屠杀史。”对于他的儿子内塔尼亚胡来说，这种灾难性的历史观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国防问题都要通过生存威胁的视角来折射。照他这样算来，无论如何，巴勒斯坦国几乎肯定会演变成一个威胁以色列生存的恐怖国家；因此，以色列对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无限期控制是犹太人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

内塔尼亚胡将这种黯淡的世界观与其精湛的政治演讲艺术相结合，是以色列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总理。他参加表演班，以完善自己的公开表演。他精心打扮，确保摄像机只拍到他好的一面。在以色列其他大多数政治家还喜欢卷起衬衫袖子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却衣着大胆，身着意大利奢侈品牌布里奥尼（Brioni）西装亮相，这种奢侈的品味也延续到了他执政时期。

内塔尼亚胡曾是一名特种部队突击队员，后转为管理顾问，是以色列鹰派新自由主义的新综合体。他曾经一度既是技术统治论者，又是民粹主义者。1996 年，他带着精心制定的计划上任，按照撒切尔自由市场路线重塑以色列经济：重组国家官僚机构，放开劳动力市场；削减陷入困境的行业的补贴。这一计划收效甚微，给国家政治文化带来的变化则更为重要。自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在 20 世纪 70 年代担任总理以来，利库德集团一直利用阶级怨恨和宗教传统主义的言论来动员米兹拉希犹太工人阶级（中东和北非裔犹太人）。内塔尼亚胡将利库德集团的民粹主义推向了口号时代。他的一众支持者背靠“内塔尼亚胡对犹太人有利 ”这一口号，暗示他的反对者不忠于犹太人利益。

2009年，内塔尼亚胡重新掌权后，曾发誓“永保权力”。以色列记者本·卡斯皮特（Ben Caspit）在个人著作《内塔尼亚胡时代》（The Netanyahu Years）中详细描述了内塔尼亚胡如何粉碎或驱逐利库德集团内部任何潜在对手。2015年，内塔尼亚胡“蜕变”了，以色列《国土报》专栏作家阿鲁夫·本（Aluf Benn）曾写道，“内塔尼亚胡从规避风险的保守派变为了右翼激进派。”他转变了阵营，之前一度为坚定甚至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从曾经包括经济和社会自由派的政党，变为了一个以个人魅力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妻子萨拉，以及儿子亚伊尔的鼓励下，内塔尼亚胡开始把自己视为以色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色列民族精神的化身，将自己等同于以色列本身。萨拉·内塔尼亚胡（Sara Netanyahu）曾多次说到，“没有Bibi，以色列就完了。”

 2   以色列鹰派的中东愿景

在他执政的漫长岁月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内塔尼亚胡政治模式”。面对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的核心理念为，可以管理并无限期地占领巴勒斯坦。理论上，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很乐意接受巴勒斯坦“非军事化”，也曾于2009年在巴伊兰大学的演讲中提到过这点。而实际上，正如他在那次演讲中所概述的，他同意巴勒斯坦非军事化的条件可能对于任一巴勒斯坦领导人都难以接受：不仅包括巴勒斯坦非军事化，以色列对其领空安全管控，还包括要立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其实是一种虚张声势，目的是维持和平进程的假象，同时进一步巩固其占领。

内塔尼亚胡认为占领可以永久持续下去，这一观点过去和现在都得到了广泛认同。以色列中右翼的主要知识分子、哲学家米卡·古德曼（Micah Goodman）在其 2018 年出版的《Catch-67》一书中为占领管理思想披上了一层实用主义的光环，令人肃然起敬。古德曼并不希望解决“巴以冲突”，而是建议可以“最小化”冲突。例如，通过扩大巴勒斯坦有限自治的地区，同时保持以色列所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最终统治权。

