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关学界, 终于揭露一个关乎美国霸权未来的真问题

 导读：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第二个十年里，美国的全球霸权遭遇到来自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多方面的竞争压力，同时美国在国内的政治极化、社会失序、价值迷失诸多制度性缺陷也进一步展露。美国霸权的走向及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变迁再次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与诞生自霸权国的“霸权稳定论”相比，中国作为崛起国的视角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学者对霸权理论和美国霸权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在历经曲折后确立了其全球性霸权，成为第一个不以领土征服为基础，但又成功地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拥有超强控制力的国家。美国对全球体系的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金融、资源、产业、思想和国际制度六大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霸权的根基。为研判美国霸权的走向及其国际后果，本文构建了外交—融资—创新的三维分析框架。其中，外交能力具体包括塑造国际制度、拓展国际市场，以及争取盟伴支持的能力；融资能力主要体现为国家主导的融资行为和美国资本市场的价值高低；创新能力与产业控制能力和军工体系密切相关，进而影响霸权国对全球的军事控制能力。霸权地位之于美国具有涨信心、薅羊毛和能犯错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面对任何潜在的霸权威胁，美国都会动用各种资源和权力工具来对威胁者进行打压。

    当前，美国霸权的根基正在遭遇一系列的侵蚀，但是，随着自身因为遭遇挑战者而产生“觉醒”意识，美国正在采取关税战、技术战、金融战等一系列的霸权护持行动，致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崛起困境和崛起压力。总体上看，美国的全球霸权很难再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刻，未来的国际秩序也将长期陷入一种相对动荡和不安的时期。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国际政治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美国霸权及其秩序的未来

文｜‍‍李巍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

▲ 图源：互联网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2010年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被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为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岭，它全面揭开了霸权守成国和新兴崛起国之间进行战略竞争的序幕，并在2018年之后进入了加速阶段，从而构成了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关系和全球秩序演变的新起点。

在美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中国给美国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确立以来遭遇的最严峻挑战。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多个方面，但经济竞争是当前最主要的领域，其中，产业和科技又是经济竞争中最核心的内容，它是事关美国霸权体系存续的关键。

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沉浮既取决于中国作为崛起国对美国的挑战力度，也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国内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危及美国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控制力。美国霸权的走向是形塑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根本性力量，理解和评估美国霸权及其秩序的未来，是国际关系领域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宏观研究议程。而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学术体系下的霸权研究最有代表性理论是“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霸权稳定论”具有科学性和实证性的一面，它致力于探讨霸权起落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关系；但作为主要诞生在霸权国的学说体系，它因天然带有强烈的对霸权国本身的价值关怀而不可能完全实现价值中性。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中国的学者对霸权的理论研究就有了重要的意义。

中国被视为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和“竞争者”，中国学者对于美国霸权的研究显然持有不同视角，有自身独特的关注问题。对于美国霸权这个全球共通的研究议程，来自作为崛起国中国的学者需要回答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作为一个新型霸权，美国是如何在不实施直接领土征服和领土兼并的情况下，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实施有效控制的？美国霸权的体系控制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全球性的霸权地位对于美国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何至关重要？美国又是如何通过各种内政外交手段回应各种纷至沓来的挑战者？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全能型的竞争选手，美国展开了怎样的霸权护持行动，这些行动能否确保美国霸权的延续？要系统回答上述诸多问题，需要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主流的霸权理论之外，提供一个新的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来研判美国霸权的走向及其国际后果，这个理论框架应为崛起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美国霸权

由于一些还需进一步探索的原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往往是高度不均衡的，通常会出现一些实力远超其他普通国家的超强国家，而实力的均衡也即所谓的均势通常并非国际体系的常态。如果实力超强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成功地运用了自身的实力，并形成对体系的控制力，那就形成了霸权，霸权是体系中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其他国家都具有主导性和统治性地位（predominance）的国家。因此，霸权不等于实力（power），也不等同于单极，它建立在实力和单极基础之上，但又超越于实力，霸权是对实力的成功运用，它建立在一定的国际体系要素和国际制度环境保障的基础之上。霸权是一个国际体系层次的概念，它讨论的是实力超强的国家与世界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不是单元层次的概念。所以，虽然国家自身实力的变化和波动比较频繁，但霸权却通常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为国际体系的运行对于霸权及其创建的国际秩序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除非重大危机的出现对于既有的秩序构成剧烈破坏，否则霸权将会长期维持。

