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这句话在汉语界影响很大。凡是能够提笔作文者，应该没有几个人没听过这句话的。一般的、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就是要求人们诚心诚意地作文、说话，心中所是，即口中所说、笔下所写。实话实说，当然是个好习惯、好品格。但是，转眼一想，如果只是诚实地讲实话，想什么就说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还要“修辞”二字干什么？

自古以来，除非乱世，都是文官为主，文官指挥武官。历朝历代，位极人臣者大多是文官。文官中，殚精竭虑为国谋事者不在少数，乱臣贼子似乎更多。总之是文人垄断了历代中国的政治市场。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遥遥领先欧洲，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十分发达。中国这么大，不论谁来统治，包括外族来统治，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来治理。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就是文官。

天命，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知天命之前，人只是活着。知天命之后，人始能知晓，活着的意义。不知天命的一边，是混沌一片。知晓天命的一边，是清明世界。照亮人生前路的灯，就是孔子点亮的啊。

尊重市场就是实事求是。市场的管理者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能够作为的，只有因势利导。否则，任何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都会被市场以这样那样你看得到或看不到的方式，找补回来，且无一例外。

据说曹丕惊于甄氏美貌，不顾一切将甄氏抢占。他这个鲁莽的行为，可能犯了大忌。因为众所周知，他老爹曹操十分好这一口。当时战场俘获，奇珍异宝（当然包括美色）奉于上，也是不成文的规矩。

有人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的，凡是存在的，均有其存在的理由，存在的逻辑。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肯定也有他的理由。但是，作为人类来讲，我们愿意看到这样的经验事实，反复上演吗？

如何不致于人？一是隐藏意图。使敌人视不见形，闻不听声。二是敌人怎么不痛快，就怎么来。尽可能向其预期的反方向牵制，不让敌人意图得逞。三是如果无法取得战场主动，就要及时脱身，三十六计走为上。

战斗中，不要总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当你试图用某种手段对付敌人时，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再做一次也同样不会有效。如果第一次成功了，再做一次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要不断变换思路和方法，这样才会出人意料。

先为不可胜之形，以待敌之可胜之机。从不可胜之形到先胜之机（在计的意义上有很大胜算），关键是大将，能否察觉敌方必败之机。判断要准确，时机不能错过。一旦有机可乘，就迅速部署先胜之形，果断出击。《尉缭子

知己，有时也挺难的。一是靠制度规范，要建立规矩、守规矩，二是靠亲历亲为，三是靠交流沟通，四是靠亲随耳目，五是靠练士选锋。战争的目的要明确，一定围绕目的来寻找手段，设计方法。明确战争的目的，也是知己。

要把握好时机，依时机是否有利、战机是否成熟而定。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时机未到，就要耐心待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时机成熟了，就要毫不犹豫，以求速决，否则，得时不成，反受其殃。

在战术上，林彪讲，任何一次战斗，都不可能完全具备各种条件，有100%的把握。实战中，一旦有70%的把握就很不错了，就要坚决的打，放手的打，主观努力来创造条件，化冒险性为创造性，取得胜利。

语言文字是交流工具，为了恰当地向别人表（传）达心中之意。说得功利一些，心中之意是主，语言文字是仆，语言文字服从于表意的需要。如同上面所言，有时作者自己好像都抓不住自己心中之意，如何能表达清楚？

有个名词叫金融资源跨时配置。我觉得老百姓可以选择性相信这一点。比如不要迷信现在存钱，将来消费；但是可以尝试，如果真的有消费需求的话，可以现在借钱消费，将来还钱，如果国家政策允许的话。

一边听着扎西平措的原创《阿妈的手》，一边写着这篇小文。可能也会受到歌曲旋律透出的气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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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只有在长期考验中才能逐渐体现出来，比如良马“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反之，没有经过考验的人才，是不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人才。

货币自从来到世间之后，历经物质世界千般考验，更换过上万个面孔，但其自身象征的价值从来没有改变过。完整的货币概念，必须同时包含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计价标准、支付工具和财富储藏工具。

比特币没有解决信用来源问题，不可能成为普遍接受之物，它没有国家信用支撑，不具备货币的价值基础。此外，比特币也没有惟一性，容易被替代，任何有相似技术特征的数字货币都有可能取代比特币。

另一个有权部门的回答是：尽量恢复原状，非法获利人有义务弥补普通参与者的损失。这样说也有其道理，邮币电子盘交易有违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过程有瑕疵，视同交易无效，也不是没有道理。

养寇自重的核心是，权利没有得到较好地界定和保护。如果权利能够得到尽可能清晰的界定，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就不会出现养寇自重的现象。

卜式讲的经济道理，符合物理人情、自然之道。这和今天市场经济中，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在目前，我国经济学者对此问题有一个清醒认识的，也是少数。

社会，从外至内，改变个人；禅修，由内而外，转化自我。而沟通身体内外的，有人说是眼睛，其实是呼吸。眼睛可以闭上，甚至可以没有，但呼吸不能停止。是呼吸，实现着身体内外的接触、交换。

