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

修辞立其诚，这句话在汉语界影响很大。凡是能够提笔作文者，应该没有几个人没听过这句话的。一般的、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就是要求人们诚心诚意地作文、说话，心中所是，即口中所说、笔下所写。实话实说，当然是个好习惯、好品格。但是，转眼一想，如果只是诚实地讲实话，想什么就说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还要“修辞”二字干什么？

当然，人熟了，说话直接了当，没问题。如果沟通在一个陌生的、非面对面的环境中（比如阅读的方式）进行，沟通方式只停留在实话实说的层面，大概率说出的话、写出的文字，别人不易理解、听不明白、看不进去、接受不了...为了达成沟通效果，让别人听得进去、能看懂、搞明白、进而同情、认可、接受你所要表达的东西，必须要有修辞。所谓修辞，就是修饰言论，目的是方便他人理解、明白、同情、认可、接受你所要表达的东西。

设想一下，一个完整的沟通过程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你要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是你用什么样的言辞讲出来；然后是信息接收者听到、看到你的言辞，所能理会的意思。信息接收者只能根据他听到、看到的言辞，来判断你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有当他根据他听到、看到的言辞所领会的意思，与你要表达的意思一致时，沟通才能算是成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只有你的言辞，才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准确地讲，只有恰当的言辞，才是成功连接彼此的桥梁。而恰当的言辞，应当就是修辞所要达到的目标。

但是，这里面似乎没有“诚”什么事啊。为什么古人要强调“修辞立其诚”呢？

有人讲“修辞立其诚”是指古人在祭祀时，面对上神心要诚、言语要诚。这是浅薄之辞。如果真了解，所谓的神，不过是人世间意识在人内心的投射而已。如果相信，自然就是诚的。如果不信，自然就没有诚。所以，人内心对神明的诚与不诚，与言辞无关；修辞立其诚，与神明也无关。

修辞立其诚，来自《周易·乾卦·文言》。原话是这样说的“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句话直观的理解，孔子的意思，大概是君子要进德修业，进德依靠忠信，居业（经营事业）依靠修辞立其诚。大概进德是自己的事儿，孔子讲为人要注意守忠守信；而居业主要是与别人打交道，孔子讲与别人打交道要注意修辞立其诚。什么是修辞立其诚呢？顺着上面所讲，大意应当是与别人打交道时，要让别人理解你的意思，感受到你的诚意，如何做到？修辞。

以上是个人的浅见。

对这句话的解释，当属孔颖达《周易正义》中的解释最有影响。孔颖达所言大意是，德谓德行，业谓功业，进德修业，即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所谓忠信所以进德者，指进德这事，推忠于人，以信待物，人则亲而尊之，其德日进，是进德也。所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孔颖达将“修辞”与“立其诚”并列相待，一体两面，共同服从服务于“修业”。

也有其他的意见。有人将“立诚”理解为“修辞”的目的，如朱熹记载程颢的话“程子曰，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有人将“诚”理解为修辞的出发点，“立诚”与“修辞”是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汉语大词典》讲“修辞立诚，谓撰文要表现作者的真实意图，不可作虚饰浮文。”还有人讲，“修辞”是手段和路径，“立诚”是目的和归宿。甚至有人说，“修辞”和“立诚”为平等的两件事，各有其宗旨。

修辞立其诚，这么重要的一句话，细究起来，竟是一笔糊涂账。

由于作文是谋生的手段，对“修辞立其诚”这句老祖宗的教诲，不敢轻易放下。可以说，大脑中存储着这个问题，已经有若干年了。近两天闲着翻看《毓老师讲易经①乾坤卦》，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勾起了往事回忆。书中讲，修辞立其诚，就是“顺着人性来表达。”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粗看吓一跳，细想很有道理。所谓诚，顺着先儒的逻辑，可以理解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都不愿做，为何要强迫、诱导他人去做呢？自己不相信的事情，讲给别人，别人肯定也不会真的相信。世界上成功的作家，那些大文豪，没有一个不是不能洞悉人性的。

但是，人性也是难以把握的东西。洞悉人性，毕竟是少之又少的人，可以把握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能够从修辞立其诚，获得什么教益呢？

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

《周易·乾卦·文言》讲，子曰，修辞立其诚。

既然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我们就从孔子那里，寻找解开问题的钥匙。

像孔子这样立志改变世界的伟人，他所凭借的工具和手段，就是言辞。孔子“述而不作”，但他说过的话，别人记录下来，广为流传数千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孔子应当是看到了言辞的巨大威力，认为言辞既能表情明志又能成就事业，所以提醒人们要重视言辞。在《论语》中，“言”字出现130次，绝对是一个高频字，说明孔子对言辞的重视。

当然，言辞有好的作用，现实中言辞也会有坏的作用。“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孔子当然明了这些，《周易·系辞上》“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可不慎乎！”在孔子看来，言辞关乎得失成败，所以要慎重对待。

孔子要求君子“慎于言。”（《论语·学而》）所谓慎于言，就是讲话写文章要谨慎，不可随意为之。如何谨慎呢？《论语·子张》讲“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中还有诸如“非礼勿言”、“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言必信”、“言思忠”，不可“言不及义”、“巧言乱德”等。

对不同的听众，孔子也给出了言辞的策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对不同的讲话场景，孔子也给出了讲话的原则：“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论语·宪问》）孔子甚至详细地讲明了，快人快语会犯的错误，如“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孔子主张知人善说，如“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在孔子那里，言辞的时间、地点、场景、对象，都有严格的限定。所谓恰当的言辞，就是指符合这些时间、地点、场合、对象要求的言辞。孔子自己也是一个知人善说的切实的实践者。如《论语·乡党》讲，“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等。

如何修辞？《论语》中就有完整的答案。讲话写文章以时间、地点、场景、对象为限定条件，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景而宜、因人而宜，知人善说。脱离了这些条件，所谓大言大语、美言美语、花言巧语，不过是“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然而，修辞立其诚，“诚”在哪里？

言辞如果时刻牢记时间、地点、场景、对象等约束条件，没有“诚”，如何做得到？做到了，又如何不能给人留下“诚”的印象？

修辞当然是指运用辞藻的能力。但是，如果脱离了“知人善说”标准，脱离了时间、地点、场景、对象等条件，再娴熟的辞藻能力，也无法收到期望的沟通效果。而这些标准和条件，应当就是“修辞立其诚”的“诚”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