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7月26日，越南为逝世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国葬。阮富仲自2011年开始一直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并一度兼任国家主席。阮富仲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越南未来政局会走向何方？越南“竹式外交”是否会面临新的变量，还能“左右逢源”吗？面对新的挑战，中越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华教授在越南考察时，正值越南国丧期，亲身感受当下越南社会氛围。在这篇学术随笔中，他分享了自己在河内的所见所闻，并就越南未来内政与外交走向做出解读。
作者通过一线观察发现，尽管管在国丧期，但河内的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阮富仲总书记的去世对民众的情绪有一定影响，但整体社会运行井然有序。越南群众对阮富仲的评价和怀念，反映了越南人民对他的尊敬和认可。阮富仲执政期间，越南经济发展成就显著，持续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在制度建设上，阮富仲继续推进革新政策，推出了“四驾马车”+1或者又称为“五核心”的制度。他发起了反腐“熔炉运动”，在越南进行常态化和持续化反腐，推行温和且覆盖面广的反腐措施。 在继任者安排方面，现任国家主席苏林已当选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这意味着苏林如今占据“四驾马车”中的两个职位，越南最高权力结构至少在未来的一年半内可能变为三驾马车+1或四核心状态。不出意外的话，下届最高权力核心将大概率出现苏林、范明政、梁强、陈青敏和潘文江等人主导的局面。在下一届最高权力结构中，出身于公安和军方部门的人员将超越十三大届中的比例，甚至不排除在政治局中占据绝对多数。 在外交方面，尽管美国和西方不断加大拉拢越南的力度，但越南是不可能倒向西方的。“竹式外交”已经成为了越南的共识。越南将继续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维持平衡。中越两国已就共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了共识，这标志中越关系升级到了一个全面的层次，高于越南和西方的任何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越两国在领土海洋权益上有分歧，但双方有能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在新的政治图景下，越南未来内政与外交走向值得期待，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参考。文｜赵卫华
编辑｜侯逸超 王俊豪
来源｜凤凰大参考
▲ 7月26日，河内，越南民众站在灵车车队途经道路旁手持阮富仲的照片为他送行。图源：越通社
2024年7月20日下午，我们在河内内排机场落地，按预定的安排来河内参加研讨会，同时考察北宁和北江工业园区。这次行程早在4月底就已经商定好了，按照既定的议程我们在越南停留的时间是7月20日-25日，不成想正好遇上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后的国丧期。其实，早在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当天，就有多家媒体来电采访或约稿，希望我谈一下阮富仲总书记的执政贡献和越南的未来走向。然而，当时忙于加班和处理出国的事情，实在是分身乏术。而且，当时越南国内的情况和反应如何并不清楚，考虑到即将到越南参加研讨会，决定还是到越南看过之后再动笔。在越南期间，除了参加研讨和考察外，还顺便拜访看望了几位越南的老朋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百闻不如一见，虽然从事越南问题研究多年，4月份刚来过河内，但此次越南之行的现场感受，还是与书中和以往经验中的有所不同。值此阮富仲总书记去世之际，谨以这篇学术随笔与大家分享此次越南之行的观察，也作为对阮富仲总书记的纪念。▲ 镜头下国丧期的河内街头，依旧秩序井然。图源：作者本人提供20日下午，在阮富仲总书记去世的第2天，我和几位中国投资者在内排机场落地，在机场和海关并没有发现与以往不同之处。鉴于当时各种传闻，说是国丧期间各个场所被要求关门，我们也比较担心最初预定的活动，例如研讨和考察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我而言，尤其担心国家政治出版社书店及其它几家经常去的书店在国丧期间是否会开门。每次来河内那几个书店都是我的必经打卡之地，如果真的关门，那此次河内之行的效果肯定将大打折扣。不过，过了海关后大家很快就打消了上述顾虑。从内排机场到我们入住的位于讲武路与陈辉燎路附近的河内酒店大概23公里左右，由高速公路相连。在驶往市区的途中要经过红河和红河大桥。红河在中国境内名为沅江，发源于中国大理，在中国云南河口与南溪河汇合流入越南老街境内，流经河内在海防流入北部湾。红河在河内段河面宽数百米，可以行驶大型货轮。红河大桥的另一边就是阮富仲总书记的家乡河内市东英县。1944年4月14日，阮富仲就出生在东英县东会乡。除了在苏联留学的岁月，阮富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度过。当天，从机场出来已经接近黄昏。