（一）全球性霸权体系：从英国到美国

根据霸权对国际体系的控制力的辐射范围，可以将其分为全球性霸权和地区性霸权两种类别。在历史上，由于落后的技术条件难以超越地理环境的阻隔，几乎所有的霸权都是地区性的，而且它们主要出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比较发达的欧亚大陆。这种地区性霸权主要是以帝国的形式体现出来，即通过直接的领土征服来施加控制，比较典型的帝国包括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蒙古帝国等。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东亚地区出现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华夷秩序或称天下体系，它虽然也有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但却主要靠贸易关系和文化纽带来维持地区性的强大控制，因此是一个比较接近现代意义的霸权体系，而不完全是传统社会的帝国体系。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霸权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人类征服自然、超越地理的能力，并带来了第一波全球化运动。作为工业革命的肇始者和发源地，英国成为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霸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至今只目睹了两个全球性霸权国家。

英国是一个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霸权。英国的全球性霸权地位主要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无以匹敌的海军实力、金本位制度及遍布全球的殖民体系。由于英国的霸权高度仰仗其殖民体系，因此，英国的霸权体系事实上也是一个帝国体系，它因控制的领土遍及全球而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其疆域之广阔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未曾企及的。但是，如同其他绝大部分帝国一样，作为一个岛国，英国也难以对遍布世界的广袤土地实施长期有效的直接领土控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由美国推波助澜的非殖民化运动之后，大英帝国轰然崩塌，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彻底终结。此后，随着法、德主导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英国被排除在欧洲核心事务之外，连区域霸权地位都不复存在，它只能依附于美国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显示存在。

但是，相比于传统帝国，英国霸权及其领导的全球秩序具有很多现代性内容，其中，最核心部分是英国主导了全球性贸易体系的形成。而为了保障这种贸易体系的运转，英国把自己创立的金本位制度推广到全球，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形成主要是靠其他国家的自发模仿，而不是英国的强制推动。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历史目睹了全球性霸权的交接。这一交接过程远不是和平的，而是充满血腥和暴力。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力的极端形式—国家间的毁灭性战争，并非发生在当时国际体系中作为霸权守成国的英国和作为新兴崛起国的美国之间，相反，这两个国家两次联手压制来自第三方的秩序挑战者德国，这种历史机遇对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新的全球性霸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确实是得到“上帝的眷顾”。

当然，美国全球性霸权的确立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制于自身实力的积累，也有主观意愿上的犹豫与纠结，更取决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激励。尽管早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就提出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试图加强对美洲地区事务的控制，但受此后孤立主义的影响，事实上，美国并没有成为一个区域性霸权国家，而是一直专注于国内发展。直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美国政府能力的提升，美国才开始不断介入国际事务并初现峥嵘。但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美国国内接受美国领导世界的步伐却显著滞后。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思想斗争，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美国才在半推半就中被“黄袍加身”，并在1945年的最后时刻非常主动地接过世界霸权的“权杖”。尽管苏联很快建立起了规模相对较小的次级霸权体系，并形成了与美国对峙的两极格局，但美国的全球性霸权却坚实地树立了起来。

相比于英国霸权，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美国霸权有了许多新的特点，美国建立了更具综合性的强大军事实力，掌握了以自由主义价值为领导体系的意识形态武器，并以更加复杂和精密的国际制度体系取代了殖民体系。当然，两者也有重要的一脉相承之处，即在大部分时期坚持对开放性国际经济体系的承诺。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不以领土征服为基础，但又成功地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拥有超强控制力的国家。这意味着相比于传统的帝国和霸权，美国霸权实现了重要的制度性进化，它是一个新型的国际权力体系，也就更具有学术上的研究意义。

（二）美国霸权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控制力

美国霸权对全球体系的强大控制能力主要体现在军事、金融、资源、产业、思想和国际制度六大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霸权的根基，这是所谓“美国式霸权”的根本特征，因为传统的帝国包括英国霸权都没有完全涵盖这些内容。

