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政治

       春秋以降，直到汉武，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可以从东方朔《答客难》一文略见端倪。据《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上书献计，遭到冷遇，便作《答客难》，以自慰谕。文中大意是，有人问东方朔，苏秦张仪身居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你的本领不比他们差，为什么地位待遇那么差呢？

       东方朔答道，苏秦张仪的时代，诸侯争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所以知识贵重于世。现在天下一统，天下尽在皇帝掌握，皇帝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的形势是，对知识的需求垄断于一人，而天下有知识的人多得不可胜数。读书人被衣食所困，找不到晋身之阶，是理所当然。假使苏秦张仪活在当下，可能还不如我，不会有什么作为。

       然而，皇帝老儿治理国家，离不开文人。废封建置郡县后，皇帝为了打击豪强大族，瓦解诸侯势力，需要新的社会力量。文人因为知道的多，能力比一般人强，且他们分散难以形成利益集团，自然就跃入皇帝老儿的眼帘。提拔这些才智之士参与政务，利用文人打击旧势力，沟通国家和社会，就成为皇帝的首选。然后有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度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

       文人参与政治，变为文官。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十分发达。中国这么大，不论谁来统治，包括外族来统治，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来治理。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就是文官。

       许倬云在《历史分光镜》中，给出了一个数据，说是在汉唐盛世时，朝廷的官员比例，有三分之一是大家族垄断，有三分之二是从读书人中选拔出来的。这是一个支撑盛世的稳定均衡的力量。

       知识与政治的结合，文人为政治服务，一是谋个吃饭的差事，二是要实现理想抱负。知识分子能够成为权力的制衡力量，原因在于，他们相对比较理性，很少任性胡来；他们有抱负，有儒家的淑世精神。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为官，或真或假地都要摆出一幅以“天下为己任”的面孔，以民之父母自居。

       自古以来，除非乱世，都是文官为主，文官指挥武官。历朝历代，位极人臣者大多是文官。文官中，殚精竭虑为国谋事者不在少数，乱臣贼子似乎更多。总之是文人垄断了历代中国的政治市场。

       知识依附于政治，政治依靠知识。以至于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可以视为文人的玩意儿，政治风气就是士大夫的生活习惯。耍弄知识，玩弄文字，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发表动人但偏谬且不负责任的言论，是文官们的专长。历朝历代，文人们的清议，或者说清流们的言论，连皇帝都不敢轻视。

       其实，局外人唱高调，是各国政治上共有的现象，国外在野党攻击执政党也是如此。但是，历代中国文官唱高调，是不分执政在野的。中国历史上，像甲午海战前因为士大夫唱高调而影响国家安危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吊诡的是，唱高调者青史留名，务实为国者留下千古骂名。不过，也有清醒者，蒋廷黻曾经说过，文人的高调，除贻误国家大事之外，别无作用了。

       唱高调之外，文人当政的另一个弊端是，结党营私，迫害异己。汉末的党锢以及明末的东林党祸，就是两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朝代末期，气数已尽，为君者昏暗，已不足以钳制文官系统。我们不怀疑文人士大夫中，不乏肯为国家民族牺牲者，但他们的弱点，就是受文字流毒过深，偏激狭隘，他们的政治就是官样文章，就是纸上谈兵，就是借文字逞心理上的痛快。

       历史上中国知识与政治的结合，所余不良风习，概括有三。一是口号政治。把政治理想编成口号，大家都喊出来，挂在口头，似乎就天下一统，理想实现了。二是造词政治。喜欢用新名词，挂新招牌，以为说法上的不同就是实质的创新。三是言论为实行的终点。今天刚刚部署下新任务，明天就要见到初见成效的报道。任务下达，逐级转发，即为了事。文字即是行为。

       文人们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于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但是，能够登堂入室的文人，毕竟是少数。大量的读书人，以幕僚的身份参与政事。

       汉朝时，主官的属吏有比较完备的设置。宋代以后，辅助长官处理政务的人员已经减少。到明清，基本上没有法定的辅助人员。比如，一省主官，只有总督和巡抚两个大员，没有其他辅助人员。布政使，相当于民政财政两职，下面中有经历、理问、都事、照磨、库房等设置，但一是不够用，二是不完全。地方府县各衙门，虽有些许设置，但也不敷于用。所以说，罗致幕府，就成为官场常态。一般的读书人，经由此道参与政事。

       大官的幕府包括许多知名的文人学士，他们以辅助长官草拟文书或运筹帷幄为业。近代幕府最盛者，当属曾国藩。据统计，曾经入曾国藩幕府，至巡抚、总督的有左宗棠、郭松焘、李鸿章、沈葆祯、丁日昌等30余人，在政治、军事、外交、学术、科技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有薛福成、曾纪泽、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容闳等人。地方官的幕府一般为职业化的师爷。主要是以刑名（司法）钱谷（财政）等为终身职业的师爷，甚至多为世袭。清朝时有“绍兴师爷遍天下”的说法。

       师爷之下，还有胥吏。吏地位微贱，尽管他们也读书识字，严格说算不上文人的。不过，在文官治理的体系中，胥吏们却也不可缺少。因为文人为官，多不知政事，即使知政事他们也处理不过来。处理日常事务，主要还是依仗师爷和胥吏。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场另一流弊：舞弊与贪污。常事不书，这方面就不举例了。社科院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举了许多胥吏害人的例子，有兴趣者可以参阅。我曾经读过好几个版本的《流氓传》，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无赖，见到胥吏，也是服服帖帖。

       有一个民间传说，说有个官员过世，阎王过堂问其罪。官员说，我为官清廉，没有罪过。阎王说，如果立一个木偶在大堂之上，不是比你更好？你除了清廉之外，对身边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不过问，(幕僚和胥吏之罪)都是你的罪过。遂炮烙之。

       事实上皇帝也知道胥吏的坏处，但是没办法。朱元璋曾经说过，“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指科举考试）文人治理社会需要胥吏，明知其弊而不能改。

        英国文官制度正式建立于1870年（以建立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为标志），加拿大和美国分别于1882年和1883年建立自己的文官制度。德国、法国、日本直到二战后，才真正确立现代文官制度。当前，现代国家基本上都建立了文官制度。文人从政，已经成为世界上普遍现象。

       曾经领先二千多年、最早在世界上建立文官制度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借鉴了西方的文官制度，于1993年10月1日正式推行公务员制度。但是，服从于国情的需要，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不搞“政治中立”，坚持党管干部，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等。事实上，当今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历史上中国的文官制度，还是一脉相连的。

       历史上的事，常讲常新。

       看着新鲜的事，翻翻历史书，多半不会让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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