胡耀福摇了摇头，说：“洗一洗可以，这卧铺就不要了，我没有那么多钱。”旅客纷纷掏钱，女乘务员说：“大爷，您只管放心，不用您掏钱！”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酷暑未去，今天竟也满天秋意早。此时夜静云帆月影低，似在潇湘画里。无处遣秋意，信步迎风，满街梧桐月明中，欲寻一露天酒肆，苍茫天地间，把酒话当年，岂不快哉！速来！

“四帝共治制”最大的目的是防卫帝国安全的需要。虽四帝都有明确的防区，但他们仅仅是承担防卫任务，在军事上副帝“恺撒”与正帝“奥古斯都”具有同等权力，但在统治处理帝国事务方面，还是戴克里先一个人说了算。

饮酒是雅事。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清风明月作伴。饮者看重的是酒，更是心境：有无边的风月雅集，有不羁的欢乐情趣，有牢固的哥们情意，也有轻快的人生旅程。

多数时候，人只不过是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有人说舆论不值一提，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样想。可现实是，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将是别人看待我们的那个样子。搞笑的是，人从来就跟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服务业务细分，主要有网络销售、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网络理财等。这些新业态有效地弥补了市场缝隙，呈蓬勃发展之势，有些正在推动传统业务渠道再造，进行着深刻变革。

话说回来，甲午海战一百二十三年过去了，中日之间的差距，或者说中国离日本的距离，至少不比当年小。若再来一场中日之间的海战，乐观估计，也不敢妄言中方胜算有甲午时期高。或许一百年太短，中国仍在发展中。

任何一个好的治理者，都不能容忍劣币充斥市场。在这方面，中外历史事实是，政治或者说统治者的意志屡战屡败。严刑峻法，各种手段，都没能扭转“劣币驱逐良币”规律的作用。原因是“利之所在，法不能禁”。

铸币权或者货币发行权，最终落在政府手中。可能是规范货币流通的需要，也可能是政府获取铸币税的需要，也可能说铸币权就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从历史表现看，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大多数时期有利于稳定货币流通。

中国的反智是由统治需要而来的社会传统，与世界不同。比如说数千年历史上，忠君爱国与是非标准孰高孰低，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天朝却成为了一个大问题，问题的正确答案，多数时候是反智的。

清官是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在英、法、德语等西方语言中，没有“清官”的表述，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汇。

社会治理中的话语体系，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金融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之中，至少在经济金融领域，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否则，市场主体将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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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明白，这个物质世界的吊诡之处在于，明明是琳琅满目，现实背后的真实却是，什么都没有，都是虚幻。佛经有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借佛经说话者，不是信佛人。

二是铜钱外流。边境或跨国贸易中，货币流通遵循良币驱逐劣币规律。优质的宋朝铜钱，符合边贸交易各方需要。《日本史》所述镰仓幕府时代日本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

作家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读书》2017.6）中列举了两首诗：

除此之外，戚继光在守城、水战以及合同战术方面，都有创见。戚继光是天才的军事家，能够因敌制胜，依靠环境发挥他的作战天才，无往而不胜。戚家军扫倭战果辉煌，主要战例如下：

近十年来，我国加杠杆主要加在了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的国有企业身上，国有企业负债率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央企、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以及地方国有企业等预算软约束部门杠杆率高。这，也许就是高杠杆低效率的关键。

梭罗写道，对于他和他的艺术，所谓的时间消失只是一种假象，时间根本没有溜走，……材料圣洁，他的艺术圣洁，结果当然神奇。

败走台湾时，带过去还是抗战时期匆忙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的高层架构，社会基础仍旧，台湾仍旧是一个缺少规矩的社会。治理这样的社会，没有专制就没有秩序。"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

袁世凯的一生，是个悲剧。时至今日，皇帝的幽灵或许仍在中华大地上时隐时现。不过，深藏于某些人内心的皇帝梦，再也没有胆量晒在阳光下。换个角度，袁世凯称帝的悲剧，确是中华民族之幸。

。被石勒俘虏后，"唯求自全之计"，劝石勒称帝，以图苟活，却被石勒处死。这类毫无气节的人，终非为清流雅望的君子。不谈钱者，多是作伪之人，不可不防。

觉悟者不受利益诱导，没有面子可丢，是自己的主人。有选择的自由或不选择的自由,能安然地积极活跃,或安然地从容悠闲。

王国维是中国旧时代的精粹，学人楷模，儒家先哲托命之人。一是他的学问，二是他从学术而内化的道德。时代变局当中，力不足以副其志，痛彻心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相信是真真切切的。

商鞅变法直指核心，即提高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所谓的霸道），所有的变法措施，农战也好，抑商也好，弱民也好，都是服从服务于迅速提高国家动员组织能力这一目标。

元始六年，14岁的平帝病逝。大臣们推举王莽“为皇帝”，即“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上了“摄皇帝”。此后，以刘氏宗亲为主的反抗势力开始起兵（动静不大），待王莽扫平反抗势力后，顺理成章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