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海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数百年来，决定中国命运、远东以及世界形势的重大事件。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扪心自问，与甲午海战时相比，中日之间的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只有如今中国民间对日舆论，未富先奢、未强先骄，与当时清廷满朝大臣对日本的不屑，旗鼓相当。所以说，对此战的认识、反思，仍是必要的。

近代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在西方冲击下，被迫打开国门。日本接触近代世界，始于1854年美国人培里叩关，比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晚了12年。虽然如此，日本融入近代世界远比中国速度快且彻底。原因一是日本是个岛国，全国各地易于与外界交往，不像中国纵深极大，内陆不易接触到外部世界。二是当时中日两国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不同，故反应不同。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于大清，只是一次触动；培里叩关对日本全国来说，无疑是惊天动地的大震撼。（当时日本民谣：惊醒太平梦，彻夜不能眠。）中日对外部冲击的感觉的差异，犹如蚊叮与蛇咬之别。三是更重要的原因，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于一场大规模流血彻头彻尾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天皇的军队摧毁了幕府的统治，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得以全新面貌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而大清，旧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只是形势比人强，清廷才半推半就，允许若干民族精英人物在有限的范围内，推动国防建设方面的洋务运动。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廷主政大臣恭亲王和文祥认识到，中国要自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也深刻体会到洋枪洋炮洋船的厉害。李鸿章曾写信给曾国藩说，“见（洋人）大炮之精纯，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当时，恭亲王等在京内主持，曾国藩、李鸿章等在京外推动，掀起了一场自强性质的洋务运动。他们之中，最熟悉洋务的，就是李鸿章。因为李鸿章率领淮军与长毛作战时，设大本营于上海，与洋人接触最多，他的部下就有英国军官戈登统带的常胜军。后来洋务运动各种模仿西方的事业，如造船、制械、筑军港、设电报局、招商局、矿务局等，大多是李鸿章所经营的事业。梁启超称“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的评价是：“虽然他（李鸿章）只是一个省级大员（直隶总督），但超过90％的现代化规划是在他的襄赞下发动的”。

曾国藩去世（1872年）后，李鸿章成为惟一的中兴重臣，为慈禧太后所倚重。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戴着大学士头衔，部下有当时最现代化的军队淮军，他勇于任事，又有实业支撑，俨然当时的实力派中心人物。梁启超说晚清时，“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事不与李鸿章有关系”。凡当时的重要外交，多由他主持。清廷也认为，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在外国人眼中，能够打交道的中国大臣，也只有一个李鸿章，要办什么事，也多找李鸿章办理。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李鸿章只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梁启超），李鸿章留给当时中国以至世界上的印象，是因其勇于任事，什么事出头露面都少不了他，但真正的决策人物，躲在宫墙之内。显然，很多事情上，李鸿章做不了主，他只是出面周旋而已。所以说，事业成败，表面上是李鸿章在周旋，实际上受制于清廷。

历史上中国的精英人物，都是以解决急务为臬极。在西方列强冲击下，大家觉得需要军事上强国。李鸿章等人当时就是认为，只要中国有开花大炮和铁甲船，就能与洋人一决短长。所以，洋务运动从国防军事建设开始。首先是设兵工厂制造武器，因制造武器需要技术人员，才去开设武备学堂和选派军官出洋留学。因近代军队需要近代交通通讯，才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以及铁路建设。又因这一切均需要费用投入，所以才有招商局、煤矿金矿等实业…等等。由于事有先后，整体上就形成了一部分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旧传统的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近代的与传统守旧的必然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不是现代化战胜传统守旧，就是传统守旧战胜现代化，两者必不能共处。所以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指导思想的说法，就是当事人意淫，就是扯淡。这些洋务运动的先驱们不知道，支撑西方富强的是制度、文明因素，东西差别不仅是西方人技术先进，而是两种文明、两个时代。或者说，即便他们知道这些，由于推动洋务运动的都是恭顺的臣下，他们不会在太后皇帝首肯之外有其他方面的作为。因为推行西方的制度与文明，首先要动的就是太后和皇上。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只有被强力打扫下台，从没见过有自己主动下台的。