就连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对手也采用了这种方法。由前电视节目主持人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和定居者领袖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领导的短命 “变革”政府在 2021 年春短暂废黜了内塔尼亚胡，但它非但偏离内塔尼亚胡模式，反而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模式。正是在拉皮德·贝内特政府执政期间，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伤亡人数开始激增。同一时期，时任国防部长的本尼·甘兹（Benny Gantz）将六个主要的巴勒斯坦非政府人权组织定为“恐怖组织”，作为以色列镇压反对占领主攻的一部分对象。

对其支持者而言，占领-管理模式有许多实际优势。维持现状降低了激怒国际社会的风险。无限期但暂时的占领还使以色列能够继续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而正式吞并则要求以色列决定，是否给予被吞并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有可能危及犹太人占多数人口的地位。

然而，对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来说，仅仅巩固占领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不会出现统一的巴勒斯坦运动。内塔尼亚胡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加沙的伊斯兰教哈马斯，牺牲其在约旦河西岸的竞争对手——法塔赫主导的巴解组织。为了扶持加沙的哈马斯政府，在以色列的要求下，卡塔尔政府向该武装组织转移了数十亿美元。内塔尼亚胡在2019年利库德党的一次会议上说：“任何想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人都需要支持加强哈马斯。这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将巴勒斯坦人分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和朱迪亚与撒马利亚的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人所谓的“conceptzia”——这种占领管理和分而治之的范式，在外交政策领域也有其对应物。2020 年之前，与以色列签署条约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埃及和约旦。特朗普政府签署了 2020 年《亚伯拉罕协议》，即以色列与海湾国家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摩洛哥以及后来的苏丹之间的一系列正常化协议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似乎越来越接近关系正常化之际，哈马斯发动了袭击，这绝非巧合。即使在目前这场破坏性的战争之后，以色列和沙特也很可能会继续推进这一进程，但地区的长期稳定以及以色列的安全，将取决于是否结束占领并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愿望，这一点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以色列右翼看来，随着美国将其焦点从中东转向了亚洲，区域融合也提供了一个替代安全网。正如2022年夏天，一位以色列政客，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berman）领导的右翼世俗主义以色列家园党成员告诉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下降的地位”，使得以色列和区域内其他国家必须加强联系，因为人们意识到要彼此依靠。

一个少有美国来插手的中东，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鹰派们的梦想，他们认为以色列对美国的依赖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战略负担。1996年，由理查德·佩尔（后来加入小布什政府）领导的新保守主义智囊团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刀两断：保卫国土新策略》（A Clean Break：A New Strategy for Securing the Realm）的文章，文中概述了内塔尼亚胡领导下以色列如何“为和美国的关系奠定新基础”。作者们表示，如果以色列能够解放经济，摆脱对美方支持的依赖，就能在行动上更自由，摆脱对其施压的一个巨大杠杆。

在很大程度上，内塔尼亚胡的历届政府都遵循了这一战略。银行和公有事业激进私有化、减税和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以及反工会措施确实将以色列从一个中等水平、国家主导的经济体转变成了一个富裕、出口军事和监控技术的区域强国，尽管以色列国内不平等问题加剧。在内塔尼亚胡的领导下——他担任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他第二次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并开始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以色列的经济实力越强，对美国直接经济援助的需求就越少，而美国的援助已于2008年中止。尽管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仍高达380亿美元之巨，但其主要形式是以色列购买美国武器和导弹防御资金的折扣，实质上是对美国军火制造商的补贴。

2010 年代，内塔尼亚胡开始疏远美国及其盟友，并与维克托·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和即将离任的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统治下的波兰等国家发展关系，以此阻挠欧盟可能对以色列采取的措施。他骄傲地称自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2019 年利库德集团的竞选海报上就有内塔尼亚胡与普京握手的画面。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以色列一直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导弹防御系统，并将对俄罗斯行为的批评控制在最低限度。以色列一直对美国的衰落保持警惕，因此也与中国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2021 年，作为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成员国，以色列授予中国国有企业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招标，经营管理海法湾港航运码头，该码头管理着以色列约一半的货运量。中国企业还参与了以色列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特拉维夫新轻轨系统。

