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府与互联网的江湖

        万物同源，希望或在失望间。多样化的社会，需要包容。

        前段时间梳理货币史读书笔记，不断强化了一个认识，即货币是人类自己讲述给自己的故事，起源于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习惯，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而演进。货币在诞生之时，其内在的象征价值，就与最高的权力连结在一起，甚至其本身就是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货币自从来到世界上之后，历经物质世界千般考验，更换过上万个面孔，但其自身的象征价值，从来没有改变过。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推动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从神权、君权到民主政权的转变。相应的，货币内在的象征价值来源，也从远古时期人类的神秘崇拜，从君主威权，转移到现代政府身上。货币就是政权的一部分。政权稳定，货币稳定，政权不存在，它的货币必消失。所以，政府必须管理货币流通，对货币问题负责。这一点，中外相同。

        货币基础上，生长出来的金融，在不同国别的表现，就有很大差异了。大而化之，大家玩的花样，主要有两种：市场基础上的政府调控，还是政府意图基础之上的市场调节。显然，我们是第二种。主要原因，我们是一个纵向的社会结构，政府在社会之上，在经济之上。此外，中国的现代金融制度，是外来品，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不是自己生长演化而来的，容易被改造。由于政府意图是根，金融与政府，就有着天然的关系：政府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政府。

        讲两个真实的故事吧。

        民国政府成立后，现代银行业开始在中国大发展。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也有南北两个金融中心。1920年，总部设在北京的华资银行有23家，实收资本3622万元，其中重要的华资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大陆、新华等重要银行，总部都在北京。总部设在上海的华资银行仅有9家，实收资本547万元。相差悬殊。随着北洋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逐渐弱化，总部位于北京的银行逐渐迁移到上海。1927年中国银行总部迁至上海，1928年交通银行总部迁至上海。到1936年，各重要的华资银行齐聚上海，上海的华资银行实收资本占全国的80.4%，存款占全国的84.7%，贷款占全国的78.7%，总收益占全国的75.8%，上海成为中国惟一的金融中心。民国年间，金融中心逐渐从北京移到上海，是北洋政府逐渐衰落的结果。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控制能力逐渐减弱，金融就跑到了市场基础最好，法制环境最好（租界）的上海。

        现如今北京与上海的金融格局，也能说明问题。有人说当前中国也有两个金融中心，一个是北京的管理中心，一个是上海的市场中心。这种说法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真相。如果说，在金融功能角度，伦敦是国际借贷中心，瑞士苏黎士是私人财富管理中心，大家各有所长，各有偏重，这是正常的。如果说同一个功能，管理在北京，市场运作在上海，那就是说，上海的金融要听北京的话，或者说，上海只是外表，内核还是在北京。真正的中心，应该还是在北京。否则无法理解，从国发2009【19】号文明确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到现在，如果按照机构集聚地、管理金融机构资产总量、资金流量、信息和人才等金融中心核心指标来看，北京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要知道，在金融机构服务、政策优惠、政策环境方面，国家给上海的政策，要比北京宽松的多。如果机构盯着市场，早就迁上海去了。

        前些年金融管理部门和各大金融机构响应国家政策，纷纷在上海设立二总部。几年过去了，事实上也没有明显地改变两地的金融业格局。因为在一连串的故事中，还有比国家政策厉害的，那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格局，那就是决定决定国家政策的东西。有人说是文化，管它呢。

        为什么金融和政府联系的那么紧密呢？

        一是金融主动贴近政府。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都唯政府马首是瞻，政府才是超级大商人，市场机会或是政府直接给的，或是要看政府脸色的。还有根子上的原因，金融机构大佬们的乌纱帽在政府手中。就是民营金融机构，高管们的聘用与否，也得听党委的。

        二是政府要强力掌控金融。因为改革需要利益补偿，发展需要用钱，社会稳定需要用钱，社会治理也要用钱。财政的钱是远远不够用的，金融就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工具，俗称“钱袋子”。大家可以梳理，改革以来，重要的金融改革，多是服务于国有经济的。

