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阳明：一个字引发的争论

宋明儒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高峰，其中尤以朱熹与王阳明为代表；朱熹代表着理学一派，王阳明代表着心学一系。两派最大的争论点是理在心外还是在心上，理学一派认为理在心外，即性即理；心学一派则认为心外无物，坚持心即理。

王阳明早年信仰朱熹，追求成圣，他依照朱熹学说，认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与朋友相约格竹子之理，他那朋友“早夜去格竹子的道理”，想了三天，没格出竹子之理，反倒病了，王阳明自己 “早夜不得其理”，到七天，也病了，于是认为“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直到王阳明龙场悟道，才断言：“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王阳明由此转向了心学，继承并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否认心外有理，“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王阳明认为朱熹的错误之处就是将心与理分别为二。

宋明儒学的根本是对天理的体认，理学与心学在根上意见就不同，对“理”持有不同看法，因此，两系学说在许多方面均有争论。可以说，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分歧与争论体现在宋明儒学的每一个概念上。例如朱子学与阳明学围绕着《大学》文本就产生了许多争论。

在宋以前，《大学》只是《礼记》中普通的一篇，自二程开始表彰《大学》，到朱熹为其作传，《大学》一跃而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因此，不管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对《大学》文本都十分看重，朱熹青年时读《大学》，“每早起须诵十遍”，至临终前数日，仍在斟酌《大学》之文义。而王阳明思想之形成与《大学》有极深的关系。龙场悟道与他对《大学》的独特体会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王阳明年谱》有明确记载。王阳明弟子记载：“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 使知从入之路。”

朱熹与王阳明虽同看重大学，但二人及其后学，对格物、致知、诚意等的解读均有分歧，这些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本文所讲乃二家关于《大学》文本的另一个争论，即关于《大学》首章之“新民”与“亲民”之辨析。

朱子从程子将《大学》之“亲民”易为“新民”，“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三纲就成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认为，在自己明明德以后推己及人，使他人亦明明德，此即新民。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三纲八条目为经，后面的传是对经文的解释。朱熹认为，《大学》之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作新民”，以及《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等传文皆是对“在新民”的解释。

王阳明当然不同意这种解法，并且十分不满，他认为《大学》止一篇，并无经传之分，而且不应当将“亲”改作“新”。在朱熹那里，明明德与新民是两事，有先后顺序，即先明明德，再新民。这应了朱熹的天理观，即先有个理，后有个行。而王阳明一直坚持心外无理，因此知与行并无个先后之分，知行是合一的，因而认为明明德与亲民实是一回事，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以明其明德。

这一字之争包含了很多东西，是两个思想体系之间交锋的一个缩影。这一争论也并未随着王阳明的逝去而消失，在其后学那里仍然延续了下去。小编在这里将此问题捡出来，供读者思考，欲了解更多内容，参见陈立胜：《宋明儒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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