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秩序井然，路上到处是骑着摩托车忙于生计的行人和驶过的车辆；街道两边的商店也照常营业，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市民绕着湖边散步，或坐在湖边树荫下喝茶聊天。入住宾馆时，服务员一如既往地面带笑容，对客人彬彬有礼，与以往没有任何区别。入住酒店后，我打开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收听越南的广播，各个频道虽然大多都在播放与阮富仲有关的各种报道，但是不少专门的都市频道还是在播放经济、金融、交通甚至歌曲或文艺节目。尽管有传言从7月19日起各个娱乐场所一律不能开门营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20日晚上学生阿黄听说我到了河内，专门到宾馆来探望我。因为酒店规定看望客人只能待半个小时，阿黄觉得时间太短，于是带我到另外一个学生阿峰在附近的办公室里喝茶聊天。阿峰研究生毕业后在河内经营管理一个非常有名的KTV，每晚到KTV唱歌都要预约排队，生意非常火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当晚大家聊天到很晚，不知不觉已经是21日凌晨1点半。当我从阿峰办公室离开时，依然还有不少年轻人在唱歌或者喝酒聊天，既有西方人也有越南本地人，阮富仲总书记的去世丝毫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21日上午，我们出席了一场由越南工商联合会副主席阮光荣出席的投资研讨会。在会上阮光荣和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经济问题与综合研究部主任阮英阳向中国投资者介绍了越南经济发展状况、越南对外资的政策、越南在大国地缘竞争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22日上午则参观考察了越南北宁工业园区及部分在园区内的中方企业。园区越方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热情接待了前来考察的中方投资人，耐心地介绍了越南的投资政策以及外国投资的现状。虽然场合不同，但21号的研讨会和22号的投资考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越方体制内的官员，还是园区的管理者与精英人士，均表现得非常务实，他们全程都在推介越南，谈越南的经济前景，丝毫没有谈任何议题之外的事宜。
考虑到此次中方投资者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越南，22号下午从北宁和北江工业园区回到河内后，组织方安排中方投资者参观巴亭广场和胡志明主席博物馆。平时的巴亭广场，原本人潮涌动，越南国内外的参观者众多。但此次广场内却人流稀少，大部分游客都是外国人，越南本国人更是寥寥可数，除了少数向外国游客售卖纪念品的老太太和几个打扮时髦的本地年轻女孩在广场周围景点拍照外，越南本国人基本只剩下了广场的执勤的公安、管理人员和守卫胡志明主席陵墓的卫兵。这是几天来第一次在越南感受到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带来的影响。在我们询问陪同我们的越南地接阿慧对阮富仲总书记的看法时，她说阮富仲总书记是一位受人民尊敬的好领导，他推动的反腐惩罚了贪官，受到了越南百姓的拥护。如今他去世了，虽然人们依然要正常的生活工作，却很难有心情到景点来参观。
▲ 巴亭广场人流稀少，阮富仲的逝世让越南人很难有心情到景点参观。图源：作者本人提供
从国丧期间的所见所闻来看，在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后，越南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普通民众依然在生活，依然在工作，整个社会依旧在井然有序正常运行，除了从电视、广播和报纸得知关于阮富仲总书记去世的消息外，走在河内的大街上人们几乎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甚至巴亭广场、国会大厦和主席府直到22日都没有降半旗（后来才得知只有25-26国葬两天才按规定降半旗）。
但是，当你问周围越南普通的群众如何评价阮富仲时，人们说的最多是他是一位好的领导人，或者他是一位清廉领导人。从这些普通人发自内心朴实无华的评价中我们也可一窥阮富仲在越南民众心中的地位，也反映了越南民众对他的认可。他鞠躬尽瘁，为越南工作到了最后的一刻，在他身后是一个社会平稳运行，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越南，我想这也是他最希望看到的。26日回国后，从视频里看到了出殡时河内群众为他送行的场景，这个情形也只有武元甲大将去世时曾在河内街头出现过。这些完全由越南群众自发的行为恰恰反映了越南人民对他的尊敬和认可。