第一，军事控制力。尽管美国的霸权体系不依靠直接的领土征服，但是傲视全球的军事实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全球军事控制能力是美国霸权的基础要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霸权崛起的最大助力就是促成了美国军事控制力的全球扩张。美国军事控制力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衡量：一是军费开支的走向。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军事活动和武器研发都离不开大量的军费开支。美国军费开支的增减，以及相对于他国特别是竞争国的领先程度是观察美国军事控制力的基础性指标；二是全球军事存在的强弱。军事控制力的直接体现在于全球各地的军事存在，尽管美国拒绝领土征服，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事部署遍布全球。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体系中的地理分布是观察美国军事控制力的重要窗口。美国在中东地区包括此后的阿富汗撤军，是美国军事存在大幅收缩的重要体现；三是军事盟伴的关系。美国的军事控制力高度依赖于军事盟友和军事伙伴的支持，这一军事合作网络既有以北约为代表的多边军事联盟，也有与日、韩、菲等众多盟友组成的双边军事联盟，美国与这些盟伴关系的松弛程度体现了美国的军事控制能力。

第二，金融控制力。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力是美国作为一个新型霸权的重要内容。尽管英国也建立了全球金融霸权地位，但这种金融霸权更多地建立在英镑与黄金挂钩所形成的示范效应，它是一种“软控制”。美国的金融控制力则是建立在其全球金融中心和全球货币霸权的“硬控制”基础之上，两者相辅相成，但并不完全一致。一是美国拥有全球金融中心，掌握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能力，包括对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的控制能力；二是美元占据着全球货币体系中心的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具有操控全球货币体系的强大能力。

第三，产业控制力。它接近于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说的“生产权力”，但不完全等同于斯特兰奇时代的生产权力。在今天产业分工高度细化、产业链条越来越长，而且业已形成全球生产网络的年代，产业控制力体现为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力，尤其是对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控制力，而不仅仅是对生产环节的控制。霸权国通过掌握“断链能力”，能够形成“产业权力”（industrial power），进而威慑对手。这是霸权国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拥有的一项新的权力类型，美国对中国超级企业华为的打压，就是这种产业权力的运用。

第四，资源控制力。资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并没有削弱资源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只是改变了重要资源的种类。在工业革命时代，煤炭是最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在电气革命时代，石油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它们都曾引发了尖锐的国际政治斗争。目前，关乎全球发展和稳定的战略性资源主要分为三大类：能源类资源、矿产类资源和粮食类资源。美国通过产地控制、运输控制和价格控制，掌握着对全球资源的分配，但这种控制总体上呈大幅下降趋势。

第五，思想控制力。霸权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它还包括精神和思想层面。即便是传统的帝国，也需要意识形态的加持才能持久。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有宗教力量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蒙古帝国因为缺乏思想控制力，便很快分崩离析。思想控制力比较接近于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说的意识形态权力，但这里的思想控制力是一种国际层面的，它指美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对他国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它更接近于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软权力”（softpower），即基于吸引而非强制的权力。思想控制力给霸权的存在和霸权的行为提供合法性的包装。比如，美国将其治下的国际秩序称之为自由国际秩序，就是这种思想控制力的体现。

第六，国际制度控制力。相比于之前的霸权和帝国，美国作为一个新型霸权最重要的体现之一是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网络。通过国际制度来加强对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进而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发明。这也使得美国霸权对全球事务的控制力在一定程度上走出霍布斯的丛林世界，进入了一个规则世界。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意味着国际公共物品的投入，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也确实投入了大量公共物品的建设，因此曾一度被称为“仁慈的霸权”（benign hegemony）。但另一方面，国际制度也赋予了美国重要的制度性权力，成为美国“霸权之翼”。

总之，美国的全球性霸权由上述六个支柱构成，研究美国霸权及其秩序的走向，其实质就是研究美国在这六个方面的体系控制力究竟如何发展。

 2   分析美国霸权走向的三维框架

作为国际关系史上一个新型的全球性霸权，美国霸权虽然继承了很多传统帝国的特征，掌握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国际权力，但它仍然具有很多独一无二的新特征，而不完全是一个传统概念上的帝国，用传统帝国研究的范式来研究美国霸权可能会带来一些误导。这意味着美国霸权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颇为独立的研究议程。为此，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外交、融资和创新的三维模型，来分析美国霸权控制能力的走向。这三者之间关系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互影响。

第一，外交能力（capability for diplomacy）。它是一种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能力。霸权意味着对世界的控制，当然这种控制有程度之分和方式之分。而对世界的控制既意味着霸权收益，也意味着霸权成本，因此，从一般性上讲，霸权国的外交能力主要体现为霸权国如何在霸权收益和霸权成本之间达成有效的平衡。霸权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过度扩张，而这就是一种外交能力的下降。霸权国的战略精英不能有效地平衡好自身实力与体系控制的关系，对于体系控制投入过多资源，超过于霸权收益，从而导致霸权衰落。