当时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一个国家是一个整体，整个国家的组织和动员系统，都是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脱节。国防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政治、组织和国民，需要现代化的交通、教育和经济，缺一不可。同时代俄国、土耳其和日本现代化的经验，就是明显的例子。李鸿章一生历经无数挫折，虽有丰富的阅历、经验，但他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他和曾国藩等，对于政治、教育思想以及制度上的根本改进，完全没有想到过。幕僚马建忠，包括郭嵩焘，曾提醒过李鸿章，西方的富强并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更不只是那些坚船利炮，而是社会制度和文化，中国必须从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学习西方。李鸿章还是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现在看来，当时中国太老旧，传统的包袱太重，以至于不靠外力，打不碎旧的坛坛罐罐，决不能自发走上近代自强的道路。李鸿章直到晚年周游西方各国后，方才知晓要变法强国。梁启超批评他，“知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也不是冤枉了他。据此，只是“旧人穿新装”的洋务运动，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等待李鸿章的结局，就是悲剧。

机敏的李鸿章，很早就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同治二年（1863年），日本明治维新前5年，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到“其国（日本）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短长。”同治三年，他写信给恭亲王和文祥说，“日本君臣发愤为雄…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日本）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李鸿章不愧为当时伟大的政治家，他看出当时日本变法图强的意义和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大声疾呼当权者猛醒与努力。可惜满朝大臣将日本视同藩属，没有谁把弹丸小国日本当回事。

中国人的印象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作为文化“下位”国家，对处于文化“上位”的中国表现出相当的敬意。只是到了近代，日本才变得倨傲起来，开始公然蔑视中国。事实不是这样，日本人从来没有像中国历史上其他属国那样恭顺。公元六○七年，圣德太子派特使访隋，递交一纸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惹得隋炀帝大不悦。按照日本人内田树在《日本边境论》中的说法，日本对中国是“表面服从，内心不服”。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国力上升，日本狼子野心渐露，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虎视眈眈，蠢蠢欲动。1870年。日本派专使找到李鸿章，无理取闹，欲援引中西不平等条约成例，与中国订约。李鸿章与之周旋，但日本人行径诡变，谲诈至极。1874年，日本陆军大臣上“外征三策”，太政大臣通知准备对华军事（大清浑然不知）。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为口实，出兵台湾“番地征讨”。翌年7月，内务大臣胁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1879年4月，日本“废琉置县”，因大清内外交困，无暇顾及，终致琉球并入日本版图。

晚清中日冲突，主要是朝鲜问题。近代国防上，朝鲜的地位十分重要，朝鲜既可以做敌人陆军侵犯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做敌人海军侵犯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对日本的道理也是一样，朝鲜的地理位置，对日本也很重要。所以说，当时朝鲜，是中日必争之地。（注：现代不同了，现代战争，武器技术已经超越地理因素，朝鲜的屏障作用远没有近代重要了。）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继承了“征韩论”。 当时西乡隆盛等人建议出征朝鲜，打开朝鲜大门。一是为失去特权的旧武士找出路，二是先下手为强（提防俄国先动手），抢占战略高地，三是推行其维新先驱日本富强战略：“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日本自明治八年（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开始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

日本一边派人向朝鲜渗透，一边派人来华试探中国的态度。由于缺乏近代外交常识，中国的总理衙门包括李鸿章本人，虽坚持朝鲜为大清属国，但强调朝鲜内政外交自主，不予干涉。大清不负责任的态度，更加强化了日本鲸吞朝鲜的野心。后来李鸿章等察觉日本狼子野心后，发挥其以夷制夷的本领，积极介绍美国以及欧洲各国先后与朝鲜结通商修好条约，以牵制日本。欧美各国都承认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惟日本不承认中国有干涉之权。日本人在朝鲜，先后惹起了两个大事：壬午兵变（1882年）与甲申政变（1884年）。袁世凯等能臣绝地反击，利用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的机会，强化了大清对朝鲜事实上的控制权。不过，在外交方面，狡猾的日本人逐渐得手，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签订，规定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事实上确立了日本在朝鲜同清朝对等的地位。此后，清朝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引发了甲午海战。

