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介】曹兴华︱试析宋军“以远制近”战术——以宋辽战争为中心

Original 曹兴华陈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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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宋军“以远制近”战术

——以宋辽战争为中心

作者简介

曹兴华,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宋史研究。

作者简介

陈峰，西北大学宋辽金研究院院长、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67—76页。

主持人语

军事建设是关乎一个国家安危的大事，也是影响国防成效的关键所在，正如孙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历史上，武装冲突与战争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活动，军事史遂构成各个民族、国家演进历程的重要内容。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各种战争、军事活动同样突出，或维护了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支撑了文明的成长；或导致了王朝的衰亡，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故探究中国军事史上的各种问题，总结其中的成败及其经验教训，不仅可以深化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也能为当今国家的国防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栏目即围绕上述宗旨，刊发中国军事史的相关专题论文。黄朴民、郭相宜《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一文以“夷夏东西说”为视角，通过对各种史实的分析，指出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部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陈卉、赵虹波、白立超《礼乐制度与西周军礼述论》一文以礼乐制度为视角，对西周的军事教育系统、职官系统以及军礼礼仪进行述论，尤其对军礼礼仪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曹兴华、陈峰《试析宋军“以远制近”战术——以宋辽战争为中心》一文，聚焦于宋朝军队的“以远制近”战术，通过考察宋、辽双方武器有效打击距离与战斗推演，并综合作战时空要素，探析了宋军倚仗弓弩作战的原因、不足及其改进措施。主持人：陈峰，西北大学宋辽金研究院院长、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要

宋军为对抗游牧骑兵的现实需要,立足发挥弓弩的作用,创造性地发明了“以远制近”的野战战术。在宋辽战争中,以床子弩为核心,辅以步弩、弓箭的对敌打击体系,不仅在力量、频率上略显不足,还具备轻视冲击、肉搏和机动缓慢的弊端,导致宋军屡屡失利。在随后的对夏、金的战争中,宋军有针对性地对武器和战法加以改良,效果明显,并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宋金战局。虽然它受国防战略的约束,欠缺攻击性,但其蕴含的“以远制近”“以强制弱”理念充实了我国古代战术理论体系。

关键词

宋军; 战术; 以远制近; 宋辽战争

宋军“以远制近”战术的

历史与现实

“以远制近”战术是指交战双方有效打击距离存在差距的前提下,距离较远的一方会在一段持续时期内,对另一方实施单向打击,以取得优势。其核心是双方的有效作战空间差,多发生在打击技术进步引发战术革命的时期,如火器取代冷兵器。

“以远制近”一说由南宋名将吴璘最先提出:“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制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吴璘认为要克制金军的弓箭,需使用比它射程和威力更优的兵器。明代名将戚继光进一步解释:“今日之计,以与战言之,必须各项器械,各长彼一倍;相持之势,各得便宜数倍,庶可驱胆怯之卒、不坚之阵,而当强悍之敌也。”“以远制近”由此上升到战术理论高度,用于指导明军作战。早在两汉时期,中原军队已有“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战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的思想认识。

据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弩机为楚民族的创造,战国中期已有比较进步的铜弩机”。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的左前方步兵方阵,“是由弩手和弓箭手共同组成的射兵小阵”，并于战国和秦代已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汉匈战争期间,李广在一次战斗中,“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天汉二年(前99),将军李陵与匈奴大战,“千弩俱发,应弦而倒”,多次挫败其进攻行动。两晋南北朝出现了车载弩。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晋将朱超石为防备北魏骑兵袭扰,以“车百乘”搭载“大弩百张”“断矟为矢”“百弩俱发”“一矟辄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南朝梁天监五年(506)钟离之战,梁将韦叡“结车为阵”,并“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击退北魏大军。唐末五代,沙陀军队以弓弩成功抵御了南侵的契丹精骑。后梁贞明三年(917)幽州之战,晋军大将李存审“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大败契丹南征大军。后晋开运元年(944)澶州之战,后晋军“万弩齐彀,飞矢蔽空”,再次击退辽军。宋人评曰:“晋军犄戎,不曾奔散。三四年间,虽德光为戎首,多计桀黠,而无胜晋军之处,盖并力御之。”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弓弩一直是中原军队克敌制胜的利器。当然,宋人倚仗弓弩对抗骑兵,存在无法回避的现实原因。