在当代，霸权国家的外交能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即展开国际制度外交的能力。霸权国治下的国际秩序需要有一系列国际制度安排的保障，这些国际制度既包括成文的国际法律和规则体系，以及实体的国际机构，同时也包括被默认遵守的国际规范和价值体系。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包括创建自身主导的国际制度的能力及按自身意志改革国际制度的能力两个方面；二是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即展开经济外交的能力，这包括拓展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和资源供给市场的能力两个方面。在现代条件下，市场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霸权国需要庞大的国际市场，这成为霸权国推动开放经济体系的重要动力；三是争取盟伴支持的能力，这是最为传统的外交能力。霸权国不能总是形单影只独立行事，没有任何一个霸权能在没有支持者的情况下控制整个体系，它需要甚至仰仗众多的支持者，因此，构建更广泛的盟伴网络，是霸权外交的重要内容。

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巨大冲击，给美国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折射了英国综合性外交能力的大幅衰退，英国的“均势外交”维持了欧洲体系的一百年和平，延缓了体系的动荡给英国霸权造成的冲击。但是，到20世纪初，英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外交能力继续维持体系的平和，也没有能力维持开放的市场体系，最终两场世界大战彻底颠覆了既有的国际秩序，也将英国霸权送入了“坟墓”。因此，霸权的衰落首先体现在其外交能力的衰落。特朗普上台之后，大幅度退出国际制度，同时以单边主义外交恶化了与盟伴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外交能力大幅衰落的重要标志。而拜登上台之后，努力重振美国的外交能力，重新强化美国的两洋联盟关系。

第二，融资能力（capability for finance）。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军事控制力的提升，还是产业控制力的维持，甚至外交活动的展开，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18世纪英法百年争霸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融资的竞争，因为当时的战争已经越来越具有资金密集型战争的特点。不少研究认为，英国之所以战胜法国，确立了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英国建立了现代金融制度，其在融资能力上远超依然依靠传统税收制度来进行资金筹集的法国。

一个国家是否具有超强的融资能力是判断霸权走向的关键。这种融资行为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主导的融资行为，主要体现为国家的财政能力，即税收和国债，其中，税收能力既取决于国家制度所带来的征税能力，也取决于国家发展所形成的征税空间，即经济越发展，民间财富越多，征税的空间就越大，反之亦然；国债能力则既取决于国家制度所形成的市场信用，也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偿债能力。二是市场主导的融资行为，主要体现为美国资本市场的价值高低。相比之下，国家主导的融资更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可以称之为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而市场主导的融资更具有短期性和容错性，可以称之为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耐心资本有利于国家推行重大的公共项目，风险资本更有利于私营部门的技术创新。这两种融资能力对于霸权体系都不可或缺。国家主导的融资能够便于霸权国展开重大的战略性活动，比如，发动战争，引领技术创新，以及服务社会公益等。而市场主导的融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不管是国家主导的融资还是市场主导的融资，作为一个霸权国，都需要从全球进行融资，因此，外资进入和资本回流的水平是衡量霸权国融资能力的关键标志。融资能力的大幅下降，标志着霸权国走向衰落。

融资能力强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显著优势，但是，金融发达的国家也能够带来“金融诅咒”（finance curse）。金融业过于发达，不仅容易带来经济泡沫，酿成经济危机，也很容易对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构成“挤出效应”，从而对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种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17世纪的荷兰和19世纪的英国都曾经因为过度依赖金融业而导致制造业走向衰落，从而从一流大国乃至霸权的宝座上跌落。而现今，中国香港也有非常显著的“金融诅咒”的特征。因此，霸权国需要高度警惕“金融诅咒”现象在本国的滋生。

第三，创新能力（capability for innovation）。这是一个创新致胜的社会。由于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越来越大，技术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技术创新的能力直接决定了霸权国的产业控制能力，霸权国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主要依靠对链条上关键技术的垄断，因此，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国际权力的来源。而且技术创新直接关系产业发展，而产业基础不仅影响霸权国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比如税收、就业和社会稳定；还直接关涉到霸权国军工体系，关涉到霸权国对全球的军事控制能力。因此，在现代经济体系下，霸权国家必须是技术创新的引领国。