甲午海战前，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确无必胜之信心。一是船。虽北洋舰队军舰吨位（世界第八）大于日本（世界第十一），但北洋所有军舰皆1888年以前购买，此后未添一船。北洋海军军舰，主力“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日本所不及，但这两舰质重行缓。其他舰船，好的号称十八海哩，因使用日久，最快也就十五六海哩。相比之下，日本舰船多为1889年后所购，快者每小时二十三海哩，一般的也在二十海哩上下。“海上交战，应以船行迟速为准。”李鸿章深知敌我，“盖今日海军之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二是火炮。北洋舰队舰载大炮放射速率亦不及敌人。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中的说法，中日相比，是五分钟放一炮和一分钟放五炮的差距。况且中方弹药不足，两尊十吋口径大炮仅有炮弹三枚。军械所发的子弹，多数与炮的口径不符，鱼雷与开花炮弹甚至实以铁滓泥沙。三是在士气上，日本人处心积虑，必胜之心毋庸置疑。大清方面，中小级军官和士兵亦有必胜之信心，只是上层军官精神不振。或是因为他们深知敌我内情，或是因为清廷的腐朽无能挫伤了积极性。因为战前，李鸿章知道军备竞赛的重要性，要加购英国阿姆士庄船厂生产的世界上最快的、时速二十三哩的巡洋舰，后因海军军费被挪用，这艘船被日本购去，就是日本舰队的主舰吉野号。据说当时日本为了购买吉野号，日皇明治的后妃将自己所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相比大清挪用海军军费为太后庆寿，怎么能让知情的上层军官有必胜的信心呢？

李鸿章深知敌我力量对比，北洋海军实无胜算。故在甲午朝鲜内乱中日纠葛时，积极运用他那套以夷制夷的本领，希望能够通过外交努力化解危机。当时日本国内舆论一意主战。清廷士大夫，甚至是光绪皇帝都是高调主战，他们认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真如摧枯拉朽。”李鸿章迫于国内压力，在俄国公使喀西尼的误导下，错误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做法，错失机会。当朝鲜王廷落入日本人之手，及中国运兵船高升号被日本击沉之后，始知战事已经不可避免，为时晚矣。战事历经七八个月，北洋舰队化为乌有。

甲午海战的过程就没有必要赘述了。相关文献所载，大体相同。大清海军，可歌可泣。然在时代面前，在腐化堕落的国家面前，李鸿章这样的强人，也难挽回颓势，何况各位海军官兵。除了奋勇杀敌，以血报国，别无它途。北洋舰队，林履中、邓世昌、林永升等管带，以及三万多清军阵亡，丁汝昌、刘步蟾等主帅自杀殉国。

近代中国之不幸，外有两个强壮的恶邻：日本和俄国，内有腐朽不堪的清廷。俄国对近代中国的欺凌，远甚于日本。中日之间，虽常短兵相接，两国国民深受战火荼毒，但日本似乎也没有从中国得到更多好处。不如俄国，常以友好面目出现，乘人之危，威逼利诱，坑蒙拐骗，从中国攫取大量土地和利益。俄国实是中国最大之敌人。

甲午中日开战前，李鸿章怯于实力不足，积极运用外交手段，希望列强出面干预约束日本。当时西洋各国，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只有俄国，生怕中日打不起来，不断地给李鸿章打气，拍着胸脯说要出兵干预，给李鸿章战前外交强硬对日的底气，致使李鸿章在战前判断失误，错失机会，仓促应战，终于一败涂地。《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联合干预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迫于形势，不敢不从，退还辽东，但要求增加赔款三千万两白银。在此情况下，俄国财政部长威特主动找来，答应帮助中国从俄、法银行借款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大清感激涕零，俄国真是友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俄国要求派李鸿章出席。在俄期间，俄以助大清抗日为名，要求修铁路贯穿东三省。李鸿章不明就里，与俄签订了《中俄密约》（即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密约主要内容是，如果日本进攻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时，中俄应共同出兵互相援助。战争期间，中国所有港口都对俄国兵舰开放；为了俄国在战争期间运送军队、军火、粮食快捷妥当，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直达海参威的铁路。李鸿章不知道当时国际形势，俄国修铁路，一是要抄近路连通西伯利亚和海参崴，二是籍此侵略中国东三省。密约签订后，俄国借德国占领青岛及在山东修路开矿的机会，以帮助大清维护华北势力平衡的理由，出兵占了旅顺和大连。至此，中国根本无法阻拦俄国势力在东北的迅速扩张。俄国还说，他是中国惟一的朋友。俄国人最阴暗，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随后，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可以说，李鸿章一生最大的外交失误，就是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可以说，以后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以及九一八等国难，都是这个密约引发的。罄南山之竹，也难书此大错。

中华老大文明国家，任凭外敌肆掠，主要还是内部出了大问题。早在1879年美国离任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时，对李鸿章就说过，处理中日关系，关键还在于中国自强，自强则（日本）不敢生心。他还说，中国大害在于一个弱字。笔者理解，大清之弱，是老大不中用之弱，不是后来“一穷二白”之弱。