阮富仲是当代越南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其执政时间长达13年，在时间上次于胡志明主席的24年（1945-1969）和黎笋的17年（1969-1986）。同时，他也是革新开放后执政时间最长的越南领导人，也是继胡志明和黎笋之后，为数不多在任上去世的越共最高领导人。他执政13年，为越南鞠躬尽瘁，工作到了最后一刻。他从农德孟手中接手了一个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越南，但是他并没有止步于做一个守成的领导人，而是带领越南继续向前，在经济建设、外交开拓、制度建设、防治腐败、文化理论和民族团结方面均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疫情冲击，但越南的经济增长率依然达到了8%以上这一革新开放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市场之一，在他离去时，越南在各方面均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首先，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在阮富仲执政的13年里，越南经济持续保持着5-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在其执政的最后5年当中，越南经济一度达到7-8%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上对外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2011年，阮富仲刚接手越南时，越南刚刚经历了农德孟治理下的黄金10年，越南虽然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日益稳定，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也刚刚跨过最低中等收入国家门槛，与上世纪90年代越南纵向相比，越南也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越南还显得非常落后。此时，越南的GDP总额是1159亿美元，人均GDP是1318美元，甚至一度低于邻国老挝的水平。2024年，在他离开时，越南的GDP总额是4300亿美元，人均GDP是4284美元，GDP的总量和人均水平均接近于13年前的4倍。如果说农德孟的功绩是领导越南实现了由乱到治，恢复了人民信心，初步提高了越南国际地位，开启了越南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话，那么阮富仲无疑是领导越南由温饱阶段发展到小康阶段，带领越南由工业化向信息化发展和转型的标志性领导人。在2010年左右，虽然越南的现代化已经开始起步，但从各项指标来看都远远落后于邻国。例如，当时出租车要通过在路边拦车或给司机打电话的方式来拦车，这不仅对于前往越南出差的外国人很不方便，对本国人也并不便利。各种日常的商品交易都是在实体店进行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电子商务的痕迹，更没有售后。2019年，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决定搭乘第四次工业革命快车，实现国家的数字化。越共十三大上，越共又提出了越南版“两个100年”目标，提出在2030年建党100周年时将越南建设成一个初步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到2045年独立100周年时将越南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信息化工业强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越南成为发达国家。在十三大决议的指导下，越南政府于2021年提出了《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提出国家全面向数字化转型。在短短的数年里，越南社会面貌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大大提高，其信息化程度从无到有，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人们在河内可以足不出户直接用Grab打车、叫外卖、网上购物和发送快递，数字化和信息化带来的便利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很快覆盖到了城市和其周围村镇的每一个角落。目前，越南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规模在总体上已经居于东盟第二位，在人均发展程度方面则居于第四位，预计人均发展程度方面将于2030年处于仅次于新加坡的水平。其次，在外交上阮富仲继续坚持广交友，少数敌，一切服务于越南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政策；继续奉行在各个大国间维持平衡，特别是在中美两大国之间维持平衡的外交战略，使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均达到了自1945年独立以来的最佳状态。在其第2任期时，阮富仲强调越南的外交要发扬越南民族竹子一样的品格和民族精神，要坚持刚柔并济，灵活坚韧的竹子精神，维护越南的国家利益。他特别强调指出：竹子即使被弯折180度，当外部压力消失的时候，它仍然会挺拔如初。他借此强调越南从来不会轻易放弃本国的目标追求，在某些时候，越南在外交上可能会暂时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从来不会放弃长远的目标追求。 在这种竹子精神的指导下，阮富仲一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他强调越南当前面临着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越南当前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利用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发展自己。