技术创新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创新主体上来讲，它分为国家主导的创新和市场（主要是企业）主导的创新。从创新路径上来讲，技术创新又分为颠覆性创新和渐进式创新。霸权国需要拥有综合性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不同主体的创新和不同路径的创新之间相互促进、有机配合的良性互动。技术能力有赖于一个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教育体系和制度条件，其中的关键是对全球人才资源的吸引。大国技术竞争是对一个国家的综合考验。技术创新能力的衰落和停滞是霸权国衰落的前兆，它会逐渐外溢到产业和军事领域，进而拖累霸权的体系控制力，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就是典型一例。

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虽然相互独立，但又相辅相成。技术创新是资本密集型的活动，需要大量的融资，不管是国家融资还是市场融资。因此，融资能力是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而技术创新能力给融资能力提供重要的信誉和信心基础，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更能够获得大量的融资。霸权国需要通过国内制度建设和国际外交活动，努力促成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良性“化学反应”。

▲ 评估美国霸权的三维框架

总之，外交、融资和创新构成了分析当代美国霸权体系的三维分析框架，这三个因素的背后几乎可以涵盖美国霸权背后的诸多要素。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外交）、金融中心华尔街（融资）和技术创新基地硅谷（创新）则成为这三大能力的地理空间的象征。

 3   霸权地位对于美国的意义

中国学者对于美国霸权的研究需要回答霸权地位对于美国的意义，也即美国为何要积极致力于捍卫其霸权地位，这是一个美国学者都没有充分回答的问题。长达70年之久的全球霸权地位，已经使得美国在国内社会心理、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设计等方面都习惯了这种地位，一旦失去这种全球性的霸权地位，对于美国的国家发展而言，将是致命的。这与大英帝国崩溃的后果截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民众整体上比较平静地接受了英国霸权的衰落，并没有带来致命的社会后果。苏联的情况是相反的，一旦苏联失去了在东欧集团中的霸权地位，苏联难以自保，只能走向解体。美国将会面临这类似于苏联的命运，所以，美国特别担心出现一个多极世界。这是因为霸权地位对于美国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涨信心。权力、利益和尊严是支配国家，特别是大国在体系中展开国际行为的主要动力。其中，谋求权力和利益是物质层面的目标，而获取尊严则是精神层面的诉求。国际关系中很多矛盾和冲突实际上都是围绕国家和民众的尊严展开，而并非都是权力和利益，对国家心理研究的缺失，过度强调国家行为的理性，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不足。

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心理。美国是一个多元移民国家，始终面临着国民认同构建（nation-building）的巨大压力，而美国霸权地位是形成美国国民自豪感进而形成凝聚力的重要支柱。美国的民主制度、经济发达和国际领导都构成了美国民众骄傲和自信的主要基础。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分裂，这种分裂主要体现在两党之间、阶层之间、种族之间、地域之间、信仰之间等多个方面。不仅如此，随着“特朗普主义”的崛起，美国民主制度运行的质量也大受怀疑。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凝聚人心，美国执政者频繁将外来威胁作为加强国内团结的方式，护持美国的霸权地位，保卫所谓美国国家安全，这成为美国社会各方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关系到美国民众的尊严、价值和心理等精神层面的内容。一旦美国霸权崩溃，美国的民族自信将受到严重影响，可能危及整个美国的国家生存。

其次，“薅羊毛”。资源汲取能力是重要的国家能力，传统上关于国家资源汲取能力的研究都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展开，研究的是国家如何从国内社会中汲取资源。事实上，全球霸权地位意味着美国能够从全世界汲取资源，这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因此，霸权体系就是一个“吸血体系”。霸权国自身的能力维持，需要来自国际体系源源不断的资源供应。这给国际政治经济学介入资源汲取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要求。美国依靠其霸权控制的六个支柱从全球汲取资源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通过军事控制力薅军事盟伴的羊毛。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存在虽然意味着高昂的成本投入，但美国也可以通过提供安全保护压榨盟友伙伴的资源。美国的军事保护向来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需要“付费”的，只不过“付费”的方式比较隐蔽而已。而且美国的军事驻扎和军事存在也并非都是无的放矢的，它通常存在于那些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的地区。当该地无油水可榨无利益可图，美国就会选择撤军，2022年从阿富汗撤军就是显著一例。此外，美国可以通过军事控制力实施强制性军售，来增加美国的收益。