晚清之弱，在于世界已经进入现代化，而大清不去紧跟时代步伐，仍顽固坚守传统旧社会。大清的基本问题，都在宫墙之内。宫墙之内那个人，一是贪权。什么国家、民族，甚至家人，都没有统治者的位置重要。只要危及统治，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统治权，可以什么都不要。比如后来的八国联军，慈禧不顾一切向十一国宣战，就是误信了“洋人要求她归政光绪”的假情报。为了大权不旁落，慈禧及众朝臣在紧急情况下方寸大乱，图穷匕见，撒泼拼命。二是腐化。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所载，慈禧一天的生活费，是纹银四万两。四万两是个什么概念呢？她老人家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可以买到“吉野号”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就可以买到当时最先进的超级主力舰一艘。一年之费，就可以装备一支排名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超过鼎盛时期北洋舰队。甲午海战，大清海军以军力不支落败，非国家财力不足，实统治者自寻死路也。三是惯以名教役人。名教即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以维护伦理纲常、等级制度。慈禧本身不顾名教，但她恃名教，以母子名分约束小皇帝，以祖宗家法约束满朝亲贵，以君臣名分约束王公大臣。所谓名教，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德治国”，要求全体国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于操权柄者是否讲这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整个社会，一切的一切，都以宫墙之中、社会最上层的那个人高兴为准则。满朝大臣，当然也包括李鸿章等，仰太后皇上鼻息，是必然的。这些做惯了奴才的王公大臣，对上表忠心，是常修的功课；对同僚窝里斗老道熟练；迫害起属下民众时，手段毒辣，无以复加。如当时吏部尚书李鸿藻、户部尚书翁同酥先后为协办大学士，同时任军机大臣，名位权势都在李鸿章之上（李鸿章没任过军机大臣，没有进入到权力中枢），但他们只能在窝里横，是千万不能出窝的，出了窝，什么也干不了。所以说，整个大清，外交出了状况，仅有一个李鸿章，独撑局面。

李鸿章身处其中，以一个省级大员的身份，行一国外交军事之大责，同僚只见其风光，不知其困苦艰辛。李鸿章深受同僚攻讦之苦。甲午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其《蹇蹇录》中，也为李鸿章打抱不平。他说，在中日纷争国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北京政府还在热衷于党争，对李鸿章加以荒唐的谴责，使其无法充分实施自己的计划，还要背负沉重的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个人的不幸，更是这个政府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路。

中日对比更能说明问题。甲午时中日对比，大清综合国力，应该强过日本。当时日本，国土只有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人口约十分之一，经济总量约八分之一。不过，就政府能够调动的财力而言，1893年日本的财政收入相当于7500万两白银，大清为8800万两，日本仅少1300万两。巨大的国力差异面前，财力却相当，这说明了日本政府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当时日本的财政体制已经现代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达到30%，而大清这一数字为3-4%。

日本的财力能够用在刀刃上。在1888-1894年间，全速扩充海军装备，相比之下，这期间北洋海军一舰未购。海军军费被挪用于修頣和园，为慈禧庆寿。更有甚者，日本方面是集全国之力，与北洋一搏，而大清，甲午海战似乎只是北洋的事情。举个例子，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大败当口，正在附近游弋、实际也落入日本海军包围圈的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竟然向日方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正在拉练，不是参战方，日方应予放行，日本人一脸错愕。

即便如此，战前双方都无必胜把握，偶然因素或可左右战场胜负。不过，若再对比一下当时双方军队组织方面的差异，就知清军必败了。甲午战争时，日本军事组织已经现代化，大清军队沿用营制，兵种单一，指挥不灵、配合不好，与日军的师团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军队司令部、参谋部等指挥系统一应俱全，不像中国军队指挥系统散漫，战斗部署只凭最高指挥官一拍脑袋。日本陆军高级军官一半以上接受过现代化军事教育，而大清将官多是行伍出身目不识丁的旧式武夫。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国士兵高得多。大清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训练，不理解不适应近代战争，接敌即溃。日本人很是看不上，说清军指挥错乱，龃龉冲突百出，内部摩擦严重。这样的军队，断无取胜之可能。