他特别强调维护国家和平发展环境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强调要在维护国家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提下维护国家的主权。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越南在其执政期间继续巩固与深化了与俄罗斯和印度等传统友好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越美关系和越日关系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在其执政期间，中越两国得以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础上，就共同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了共识，使得中越关系成为越南与各个大国关系中一个独特的存在。第三，在制度建设上，阮富仲继续坚持了农德孟时期的革新政策，他在农德孟时期强化的“四驾马车”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了“四驾马车”+1或者又称为“五核心”的制度，同时又在农德孟推出的国会差额普选、国会自荐候选人制度和国会质询制度以外进一步扩大了国会差额的比例，推出了国会信任投票制度，推动着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一步深入和完善。越南最高层的权力架构，在越南南北统一后，虽然也是由党的总书记、国家元首、政府和国会组成，但一直到革新开放初期，国会领导人的地位与另外三位领导人的分量并不相同，直到农德孟担任国会主席后，四个机构的领导人才实现了全部由越共政治局常委担任（越共政治局常委已于十大后取消，现在只有政治局委员），在农德孟执政以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权力架构才逐渐被外界所熟知。越共十一大后，阮富仲出任总书记，其最高权力核心除了以往被称为“四驾马车”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四人外，还增加了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从而使得“四驾马车”体制发展为“四驾马车+1”或称“五核心”机制，在上述五人当中，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地位虽然尚不及“四驾马车”，但其在越南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在日益增加。从阮富仲首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开始，先后担任越共中央书记常务书记一职的人包括丁世兄、陈国旺、武文赏、张氏梅和梁强。其中丁世兄、陈国旺和武文赏一度都是呼声很高的总书记接班候选人。虽然3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最终都没有成为总书记的最终人选，但中央处常务书记在越南最高权力架构的地位却日益提升。阮富仲的另一项创举，是改革了越南国会监督制度，在国会质询制度的基础上推出信任投票制度，即用投信任票的方式来对国家主席、副主席、国会主席、副主席、政府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在内的要的官员进行评价。信任投票在国会质询之后进行，每年进行一次，国会代表的投票分高信任、信任、低信任三种，如果低信任票超过50%，相关官员将被视为得不到国会代表和人民的信任，就必须提前辞职，不必等到任期期满。到目前为止，虽然尚没有主要官员被国会代表通过投票方式结束任期，但在事实上已经有包括范平明、阮春福、武德儋、武文赏和王廷惠等主要领导人通过主动辞职方式引咎辞职。该制度实际上对在职官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对于改善吏治，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坚决持续反腐。在革新开放最初的10年里，由于缺少经验，并且受到苏东剧变的影响，越南在90年代政治经济危机接踵发生，通货膨胀率连续数年一直持续在1000%以上，越南盾就是这种情形急剧贬值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混乱和腐败也达到了极为严重地步，以至不少越南学者将这一阶段称为“保卫社会主义的10年”。直到农德孟执政后，经过一系列制度革新和反腐并举的措施才重新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善了越共在人民心中形象。阮富仲执政后，在农德孟反腐基础上继续推行持续不断的反腐措施，特别是在其第二任期以来，阮富仲发起了“熔炉运动”，提出反腐没有禁区，没有例外。阮富仲的反腐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反腐的常态化和持续化，反腐不是一阵风吹过，而是持续不断的常态化举措，为此不仅在党内设立反腐机构，而且还在公安部内设立了反腐调查局（C03）。其二反腐和防变相结合，阮富仲的“熔炉运动”不仅仅是单纯的反腐，而是将反腐和防范“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党的前途和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待腐败问题。其三是阮富仲反腐以“温和反腐”著称，反腐从覆盖面上来说力图做到最大化，不留死角；但从处罚力度来说则显得较为温和，根据腐败程度的不同，给予纪律处分（包括谴责、警告、免去党内职务和开除党籍）、引咎辞职或开除公职、付诸司法等各种措施。