二是通过金融控制力薅体系成员的羊毛。美国通过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来谋求巨额利益，这主要体现在美元的霸权地位。货币的霸权地位给发行国带来了大量的国际铸币税（seigniorage）。所谓铸币税，是指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超过货币发行成本的部分。在领土货币时代，铸币税的征收对象仅限于一国国内居民。随着货币的国际化，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以在国外获得铸币税，以很有限的发行成本直接获得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规模越大，发行当局所能够得到的国际铸币税就越多。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不仅能以很有限的发行成本获得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而且国际货币的对内膨胀和对外贬值会使持有该货币的外国政府和居民的财富价值缩水，从而分担本国的赤字压力。这种收入又称“通货膨胀税”，它是铸币税的另一个变种，其实质就是通过超额印刷货币，来压低外国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减少发行国的对外负债。正因为如此，“通货膨胀税”甚至被认为是货币霸权国“最后的库收”，是美国从国际经济体系中汲取资源最为直接的方式。

三是通过资源控制力薅资源稀缺者的羊毛。长期以来，美国控制着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发展资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长期对石油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在经过两轮石油危机之后，世界正式从廉价石油时代进入到昂贵石油时代。两次石油危机虽然使中东等主要石油输出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美国也是其中的重要受益者，这是因为美国通过贸易、运输、金融、军事和联盟等多种手段，控制了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贸易份额，真正受损最大的是日本和欧洲。同样，2022年的俄乌冲突加剧了世界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的动荡，美国因为手握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再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欧洲则成为美国“薅羊毛”的承受者。

四是通过产业控制力薅落后产业国的羊毛。美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位置，美国通过垄断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而享受着巨额的超额利润。以苹果公司为例，尽管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特别是组装环节大都集中在中国，但是其产品带来的绝大部分利润都由美国占据。

五是通过思想控制力收割世界人才资源。霸权国家往往占据着意识形态的至高地，这种至高地有助于吸引全球的人才流向美国。在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宣扬自身的自由价值，从东欧国家吸纳了大量人才。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入国。

六是通过国际制度控制力享受国际公共物品。国际制度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美国掌握着国际制度的控制权，可以通过人事安排、决策控制和规则制定等方式，支配国际制度的收益分配，使国际制度管理下的国际公共产品分配更有利于美国。

再次，能犯错。战略性的错误往往可以毁灭一个国家。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所犯下的诸多战略性错误，这使得两个国家总是不能问鼎世界之巅，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但是，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犯错，对于国家命运而言，除了犯错的大小之外，另外一个关键还在于承担犯错所带来的成本的能力。

尽管美国有着非常老道的外交能力和国家内部治理能力，但这完全不意味着美国的决策者所犯下的执政错误比别的国家少。美国曾经在历史上犯下多次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比如，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多场战争都被证明是无谓的，最近的例子就是阿富汗战争，这是一场为时甚长、耗资巨大且没有收获任何重大地缘利益的战争。而在国内治理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政策失误，它对美国的伤害短期内难以弥合。但是，霸权国家具有比普通国家更多的资源，这使得霸权国家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犯错的成本。而普通国家在巨大的错误面前将毁于一旦，没有弥补的希望。

当然，霸权不仅仅是意味着收益，它也意味着成本。管理霸权体系需要霸权国投入相当的资源，这种资源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公共物品”，有时候也被霸权国家美化为“国际责任”。总之，全球霸权地位对于美国的国运至关重要。美国不会轻易地甘愿退出霸权地位，相反会比历史上的任何大国都更加积极致力于捍卫自身的霸权地位。正是因为如此，面对任何潜在的霸权威胁，美国都会动用各种资源和权力工具来对威胁者进行打压。在护持霸权、打压对手的过程中，美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4   中美战略竞争与美国的霸权护持

2017年底，美国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2018年初，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全面拉开了新一轮大国战略竞争的帷幕。中美战略竞争自此成为国际体系最具压倒性的特征，它对国际秩序的塑造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奥巴马时期开始，面对金融危机的打击和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展开了一系列霸权护持行动，这一行动经过特朗普政府，再到拜登政府时期已经达到高潮。拜登政府的霸权护持战略，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共识，具体主要体现在自强复兴和打压对手两个方面。

（一）霸权国针对崛起国发起的三场“经济战争”

