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粟品孝︱宋元明时期江州周氏宗族的迁徙及相关问题考述——以族谱记载的周敦颐后人为中心

Original 粟品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08-28

点击上方 “蓝字” 关注我们

宋元明时期江州周氏宗族的

迁徙及相关问题考述

——以族谱记载的周敦颐后人为中心

作者简介

粟品孝,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宋史、巴蜀历史文化研究，有《宋代蜀学研究》《朱熹与宋代蜀学》《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南宋军事史》《成都通史》“五代（前后蜀）两宋卷”《历代周敦颐文集序跋目录汇编》等著作。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27—141页。

摘要

江州周氏宗族是指宋儒周敦颐定居江州之后的族人,他们在南宋至元明时期数百年间多次迁徙。两宋之交的战乱对其打击巨大,周子长子周寿一系遭受重创,六子中五子不见有子嗣,第五子季仲之子周兴裔(周子四世孙)或背井离乡,约在南宋中期卒葬苏州(时称平江府)常熟县;兴裔长子周昺续任常熟县尉,遂家于此,兴裔后被尊为苏州周子后裔的始祖。留居江州的周子次子周焘一系在南宋晚期再有迁徙,其中周子五世孙周洵携全家返回道州;续居江州的周子后裔则在元朝末年受到兵乱冲击而散走他方,其中周子九世孙周铅得避居江州瑞昌县。至明代中期,道州的周洵后人周伦(周子十三世孙)又迁回江州(时称九江府)为周子守墓,并与瑞昌的周子后裔相认,共续濂溪血脉。而迁至常熟的周昺一系,从宋末元初的周才(周子七世孙)到明朝后期的周与爵(周子十七世孙)一辈,历时数百年,先后有族人迁居吴县县城和长洲县城,实际均在苏州城内移徙。

关键词

周敦颐; 周氏宗族; 周子后裔；族谱; 迁徙

宋代大儒周敦颐本是道州营道县(治今湖南道县)人,晚年居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死后亦葬于此,因而其后人便定居于江州。但至明代中期,江州(时称九江府)地方官却要从道州把周子十三世孙周伦请来为周子守墓。这不禁令人生疑:居于江州的周子后人是何时重返道州的呢?是否全部离开?如果不是全员迁徙,那么留居江州的其他周子后人又去往了何处,以至明朝要从道州向江州派遣周子守墓人?还有,从元明以来的各种周氏族谱、文集和苏州本地的一些文献来看,苏州有一支周子后裔,是江州周兴裔(周子四世孙)之后。其说是否可信?如何形成?厘清这些问题,或可为我们认识周敦颐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把握周氏宗族的发展轨迹和分布地域、理解我国古代宗族的迁徙流转和存续演进,提供更为准确深入的认识。

江州周子后裔迁回

道州的时间

《明史·儒林传》曾为周子后裔中第一位被朝廷授予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周冕立传, 言其生平事略曰:

周冕,先贤元公周子十二代孙也。其先,道州人,熙宁中,周子葬母江州,子孙因家庐山莲花峰下。景泰七年,授冕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还乡以奉周子祀事。

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认为, 周冕本居于九江府, 明景泰七年(1456)被朝廷授予翰林院五经博士后, 回到道州, 承奉周子祭祀之事。其实, 此说不足凭信, 周冕的祖先早已从江州回到道州, 周冕是土生土长的道州人。当时朝廷授予周冕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官方文档，就明确有“湖广永州府道州起送周濂溪嫡长子孙周冕到部”“欲将周冕填注翰林院五经博士, 仍回原籍湖广永州府道州, 以奉祭祀”等语。

那么,周冕的祖先是什么时候从江州回到道州的呢?

元明以来,在周子宗族内外有一种说法,就是周敦颐二子周寿和周焘的后人是分别住在江州和道州的。如元儒欧阳玄在为道州路重修濂溪书院作记时就说:“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长司封郎中寿,次直徽猷阁待制焘。寿之后迁居江州,焘之后居道州。”这种泾渭分明的分居情况可信吗?

明代中期修成的《瑞昌县志》著有《周寿传》,其中写道:

周寿字元翁,濂溪先生之伯子也。家世舂陵之营道。熙宁间,先生知南康军,元翁侍焉,熙宁六年壬子六月七日先生殁于任。寿偕弟焘字次翁者,茔先生于太君母夫人墓左,从遗命也,在(江州)德化县清泉社三起山。明年癸丑,次翁归道州,守先业。元翁以墓祀留,登元丰壬戌黄裳榜进士,领司封郎中,子孙因于其故庐家焉。

这里不但把欧阳玄所谓的周子二子分居说讲得更为具体,而且明确说次子周焘是在周子安葬的次年即熙宁七年(1074)回到道州,承袭先业的。明代中期永州府同知鲁承恩编《濂溪志》,见《周氏族谱》中有《元公家本行实》,内有周敦颐遗命,言其卒葬江州,“寿当留此,以看守祭扫;焘还故里,奉蒸尝,守丘垅”。这一说法在周子宗族内长期流传。如明代晚期苏州的周子十七世孙周与爵父子在所编《元公世系遗芳集》的跋语中就说:“元公生二子,长曰寿,次曰焘,皆补太庙斋郎。……焘之一枝世居营道,而寿则从元公,徙居九江。”清代后期道州的周子二十四孙周诰在新编周子《年谱》的末尾省去了周寿一系曾居江州的历史,直言其“生子六,从官居吴中”,但仍说周焘“生三子,居道州”。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明代鲁承恩编《濂溪志》（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明刻本）

南宋中期赵汝谊在淳熙四年(1177)来道州后,曾处理一起土地纠纷案。说是周子先茔的墓田,在守墓人和知情人相继去世后出现了流转,并导致周子族人和周子舅家何氏之间的长期纷争。赵汝谊成功处理好后,“令先生江州后裔亦闻之”。道州的土地纠纷案结果要通报周子的“江州后裔”,说明此时周子后人还住在江州,没有回到道州。特别是此时周子“故宅基尚属何氏”,居住者何揖“于淳熙十一年以其地归于意之曾孙兴嗣”。周子故宅不还于周子后人,而要归于周子从弟周意之后,更说明直到淳熙十一年(1184),周子后人也还没有从江州回到道州。