在其十余年的持续反腐过程中，虽然有位数不少官员因为腐败获刑锒铛入狱，但总体而言，获得刑事处分官员数量在总体比例上而言并不算多，而且获刑的官员刑期大多不会太长，且级别一般都在省部级以下。例如，最近十年来，在政治局委员层级，只有前胡志明市委书记丁罗升获刑，前胡志明市委书记黎青海被免职，其他政治局委员级别官员稍微严重点基本都是引咎辞职，而轻微一点基本都是给予批评或谴责。这些人尽管引咎辞职或受到批评处分，但依旧被视为党内同志，享有前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前者如范平明、阮春福、武文赏和王廷惠等人，后者如前政治局委员黄忠海、阮文平等人。与政治局委员级别相比，省部级及其以下官员因腐败获刑的官员数量明显增多，例如前越南油气公司总裁阮春成、前河内市人民委员会主席阮德钟、前科技部部长张明俊、前卫生部部长阮青龙和前科技部部长、前河内市委书记朱玉英。这些人尽管获刑，但基本都是有期徒刑。这种做法看上去对腐败者较为宽松，但避免了因刑罚过重造成的腐败者殊死对抗，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反腐的阻力，长远来看有利于减轻和解决腐败问题。最后，文化和理论等方面的贡献。阮富仲从《共产主义》杂志起步，长期耕耘于越共宣教系统，是越南党内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非常重视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早在其在担任越共总书记之前，在其任职国会主席时，就已有相当多的理论论述。而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杂志和宣教系统工作期间，他更是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越共的党建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的理论成果，除了国内所熟知的《发展和建构具有浓郁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竹子外交》外，阮富仲还大量关于党建、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论述，例如《坚决、坚持推进反腐败反消极斗争，为建设日益廉洁和强大的我党和国家做出努力》、《建设和发展具有越南民族特色具有吸引力的越南先进民族文化》、《关于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阮富仲特别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民族团结，早在其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之初，他就非常重视民族文化建设，2012年，在越共十一大之后不久，越南提出要建设具有浓郁越南民族文化特色越南式社会主义，标志越南在经历了10多年快速经济发展之后民族自信心极大增强，这也是与阮富仲重视文化和理论建设分不开的。另外，阮富仲还一直非常重视民族团结问题，主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各个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越南，同时，在打击极少数对越南进行颠覆渗透的死硬反共反越原南越流亡分子的同时，他也非常重视与南越政权流亡人士和解问题，以便集合一切力量建设和发展越南经济。经过近40年革新开放，具有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取得一系列积极成就。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后，越南社会秩序稳定，运行井然有序，人民生活安定恰恰显示了越南制度建设的巨大成就。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后，由国家主席苏林大将代理其职务，但是考虑到此时距离越共十四大尚有1年半之久，距离下届国会选举和下一届政府组成还有2年左右的时间。从2017年陈大光去世留下国家主席空缺，阮春福和武文赏辞职留下主席空缺的处理情形看，在处理完阮富仲总书记后事后，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选举出接替阮富仲总书记的继任者势在必行。由于反腐的持续深入推进，在越共十三大后当选的越共十三届政治局委员截至2024年已经累计有范平明、阮春福、陈俊英、武文赏、王廷惠、张氏梅和丁进勇7人辞职，加上7月底去世的阮富仲总书记，2021年1月当选政治局委员近45%的人员已经退场，尽管不久前又补选了阮忠义、杜文战、黎明兴和裴氏明怀为新的政治局委员，但总体而言，按照越共相关条列的规定，具有继任总书记资格的人选目前只有国家主席苏林和政府总理范明政。考虑到上一届陈大光去世后阮富仲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的先例，以及目前苏林大将代理越共中央事务的现状，在即将到来的下次越共中央全会对于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补选中，国家主席苏林大将由代理正式转正的概率无疑是最大的。届时，越南高层权力结构的四驾马车结构将大概率变为三驾马车。如果再考虑到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角色的话，越南最高权力结构至少在未来的一年半内可能变为三驾马车+1或四核心状态。