在国际权力转移冲击霸权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主导性特征就是霸权国动用各种权力杠杆对崛起国实施全面打压，极力阻遏崛起国所可能对霸权国发起的各种挑战。战略性产业对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意义，是这一轮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美国针对中国的霸权护持运动主要集中在产业和科技领域，它集中体现为对内实行产业政策以加强产业复兴，对华发动三场“经济战争”，利用霸权国的市场权力、技术权力和金融权力剧烈打压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阻遏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升级。

首先，关税战。霸权国通常控制着巨大的买方市场，这个买方市场既包括自身的国内市场，也包括通过盟伴体系所能控制的海外市场。通过对来自崛起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并联合盟伴共同针对崛起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进而削弱崛起国制造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是霸权国在经济上打压崛起国的惯常手段。因此，关税战是美国对华竞争采取的初始手段，也是最简单粗暴的手段，其通过抬高中低端产品对美准入壁垒，推动中国制造的价格上涨，削弱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来降低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吸引力。不仅如此，美国还联合盟伴共同发起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挤压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最典型案例是美国通过外交动员，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联合削弱中国超级企业华为的产品在欧美的市场份额，甚至达到将华为产品全面驱逐出欧美市场的目的。美国发动关税战旨在推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市场脱钩。

其次，技术战。霸权国垄断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核心技术，其对崛起国获取技术的渠道加以管制，就能对崛起国企业的技术升级构成威胁。因此，技术战是美国对华经济打压的进阶手段，旨在钳制中国高端制造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推行。美国针对中国的技术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直接的技术出口管制对华进行技术打压，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BIS）将中国众多高科技企业纳入到实体清单，全面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的审查；二是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高筑壁垒，美国通过改革外资审查制度，全面加强了对中国赴美投资的审查。美国在这两个方面的行为，都是为了阻遏中国的技术可获得性，推动两国的技术脱钩。

再次，金融战。霸权国掌握着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权，能够削弱对崛起国企业的资本支持，以及限制崛起国企业的融资机会。金融战标志着美国对华竞争烈度再度升级。截至目前，美国虽然还没有发动全面的对华金融战，但美国试图通过两个方面的金融手段来削弱中国企业与美国资本的联系，从而在资金链上对中资企业进行打压：一是通过制度改革对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制造障碍；二是通过行政命令直接阻碍美国资本对中国相关企业的投资。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使得美国在资本端的对华打压将推动两国的金融脱钩。

总之，美国政府将关税战、技术战和金融战作为服务霸权护持战略的三大对外手段，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给中国施加巨大的产业离心力，迫使产业链和供应链从中国转移，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削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进而实现竞赢中国捍卫自身霸权的目标。这三场“经济战争”将加速全球产业地理格局的重组，其实质都是通过施加反向推力促使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脱钩，这与20多年前鼓励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接触战略截然相反。美国作为霸权国强推崛起国与世界市场脱钩，进而阻遏崛起国的经济崛起，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现象。在历史上通常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发展的自主性主动寻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脱钩，但是，中美战略竞争进程中，霸权国主动发起了脱钩行动，这给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三个空间

美国的霸权护持行动给中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中国自然会起而回应。根据美国霸权的三维分析框架，未来国际秩序的基本走向由中美战略竞争所塑造，而中美战略竞争将主要在外交、资本和技术三个空间展开，它直指美国霸权的根基。

第一，外交空间。外交空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竞争的朋友多寡，也即国际体系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的数量。无论是霸权国还是崛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活动都需要来自其他行为体的支持，没有任何一个霸权国能够完全抛开其他国家完全独行其是，这将会带来高昂的行为成本。中美之间的外交空间竞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国际制度外交的竞争。当今主要国际制度大都由美国领导创建也由美国所控制。美国的国际制度控制力体现在对规则的控制、对人事的控制及对决策的控制三个方面。在中美外交空间的竞争中，两国都会积极竞争对国际制度的主导权，从而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制度竞争的格局。二是拓展市场规模的经济外交竞争，市场规模的大小关系企业竞争力，在当前全球性贸易机制陷入长期瘫痪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都会竞相通过签署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来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拓展市场空间。三是捍卫资源供给安全的外交竞争。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石油外交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时代，石油的地位正在大幅下降，相反关涉清洁能源发展的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美国正在大力开展矿产资源外交，特别是通过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来竞赢清洁能源时代的资源争夺。这三个方面的外交竞争，都需要大量的友国的支持。