上段引文中的周子“江州后裔”,当时有哪些人呢?据时知南康军的朱熹所见,至少有周子曾孙直卿、正卿、彦卿和玄孙涛等人。淳熙六年(1179),朱熹为周子《爱莲说》作跋,称“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说之墨本为赠”。两年后即淳熙八年(1181),朱熹罢知南康军后受邀到江州濂溪书堂讲说《太极图》,其时“先生之曾孙正卿、彦卿,玄孙涛设馔光风霁月亭”。三十多年后的嘉定六年(1213),吏部员外郎李埴路经江州拜谒濂溪祠堂,曾与周子五世孙周澹等人“晤语久之”。

以上五人姓名,在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保留的周氏族谱部分内容中均有记载,且知直卿、正卿和彦卿都是周敦颐次子周焘的长子周縯之子,是亲兄弟;周涛为直卿长子,周澹为彦卿之子。他们当时还全部居住在江州。

就在李埴到江州拜谒濂溪祠堂的前一年即嘉定五年(1212),方信孺来知道州,他“访求濂溪之裔,得兴嗣之子錀,以为学宾”,就是任命周錀为道州州学学宾。诚如前述,周兴嗣为周子从弟周意曾孙。方氏专门访求周子后裔,却只得到周子从弟周意之后,说明此时周子后代也还没有从江州回到道州。嘉定十年(1217),龚维蕃来知道州,他在考究濂溪祠堂故基时,“延见群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后访于錀,尽阅累世契券,亲至其地,质于乡邻族党,始得其实”。这段文字见于他次年写成的《道州重建故祠记》,访求的还是周子从弟周意后人。这说明,至少在嘉定十一年(1218)时,周子后裔仍然没有从江州回到道州。

不久,即嘉定十三年(1220),道州官府在州城附近的虞帝庙旁建立濂溪书院。数年后魏了翁作记,虽言周子故居祠堂“旁近皆周氏子弟”,但明确提到之人仍是“先生之裔孙錀”。说明至魏了翁作记时,周子后裔也还没有从江州迁回道州。

十多年后的端平三年(1236),史复祖来为道州守。当时魏了翁的记文尚未上石,于是“先生诸孙、贡士晔者,手其文为请”,史氏遂为之作跋并刻石。这里所谓的“先生诸孙”,可作两种理解:一是周子的直系后人,二是周子的族人。同样的,知道州杨允恭在景定四年(1263)创办小学,旨在教育众多的“周氏子孙”。这里的“周氏子孙”也可如此两解。笔者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点,明代中期永州府同知鲁承恩编《濂溪志》卷5载录的《周氏族谱》(下称鲁本《族谱》),可以佐证。

鲁本《族谱》节录自明朝初年周壎(周子九世孙)初编、景泰七年(1456)周冕重编、后又有所添补的《周氏族谱》。其中“濂溪宗派后图”的一些注文很值得注意,就是很多人名旁有小字注文“载故居碑末”(其中一人名下注为“载故居高峰碑末”)。经统计,共有周子兄周砺后人利万(二十五世,此指图表中的世系,下同)、利万子不比(二十六世)、孙天瑞、天然(二十七世),周子次子周焘的孙子政卿(名下注“即正卿”)的儿子洵(名下注“即正雷”,二十六世)及洵的儿子应隆、应贵、应初(二十七世)、彦卿(儿子是周澹)的孙子应奎、应喜、应宗,以及周子叔父周怀辂的后代元泰、元亮(二十六世)、安国、安润(二十七世)、永传、永兴(二十九世)等17人。为什么要在他们的人名旁注上“载故居碑末”?当是族谱编修者亲见这些人名尚存周子故居的一通石碑之上。周子兄周砺、叔父周怀辂的后代应该一直住在道州,他们的名字“载故居碑末”并不奇怪。关键是前面我们说周焘孙子正卿、彦卿还住在江州,他们的子孙怎么也“载故居碑末”呢?笔者认为,这可能是重要的提示,说明正卿、彦卿的子孙已经从江州迁回了道州,而且至迟是在周子五世孙周洵时回来的。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宋末冯梦得的《江州濂溪书院后记》一文中得到辅证。该文有一段周子六世孙周振之向时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的贾似道请求经济帮助的文字,非常重要,兹录如下:

淳祐六年,今太傅平章魏公,开阃湓府。元公之五世孙振之者,膝行以请曰:“惟先君元公,得不传之学以授二程,而道以大明。迄今二百载,于其子孙弗振。洵之子无责焉耳,澹之后无传。余为沆之次子曰振之者,余季也。湛之子一之,涛之子成之,是皆有志于学者,而未有以赡养之。

这段话涉及周振之的五位父辈,即洵、澹、沆、湛、涛,其中涛、澹已见前述,这五人又同时见于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首《濂溪先生周元公世家》。结合这份《世家》和《后记》,我们可以把以上诸人的世系图示如下:

淳祐六年(1246)周振之呈请中的“洵之子无责”“澹之后无传”语,很值得注意。前述鲁本《族谱》中“载故居碑末”的周焘后人中,恰好全是洵、澹之后。这一巧合说明了什么呢?笔者认为,“洵之子无责”是隐晦地表达周洵已经带着子辈离开江州、回到道州。也正因如此,所以周洵及其三子的名字刚好就“载故居碑末”。冯氏《后记》既言“澹之后无传”,又说“以振之嗣澹后,奉孀母叶氏以居”,说明此时周澹已死,妻子叶氏尚在,但没有留下子嗣。这又怎么解释鲁本《族谱》中还有周澹的三个儿子,且均“载故居碑末”呢?笔者认为,这三子可能是周澹的别宅子,或妾生子之类,在周澹死后不容于主母,而跟随周洵一家迁回道州;也可能非周澹亲生,而是周洵带回的其他三位侄子,冒充周澹之后,并在道州重建他们的谱系。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周子次子周焘的后裔就是在南宋晚期从江州迁回道州发展的,具体是在嘉定十三年(1220)濂溪书院建立之后至淳祐六年(1246)周振之呈请官府资助之前的一段时间。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还查到了载录周洵子嗣名字的这块“故居碑”的碑文,见录于清末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20,题名《杨允恭寿祠记》。此碑是周氏子孙感念知道州杨允恭在景定四年(1263)创办小学的功德而为其建立的生祠碑,记文由当时道州濂溪书院山长滕巽真所写。虽然由于年久剥蚀之故,碑文已缺失部分文字,以至我们没有见到前述周洵三子的名字,但周子兄周砺后人周利万、不比、天然,周澹之子应喜、应宗,都赫然在碑文之末。其中鲁本《族谱》图表中的不比名下特别注有“书院主祠宗学讲书今载故居高峰碑末”十余字。因杨允恭即号“高峰”,所以可以确定鲁本《族谱》其他人名下的“载故居碑末”的“故居碑”,即是“故居高峰碑”之简写,也就是这块《杨允恭寿祠记》碑。此外,这块碑文文末明记“书院斋长周正雷”,也与鲁本《族谱》“濂溪宗派后图”所列周洵名下注文“即正雷载故居碑末书院斋长”相合。因此，上文推断江州周子后裔回迁道州的时间在南宋晚期,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 他们为何要离开江州返回道州呢? 目前尚未见到直接的史料。不过鲁本《族谱》的“濂溪宗派后图”不列直卿、良卿后人, 也不列周洵弟周沆后人(包括过继给周澹的振之), 似乎反映出周洵父子与他们关系交恶, 以至要愤然出走重返道州, 且在家谱续修中也完全不列他们的名字。周振之所谓“洵之子无责”, 或许可作如此理解。当然, 他谈到的经济困难(详见下一部分)，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理由。