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个人主义统治模式。他将部长和政府机构的职位授予利库德集团的官僚以及那些应声虫、岌岌无名和能力低下的人，而这些人唯一的资格似乎就是对他忠心耿耿。2020 年，内塔尼亚胡在多起腐败案中被起诉，被控犯有受贿、欺诈和背信罪，此后他的政治风格变得越来越偏执。在一次审前演讲中，他宣称：“警方和检方的一些人与左派媒体——我称他们为“除了Bibi之外的任何人”团伙，他们联手制造了针对我的无端案件。”以色列评论家把好斗民族主义、阴谋论以及最重要的，谴责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为叛徒的综合体命名为“Bibi主义结晶”。

 3   内塔尼亚胡的失败

随着越来越多的选民反对他，内塔尼亚胡通过提升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救世主种族民族主义者在他政府中的权力地位来维持执政联盟。其中包括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这样的人物，他现在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以前曾被判犯有煽动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罪，年轻时曾是极右激进分子，参加过袭击伊扎克-拉宾车队的组织，直到最近，他还在自家客厅的墙上挂着巴鲁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的照片，这位出生于布鲁克林的以色列定居者曾在希伯伦的始祖墓屠杀了 29 名巴勒斯坦人。作为去年冬天联盟谈判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西岸军政府的权力移交给了财政部长、强硬派宗教民族主义者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

获得权力之后，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立即开始推动吞并占领的西岸部分地区，实施土地掠夺措施，批准肆无忌惮地定居点扩建，甚至在当前巴以战争爆发之前就达到了顶峰，使2023年成为自第二次起义以来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记录，2023年1月1日至10月6日期间，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占领西岸，至少有19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这是自2005年以来的最高数字。

2023年10月7日早晨，哈马斯入侵，摧毁了内塔尼亚胡计划的方方面面。这次袭击的规模巨大，这说明想对加沙永远维持占领同时又不造成持续的、毁灭性的生命损失是不可能的。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部分的人员伤亡都来自巴勒斯坦，使以色列人陷入了危险的自满情绪，对其巴勒斯坦邻居的命运漠不关心。哈马斯领导层认识到了这一弱点，并利用这一弱点展开行动。

虽然要完全了解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失误尚需时日，但目前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军方官员忽视了本应出现的警告信号。据《国土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在袭击前几个月就停止监听哈马斯对讲机的通话。在最近的一次电视采访中，一名来自第七装甲旅的20岁士兵说，他所在的部队在10月6日晚11点左右收到了关于异常活动的报告，但没有接到后续命令。凌晨3点左右，以色列内部安全局局长罗宁·巴尔接到了针对此类报告的电话。经过凌晨数小时的商议，他只向加沙隔离墙地区派出了一支特种部队小分队。以色列的将军们深信哈马斯已被平息、威慑并纳入以色列的占领管理机构，因此并不相信哈马斯会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袭击。