一方面,宋军骑兵十分落后。众所周知,宋军与汉、唐军队不同,没有一支数量和质量上都不逊于游牧民族的骑兵。王曾瑜认为,宋军骑兵落后的原因有三:其一,宋代的马源不足,仅靠贸易获得的马匹并不能满足军队作战的需要。其二,主流士大夫战略目光短浅,以经济利益衡量国防建设,除狄青、岳飞重视并善于骑战,其余军事将领皆恪守“以步制骑”的陈旧观念,导致了有宋一代不重视骑兵建设。其三，宋军长期沿用以步兵防御的传统思路，未能意识到组建快速机动大兵团的重要性,而是将骑兵分散于各个战场,作为步兵的附庸。因此,客观条件让宋朝诸将不得不思考“以步御骑”的现实途径。

另一方面,对抗辽军的现实需要。辽军主力是机动力强的骑兵集群,擅长突袭,尤其能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宋朝大臣宋琪评曰:“其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退败无耻,散而复聚。”这与“夷狄用兵,……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相互印证。就是说,步兵为主的宋军尚在行军或未展开之时,契丹骑兵已经发起突袭。在战斗打响后的一段时间内,辽军因未遭到有力反击,取得了有效作战时间优势,军事学称“机动战术”。宋军在“战具未暇施设”就遭沉重打击,随即发生“丁夫以溃乱,相践蹂而死”的惨剧。譬如,雍熙三年(986)岐沟关之战,辽军“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迅速击溃宋军主力。咸平二年(999)裴村之战,辽军通过围困宋军一部,诱击其主力,霎时间“围之数重”,继而全歼。因而,宋军在作战时间要素不利的前提下,有必要利用射程远的弓弩,夺取作战空间上的优势。

两宋给后世留下“文盛武衰”的深刻印象,其文教昌盛被海内外学者高度赞誉,然而其长期的边防困境,尤其是两次亡于边患的结局,同样为后世所诟病。有学者指出，宋军主要恪守防御战略，在对外战争中长期面对剽悍善战的游牧骑兵,所幸因为大量使用弓弩而不时取得了局部战术优势,从而确立了其在宋军武库中的首要地位。10世纪的中国已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阶段,宋军虽未大规模地在战斗中应用火器,但频发的战争必催生新的战术。可惜前人都未从战术层面深度探究宋军是如何利用弓弩来创造“以远制近”战法。

宋军“以远制近”战术的

内容及战斗推演

宋军的“以远制近”战术,即“蕃兵惟劲马奔冲,汉兵惟强弩犄角”,主张在防御游牧骑兵的作战中,倚仗弓弩的作用,时人称:“若虏骑来突,驻足山立不动于阵前,丛射之中则无不弊踣。骑虽劲,不能骋,是以戎人畏之。”譬如宋太宗雍熙北伐前,宋琪献上破敌之计:“近边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则万卒,小则千人,坚壁固守,勿令出战。”宋仁宗朝的宰执王尧臣同样认为:“(辽军)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虏人畜,劫掠财货,士马疲困,奔趋归路,无复斗志。若以精兵扼险,强弩注射,旁设奇伏,断其首尾,且追且击,不败何待。”神宗朝的沈括指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此天地之产也。中国利强弩,犹契丹上骑也。舍我之长技,勉强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除了高居朝堂的士大夫强调宋军应趋利避害,发挥自身弓弩优势,仁宗朝活跃于御夏前线的武将张亢也称:“官军所恃者,步军与强弩尔。”“制骑以弩”之所以能成为当时文武大臣的共同主张,源于宋军在御辽作战中已形成了以弓弩打击为核心的战术。当时,宋军武器与辽军骑兵相比,确实存在打击距离上的相对优势,并能够把它转化为战术优势。

契丹人植根于自身“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的游牧习性,精于骑射,号称“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遗憾的是,目前未见到直接描述契丹人军事行动具体过程的史料。明将戚继光曾有过描述:

夫今胡虏之技,远惟弓矢,近惟腰刀,别有铁钩枪,乃乘吾阵乱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远,仅可五十步。使我兵敢于驱前拥斗,虏矢不过三发,则短兵相接。……腰刀用于马上,前有马头,马头已长于刀,我兵步下列拥向前,举刃击马,岂马上之刀可及吾身者?

