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读书人
纯属闲聊，并无太多依据。
本文所说的读书人，是真正的读书人，不是为附庸风雅而读书的人。真正的读书人，人生以读书为起点、为根底，这一点极易识别。
对于社会来说，读书人的价值，也就是知识的价值，就是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是确定的，就不需要什么制度、知识、信息、战略战术等等。人们从过去总结经验，积累知识，目的就是从容应对未来。知识的作用，一是解释，发生过的事情，道理是什么，有什么规律。二是预测，将来是否还会发生这类事情，发生了什么办。有时解释是为了预测。文明的演化，大概就是从不可知到逐渐可知的过程。读书人的作用，就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提供解释，找到规律，方便人们从容地面对未来。
西周之前的知识拥有者，不外是巫师性质的。因为在严格意义上，那时可能还没有书。他们的知识，总体上是私相授受，口口相传，趋于守旧，承先是以启后。只有随时因事而变通的时候，不得已，才会有创新。
周代及以后，流传下来的有《周易》与《诗经》，博大精深。想必是社会巨变，知识散落向民间，为之焕然一新。
孔子是中国文化演进历史上的标杆。后人记载的《论语》，是孔子传授的精义。但这些知识，是孔子自己发明创新的，还是他转述前人的，已不可知。孔子的伟大功绩，在于教育。有教无类，普及教育，打破了贵族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知识走向民间，具有了普世的意义。中华大地上，知识的来源和应用空间，被孔老夫子打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中华文化自此薪火相传，绵绵不绝。
中国的读书人，严格意义上讲，自孔子开始。至圣先师，弟子三千，每一个都是撒向大地（民间）的读书人（传播知识）的种子。
知识走向民间，剥掉的，首先是其身上的神秘外衣，知识成为可积累可学习的东西。
对极大多数读书人来讲，学习知识，与学习做工一样，都是谋生的手段。我不否认读书人追求真理的热忱，但我更愿意相信，更多的读书人，之所以读书，是他们认为，读书是较好的谋生手段。读书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俗语，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恰当的例证。
春秋战国以降，一直到汉初，大多数读书人过得还不错。像苏秦这样能够忍受“头悬梁 锥刺股”之苦，成功后腰佩六国相印的读书人，不在少数。因为知识的买主较多，大知识有大用处，小伎俩有小用处，鸡鸣狗盗之徒，亦有一展身手处。由于买主较多，知识大多能卖个合适的价钱，读书人尚可自由选择恰当处。汉武帝之后，天下一统，读书人无数，知识的买主却只剩下皇帝一人。知识自然就卖不出好价钱了。读书人社会地位下降，即是必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所以成功，原因也在于，知识的买家只剩下皇帝一人，买方垄断了，标准自然由他定，他想尊什么，就可以尊什么。儒家借势兴起，诸子之学渐渐融入儒学，倒也多姿多彩。
东汉以下，经民族融合，西学（佛）东渐，中国逐渐确立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且相互渗透，互为表里。此时期，思想活跃，观念更新，蔚为壮观。
此后到唐宋时代，科举兴起，读书成为进入文官阶层的敲门砖。加之印刷术兴起，书籍廉价普及。读书人倍增，俨然成为一个社会阶层。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的长期熏陶下，儒家的精神，读书人崇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读书人用进退藏，在朝为士大夫，在野为士绅，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推广者。大概是儒家文化的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愿望，希望以一己之力来改善世界，并佐之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以天下为己任，是读书人普遍的心态。儒家被称为儒教，想必与这种心理状态、淑世精神有关。
儒学的法宝是推己及人。在儒家文化里，由身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以至于天人都是相通的，读书人牵扯太大。但是，天下毕竟与一己之身距离太远，读书人好高骛远，是免不了的。动辄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读书人，现实中却往往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大概是因为，如果他们睁眼看世界，担心会扰乱其读书用功的心神。优秀的读书人相信，一切治世方略都在书中（半部论语治天下嘛）。拿生硬的教条套用在活灵活现的现实上，是中国读书人惯用的伎俩。中国人易为教条所禁锢，不易摆脱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与儒家文化传统，也有莫大关系。
虽然天下大一统后，知识的买主只剩下皇帝一家，但治理诺大中国，需要很多的读书人。皇帝老儿治理国家，离不开读书人。
中国的文官制度，是很有意思的。文官制度的发展大概沿袭了这样一个逻辑。废封建置郡县后，国家为了打击豪强大族，瓦解诸侯势力，需要新的社会力量。读书人自然就跃入皇帝老儿的眼帘。因为读书人一是知道的多，能干，能力比一般人强，可以任事。二是读书相对分散，形不成强的势力，皇帝不用担心他们危及江山社稷。于是，提拔这些才智之士参与政务，利用读书人打击旧势力，利用读书人沟通国家的庞大的社会，就成为皇帝的首选。所以才有汉代的察举制度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皇帝的目标的“野无遗才”。作为一种工具进入统治阶层的读书人，由于儒学传统儒家的理想，文官制度有着一种自我目的性且自我强化的特征，因为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绝对的认可天下是皇帝的私产），身携民意和圣人教诲的文官系统，对皇权又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遥遥领先欧洲，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十分发达。中国这么大，不论谁来统治，包括外族来统治，都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来治理。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一个群体，就是文官。
