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中亚史》：一部“通中亚古今之变”之大作

冷门文史哲

神秘的中亚

中亚地处东西方文明的连结地带，同时又是各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

古代中亚的边界是不稳定的，它随时代而变化，随中亚部族与周边文明国家之间势力的消长而变化。一般来说，学术界对中亚有广义、狭义之界定：广义中亚指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北至阿尔泰山；狭义中亚仅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地区。而本书的研究对象（书籍信息在最后），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所在地区，有时候也涉及与它们有关的地区。

一

关于中亚的历史地位，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指出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中亚地区在文明的接触中，既充当着“交通中心广场”的角色，又是孕育高级宗教的诞生地。

诚然。

这里是东西方文明强烈碰撞之地：东西方两大帝国，伊斯兰文明与佛教文明，印欧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在这里碰撞、融合。

这里的绿洲文明处于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夹缝之中。中亚绿洲的历史命运，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或是控制中亚的绿洲及部落，以建立对抗草原游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对绿洲进行防御性占领，以免游牧民族利用它们作为根据地。

这里的历史是由外部力量塑造的：外部力量多次塑造中亚，希腊、波斯、中国、阿拉伯、突厥、蒙古等王朝或汗国的统治者都管辖过这里。它的整个历史被强大外力所控制、掌握和引导。

这里是多“极”的平衡点：中亚处于西欧、俄罗斯、中国三“极”的中心，在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具有平衡意义。

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经历过独特的突厥化、伊斯兰化，从而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7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中亚三个突厥王朝将伊斯兰教向东推进到今中国新疆，向南推进到阿富汗中部和印度河流域，向西推进到小亚细亚。到13世纪初，伊斯兰教已经深入到中亚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大多数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中亚大部分地区完成了伊斯兰化。与此同时，6世纪中叶，阿尔泰山南部的突厥人在中亚建立统治；7世纪中叶，西突厥汗国灭亡，突厥人失去统治地位；10世纪中叶始，喀喇汗、伽色尼和塞尔柱王朝陆续建立，突厥人再次登上中亚政治舞台。突厥王朝的统治对中亚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完成了突厥化。

……

因此，作为区域史的中亚史，又有着极为重要的世界史意义。然而，由于中亚本土缺乏系统的史学传统，相关史料仅零星见于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因此囿于史料匮乏、语言繁杂、史实模糊，以及现有文献资料相互抵牾等困难，中亚史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而若要从众多繁杂、抵牾的史料中勾勒出通史图景，则更是难上加难。

二

在这种背景下，本书作者历时十年，克服万难，试图理清中亚古今繁杂脉络，整体写就中亚大历史。

本书主编、作者蓝琪，1983年师从项英杰先生研究中亚史，1986年获武汉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2015年退休。主要从事中亚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蓝琪教授之《中亚史》，可谓是三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正如齐世荣先生在《中亚史》总序中所言：“我对中亚的历史素无研究，是没有资格写序的，但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之所以承命不辞而有“越位”之举者，是被作者刻苦治学的精神深深感动。在贵州研究中亚史，条件是很不利的。获得资料很难，对外交流的机会也少，等等。但作者们以极大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十余年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丰硕成果。”

本书共六卷，论述内容起于中亚旧石器时代，讫于1991年苏联解体。其中第一卷论述中亚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主要内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早期国家的兴起；第二卷论述封建社会兴起的历史，主要内容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王朝历史；第三卷和第四卷论述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要内容分别是突厥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历史；第五卷论述封建社会衰亡的历史，主要内容是哈萨克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的历史；第六卷论述中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和中亚人民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史，以及苏联时期的中亚历史。

本书涵盖苏联解体以前，中亚存在过的所有王朝。一般按国人撰史习惯，可冠以“中亚通史”一名。但作者认为，“往来不穷谓之通”，“不穷”指时间的无限，而贯通一切时间的通史是不可能存在的；真正的通史还必须具备通史精神，“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中国的中亚史学刚起步，欲达到上述境界，尚有待努力。故名之《中亚史》。

然而，本书虽不冠以“通史”，“通”字却贯穿全书。

本书体例按通史要求均衡安排，克服了以往同类著作中史料多的地方多写，史料少的地方少写或不写的状况。结构上，“以编定性，以章定范围，以节定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渐进性的量变外，还存在着突起性的质变；本书根据中亚历史发展轨迹上出现的一些质变点划分时段，并以编的形式做出界定；中亚地区在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在政治上却一直是分裂的，本书将诸政权统治地区归纳在章的形式下；在各章以下，以节的形式阐述了具体的历史内容。

本书各卷有分述和总述，在对地区政权进行分述的同时，对当时中亚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以及宗教和文化情况做了总体论述。在分述和总述中，作者力求系统、全面、准确。所谓系统，就是着眼于中亚政权在此时段内的变革过程；所谓全面，就是研究领域尽可能包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对外关系；所谓准确，就是客观、求实，向读者展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分述和总述的基础上，作者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反思，希望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即通史精神。

三

此外，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了一些推进性的尝试。如中亚经济和文化的南北差异一目了然，本书在考察中亚原始生产力的发展时，明确了这一差异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呈现出定居文化和畜牧聚落文化的南北特征。又如，众所周知，中亚是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通道与融合地，本书指出，如果中亚的背后没有一个强盛的汉唐中国，中亚地区就不可能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

对早期中亚的历史进程，本书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如在第一卷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中，作者提出中亚地区在铁器时代经历了东方游牧民族迁徙和西方文明（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两大冲击，正是在这些外力的冲击下，中亚古代政权（国家）加速形成；又如本书对16—19 世纪中叶的中亚国家（或王朝）的性质做了界定，认为16—19 世纪上半叶的中亚社会仍然处于前近代时期的封建时代。16 世纪以后，远离工业文明发源地的中亚没有出现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本质变化，中亚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结构仍然是封建性质的。

本书还做了一些十分必要但暂无相关研究的课题。如把中亚原始文化与周边文化相联系比较，并且指出，中亚原始文化发展的进程与世界较先进的西亚地区基本上是一致的。又如探索中亚原始文化的起源时认为，在充分的论据和分析后，作者推断，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一样，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中亚原始文化可能是尼格罗—澳大利亚种（黑种人）的达罗毗荼人创造的；从铜石并用时代起，中亚原始文化的创造者是欧罗巴人中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一支人群，即雅利安人。

本书与以往著作的不同之处，各卷的序言中都有说明。在立论方面，中亚历史的很多事件和人物都存在着观点上的歧异，在对尽可能多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之后，作者采取了自认为较客观的一种。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是集体成果，但各卷的框架设计、资料的采用安排、文字的取舍统一，以及最终定稿都系由主编一人完成，因此，全书风格一致，语言统一。

总之，这是一套值得一读的中亚通史类著作。

打开手机淘宝，扫一扫

即可一键购齐全套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