蒙古骑兵在己方射程范围内,先以射箭方式攻击明军。如果明军不主动上前搏斗,蒙古骑兵会先射光箭矢,方才拔出马刀发起冲击。直到明军溃散,蒙军才以长枪追歼残敌。宋辽时期辽军武器是“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锤锥、火刀石、马盂、粆一斗、粆袋、搭钝伞各一,縻马绳两百尺,皆自备”。对比两军的武器系统,两者无太大差别,可以推断辽军的军事行动与蒙军大致趋同。

关于辽军弓箭的有效杀伤距离,史籍记载甚少。但同一时期内,宋辽之间同种兵器不可能存在较大差距,有必要借助宋代文献加以考证。对于弓弩一类抛射型兵器来说,其杀伤距离存在着极限射程和有效杀伤射程两个数据。按照常理,羽箭的飞行轨迹是一条抛物线,杀伤力也会随着飞行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能打击到的极限距离并不一定能保证准确度和杀伤力。所以,宋军开展弓弩手准确度(又称“射亲”)训练时,并不会用弓弩的极限射程作为考核目标。庆历年间,韩琦提出了一个训练设想:“今定凡步射弓弩于四十步内,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为第二,九斗以上三中为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为第一,三石以上七中为第二,两石五斗以上五中为第三。”熙宁年间,宋军正式采用了如下的训练方法:“子垛方一丈射帖方二尺五寸,距所射五十步。”准确度要求:“步射,六发而三中为一等,二中为二等,一中为三等。马射,……中数、等如步射法。”契丹骑兵弓马娴熟,假设全部达到宋军的一等水平,保证在50步之内60％的命中率,基本可算作有效杀伤距离。按照宋代“五尺为步”换算,1尺约为0.317米,1步约为1.585米,故50步则约为80米。由此基本可以推测宋辽两军的弓箭有效打击距离约为80米。

冷兵器时代的近身武器,基本以其自身长度作为有效打击范围。根据前人对辽代墓葬出土文物的研究情况,辽军战刀主要有0.7米、0.413米和0.47米三种型制。长矛大致亦有刃长0.255米、0.21米和0.32米三种制式。由于出土的木制矛杆腐坏,只能参照宋军骑枪杆长约6宋尺(约1.902米)。因辽军战矛的三种制式长度区别不大,总长则取三者的平均数大致约2.16米。而骨朵的球体部分根据出土的材质不同,直径分为铜制0.055米、石质0.041—0.061米、瓷制0.034米、铁制0.035—0.058米四类,而在道尔其格辽墓中出土的一把铁质骨朵的木柄保存完好,长约1.02米,所以辽制骨朵的有效杀伤范围不超过1.1米。

相对而言,宋军所使用的武器做工精良、品种繁多,号称“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宋军虽然已经使用火器,但似乎并未在宋辽战争中发挥作用。现根据相关史料和考古材料,主要以有效杀伤距离为依据将宋军主要野战兵器分列(见表1—表4)。

由表1—表4可知,宋军在格斗兵器、弓和一般单兵弩的有效打击距离上与辽军相比并无优势，但宋军的武器系统有两大优势:

其一,以神臂弓为代表的宋军单兵强弩让游牧民族闻风丧胆。金军名将完颜宗弼曾说:“见宋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它虽在射程上略逊于床子弩,却能作为单兵武器大规模地装备,进一步提升了宋军的战斗力。宋军重视单兵强弩的研发和改进,从神臂弓到克敌弓,再到神劲弓,射程和穿透力都在不断提升。克敌弓“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神劲弓更甚,但发射间隔时间长,“每神臂三矢而神劲方能一发”。由于单兵强弩广泛应用于战场,让宋军的战术体系更加完善。单兵强弩诞生于宋神宗朝,并未出现在宋辽战争中。

其二, 宋军拥有使用和制造大型器械的能力。宋军投掷巨石的大砲有效打击距离与弓箭无太大差别, 且野战中适用性不大, 亦无讨论的必要。相对来说, 远射程的大型床子弩成为了能够实现“以远制近”的关键。“以步军枪刀手在前, 杂以旁牌标枪, 当阵面联不(布)拒马, 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 良弓劲弩居其后, 以双弓床子弩参之。”其中, 某些重型床子弩体积巨大, 操作繁杂, 如手射弩需20人操作, 二弓弩则需70人操作,野战中缺乏轻便灵活性, 仅适用于城池攻防。“六人掌㪷床子弩二”，说明宋军在野战中追求轻便, 多使用仅三人可操作有效射程为120步(约190米)的手射子弩。这样一来, 宋军的床子弩(120步)相比辽军弓箭(50步), 存在70步(约110米)的有效射程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假设宋军未受到辽军突袭前,正常列阵的情况,笔者将两军的战斗推演分解为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