        我们这里，金融功能就是政府功能的一个附庸，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功能也是首都功能的一部分，就象货币就是政权的一部分一样。现今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一个纵向的金融体制，从中央直插到地方,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全体国民的身家性命与体制捆绑在一起。这个体制的好处是，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高度自洽，中央指挥全国经济运行，如脑指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一样，运用自如。不理想的地方是，由于缺乏横向的金融渠道，不想用钱的地方可能囤积了大量的钱，想用钱的地方可能找不来钱，或者只能绕几道弯找来高价的钱。

        中国当前这么大的经济体量，纵向的控制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低。重要的是，我们还要面临来自域外的竞争。社会经济大发展，需要一个横向的金融供给，真正实现市场自发的余缺调剂。然而，在一个纵向社会结构里，由于社会信任结构也是纵向的，内生一个横向的金融安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熟人社会、人格化交易习俗下，横向的金融联系，缺乏社会信任结构的支撑，很难发展起来。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可能。因为互联网天生就是一个横向的社会：江湖。

        这些年，互联网技术向金融领域渗透，把铁板一块儿的体制，顶出了些许空隙。一些人看到这些缝隙发出的亮光而惊呼，更多人盲从之，遂成互联网金融之势。看到社会投入了这么多的热情和创业激情，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感觉太浪费、太可惜之余，也觉得发展横向金融供给，太有必要了。

        在互联网金融的江湖中，主流玩法是“互联网+金融”，有两种模式。一是互联网金融企业模拟传统金融服务，尝试着把线下金融服务搬到网上。二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服务业务细分。

        互联网企业模拟传统金融业务是最常见的打法。大家立足于互联网技术平台，竞相把线下的金融业务模式搬到网上。然而，试验结果是，尸横遍野。只有极少数的网贷机构成功了。但他们的成功，像阿里小贷这样的，它们的成功只是说明了一点：把线下的金融服务模式搬到网上，门槛比线下金融模式的更高。而且随着利率水平持续下移以及借贷信息透明度的逐渐提升，会慢慢挤压其生存空间。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服务业务细分，主要有网络销售、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网络理财等。这些新业态有效地弥补了市场缝隙，呈蓬勃发展之势，有些正在推动传统业务渠道再造，进行着深刻变革。

        当前“金融+互联网”式的玩法，使现行以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监管制度，暴露出监管真空。一些投机分子，利用P2P、资管平台、电子盘等名义，从事非法集资、恶意欺诈活动。互联网金融的江湖乱象丛生，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污名化。历时一年多的专项清理整治活动，虽违法势头有所遏制，但出路在哪，仍不清晰。

        互联网是管不住的，管住了就不叫互联网了。万物互联必将到来，互联网是将来我们生活的基础，就象农业社会的土壤一样。现在仅仅将互联网当作一项技术手段来看的思维方式，注定是要踫壁的。前段有消息，四大行与BATJ全面合作，希望能在金融科技方面有所突破。笔者没搞明白，横向的互联网金融与纵向的体制内金融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物种，就像陆地上跑的大象与海里畅游的鲨鱼，不知他们如何融合？互联网天然的反中介化，互联网主流的共享模式，都不可能会允许超级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存在，那种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超级互联网金融企业想法，只能是不合实际的幻想。在万物互联的未来，人脑有些不够用了，长年混迹于官场的银行高官们的大脑更不够用了。因为，互联网是一个江湖，江湖的核心，是单打独斗。

        互联网会击碎纵向社会的桎梏，释放发展的空间和活力。可以预见，满足市场主体需求的横向金融供给，将主要通过互联网金融的渠道解决。虽然目前还没发现，那种玩法会成为未来横向金融供给的主流，但我们可以肯定，希望就在互联网金融这个范畴。但是，互联网金融的方向，应该是“互联网+金融”，而不是“金融+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只是技术不成熟的过渡时期的玩意儿。

        一个仰政府鼻息的金融体系是没有希望的。对外不能保境，对内不能安民，养一个只会听话的孩子，会累死家长的。

        出路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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