上述这些江州周子后裔, 全是周子次子周焘之后, 他们直到南宋晚期也只有部分人回到道州, 因此前述元明以来周子宗族内外所谓周寿、周焘二子及其后裔长期分居江州和道州的说法, 不足为凭。

从江州迁回道州的周氏族人后来发展如何呢?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他们在宋元时期还比较平淡,在周氏族谱之外能够见其名者很少。除了上述史复祖在嘉熙元年(1237)的《〈道州濂溪书院记〉跋》中提到的周晔可能是周子后人外,所知还有前述元代欧阳玄在《道州路重修濂溪书院记》中提到的周子八世孙周善溥,当时道州路长官曾举荐其出任濂溪书院山长;还有元末明初的周子九世孙周壎,康熙《永州府志》卷16将其作为“道州名贤”,述其传略曰:

周壎,字伯和,濂溪先生九世孙。好学,善谈《易》,长于诗词。元季,隐营山之阴。洪武初,有司以明经举送京师。告老归,蒙赐赉,以寿终。

可见周壎有一定的学养,在元末动乱之际隐居,入明后以明经之士被举送京师,不久告老归乡。鲁本《族谱》有其小传,内容与上述文字基本相同,并云其“年八十一终于家”,确为高寿。从鲁本《族谱》所载周冕写的《周氏支系》,还可看出在元明更替之际,在道州的周氏宗族曾遭到很大冲击,谱牒也有破坏,幸存的周壎从京城归来后便有重修之举:

(周壎)慨念元季室家轶于兵燹,谱有漫灭者,恐失其全,而详加纂集,以贻厥后。

鲁本《族谱》还清晰地记载有周壎的世系源流,可图示如下(这里仅止于周冕,支派不列):

周敦颐——焘——縯——正卿——洵——应斗 ——仁孙——宗文——壎——泰赉——文裔——冕

在周氏宗族发展史上,周壎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得到任何实质性官位和特权,真正对这一宗族发展带来重要帮助的,就是本节开头提到的明景泰七年(1456)朝廷授予周子十二世孙周冕为翰林院五经博士这一重要事件。由于这一职务可世袭,在政治经济上享有一定特权,因此对于周氏宗族的延续,特别是确保道州周子后人持续且稳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除明末清初有一段空白期外,周冕在道州的嫡系后人都长期享有这一特权,绵延达四百多年。

南宋留居江州的周子

后裔之发展移徙与明朝中期

道州周伦之回迁江州

从上引冯梦得《江州濂溪书院后记》一文可知,在淳祐六年(1246)江州地区还住有相当一批周子后人,但在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困难。带头呈请的周振之(周子六世孙)除了说他们几位“有志于学者,而未有以赡养之”的情况外,还说其“先君无恙时,荣［此为衍字］筑室少府岭下,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弗念弗庸,以质以鬻。今殆为他姓所得,思欲更葺数椽辟燥湿寒暑,以奉吾亲”。说明当时江州周氏经济上确实较窘迫,以至周振之父亲生前不准典卖的家产也差点全部“为他姓所得”。为此,时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的贾似道采取了一系列扶危济困的措施,《后记》写道:

公(贾似道)恻然,亟命山长潘君之定订其支派,为之纤悉经纪,胪为四位,以振之嗣澹后,奉孀母叶氏以居;索所质鬻之地,官代为酬直,拓隘展狭,增造楹舍,仍给没官田三百亩。

即让当地濂溪书院的山长潘之定在确定周子后裔支派的基础上,把资助对象分成四份,分别是周沆长子(佚名)、周涛子成之、周湛子一之和过继给周澹的周振之(本为周沆次子)四家,官方为他们把原来典卖出去的土地赎回,并增扩房舍,给田三百亩。

不久贾似道“易镇上流”,升任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享有“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的大权,继续在经济上给予周子后人帮助:

又拨军资库不系省钱壹拾万缗,为市良田八百亩。若位得二百,给据立石,禁典卖,蠲二税。比成之等置到皇甫等田八十四亩,余更饬属县买补元数,以成初志。

即是再从军费中拨出10万缗钱,为他们买取800亩良田,四个家庭各得200亩,禁止典卖,免除夏秋二税。此事的具体筹措待周成之买到周边皇甫氏等人家的84亩田后,其余良田数(716亩)督促属县官府协助购买,补足元数(800亩),以完成“为市良田八百亩”的初志。不仅如此,“他如修筑墓墙、开填书院溪涧等”方面,贾似道也给予资助,“为钱肆阡叁百缗有奇”。经此努力,周子后裔的生活条件和周边环境大为改善,所谓“由是而元公之庐肯堂矣,坟有识矣”。

即便之后贾似道入朝为相,也在继续关心周子后裔并给予提携:

尔后魏公入相,天子进位,辩章军国机事之暇,犹眷眷不忍忘。且援褒录勋贤后嗣之典,授成之以初品官,俾主德化之学,掌元公祠。

即授予周成之管理其家乡江州德化县学的教官,并负责濂溪祠堂。根据冯文后面所谓“官其后嗣于秉钧十年之后”,可判断此时约是咸淳四年(1268),因为贾似道是在开庆元年(1259)以两淮宣抚大使的身份率军援助鄂州(治今武汉)抗击蒙古军队时“即军中拜右丞相”的。

虽然有以贾似道为代表的官府的连续支持,但从有关文献来看,江州周子后人至少在科举上并无可观的表现,未见有金榜题名者;政治上亦当如此。所以在南宋后期的数十年里,江州周子后裔依然处于周振之所谓的“弗振”状态。即便在咸淳六年(1270)朝廷为江州“增贡额二人”，情况也未见改观。这当然还与宋朝国运将终有关。

自此以后的数百年里,不仅我们在历史文献中难见江州周子后裔的活动,甚至明朝中期江州(时称九江府)的地方官发现,当地已无周子后人,只好向当时的湖广布政使司申请,允许道州周子后人返乡为周子守墓,湖广方面最终于弘治十六年(1503)派遣周伦(周子十三世孙)携带全家回到九江府。此事最初是由九江府官方在弘治十五年(1502)向江西按察司佥事王启提出,王启转述说:

据本府呈,宋儒濂溪周元公世家道州,因过浔阳,爱其山水之胜,遂筑书堂于庐山之阜,今在本府德化县五里许。……至于其没,又葬于栗树岭下,仅去五里许。先生之母与其二夫人皆葬其内,则先生之魂魄固安于是矣。……及文公守南康,先生之子孙自九江府奉《爱莲说》墨本于文公,则知当时曾有子孙。至国朝监察御史徐杰、项璁,按察司副使焦宏,两次修举,今皆圯坏,其子孙亦无一人为守祀事。

从南宋中期朱熹(文公)知南康军时“曾有(周子)子孙”,到弘治十五年时“其子孙亦无一人为守祀事”来看,周子原来寓居的江州故地已没有周子后裔居住了。所以当时就有官员提议:“差人赍文湖广布政使司,转查真派子孙,劝谕前来。”

湖广方面在层层传达和多方努力后,最终派遣前述翰林院五经博士周冕的侄子周伦与他的父亲、二子一起回迁九江府,并在德化县得到了一定数量的守祀墓田:

湖广布政使司咨据永州府道州营乐乡四都里老何添成等呈,依会勘得周元公十二代宗子周贤、男周伦、长孙仕爵、仕禄,的系真派,起送前来。遂将德化县德化乡一图、民田三十一亩三分陆、地六亩一分,发给养赡守祀。

具体的起送时间是“弘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这里虽然提到周伦的父亲周贤,但实际上周伦才是当时法定的守祀人。所以在周伦到九江后的“三四年间”,江西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邵宝在奏疏中说“于湖广道州取其裔孙周伦前来守奉”。后来所有的文献无不说当时的守祀人是周伦(或作周纶)。

南宋后期江州尚有不少周子后裔,并得到地方和朝廷的扶持,而两百多年后居然没有周子后裔在江州故地居住,反要申请从道州方面派人回迁守墓。那么,南宋留居江州的周子后人到哪里去了呢?对此,笔者从江西的地方志中获得了一些线索。

明代中期纂修的嘉靖《九江府志》有《周敦颐传》,记其死后葬江州德化县,“次子寿依而居之。元末避兵,复居瑞昌檀木冲,今邑周姓者多其后也”。稍后的隆庆《瑞昌县志》卷6《周寿传》记述更为具体,并将时间前移至宋末:

宋之际［季］,翁(按指周寿,字元翁)九世孙铅得避兵居本县王仙乡之檀木冲,有先生《太极图》墨本并家世谱藏。厥孙文显尝以训其子孙曰勉曰电曰霆者,每朔望披阅庄诵,以示守。弘治癸亥,都宪林公、提学邵公上疏修先生墓,以先生营道人,访先生子孙于道。时道以次翁(按指周焘)十三代孙曰纶者应焉。纶至,访元翁之裔,得霆、电数辈,知其为濂溪十四代孙,遂为疏,岁时同奉祀事。

依此记载,则留居江州(具体在德化县)的周子后人在宋元更替之际遭到兵乱冲击,其中周子长子周寿的九世孙周铅得等人(前述南宋中后期江州周子后人均是周子次子周焘后人,因此笔者怀疑周铅得也应是周焘之后)避居江州辖下瑞昌县王仙乡之檀木冲,在元明时期一直延续;周子十三代孙周伦(县志作纶)自弘治十六年(1503)从道州迁来守墓后,与瑞昌周子后裔相认,“同奉祀事”。

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编《德化县志》载有卒于同治四年(1865)的德化县贡生何之曙所作《周俊薰复兴濂溪祀事记》一文,其中写道:

公(周敦颐)九世孙铅德,当伪汉窃据江州时,抱公所作《太极图》逃之王仙乡居焉,今土人尚名周家边。其孙文显迁居清塘燕窝里。显子四,长孟嘉,次端,次雄,次甫,嘉之后居清塘,甫之后仍守田庄,端、雄之后,丁口繁而庄落星散。

这段话叙述周子后人避乱离开江州故地(德化县)的时间与嘉靖《九江府志》同,是在元末,所谓“伪汉窃据江州”是指元末群雄之一陈友谅在至正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358—1361)占据江州的时期(先称汉王,后称大汉皇帝,国号汉);但内容上更接近隆庆《瑞昌县志》,指称周子后人周铅德(“德”与“得”相通)因避乱逃居瑞昌县王仙乡,并提及周铅得(德)的孙子周文显。

那到底哪一种记载更为接近事实呢?笔者认为是同治《德化县志》。此虽晚出,但《周俊薰复兴濂溪祀事记》中所记的周铅德及其孙子周文显、曾孙四人的名讳,迁居与散居地名,非常清楚,应是依据周家世代相传的族谱,可信度较高。此其一。其二,隆庆《瑞昌县志》所谓的宋末这一时间,与对应的周寿(疑为周焘之误)九世孙周铅得的生平并不匹配。为什么呢?因为前述周子六代孙周振之在淳祐六年(1246)向江州官府申诉他们兄弟几位“有志于学者,而未有以赡养之”,说明他们还是学生,似乎还没有成年,至多也就20出头,至元军“下江州”的德祐元年(1275)正月之时,基本上只能延续到周子第七代;即便有第八代,年纪也尚幼,不太可能出现如《瑞昌县志》所谓宋末即有“翁(周寿)九世孙铅得”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瑞昌县志》记周子十三代孙周伦在弘治十六年(1503)迁来后,曾联系到周铅得后人、周子十四代孙“霆、电数辈”。实际上,从宋末德祐元年(1275)元军攻占江州至明中期弘治十六年(1503)近230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只有这五六代人呢?相反,从元末(此特指1358—1361年间)至弘治十六年,接近150年内有五六代人则更为合理。