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另一种表述，是谓士大夫。中国古代文化在士大夫，文化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也在士大夫。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
隋唐科举兴起后，士大夫纷纷被揽入王朝彀中。不过，隋唐以前皇帝用读书人却不培养读书人。直到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身份资格，仍取决于门阀大族的力量（家学），由继承而来，皇帝虽有权力封官，但不能封士大夫。门阀大族逐渐没落后，直到宋代，士大夫的身份才由科举功名来定。通过朝廷的文官制度，士大夫从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蜕化为皇权力量的附庸（人都会堕落，读书人也不例外）。到大清，读书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独立自主的本钱，仅余仰人鼻息的份。
宋代以后，国家虽然强势，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国家的治理能力，却与日渐繁杂的文官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读书人，通过做官进入文官体系，一方面代表皇帝治理社会，另一方面也天然地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传声筒）。由于读书人都有世代深植于地方的根，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把地方的利益诉求、把地方的消息带到中央。地方的意见，地方的诉求，也会主动通过在中央做官的地方人传递上来。从而读书人成为保持中央与各地消息相通的渠道。就这样，儒家文化，就通过读书人，浸润到整个国家政权运作的体系之中。
在中国上层结构与底层社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中间结构，就是怀有儒家理想的读书人阶层。他们秉承儒家淑世理念，口袋里揣着圣人教诲，对上以民意为借口制衡君权，对下以忠君爱国为口号教化万民。
读书人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读书人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读书人这个阶层，大体上就能较好地沟通上下，制衡权力，儒家文化的力量，就能够在社会治理中，发挥较大作用。整个社会就会雍容大度，和谐，一片繁荣景象。
如果读书人没有较好地参与社会，就像宋明及以后的读书人那样，强调内省，强调自我完善，读书人的作用，就会有偏差，中国社会上下冲突就不易及时地平衡，长期积累下来，就会出问题。甚至有时候，不能较好地与社会融合，只知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他们的偏激（自然也是由淑世理念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而来），他们的走极端，反而会危害社会，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像明末东林党人那样。文革也是这样。
所以说，中国读书人的进退，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意义重大。这里读书人进退的意思，不是说读书人做不做官、做多大的官，而是读书人是否积极地参与社会，关心民间疾苦，成为社会阶层上下的沟通渠道和制衡力量。真正的读书人，不仅要做社会的良知，还要做社会良知的代言者。“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或许是真正儒家安身立命之所在。
近代中国的读书人，无论是热衷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者，还是主张全盘西化者，根子上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洗脱不掉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底色，这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说，中国底色的读书人，根子上都是儒家，不论当事者承认不承认。
儒家，有时也称为儒教。他们侧重人际关系，注重人的行为（仁者爱人），主张德行优于知识，行为先于语言。如果套用现代西方的语言，中国的儒家具有半哲学半宗教的性质。说儒家是半哲学，是因为儒家思想也是宇宙人生的建构，表达了哲学的智慧，但儒家不注重思辨体系和逻辑构造。说儒家是半宗教，儒家思想也是对于天地境界的认识，具有终极关怀的宗教品格，但儒家没有人格神和对于神的信仰和迷狂。
所以说，中国的学术传统，与西欧有根本上的不同。西欧的科学起源于神学，神学主要讨论神的问题，没有人力的因素参杂其中，神域和人域，分得很清楚。而中国的儒学，追求一个“理”字，这个理，是贯穿天人之际的理，混沌一片，分不清楚的。
可能是半哲学半宗教的传统，中国的读书人，稍不留神，大多会走到“百无一用”的境地。对于这类读书人，罗贯中借诸葛孔明的名头，在“舌战群儒”中的调侃，很是形象：世之腐儒，寻章摘句；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只知虚誉欺人，诚为天下笑耳。
读书人专注于学术学问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真正的儒家传统，不能容忍也不会有不问世事仅仅做学问的读书人。因为儒家要淑世，要修齐治平，要以天下为己任。读书人遵从儒家传统，就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就要入世，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国的读书人，深受社会政治权力所害，却仍热衷于社会政治权力而不改，根源就是在于此处。宿命是这样，没办法。
判断一个社会中的读书人，是否有益于社会，就要看他们行事（包括学问）的依据，是空洞的教条，还是社会实践。所以说，做一个有用的读书人，就要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的唯一标准。陈云曾经讲，“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应当成为一个在志于造福社会的读书人的座右铭。
历史中的读书人，严格讲是中国的读书人，苦命的根源，就在此。我想，当年范仲淹在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嘴角总是有一些抹不云的，苦涩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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