事实上，大清的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职能主要是防内乱而非抗外侮。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但军队的职能没有什么变化。日本学者藤村道生（《日清战争》）曾经讲到，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鲁伯炮，在武器方面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清军是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没有近代战争所必须的给养、运输机构和兵站设施，机动能力太低，不可能进行运动战，只能退守防卫，被动挨打。李鸿章的美国顾问也说过，清军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

李鸿章在马关和谈时，曾对日方说，这次战争，收到了两个好的结果。一是日本人利用欧洲海陆军组织功能方面的成功，显示黄色人种丝毫不弱于白色人种。二是战争促使中国从长年的昏睡中惊醒过来，这实在是日本促进了中国的自我奋发，帮助了中国的未来进步。李鸿章此语，虽是为搏得日方好感，以达到尽快媾和的目的，但也不无道理。李鸿章作为主要当事人，大败后还要腆着脸乞求敌方同情。作为一个曾立下赫赫军功享有盛誉和众望的老人来说，当时他心中苦楚，就不难体味了。后来，李鸿章因签订《马关条约》被朝野同声斥为“卖国贼”，甚至有人撰拟了“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对联，在市井间流传，可见李鸿章之不齿于士林。

冷静想一想，李鸿章就是想卖国，他卖得了吗？中国社会，几千年愚民统治和愚民教育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不辨道理，混沌一片，英雄人物不容于当时。满朝士大夫阶层，多是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借用海瑞的一句话，“满朝皆妇人也”，他们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这些还是好的。更多的是伪道学，他们端出一副道德高尚的嘴脸，其实是道德败坏的伪君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有些居庙堂之上的害人精，说他们是猪狗，应该是对畜生的不尊重。

马关谈判日方全权大臣之一，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对李鸿章有一个评价。他说，与其说李鸿章胆魄雄豪、才华俊逸、决断果敢，不如说是为人机敏、富有奇智，视事态时机的利害得失而决定取舍行藏来得更合适。他说李鸿章不拘泥繁文虚礼，常放逸不羁，独具风采，容貌魁伟言行奇拔，令世人对其顿起敬畏信服之念。他的意思，是说李鸿章小聪明，大作派。的确，李鸿章缺乏现代知识，没有受过外交专业训练，他的那些缺乏世界眼光和心胸狭隘的外交知识、思想和痞子战术，只是多年历练而来。尽管如此，与李鸿章数度交手的伊藤博文，不止一次表示，李鸿章是中国惟一有能耐与列强一争长短的人。

再强的人强不过时代，李鸿章注定是个悲剧人物。个人再大的能力，再多的才干，也拗不过整个社会，况李鸿章本人，也未必是一心报国。任人唯亲就不说了，这是中国所有当权者的通病，因为制度不如人起作用，用自己信得过的人，是在中国当政的必然选择。外人效忠口号喊的再响，也不如自家亲戚可靠。李鸿章打击异己也是驾轻就熟。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一边支持维新派，另一方面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对自己的强烈抨击，让人上疏抨弹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文廷式，致使维新大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此外，贪腐也是李鸿章抹不去的印记。李鸿章去世后，其直系子孙遗产分配，涉及到李家在合肥、巢县、六安州、霍山的大量田产，在扬州的当铺，在庐州府、江宁、扬州、上海等大批房产。这是怎么来的？当然他是为官捞来的。据俄国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后，陆续从道胜银行获得俄国给予的回扣达三百万卢布。至于他采购军舰拿了多少回扣，天知道！所以说，论私德，李鸿章前不如曾国藩，后不如不置产业的袁世凯。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吐血，两个月后去世。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李鸿章一人。不过，民间的传言却是“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李鸿章去世近六十年后，“卖国贼”李鸿章尸身所遇，令人发指。位于合肥城东十五里大兴集的李鸿章墓，1958年大跃进期间被毁，“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热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笔者无意评价历史人物李鸿章。因为笔者扪心自问，若早生一百年，顶多只是个捉刀上阵，洒血雪耻的男儿。徒有匹夫之勇，于国于民，能有多少益处？

话说回来，甲午海战一百二十三年过去了，中日之间的差距，或者说中国离日本的距离，至少不比当年小。若再来一场中日之间的海战，乐观估计，也不敢妄言中方胜算有甲午时期高。或许一百年太短，中国仍在发展中。

当今世界上，一切国家能现代化的必致富强，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必遭边缘化甚至淘汰。在这方面，没有特殊性。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一个不走现代化道路而强盛的国家。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李鸿章等人的探索也证实，没有彻底的现代化，就不是现代化。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1938年）中有一世纪之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能现代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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