据此,笔者认为,当如上引同治《德化县志》所记,江州德化县故地的周子后人应该是在元末的兵乱中被冲散,九世孙周铅得等人逃至附近瑞昌县王仙乡居住,并形成“周家边”这样的聚居点,之后又有迁居,且出现“丁口繁而庄落星散”这样的散居情况;大约一个半世纪后,周伦从道州迁居德化县为周子守墓,与周铅得后人“霆、电数辈”重新相认,共续濂溪血脉。

另外,明朝初期徽州歙县的唐文凤曾在一文中提到周子“绪胤”即周子后裔周启宗时,说他在周子当年修筑的江州濂溪书堂旧址新建濂溪书屋,作为“修读之所”。此周启宗是否确为周子在江州的后裔、是否还住在江州故地,目前未见更多的记述,暂存疑于此。

苏州周子后裔的由来和世系

苏州有一支周子后裔,这在始于明代的一些周子文集(及其著录的族谱和世系图)和苏州地方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且均言其始祖是来自江州的周兴裔,系周子长子周寿之后,周子的四世孙。记载最详备的是周子十七世孙周与爵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编纂的《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该书卷2的《元公世系图》出自“世谱”,清楚地记载了苏州周子后裔的世系源流:

周敦颐——(长子)寿——(五子)季仲——兴裔、兴宗——(兴裔之后)昺、昱——玙、珙——(昺、玙之后)才——文华、文英——(文英之后)南——敏——汝、浦、渊、源——(汝之后)经、维、(浦之后)纲——(纲之后)壁、奎、参——(奎之后)钺——讃——侣——与相、与国、与爵

其中在“兴裔”名下简介其生平事迹道:

字克振,除授武功大夫,驻扎平江,奏立敕建元公祠于苏郡胥台乡,后御金虏对垒,殉节王事,敕葬常熟虞山东麓,子二:昺、昱。

此处对周兴裔的叙述比较简略。但周与爵还编有家族文集性质的《濂溪先生世系遗芳集》,附载其《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的卷11至卷15,其中卷12有记述周兴裔的《和州观察使武功大夫行实》一文,内容更为充实,明言其为“濂溪之曾孙”“世居营道濂溪,徙居九江,祖讳寿,父季仲”;在叙述其生平事履后又记其后人,“子昺为迪功郎,荫常熟县尉。……曾孙才,迪功郎。祖孙四世祔葬虞山”。这些内容把周兴裔与其先辈周敦颐、周寿、周季仲与其后人周昺、周才等人的血缘联系及周兴裔家族由道州而江州、而苏州(时称平江府)常熟县的迁居情况,都做了明确表述。

明代周与爵辑《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周与爵编纂《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已在明朝晚期,之前的一些周子文集实际已载录苏州周子后裔的一些世系。如前述鲁本《周氏族谱》的“濂溪宗派后图”就记有苏州周子支系,与周与爵本《世系图》相合。兹整理如下:

除不列“兴裔”之弟“兴宗”、世系较短促外,这里的其他内容反较周与爵本《世系图》更详细。承袭鲁承恩本而来的万历二十一年(1592)本《濂溪志》卷10《濂溪世系》,也同样记载了上述世系名录。

尽管这些周子文集所列苏州周子后裔的世系非常清晰,前后连贯,不可轻易否定,但我们如果对比现存两部宋刻周子文集载录的《家谱》《世家》,就不能不对周季仲与周兴裔的联系产生疑惑。其原因在于这两部宋刻周子文集对周子长子周寿一支的记录,都止于其子辈季仲一代,对兴裔及其后人只字不提。

南宋晚期的《濂溪先生集》首列《濂溪先生周元公家谱》,在记载周寿的六子中,有五子记其卒或卒岁,不言其子嗣,仅第五子季仲之下明言其“娶陶氏,二子未名”。更晚的宋刻十二卷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首有《濂溪先生周元公世家》,载录情况与上述《家谱》略同,记载周寿六子的具体情况也大体一致:季仲之下述其“娶陶氏,二子”,已删“未名”二字,但并未列出具体的名字;周寿六子下面画有矩形方框,内有“此六位遭建炎之厄,不知去向”的说明文字。后者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既然“不知去向”,怎么除季仲外,四人都有明确的年岁:长子伯逵“年三十”、次子虞仲“年四十五”、四子季友“年三十九”、六子季次“年三十”。且从年岁来看,他们显然也不是在建炎年间(1127—1130)一同或先后失踪、死去的。

南宋佚名编《濂溪先生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残本）

南宋佚名编《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虽然这段说明文字可疑,但这两部宋末编印的周子文集所载周子世系情况均出自周氏族谱,似乎确实能反映出周寿一支在南宋初期的战乱中遭到了沉重打击,与周焘一支可能失去了联系,以至他们在族谱中的情况就定格在南宋初期周寿儿子一辈了,后来的族谱(限于宋末的江州周氏)再也没有记载他们后人的名字,甚至季仲二子究竟是什么名字,直到宋末周子文集编修时也不清楚。

不仅宋代的周子文集和族谱没有载录周季仲二子的名字,笔者遍检其他宋代文献,亦不得见,甚至连周兴裔的名字也没有。周兴裔及其与周季仲的父子关系,目前最早的记载见于元代。

上述周兴裔曾孙周才,是宋末元初人,元人郑僖(天趣)曾为其撰写《墓志铭》,言其世系情况是:

周敦颐——寿——季仲——兴裔——昺——玙——才——文华、文英——景凤、景麟、南

这与上述周子文集和族谱所载相合。这篇《墓志铭》在记述周才的“六世祖惇颐”“五世祖寿”“高祖季仲”之后,还写道:

曾祖兴裔, 武功大夫、和州观察使、带御器械,扈跸南渡。始居余杭之石濑, 复领侍卫马军都虞候, 驻扎平江。没于王事, 敕葬常熟虞山之东。祖昺迪功郎, 常熟县丞, 因家焉。

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周兴裔的最早记载,内容与前述周与爵《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卷12《和州观察使武功大夫行实》相合;虽然文字更简单,但联系前后文通而观之,周季仲与兴裔的父子关系、周兴裔周昺父子由江州而至苏州常熟县定居的情况,还是非常清楚的。

但这篇《墓志铭》对周兴裔的叙述似乎有些不合常理,颇让人生疑:

第一,周兴裔在随宋高宗南渡时已是“武功大夫、和州观察使、带御器械”,之后又“领侍卫马军都虞候,驻扎平江”,是典型的高级将领;他之“没于王事”,亦属光荣之烈士;得皇帝“敕葬”,更是流芳之举。如此地位和名声,何以不见载于周氏族谱?何以在浩如烟海的南宋文献中只字不提?特别是考虑到宋高宗一朝文献传世甚富的背景,更让我们不敢相信周兴裔当时有如此高官。

第二,周才卒于元朝“元贞乙未”即公元1295年,“年五十有七”,则其生年当在南宋宝祐五年(1257),此距周兴裔活动的两宋之交足有一百多年,若非周兴裔、周昺、周玙三代都是高龄得子,则从周兴裔到周才岂止短促的四代?

基于上述疑点,笔者认为,周兴裔其人作为周子四世孙、作为苏州地区周氏始祖的说法,我们固然不宜否定,但至少他的光荣历史、迁居苏州常熟县的时间需重新考量。或许这样的推测更接近事实:周兴裔的父辈在遭遇南宋初期的战乱中要么死去,要么流落他方,年幼的周兴裔后来转徙各地,一生艰难,卒葬苏州常熟县虞山,时间或许已至南宋中期光宗(1189—1194年在位)前后;后来其子周昺出任常熟县尉,遂在此定居;其后人周才及其子周文英在经历宋元更替之后迁居苏州城(详后述),出于在元朝新居(苏州城)更好发展的需要,便开始重新塑造其始迁之祖周兴裔,附会出上述种种光辉。

那么,周才父子的塑造是凭空想象,还是有原型可依呢?

有趣的是,笔者在翻检文献时,发现同样葬于苏州常熟县的南宋武将周虎的事迹,颇与此周兴裔相似。南宋名臣刘宰曾为周虎撰《故马帅周防御圹志》,言其“世家临淮”,靖康之乱后“南徙于苏”,是庆元二年(1196)的武状元;开禧二年(1206)“知和州”时曾大败金军;“明年四月,特转武功大夫。……(嘉定)四年闰二月,除侍卫马军都虞候。五年五月,除带御器械,兼干办皇城司”;后“官自秉义郎十转而至和州防御使”,卒后葬于“常熟县”。稍加比照即可发现,此周虎的诸多官名和葬地,与上述周兴裔何其相似乃尔!可见周才父子对周兴裔的塑造,当是借用了周虎其人。

朝代的变迁,居地的转徙,周虎后人的平庸化(已不见文献记载),这些正好给予周才父子塑造祖先形象时嫁接的机会。无数事实证明,历史人物一旦被改写塑造,其新的形象便会长期流传以至固化。苏州始祖周兴裔这一重塑的高大形象,便在之后的周氏家族中代代流传。

如明朝初期的东阁大学士吴沈在为周才之孙周南(或称周南老,元末明初人)作《墓碣铭》时,一方面延续了之前的世系记载:

周敦颐——寿——□——兴裔——昺——玙——才——文英——南老——敏——汝、浦、渊、源

一方面又继承了前辈对周兴裔的塑造:

至(寿)孙兴裔,和州观察使、侍卫马军都虞候、驻扎平江等处,死节王事,敕常熟虞山之麓葬焉,故今为姑苏人。先生高祖讳昺,迪功郎、常熟县尉。

尽管苏州周子后裔的始迁之祖周兴裔并没有家族内部塑造得这么高大,迁居苏州常熟县的时间可能不是南宋初期，而是南宋中期,但这支周氏是周敦颐直系后人的看法,则在元明时期的苏州地区得到了广泛认可。如常到周南老家论道的书画名家倪瓒,与周南老及其儿子周敏(字逊学)关系至密,说周敏是“宋道国公濂溪先生之裔”。与周南老一同诵诗读书的陈基在明朝开国的洪武元年(1368)为周南老作记,云其“裔出故宋汝南周先生元公”。为周敏作传的时人金珉也说“其上世道州舂陵人”,是“濂溪先生之十世孙”。不仅民间如此,官方也予以认同。如王直在为周南老孙辈周浦建立的崇本堂作记时就说:“正统元年(1436),朝廷尊崇儒道,凡圣贤子孙皆复徭役,其秀茂者收录之,恩礼至厚也。先生(周敦颐)子孙之在姑苏者,初由道而徙,郡守况侯验其实,皆复之。”同时,从前述明朝中期编纂的鲁本《族谱》详载苏州周子世系来看,道州的周子后人也认同了这支苏州周子后裔。

但是,从明初以来的一些苏州地方文献,对苏州周子后裔世系的记载却存在一些混乱的情况,有必要加以重新梳理辨析。如洪武十二年(1379)编修的《苏州府志》,有周才、周文英小传,所言周才生平事迹基本上与前引《周才墓志铭》一致,应是同一人无疑,但这里却说“尝领沿江制机检察水步兵”的周才是“宋吏部尚书武仲五世孙”,其子周文英是“武仲七世孙”(“七”应为“六”之误书)。根据这两篇小传,可以把他们的系谱图示如下:

周武仲——□——昺——□——才——文英

周武仲在洪武《苏州府志》卷33中也有传记,言其为福建浦城人,在南宋初卒于扬州官舍,“卜葬”于苏州吴县;卷44又言其墓在吴县,“杨中立铭”。杨中立即理学家杨时,其《龟山集》卷36确有为周武仲所写《周宪之墓志铭》,内容与洪武《苏州府志》卷33的《周武仲传》相同。