首先，宋军“以远制近”的单方面打击阶段，亦是战术的核心阶段。辽军在距离宋军约190米至80米的范围内实施战场机动,此时宋军的床子弩对敌实施单向打击。床子弩威力巨大,“子中著常箭数十支,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宋军着眼于提升其作战性能,一直做两方面的改进：一方面,杀伤距离的改进。宋太祖曾令魏丕造“千步弩”,其求教于陈从信，“信令悬弩于架,以重坠其两端,……则自可千步矣”。魏丕造出的千步弩,“矢及三里,戎具精劲,近古未有”。另一方面,是车弩集合,使其更加轻便适用。宋仁宗时期的郭固为加强宋军在野战中的机动和防护能力,设计了能同时搭载床弩、弓手和弩手的战车,“箱置床子弩一,车上容五人,弓二弩二,其一人击金鼓,以为一车进止”。南宋时又出现了一种划车弩,同样是车载床子弩,史称:“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由此可见,为了重创敌军,宋军立足于发挥武器射程优势,以争取战争主动权。在北宋初年的战争中较为明显,如开宝三年(970),宋军破南汉战象,“集劲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坠,反践承渥军,军遂大败”。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将翟守素大战梅山洞蛮,令士兵“削木为弩”“贼奄至,交射之,贼遂败。乘胜逐北,尽平其巢穴”。至道二年(996)宋军讨李继迁,“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技,矢才一发,贼皆散走”。

其次，宋、辽军队在相互杀伤区域内的对射阶段。辽军进入距宋军约80米的有效射程,开始用弓箭对宋军实施打击。而宋军除床子弩继续实施打击外,中距离的步弩和弓箭亦开始还击，双方形成对射的局面。本阶段会在下文详析。

再次，宋、辽军队在相互杀伤区域内的肉搏阶段。本阶段的主动权在辽军,可随时持马刀、骨朵发起冲击,而宋军的刀牌、长枪和战车等配合弓弩防御辽军骑兵。依据前两个阶段的战斗结果,本阶段的战斗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辽军通过第二阶段的打击重创了宋军,造成宋军阵型解体或濒临解体,致使其已无法继续抵御辽军的冲击。另一种情况,宋军在第二阶段未受较大损伤,双方通过肉搏战决定战斗的胜负。辽军虽能借助马匹奔驰带来的动能,却“便于弓矢,拙于剑戟”,不擅肉搏。严密的阵型使得宋军的作战单位在肉搏战中充分保护侧翼和背后,但因其弓弩手(占军队总数的70％)缺乏格斗训练,“既不会短兵,束手受害,遂多倾覆”。此外,辽军也可选择回避肉搏,“更退迭进”地换下一队再重复一、二阶段的战术动作。由此可见,两军皆不寻求在第三阶段的肉搏战中奠定胜局,故战斗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两个阶段。

结合论证与史实,宋军的“以远制近”战术看似完备,却难以战胜辽军,必然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在实战的环境下深入剖析。

宋军“以远制近”战术的

不足与改良

以步兵为主的宋军总是被部署于阵法中参与战斗,要分析其战术便绕不开排兵布阵。在北宋官修的《武经总要》中有“平戎万全阵”“常阵制”与“本朝八阵法”为代表的系列记载。“平戎万全阵”和“常阵制”是宋军御辽作战主要运用的阵法。两者形式上大同小异,时间上存在发展和承袭关系,不同之处仅是前、后阵骑兵数量较以往增多,以避免辽骑兵的冲击和抄袭后方粮道。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满城之战和雍熙三年的君子馆之战,宋军运用了“平戎万全阵”或与之类似的阵法。宋真宗咸平二年的裴村之战,宋军康保裔部列“常阵制”。咸平四年（1001）的威虏之战,宋军再次按“常阵制”部署,“前阵之后,排先锋、策先锋,乃布大阵,犄角而进”。总的来说,宋军阵法仅体现出防御性,虽有前锋,但不能主动出战；虽设大阵,却只能被动地等待敌军发起进攻。宋军防御作战的失败,与其阵法部署不无关系。

(一)宋军“以远制近”战术的不足

第一,自身的打击力量相对不足。宋军以“地分”为基本的作战单位,每“地分”具体的部署是“三人在车上,四人掌拒马四、小牌四、枪四、剑四,六人掌床子弩二,四人掌步弩二,四人掌掉刀二、小牌二,三人掌(弓)三、圆牌三”,也就是三名战车兵,四名枪牌手,四名刀牌手,三名弓手,十名弩手(其中六人用床子弩、四人用步弩)。这样部署的不足显而易见:

一方面,“地分”之间各自为战,相邻“地分”很难相互支援。一个“地分”的防守区域为边长“五十步”(约80米)的正方形 ,两个作战单位之间存在巨大空隙,使得敌骑穿插渗透,给宋军第三阶段的肉搏战制造困难。在满城之战中,宋将赵延进指出“阵相去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主将崔翰在众将劝说下,最终改变阵型,集中兵力而取得了胜利。

另一方面,宋军各“地分”内的打击力量有限,尤其在战斗第二阶段的对射中处于劣势。“地分”内的小规模战斗,宋军拥有两架床子弩、两张步弩与三张弓,共七个有效打击力量与数量占优的辽军对射,而刀牌、枪牌和战车在本阶段仅参与防护, “以步军枪刀手在前, 杂以旁牌标枪, 当阵面联不(布)拒马, 或间以大车谓之阵脚兵, 良弓劲弩居其后”。战车曾是先秦军队的冲击力量, 与刀牌、枪牌一道组成宋军弓弩手的防护屏障, “此数者皆谓以车为卫, 则非三代驰车击战之法, 然自足以御敌制胜也”。

相对而言,辽军作为进攻方,占据战场主动,“于(宋军)阵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有主帅。最先一队,走马大噪,冲突敌阵”。他们每次以500—700人为一个批次投入战斗,既可以选择列一字横排同时攻击宋军多个“地分”,也可以选择列密集的梯次队形,集中力量进攻一个或者两个“地分”。辽军“弓骑暴集”,密集队型居多,虽会在战斗的第一阶段承受床子弩大量杀伤,但能在第二阶段迅速扭转劣势。由于80米的攻击正面至少可投入50名以上的辽军骑兵并排作战,加之后排的骑兵只要进入有效射程也能支援前排的战斗,就会形成对敌至少50∶7的巨大优势。所以就“地分”为单位的小规模战斗而言,若宋军持续与辽军对射,那么辽军会急速地发射所有的箭矢,给予对方极大的杀伤，造成阵型豁口。

第二,打击频率相对不足。与辽军使用弓箭相比,宋军的弩有其固有的特点,就是射击频率较低,打击不足,“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也就是说,从战斗第二阶段转换到第三阶段,宋军的弩只有三至四发的打击机会。所以宋军军法规定:“临阵闻鼓声,合发弓弩而不发,或虽发而箭不尽,谓若众射三箭,己独射二箭之类,及抛弃余箭者,斩。”而宋军的阵法训练是“阵横列,三鼓而出之,并三发箭复位;又鼓之,逐队枪刀齐出,以步鼓节之为击刺状,十步而复”。换言之,宋军射击三次以后,立刻要进行肉搏战的准备。之所以如此,与辽军卓越的机动能力有关。辽军“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余力”，是因其作战场机动之时,宋军已发起“以远制近”的打击。所以,辽军为减少伤亡,要最大限度地使用战马进行冲刺。具体来讲,辽军战马距离宋军190米左右即开始首轮冲刺,于80米左右开始放慢脚步,并同时开始与宋军对射;对射结束,又从约80米的距离发起第二轮冲刺,随后与宋军展开搏斗。一般马匹以最快速度冲刺的步法被称为“袭步”,步幅为5.5—8米,时速可达60千米。如此,辽军骑兵以最快速度(每秒16.67米)进行首轮冲刺仅需6.7秒就能完成,第二轮冲刺仅用约4.2秒。若辽军不进行射击而直接发起冲击,两军能在不到11秒的时间内进入短兵相接。

第三,过度倚仗弓弩打击,轻视肉搏战和冲击。现代军事学者对冷兵器时代的战斗做出总结:“突(冲)击过程中虽然有时也进行射击,但它毕竟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最后解决战斗还得靠冷兵器的突(冲)击。”这个观点有其可取之处,宋军的弓弩虽然精利,却无法在肉搏战中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宋军强调弓弩打击,并不重视肉搏和冲击,导致弓弩手作为战斗主力,却“不会短兵,束手受害”,成为它与游牧民族作战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所幸宋军在对辽作战中,前线诸将不乏因各种原因未执行既定战术,出奇制胜,因而取得了辉煌战果。譬如,端拱元年(988)唐河之战,宋将李继隆和袁继忠集中精骑突击辽军,“摧锋先入,契丹兵大溃”，取得“斩首万五千级,获马万匹”的大胜。咸平四年威虏之战,宋军“大阵犹在中山,前阵先锋已在威虏”,参战的仅是由骑兵组成的先锋部队。先由宋将杨延昭、杨嗣所部诱敌,“自北掩击,且战且退”；随后,主力与进入伏击圈的辽军“合势大战”,歼之于羊山，“戮两万余人,获其伪属大王、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以上可知,想要战胜强大的契丹骑兵,宋军不仅需要仰仗弓弩毙敌于百步之外,还需提高对敌的肉搏和冲击能力,尤其急需强大的骑兵力量。