总体而言，美国的外交以其军事盟友为基础，具有很大程度的稳固性和封闭性。而中国的外交建立在议题合作的伙伴关系网络基础上，具有很大程度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未来中美外交空间的竞争，从根本上是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所主导的盟友体系的竞争。

第二，资本空间。长期的、旷日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需要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在当今的资本全球化时代，这种资本的获取不仅仅是对国内社会的财富汲取和集聚，更是对国际富余资本的充分利用。美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近年来政党斗争的极化会削弱美国的税收能力，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屡屡遭受的“财政悬崖”就是美国两党斗争导致美国财政体系缺乏稳定性的重要体现，而且财政问题还会直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资源投入。为了弥补财政之不足，美国政府只能高度依赖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这就是美国国债。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的金融霸权，全世界的资本都流向美国，从而给美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融资，但是关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风险的讨论却一直不绝于耳。

相比之下，中国由于具有强大的体制优势，中国政府有着非常高效和发达的税收体系，从国内社会汲取财富的能力相对比较强。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总体不太发达，尤其是缺乏国际金融中心，中国政府和企业缺乏在国际市场大规模募集海外资金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对于中美在资本空间的竞争至关重要。

中美在资本空间的竞争除了竞争资本募集能力，还在很大程度上竞争的是资本的高效利用。资本更多流向技术创新、经济生产和社会服务，意味着资本的使用更加高效；否则，容易带来“金融诅咒”。如何有效利用资本，不是浪费资本或者形成金融泡沫，这是中美资本空间竞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技术空间。美国霸权地位的物质性权力基础高度依赖美国在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实力。美国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保障了美国仍然具有相对活跃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些制度保障体现在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人才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多个方面。技术空间的竞争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创新的竞争，另一个是技术应用的竞争。而技术的应用则高度依赖一个比较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目前来看，美国国内的技术创新生态没有太大的影响，其整体仍然呈现比较活跃的状态，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引领技术创新的能力仍然非常强大。但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的衰落，美国在技术应用和技术产业化上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历史有迹可循，美国与苏联的技术创新差别，就是前者是有市场的技术创新，而后者是无市场的技术创新。尽管当时的苏联在一些重大的技术突破上取得了并不亚于美国的成就，但由于长期没有市场的支撑，苏联的技术创新高度依赖国家投入，效率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高，最终将苏联拖垮。当前，美国与苏联并不一样，但逻辑有相似之处。即美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状态，美国的技术创新缺乏足够的产业转化的动力支撑，缺乏足够的应用场景。因此，美国的技术创新可谓是“缺乏产业依托的创新”。这也是为何美国要推行以友岸外包和本土回流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战略。同时，为了弥补本土应用场景不足的缺点，美国正大力推动技术外交，通过国际技术合作来完善美国的创新环境、增强美国的创新动力。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有着强大的产业基础和完善的产业生态，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超级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不断谋求渐进式技术创新，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国活跃的产业集群给中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产业依托。另外，中国在基础科学、人才引进等多个方面都还存在各种不足。中美的技术竞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

 5   结语

霸权特别是全球性霸权的形成和演变是近两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现象。霸权的兴起和衰落从根本上塑造了国际秩序，理解了霸权的运行逻辑就等于找到了一把理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根本性“钥匙”，霸权研究因此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学术议程，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

没有任何一个霸权会永葆青春，美国霸权也不例外。本文建立了一个外交融资创新的三维分析框架，这个简约的框架可以评估美国霸权的六大基础及其治下的国际秩序的走向。从总体来看，由于中国在多个方面的强力崛起，同时美国自身出现一系列的国内困境，美国的全球霸权很难再呈现20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刻。美国霸权的根基也正在遭遇一系列裂缝的侵蚀，美国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控制力也出现一些下降趋势。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特殊历史条件所提供的机遇，新兴崛起国也暂时难以克服和超越美国霸权体系已经形成的秩序。在这个既有的霸权体系之下，特别是随着霸权国自身因为遭遇挑战者而产生“觉醒”意识，霸权国正在采取一系列霸权护持行动，新兴崛起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崛起困境和崛起压力。未来的国际秩序将长期陷入一种相对动荡和不安的时期。这对新兴崛起国的外交能力、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构成了严峻的考验。

*文章原载《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6期。

作者：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经济外交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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