洪武《苏州府志》卷2有“道山”条，言及“在(吴)县东南二十里落星泾上,山左有濂溪先生道国公祠。……裔孙文英葬祠侧”。这里明确把周文英列为周子“裔孙”。《府志》卷44又有周兴裔墓的记载:“宋武功大夫、和州观察使周兴裔墓,在虞山北积善乡。孙才沿江制机检察水步兵,才夫人史氏,同附焉。”这里把周才作为周兴裔之“孙”,完全不提周武仲,似乎与其无关。显然,洪武《苏州府志》关于周才、周文英先辈的记载前后有异。之后弘治年间(1488—1505)编修的《常熟县志》卷4也有周才(作周材)小传,承袭了洪武《苏州府志》所谓周才是宋“吏部尚书武仲五世孙”的记载。

正德年间(1506—1520),苏州名臣王鳌编修《姑苏志》,卷50有周武仲、周才小传,与洪武《苏州府志》的传记基本相同,其中说周武仲“子孙多居于吴。曾孙昺为常熟尉,昺孙才”,虽与洪武《苏州府志》所言周才为“武仲五世孙”有一代之差,但载周才是周武仲之后则是一致的。《姑苏志》卷34也有周兴裔墓的记载:“和州观察使周兴裔墓,在虞山北积善乡。孙沿江制机检察水步兵才祔。”这两处关于周才先辈的记载明显有异,应当是承袭自洪武《苏州府志》,遂留下相同的矛盾。

不过有趣的是, 正德《姑苏志》卷27“濂溪祠”条, 利用正统年间(1436—1449)名臣王直的记文写道: “初, 茂叔孙兴裔以和州观察使驻扎平江, 奏立祠于吴县胥台乡, 后其裔孙文英、南老屡复而卒废。”这里直言周兴裔、周文英、周南老都是周敦颐(字茂叔)后裔。卷54还有周南老小传, 云其“本道州人, 濂溪先生之后,宋季徙吴。祖才, 父文英”。这便又出现了前后记载的矛盾, 前引《姑苏志·周才传》说周才、周文英是周武仲之后, 这里又说是周敦颐后人。之后隆庆年间(1567—1572)苏州人张昶编纂《吴中人物志》, 卷9有周才小传, 内容与正德《姑苏志·周才传》同, 仍说周才是周武仲“五世孙”。

应该说,从洪武《苏州府志》以来的这些苏州地方文献,对苏州周子后裔世系的记载是存在矛盾的。其实,对比前引周才、周南老墓铭,周才、周南老绝非宋吏部尚书周武仲之后,而是周子四世孙即江州周兴裔后人。

那么,这些矛盾的记载是如何形成的呢?前及元末明初书画名家倪瓒的一些记载,或可释此疑惑。他在专为周南老儿子周敏的天香深处画卷作跋时,既言其是“宋道国公濂溪先生之裔”,又言“有八世伯祖寓建宁之浦城,登绍圣四年乙未科,仕至礼部尚书”。联系前及杨时《周宪之墓志铭》所谓周武仲“为浦城人”“绍圣四年登进士第”和官至“吏部尚书”等信息来看,这位“八世伯祖”必是前述福建浦城人周武仲(卒葬苏州吴县,子孙亦家于此)。周武仲与周敦颐两家及其后人在宋代不见有交集,而这里的周武仲已是周敦颐后人周敏的“八世伯祖”。这一记载说明什么呢?笔者认为,这说明入元之后均居吴县同为周姓的两家很可能已经通谱,按辈分周武仲是周敏的“八世伯祖”。

事实上,两家通谱是有基础的。杨时《周宪之墓志铭》述周武仲先世说:“其先本周苗裔,平王东迁,次子烈封汝坟,秦灭周,以汝坟为郡,子孙因家焉。”而周敦颐在当时即有“汝南周茂叔”之称,南宋度正所做《周子年表》,述其先世也说:“维周氏之先,自帝喾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后遂以为氏。汉兴,封周后于汝南,先生盖其后也。”这里的“汝坟”“汝南”实际是同郡,两者关系最简明的表述如唐朝杜牧所记:“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坟侯,秦以汝坟为汝南郡,侯之孙因家焉,遂姓周氏。”正因如此,同居吴县、同以汝南为郡望的这两家周氏很可能就在元代通谱为一个宗族了。上引鲁本《族谱》的周冕《周氏支系》也写道:“盖周始自姬，……以国为氏。平王东迁,以子烈封汝坟侯，……子孙繁盛,散处他郡,有居浦城阳陵者,其一明经进士虚舟者,来处之遂昌。唐永泰中,次子崇昌、廉白二州太守者,从道之宁远,卒葬旺冈。……子墀登进士第,为集贤殿学士。七世而从远适营道县濂溪保,读书治赀产而占籍焉。”其中虽着重于其祖宗周敦颐先世之由来,但明显将周武仲所居之浦城县与周敦颐所居之营道县联系了起来,这在宋代周敦颐的墓铭和年表中都不曾有过,很可能是元代两家通谱之后的产物。

正因周敦颐和周武仲两家很可能已经通谱,周敏认周武仲为“八世伯祖”,两支周氏关系至密,所以倪瓒在为周敏天香深处画卷作赋时,才直言周敏为“有宋尚书之子孙”不过联系前述“八世伯祖”说,这里的“子孙”只是泛称,并非直系后裔。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上述洪武《苏州府志》以来的一些地方文献对周敏先辈周才、周文英或记为周敦颐之后,或记为周武仲之后了,后者实际是将本是泛称的“有宋尚书之子孙”加以坐实而误记罢了。只是奇怪的是,鲁本《族谱》居然在“濂溪宗派后图”的周敦颐子辈中录有周武仲,列为周敦颐父辈周怀铎次子周彦之子,又在“谱传类”中专列周武仲传,末尾明言“备载龟山杨先生所撰墓志云”,这显然是乱点鸳鸯谱了!