同时，考虑到目前越共中央政治局只剩下了14名成员，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不排除再次补选新的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是否补选则有赖于高层是否能相关议题达成一致，如果再次补选的话，那么现任越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阮唯玉上将和现任公安部长部长梁三光上将无疑将是热门人选，同时考虑到平衡问题，在补选时可能还会有军方代表和其他非安全（公安和国防等部门）地方代表获得补选可能。相比于即将召开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讨论越共十四大人事安排可能为时尚早，不过如果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如果同时涉及进一步的政治局委员补选问题的话，何人可以获得补选资格则有助于外界对于十四届越共中央总书记和最高权力结构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尽管目前预测十四大后越南最高权力结构中的具体人选还为时尚早，但有三点应该是大概率的情形：其一，越南最高权力结构将在阮富仲总书记去世后由“四驾马车”暂时转变为“三驾马车”，十四大后又将大概率地恢复为“四驾马车”。其二，如果高层人员从目前到十四大不再出现意外的话（例如辞职），那么下届最高权力核心将大概率出现苏林、范明政、梁强、陈青敏和潘文江等人主导的局面，在平稳过渡的情况下，潘文江虽然不大可能成为“四驾马车”+1中的一员，但将大概率继续留在政治局和国防部，并在十四届政治局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角色将大概率由一位补选产生或者在十四大当选的65后或70后中产生。其三，在下一届最高权力结构中，出身于公安和军方部门的人员将超越十三大届中的比例，甚至不排除在政治局中占据绝对多数。虽然部分西方学者或评论者对出身公安系统和军方系统人员进入越南最高权力系统现象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喜欢态度，但是就如一位越南朋友所言现在不是某些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现实趋势将怎么发展的问题。前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革新开放之初对越南在冷战末期向苏联一边倒政策进行了明确的反思，明确提出减敌增友，愿意和所有国家都成为朋友。从革新开放到现在，越南对外政策一直建立该政策基础上，并在此后外交实践中发展成了大国平衡外交，通在中美俄日等大国之间维持外交上的平衡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越南的国家利益。随着中国的崛起和越南国际地位提高，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利用越南制衡中国，为此美日等国从2009年左右开始加大了拉拢越南的力度，企图使越南成为对抗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企图，越南当然非常清楚。但越南并不甘心成为大国进行地缘对抗的工具，而是尽一切努力推进越南利益的最大化。为此，除了继续在各大国之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之外，越南更是特别强调要在中美之间维持不偏不倚外交，在两国之间维持平衡，通过与两国同时保持友好来维护越南的国家利益。
越南的外交政策与战略出发点和归宿均是服务于越南的国家利益，阮富仲总书记在2022年在外交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在外交领域要发扬越南民族的竹子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友好、合作、发展、多样化、多边化的对外路线，坚决维护越南的国家利益。阮富仲强调竹子即使被弯折180度，当外部压力消失的时候，它仍然会挺拔如初。他强调越南的外交要刚柔并济，灵活坚韧，但不走极端。
虽然阮富仲总书记已经去世，但上述政策并非其个人主张，而是越南的共识。因此，尽管美国和西方不断加大拉拢越南的力度，但是，越南从本国根本利益出发，是绝对不可能导向西方的。因此，那些对越南是否会完全倒向美国和西方的担忧大可不必。而那些企图使越南完全倒向美国和西方的努力则无异于异想天开，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实际上，自1945年独立以来，经历70余年风风雨雨，越南的外交已经日益成熟。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和西方曾不断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越南谴责俄罗斯，但越南不为所动，坚持在俄乌之间采取中立政策。而与此同时，包括越南前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将军在内部分政治家和学者也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讨论，他们回忆和反思本国历史，明确得出了越南的外交不能再走以往一边倒的老路，要以历史和当前乌克兰遭遇为借鉴，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与所有国家同时发展友好关系，而不是联合一国反对另外一国。
