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小武
1
我与小武的关系，准确地说，是两次或三次邂逅。
第一次见他，是在他母亲的小吃店。这个寒酸却整洁的沿街小铺会做比较正宗的油泼扯面，因而赢得了我的青睐。四年前的那个傍晚，霾还未像今天这般严重，我进店，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往返于厨房和前厅，略带羞涩地端菜、擦桌子。我心想，小武还是来北京了。
“小武……”，常常佐餐。因为同为三秦人士，他的母亲待我多出些热络。人不多的时候，她会坐在离厨房最近的一张餐桌边，絮絮叨叨地跟我说起老家那些事儿。“小武在商洛一所寄宿初中上学，聪明得很，就是不用功。”“他若像你一样是个城里娃，肯定也能去少年宫画画，俺们农民命苦啊。”“孝顺着哩，每个星期回一次家，还能给他爷爷做饭呢！”“咋能不想娃？俺们在北京打工还不是为了他！但每天忙得很，也就不那么想了……”
于是，真的见到小武，我仿佛并不陌生。他和我想象中一样文静，略高一些。前段时间，班主任暗地里劝一些成绩不好的同学放弃中考，前面几届也这样。学生们一听便懂了，没人谈条件，甚至没人伤感。小武麻利地收拾了铺盖，以自己出局的方式为学校的升学率作了贡献。
那时候，五岁的妹妹被接到北京刚几个月，跟他打电话，咋唬里夹着炫耀，“北京人吃凉皮居然放芝麻酱！肉夹馍里还剁青椒！”隔着1000多公里，兄妹俩笑作一团。小武偷偷跟爷爷要了钱，买了火车票，突然出现在爸妈面前。对他来说，远方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奇幻冒险，去吃苦、去闯荡，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被一个人丢在老家。
我低头吃饭，听到他母亲焦急地给学校打电话求情，不愿儿子将来像自己一样当农民工。小武却爆发了，“读书有什么用？表哥倒是大学毕业了，买房不还得家里凑钱！”母亲不死心，“你要是考上名牌大学，肯定不一样！”“咱县里多少年没出过名牌大学生了，我的梦都醒了，你咋还做梦呢？”
做母亲的一时语塞，默默转回后厨，又红着眼睛走出来，看着我。
我有些局促。我能否认寒门出贵子越来越难了吗？偏偏我跑过一段时间教育新闻，我不能；我能安慰他母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吗？可我已经渐渐领悟到阶层流动的淤堵，我也不能。我只好把主动权还给小武，“先让他留下吧，世事艰难，过几个月他就知道上学有多好了，就愿意回去了”。
终究，小武让我的话落了空。
2
第二次与他邂逅，是在西安一座有名的城中村。
临近年关，我回乡探望同学。同学家原是坐北朝南、前一层后两层的自建小楼，为了获得更多拆迁赔偿，前后加盖成五层，连以前种满鸡冠花、牵牛花，覆满丝瓜藤的小院子也被封上顶，建成了一排排、一层层小隔间，对外出租。人从外边进来，仿佛一头扎进一大团阴冷、潮湿的黑棉絮中。
我站住脚，让眼睛适应黑暗。小武突然从一个小隔间中探出头来，喊了我一声。确认是我，他露出惊喜的表情，“我老想着，你老家是西安的，说不定啥时候咱就碰上了呢！”他得意起来，一副孩子的单纯模样，很快又有点不好意思。
两年不见，小武长开了。比之前黑了，身上长肉了，短短的茸毛围在嘴巴周围，不再是那个瘦削的少年。
那个瘦削的少年，先是在母亲店里打下手，两三个月的时间，团圆的温情褪去，露出叛逆的底片。后来，他到北京郊区一家汽修厂当学徒，给大卡车校油泵，整天一身油泥倒没什么，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当出气筒。但凡师父有半点不快，他躲出去都会被叫回来。那些夹杂着生殖器官、祖上先人的辱骂，不止一次鼓胀着他的胸腔，直到有一天他将扳手扔到了师父头上。
在西安邂逅小武时，他正在一条流水线上当“机器人”——用他的话来说。他坐起身，把两只手臂平行摆在桌面上，全身僵硬，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做取出、插入的动作。我和老同学被他机械的样子逗得直不起腰，他有些生气，“一整天都这样，连上厕所都得跑着去。上班时不让说话，午饭休息只有一个小时，大家都太累了也没人说话。基础工资只有不到2000块，想增收只能靠晚上、周末加班。难怪有人跳楼！”
我的笑僵在半空中，我从他身上移开眼睛。小隔间里凌乱地堆着一些生活必需品，沉闷、压抑，呈现出一种匮乏——干净的地面、整齐的床铺桌椅，一盆花、一幅画之类的东西，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而又舒展的东西。小武的生活被压缩了，不曾享有除了挣钱之外人所应该有的一切，像这所黑黢黢的房子，没有一点亮光。
人类的每一次进化都邂逅着新的困境，当我们在向往现代性的时候，也被现代性所压迫。人被工具化，小武成了最粗暴的隐喻。
显然，小武并不打算温顺地走进命运。
3
我与他的第三次邂逅，其实未曾谋面。
今年初夏的一天，小武的母亲在单位门口等着我。她努力地想保持平静和尊严，但失败了，哭着喊出来：“小武让警察抓走了，你帮帮我！”
我有些不知所措，这超出了我的阅历。见我犹豫，她毫不迟疑地跪下来，我大概是她所能接触到的最“有权有势”的人。
问她为什么被抓，她一片茫然。她只知道小武过完年去福建了。这些年，她和儿子说不上亲密。“吃饭了吗？”“天冷多穿点。”“钱够不够花？”偶尔的电话大多很简短。娘俩各自生存着，也不全是因为忙，但已不习惯跟彼此述说生活的细节，成为一种框架式关系。
后来经朋友打听、警方还原、网帖曝光，我们才大概了解了经过。小武去福建后，认识了一帮干网络诈骗的小年轻。他们伪装成成功人士，专找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单身女性下手，感情谈着谈着就开始谈钱，拿到钱再以各种理由玩消失。4月，北京的一位受害人报警，京闽警方联手端掉了小团伙，小武和他的大哥们被关进北京的看守所。
不管小武的母亲怎样震惊，怎样哀求，我有限的能量也没能帮她在预审前见到儿子。半个月后，我到深圳出差，接到她的微信，说由于小武加入时间短，尚未实质参与犯罪，人已经出来了，明天去办理取保候审手续……等我回北京的时候，小武已经被送回陕西老家了。
后来，随着北京开始清理沿街“开墙打洞”铺面，小武母亲的小吃店不得不迁进小区里，客人一天天少下去，不久便关张了。我想，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小武了，心里竟生出莫名的如释重负。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我原以为我会像战士一样，愈跑愈带劲儿，充满探索的勇气和思考的乐趣，因为我将看见越来越多此前不知道的人生。然而，看了那么多，最终羞耻感占领了我。
这份羞耻感源于我们欠小武一个道歉。什么造成了他和他的父辈的被剥夺？他们怨恨过命运吗？这个时代的宏大耀眼，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盛景背后的支离破碎，反而需要他们来承担。或许，像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所说，农民被局限在一个无形却有明确界限的围墙之内，这围墙是几千年的历史累积而成的，牢不可破。农民自觉退让，围墙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坚固。
这围墙，以后会倒塌吗？小武，现在在做什么呢？
邂逅小武，遇见台面下的中国。
（2017年“邂逅”征文；原载《群言》2017年1期）
2018年“我看新时代”征文活动仍在继续！您想说点啥？快来告诉我们。（链接：敲黑板！群言2018年邀您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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