苏州周子后裔的

居地变迁

从前引洪武《苏州府志》和正德《姑苏志》对周兴裔墓的描述来看,苏州周子后裔从周兴裔到周才四代人,“祖孙四世祔葬虞山”,死后都葬于常熟县虞山。这似可说明,他们一直居住在常熟县。那么,具体是在常熟县哪里呢?前引弘治年间编《常熟县志》卷4《周材传》载:“其先汝南人,祖昺为常熟尉,遂家县之吴塘里焉。”这是说从周昺开始,便住在常熟县吴塘里。元人郑僖《周才墓志铭》载其晚年“筑室吴塘之曲”“择名师以教二子”。这说明直到周才之时他们还住在吴塘里。

有记载表明,周才后来又携子文英离开了常熟吴塘,迁居吴县。元末明初与周才后人周南老、周敏过从甚密的倪瓒,在专为周敏天香深处画卷作跋时写道周敏“高祖始来居吴,祖紫华先生仕隐乐道，……葬常熟虞仲山下。后二十七年,冢为盗所发，……因改葬吴县道山之原”。这里的“祖紫华先生”即是周文英,因此“高祖”必是周才。其意是说,从周才开始他们一家已迁居吴县,其子周文英原来葬在常熟县虞山祖茔,后改葬吴县道山,裨便已经“居吴”的子孙们守墓祭祀。

周才之时已迁吴,还可从周文英年轻时与道士幸先生一段交往的记述中得到佐证。史载:“至元戊子,幸先生过吴城,至紫华家。”据前引《周才墓志铭》,周才卒于“元贞乙未”即1295年,则“至元戊子”即1288年尚健在。这就进一步证明早在周才之时他们一家已迁居吴县,且是住在县城(“吴城”)。具体时间可能在宋末,如记述周文英幼子周南老生平的《拙逸公行实》开首曰:“拙逸讳南老,字正道,本道州人,濂溪先生九世孙。宋季,徙居于吴。祖才,父文英,自有传。”

由上可知,迁居常熟县的周昺一系在周才(周子七世孙)时已“徙居于吴”,具体时间在“宋季”,具体地点在吴县县城。由于吴县与苏州同治一城,所以王直在为周南老孙辈周浦建立的崇本堂作记时,曾说周文英死后“附于道山,子孙因家苏城中”,即全家居住在苏州城。

三百余年后,至明代晚期周子十七世孙周与爵时,有感“家庙规制陋隘,非所以副历朝隆重之典”,遂向官府呈请重建濂溪祠堂。在苏州和长洲县官府的支持下,经过一年的营建,“濂溪世祠”终于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落成,地点在长洲县城弦歌里。自此之后,至少周与爵一家已迁居长洲县城弦歌里,所以为周与爵《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作序的时人徐可行说:与爵“侨居长洲之弦歌里,祀守元公祠,以世其统。”由于长洲县也与苏州同治一城,所以实际上“世其统”的周与爵一家还是住在苏州城里。

结语

至此,我们已将江州周氏宗族在南宋至元明时期数百年间的迁徙情况做了尽可能详实的梳理,从中可见这一宗族虽有“理学开山”在其前,但后续的发展绵延并不容易。江州周氏宗族迁徙的原因复杂,有宋代以来官僚常见的“以官为家”,有因朝代更迭不得不躲避战乱的无奈,更有以名贤后裔身份移徙守墓、祭祀祖先的旧俗。具体说来,两宋之交的战乱是对江州周氏宗族的第一次巨大冲击,周子长子周寿一系遭受重创,其六子中五子在族谱中不见有子嗣,第五子季仲之子周兴裔(周子四世孙)或背井离乡,艰难一生,在南宋中期的光宗(1189—1194年在位)前后卒葬苏州常熟县虞山,是苏州周子后裔的始祖;后其长子周昺因任常熟县尉之故,遂家于此。留居江州的其他周子后裔,目前所见主要是周焘一系,则在南宋晚期再度发生迁徙,周焘长子周縯后人周洵(周子五世孙)携全家返回道州发展;继续留居江州的周子后裔虽然得到以权臣贾似道为代表的官方扶持,但长期处于“弗振”的状态,并在元朝末年的兵乱中散走他方。这应该是江州周氏宗族遭受的第二次巨大冲击,目前仅知周子九世孙周铅得逃至江州瑞昌县,继续繁衍发展,以至原来的江州故地竟长期无周子后裔居住。直至明代中期,才在江西和湖广两地各级官府的协调下,从道州请回周子十三世孙周伦,在江州(时称九江府)为周子守墓,时在弘治十六年(1503)。之后周伦与避居瑞昌的周子后裔相认,“同奉祀事”,共续濂溪血脉。而在南宋中期迁至常熟县的周昺一系,也因各种原因在苏州地区内多次迁徙,其孙周才(周子七世孙)亲历宋元更替的战乱,晚年携子周文英迁居吴县,住在县城,“子孙因家苏城中”。至十七世孙周与爵时,因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于长洲县城弦歌里新建濂溪世祠,遂以“祀守”身份侨居弦歌里。吴县、长洲县和苏州府均同治一城,因此也可说从周子七世孙周才时就已开始家于苏州城里了。另外,常熟县、吴县和长洲县在明代都是苏州府属邑,因此还可以说,苏州这支周子后裔,从江州周兴裔(周子四世孙)卒葬苏州地区开始,直到十七世孙周与爵辈,历经宋元明三朝数百年,长期都在苏州地区绵延发展。其间是否有族人外迁,现在还不得而知;晚明以后他们又如何迁转,则待另文探究。

据笔者所见,一些文献还有江州周氏宗族在宋代迁居其他地方的记载。如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广东人周星聚在为其族人仿刻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本《濂溪志》作序时说:“初,先生通判广州,粤人赖之,后归庐山,其一子遂家于粤,吾粤所以有先生真派者由此。”此说以为周子二子中已有一子迁居广东。清末周以均等纂《浙江会稽越城周氏支谱》,说自己是周子次子周焘的第二子周絪之后,并说周絪改名周彝,“绍圣丁丑进士,积官礼部侍郎,出知祥符,留居东镇关外”, 即迁居开封府的祥符县(治今河南开封市祥符区); 其子周靖在宋室南渡后先居杭州, 后迁绍兴府诸暨县(治今浙江诸暨市)盛厚里的紫岩山; 之后子嗣繁衍, 散居各地。清代乾隆年间周复源等纂修的《江苏无锡锡山周氏世谱》, 自认为其始祖是周子六世孙周应(谱称“四一公”“溪园公”), 开庆元年(1259)进士, 历知建康府事、制置安抚使,在南宋晚期由道州迁居无锡(治今江苏无锡市), “占籍锡之景云乡”。这些族谱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是研究周氏宗族文化的重要资料,但关于其始祖及其迁徙路线的记载是否可靠,成因如何,则还需要其他更多资料的发掘和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