目前，越南与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和欧盟等主要国家均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在2023年越美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后，中越两国于2023年底发表联合声明就两国共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了共识，标志中越关系升级到了一个全面的层次。尽管西方不时拿中越两种语境中共同体名称做文章，极力贬低中越两国战略共识的意义，但即使西方也不能否认中越两国将要建立的共同体无论叫什么名称，在形式和实质也高于任何美国和西方建立的各种战略伙伴关系。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同，政治制度相同，都在致力于推进本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两国不仅就彼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理论问题进行着常态化的交流。而且，两国经贸联系的密切程度也是任何其它国家也难以比拟的。中国自2004年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以来，20年一直保持这一地位。而越南也是中国在东盟内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范围内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中越两国在地缘、文化、制度和经贸上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两国相互依赖，密不可分，这也是中越命运共同体坚实的现实基础。以2022年中越经贸关系为例，两国贸易额按中国统计达2349亿美元，占越南对外贸易总值的32%，按照越南的统计口径约达1755.69亿美元，约占越南对外贸易总额的24%。从中国口径统计，越南自中国进口约1772亿美元商品，占其进口额3622亿美元的约49%，从越南统计口径，越南自中国进口1178.69亿美元，约占越南进口额的32.5%。而越南向中国出口577亿美元，约占其出口总额的15.6%，仅次于美国长期保持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其中在农产品、水产品和热带水果蔬菜方面中国则是越南商品的最大购买者，吸纳了越南相关商品的约三分之一份额。上述事实决定了双方只有友好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中越在领土海洋权益上当然也有分歧，这是毋庸讳言的。但这种分歧与中越长期友好合作大局而言则是局部分歧。中越之所以能就共同建设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均认为相比于中越两国全局、长远的战略利益而言，两国暂时尚未解决的局部分歧不应影响两国友好合作的大局。作为山水相连的兄弟之邦，相信两国人民有着充分的智慧来解决彼此的分歧，最终找到共同接受的方案。中越关于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分歧，曾经包括陆地边界分歧、北部湾划界分歧和海上问题。目前，陆地边界分歧和北部湾划界分歧已经圆满解决，唯一悬而未解的分歧只剩下了海上问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陆地边界分歧基本上通过和平谈判两国平分了争议地区，而在北部湾的分歧解决方案上则更多地照顾到了越南的利益。上述事实说明两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找到解决分歧办法，同时也说明中国在解决分歧时从来不缺乏善意。相信在中越两国解决分歧的过程中越方也充分感受到了中方的诚意和善意。在陆地边界分歧和北部湾划界分歧解决后，两国之间的分歧相比以前大为缩小，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海上分歧远比前两个分歧复杂，要做到完全的解决依然需要假以时日，双方对此应该对此具有战略耐心，不要因为局部的分歧影响两国友好大局的发展。当前，中越两国关系处于1991年以来最好的状态，两国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然而，当今部分国家秉持冷战思维，不断挑起地缘对抗，甚至企图诱拉其它国家作为其地缘工具围剿遏制中国。即使如此，这些国家也难以改变中越友好的大趋势，但中越双方对于域外势力的企图要有清醒的认识，双方需要相向而行，多展示大智慧，多释放善意，双方要着眼长远，从战略高度看待两国关系，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迷惑，不给域外势力挑唆所动，继续推进中越友好的进一步发展。
*文章转自凤凰网国际智库。
作者：赵卫华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中越关系与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召集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海问题、越南政治外交、中越关系、中国周边战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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