这些袭击还令人震惊地揭示了西岸进行的定居点活动所带来的战略风险。哈马斯枪手之所以能够攻破以色列的防线，以色列军队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夺回被攻占的城镇和集体农场，原因之一就是以色列的大部分军队都被派往了约旦河西岸。那个周末是犹太人的节日 “西赫托拉节（Simchat Torah）”——在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充满欢乐，载歌载舞的日子，但在被占领的西岸，这是一个定居者暴力加剧的日子。以色列军队甚至把加沙边界的军力调往西岸，以保卫以色列定居者。以色列国防军共有32个营部署在被占领的西岸，而部署在加沙边境的只有两个营。这使得内盖夫西部的基布兹和城镇以及以色列本土的公民易受攻击，而西岸的定居者则可以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掩护下恐吓巴勒斯坦居民。长期以来，定居点建设的倡导者一直声称他们的努力加强了以色列的安全。现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内塔尼亚胡在外交关系的失败也同样明显。与他长期所持观点恰恰相反，巴勒斯坦问题不会轻易消失，如果无法达成长期协议，即终止对西岸的占领以及对加沙地带的围攻，那么以色列就永远无法真正融入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目前战争已经使以色列与两个重要阿拉伯同盟国——埃及和约旦的关系紧张起来。在美国的帮助下，以色列政府已经试图向埃及政府施压，鼓动其将加沙人带进埃及领土，此举也彰显出以色列不管不顾其西南部邻国的稳定。埃及当局迄今一直严令拒绝。不仅在埃及、约旦和黎巴嫩，土耳其也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被内塔尼亚胡视为划时代成就的《亚伯拉罕协定》也出现了紧张迹象。11 月初，巴林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并宣布暂停经济联系，以示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内塔尼亚胡所达成的“自力更生”表面文章，已被证明是一场闹剧。在更广泛的边境战争威胁下，以色列现在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美方赞助。美方已派两组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中东，以阻止区域冲突升级。小到小型武器，如自动步枪，大到铁穹系统的核心部分，美国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切。美方甚至派遣海军陆战队三星上将詹姆斯·格林（James Glynn）前往以色列，就如何部署镇压城市暴动提供建议。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都参加了以色列安全内阁规划会议，为以色列同行提供咨询，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参与。

在以色列国内，对10月7日事件的无能反应暴露了内塔尼亚胡的长期统治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在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有时甚至是几周里，一些家庭表示，他们没有从政府官员那里听到任何有关其失踪亲属下落的消息；日间电视主播出面为那些急于获得信息的人开通了热线电话。袭击当天，有数十名警察被杀，但负责监督警察的本·格维尔（Ben-Gvir）却不知所踪；直到后来他才出现，但不是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而是在以色列各城市向民防部队分发突击步枪，并合影大肆炫耀。国家在重新安置从北部和南部边境撤离的数万名以色列人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物所做的工作毫无成效，以至于在反对政府司法改革计划的示威游行中成立的抗议团体也加入进来填补空缺。卫生部预算削减，造成国家资助的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短缺，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需要治疗心理创伤的人的需求。

就内塔尼亚胡个人而言，他在处理这场危机时，似乎考虑到了自己日益黯淡的政治前途。一如既往，他关心的是形象问题。他并未出席任何10月7日遇难者的葬礼，大概是害怕出席者可能与他交谈。他更偏爱广播演说，以及同精锐军事部队合影留念。当他终于与被扣人质的家属代表会面时，一位与任何人质都没有关系，但却与内塔尼亚胡家族关系密切的极右翼活动分子恰好突然出现在会场，对他大加赞赏。内塔尼亚胡已经试图把10月7日灾难归咎于军方和情报官员，现在他正忙着收集证据，以便在战后最终面对清算时为自己开脱罪责。

尽管内塔尼亚胡在恢复形象方面做出了这些努力，但他在政治上已经完了。公众对他及其政府非常愤怒。在以色列13频道新闻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6% 的受访者表示内塔尼亚胡需要辞职——要么在战争结束时辞职（47%），要么立即辞职（29%）。在最近接受以色列自由派日报《国土报》采访时，前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Moshe Ya'alon）称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对国家“存在的威胁”，他的政治观点与内塔尼亚胡同是右派。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不到 4% 的以色列人认为内塔尼亚胡是当前战争的可靠信息来源。

 4   以色列可能的未来

内塔尼亚胡之后，又会有什么呢？10月7日之前，内塔尼亚胡试图解散国家司法系统，引发了以色列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长达九个月时间里，数十万名抗议者涌入街道，试图阻止反动主义司法改革，此项改革将使得以色列右翼几乎不可能失去权力。这些抗议活动重振了在内塔尼亚胡任期内萎缩的以色列公民社会。强势领导人的威胁感使以色列自由、世俗、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重新政治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激进化。任何可能挑战内塔尼亚胡本人，甚至可能打破他的政策的新政治力量，都可能从这一运动中产生。