第四,机动性不足。步兵、骑兵、战车合力防御的宋军战术,必须结阵才能发挥效能。宋军行军途中为防备辽军骑兵的突袭,有“令四角相接,结成方阵,缓急遇贼即战,贼远则成阵而行”的规定,称为“行为方阵法”。一旦遇袭,骑兵出击,“两翼以蔽于前”,待用于接战的“平戎万全阵”或“常阵制”完备后,“阵成而骑退”。因此,宋军只要倚仗阵法作战,就无法克服机动缓慢的弱点,针对现有战术的改良尚需从前三个方面着手。

(二)宋军的改良与发展

宋辽战争,让宋军“以远制近”战术初具雏形。澶渊之盟后,宋军又面对西夏军队的挑战,不得不直面宋辽战争中战术的不足之处,加以改进。

第一,为克服打击力量相对不足,宋军需要加大射击密度。这是宋军发展单兵强弩的根本动因。一般来说,床子弩需要操作人数多,“大者张时用十许人,次者五七人,一工准所射高下,一人以槌发其牙箭”,如此多人仅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打击点,且不易运输和携带。相对而言,以神臂弓为代表的单兵强弩,虽有效射程和杀伤力略逊于床子弩,但便于单兵携带、使用,符合轻便灵活的野战需求。一旦大量装备,可以较大幅度提升宋军弓弩手在短时间内的射击密度。依宋军的战术,单兵强弩于作战第一、二阶段皆可全程参与作战,这极大地克服了宋军在与游牧骑兵对射时打击力量的不足。

第二,宋军为加速弓弩打击频率,运用了“分番迭射”的方式。吴玠“劲弓强弩,分番迭射,……连发不绝,繁如雨注”,前人已研究颇多,无需赘述。宋军因打击频率提升,克服了“临敌三发”即需肉搏的尴尬境地,使得弩兵真正成为近乎贯穿战斗全程的战斗主力。弓弩也成为宋军一定程度上扭转宋金战局的重要武器之一,对抗骑兵的战斗随之变成了“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之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的局面。

第三,宋军在不断强化弓弩训练的同时,在南宋初年亦开始着手解决肉搏和冲击能力较弱的积弊。根据前文中记载,宋军的大斧长度在1.046—1.236米,长于金代目前出土最长的0.975米战刀。如此情况下,宋军也能更加从容地应对肉搏战。绍兴四年(1134),吴玠在仙人关防御金军,“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冲)击”,打退金军的进攻。绍兴十年(1140)郾城之战,岳家军的步兵与金军骑兵勇猛搏杀,“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最终大败金军主力。与此同时,韩世忠、岳飞等有远见的宋军将帅较重视骑兵建设,譬如宋高宗“因阅韩世忠背嵬军马,极骁健,事艺比往日益更精强”。岳飞“朱仙镇之对垒,以五百骑破兀术十万者,亦先臣也。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骑兵力量的增强,宋军的冲击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宋军的肉搏战和冲击能力均有长足的进步,“以远制近”的战术才能如虎添翼。

结语

综上所述,军事战术由武器装备决定，其形成受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影响。宋军不仅继承了自古御骑以弩的传统,而且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主要依托强弓硬弩的射程优势,对敌实施“以远制近”战术。在宋辽战争中,它在打击力量、射击频率上存在欠缺，并不成熟;直到神臂弓与分番迭射法的应用,加之肉搏和冲击能力提高,最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战术,对抵御金军进攻发挥了较大作用。但其缺乏攻击性的突出特点,体现了宋军战略上致力于全面防御。正如王曾瑜所说:“宋廷不是设法聚歼进攻的辽军,而只是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以阻碍辽军骑兵的奔冲,‘不以城池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可贵的是,宋军的“以远制近”战术为明军所继承,大抵如明人所言:“我既用弓矢,又用火枪,而又复用古人之弩,……虏骑欲来冲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毙之于百步之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