尽管如此，以色列左翼的残余势力仍然处境艰难。自2019年起进行的五次选举中，曾经一度主导以色列政治生活的犹太复国主义工党接连溃败。工党本身已只剩下四个议会席位。长期以来代表以色列和平阵营的公民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梅雷兹党（Meretz）没有席位。自10月7日以来，61 岁的前以色列国防军将军、前梅雷兹党主席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在穿上军装、营救遭受哈马斯袭击的平民后成为了全国名人；目前，他是以色列中左翼将与巴勒斯坦人通过谈判达成妥协，重回以色列主流社会的最大希望，也是最后希望，但这种可能性极其渺茫。

以色列的公共言论更加右倾，电视新闻放大了复仇以及过度使用军力的呼声，即使加沙地带死亡人数达到数万人。每天都有利库德集团政客或是政府部长冒出来，不知羞耻地呼吁犯下战争罪行。农业部长阿维·迪希特上周在电视上呼吁“加沙浩劫”，他这样描述以色列目前的地面行动。以色列议会副议长尼希姆·瓦图里（Nissim Vaturi）在推特上说，以色列应该“现在就烧毁加沙，现在对巴勒斯坦太人道！”本月早些时候，遗产部长阿米哈伊·埃利亚胡（ Amihai Eliyahu）建议以色列向加沙地带投掷核弹。一些以色列流行歌星已经开始歌唱征服和重建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定居点。虽然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等定居者右翼的政治领袖已声名狼藉，但资深民调专家杜迪·哈希德最近指出，他们右翼可能还有更大的空间等待填补。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政府曾说过，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哈马斯；事实上，以色列可能难以避免地难以实现这一目标，这可能会引起种族民族主义的更大反弹。

不过，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卸任的情况下，内塔尼亚胡项目依然存在。内塔尼亚胡最有可能的继任者是他几年来最亲密的竞争对手、前以色列国防军首领、中右翼民族团结党领袖本尼·甘兹（Benny Gantz）。与内塔尼亚胡的黑手党-民粹主义相比，身材高大、蓝眼睛的甘兹给人一种刚正不阿的形象。然而，甘兹与其说是在意识形态上取代内塔尼亚胡，不如说是在外表上取代内塔尼亚胡。他一生都是一名忠实的军人，除了占领管理模式之外，他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会继续坚持这一模式。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的民调仅次于甘兹，他似乎也做好了竞选执政的准备。贝内特曾经担任过内塔尼亚胡的参谋长，他很可能也会坚持走内塔尼亚胡的路线。

▲ 2023年11月11日，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和反对派领导人本尼·甘茨在特拉维夫国防部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图源：路透社

多年来，内塔尼亚胡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中东的温斯顿·丘吉尔。以色列记者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观察到，内塔尼亚胡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在与以色列的生存威胁作斗争，而且是西方对抗死敌的前线卫士。自当前战争开始以来，内塔尼亚胡的宏大幻想就一直在上演。他最近宣称：“我们是光明之子，他们是黑暗之子。”然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悲观主义，这种总是以1933年为背景的世界观，注定了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会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自他 2009 年上台以来已经打了七场，并使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遭受反复轰炸。

要与内塔尼亚胡的模式决裂，就必须摆脱以色列的存亡永远悬于一线的心态——在10月7日的大屠杀之后，这项任务将变得更加艰巨。以色列安全官员需要坦然承认，这场惨烈的战争，即使有可能演变成多线交火，对以色列来说也不是一场事关生存的战争。如果要消除内塔尼亚胡的遗留产物，以色列需要有一位领导人站出来，他要有勇气坦率地评估以色列的客观实力，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推动和平。

不过，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候选人。内塔尼亚胡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了国家；他领导国家的时间比开国元勋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还要长。即使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离去，他的遗留产物名声扫地，但他所树立的榜样将很难被打破。

*文章原刊于The Guardian，转自法意观天下，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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