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盟员院士谈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带来了自由开放的环境、尊重知识的氛围、不拘一格的人才标准，也给学术界注入了全新的生机和活力。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是他们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本刊采访了四位两院院士、著名盟员科学家。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他们围绕1978年前后社会风气的变化、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科学研究的情况等话题侃侃而谈，表达了对改革开放40年的独特理解。
张存浩
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91岁
科技工作者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飞速发展，这点大家应该有一致的认识。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也有些迷茫，不清楚我们发展那么快能行吗？事实证明，我这全都是多虑的。中国的发展速度不但让西方国家想不到，连我们国内的人民群众也没有想到。这说明改革开放这条路是正确的，是走得通的，而且我们国家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平稳。当下的年轻人对改革开放就更有信心了，如果说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对未来还有些看不准的话，现在就应该看得很准。
这些进步，其中许多是与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和坚持真理、诚实劳动、亲贤爱才、密切合作的职业道德，积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动力、成果储备和智力支持，作出了很大贡献。
△ 张存浩（左一）与同事在一起
但是也应看到，近年来，社会上一些违反科技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不规范行为和不正之风也有所抬头，在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中存在个别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一切向钱看”等歪风邪气侵蚀着人们的思想,总有个别人在科研活动中做出违背科学道德乃至违法违纪的不端行为，比如论文抄袭、学术成果弄虚作假、侵占科研经费等，这些现象值得引起科技界人士的深切关注。
叶铭汉
高能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93岁
搞科研必须不断努力
1949年我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那时候，学生只分系，在系内不细分专业。大学毕业后，我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跟随导师钱三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刚读了一年，钱先生就跟我说，我国要搞原子核物理研究，一定要有仪器设备，而仪器设备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加速器。现在政府已经明确了，不在学校里研制加速器。如果你想要参加加速器研制工作，必须离开学校转去研究所，才可能参加。我听后马上十分高兴地同意了。1950年7月，我离开清华大学转入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新中国刚成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专门研究原子核物理。后来几次扩大研究工作范围。1953年,近代物理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物理基础研究和原子能应用的研究、开发。同时，应用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我进入研究所之后的头几年，总的感觉是各种政治运动非常多，我们明显感到时间不够用，研发进度比较慢。大家都感到困惑，但也没有办法。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除了国家任务外的科研都停滞了。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社会上的风气已经开始有一点儿转变。“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家什么业务书都不看；当我回到研究所时，人们已经重新开始读业务书，也不会再因为读书而受到批判了。直到1977年，邓小平同志发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大家终于认为看书是名正言顺的，因此我们一有时间就看书学习。那时候大家求学的热情很高，我们中许多人都是单身汉，每天晚饭后都到研究所去看书。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大家都埋头学习，因为时间已经丢失了不少，要从头补回来。
改革开放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最明显的感觉有两点：第一，国家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人们认识到科学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攀登科学高峰，搞科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搞科研的人不会再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
改革开放前后几年，我主要的工作是参加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建设，高能加速器是建设的重点之一。事实上，我国自1957年就开始重视高能物理方面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造成巨大影响，因此物理学在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看来是很重要的，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1955年苏联建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加入进来，由参加的成员国共同投资，研究范围着重于新发展的高能粒子物理。我国也参加了，并承担20%的经费，同时还考虑在国内另外研制一台自己的高能加速器。所选定的加速器的能量几次改变，上马下马，直到1972年还没有真正开始研制。
1973年，国家下决心开始建设高能物理实验基地，即从原子能研究所抽调一部分力量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所成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自己的高能加速器。对于应该做什么类型的高能加速器，是加速粒子打固定靶的加速器还是正负电子对撞机，当时有过很大的争论。主要原因是我国在高能加速器方面很缺少经验。建造加速粒子打固定靶类型的加速器比较有把握，但是从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投资和发展等多方面考虑，正负电子对撞机是首选。在这个过程中李政道先生一直大力帮助我们，他还向我国领导人作了深入的解释。1981年，邓小平同志在了解情况后，在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方案终于确定下来。我有幸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邓小平同志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到高能物理所视察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全部设施，还作了“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我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指示。
△ 1986年，叶铭汉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施泰因贝格尔在欧洲核子中心成立30周年所庆大会上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鼓励对外开放，我也有机会到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走出国门，深切感到我国的科研水平和西方差距非常大，因为我们的科研工作已经停滞了很多年。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科技水平进步很大，但至今还是有差距的。当前我国在科研经费的投入方面几乎跟外国相差无几，但是总的来说，科技成果原创性要差一些。比如，引力波的探测是西方国家首先进行的，他们已经研究了十几年，等到人家做出了成果，我们才开始进行引力波的探测。我国有一些研究成果也陷入了这种模式，缺少原创性，人家有了，我们跟上。所以说，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还处在赶上的阶段，客观上是存在差距的，需要我们长时间不断努力。
王文采
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92岁
改革开放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说起改革开放，我感触特别深的有三点：
一是政治方面。改革开放前，每个星期六都要进行政治学习，有时是大家坐在一起谈心，有时就要搞批斗。我那时常常是被批评的对象，每次还要先把自己骂一通，我很害怕星期六。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大家要解放思想，星期六的政治学习干脆取消了，我的脑袋真是解放了！感激邓公。
二是学术方面。我们研究植物分类学，很重要的是要看模式标本。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其中“五口通商”条款打破了清朝闭关自守的状态，这五个口岸不仅通了商，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国家的植物采集员都由此进入了中国，把全国都跑遍了，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供他们的植物学家研究。植物学家拿到这些来自中国的标本，经过研究发表了新属新种，那些模式标本就保存在他们国家的植物所。但我们国家自己的植物分类学太落后了。中国近代植物学的研究自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的老所长钱崇澍教授1916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与中科院植物所胡先骕教授以及中科院华南植物所所长陈焕镛教授一起在南京、北京、广州等地成立研究所起，才开始起步，这比欧美要晚二三百年。我们要追赶世界研究水平、要发表新属新种，就要研究模式标本，但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交流非常困难，我们根本看不到那些保存在外国的标本。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从1957年就开始研究毛茛科植物，1964年发表了毛茛科下的一个新属“人字果属”，它是一种草本植物，中国有十几种，日本有七八种。新属发表后，日本有一位植物学家田村道夫给我来信，很想跟我就毛茛科分类进行讨论。但是那时候与国外通信非常困难，要把写好的信交给植物所，经中科院批准，之后再经植物所批准，我才能跟他通信，真是太不方便了。
要想到国外访问、借标本那更不用提了，真是不好办啊！我国自己的标本馆收藏的植物标本大多产自中国，但每个科属都有许多世界分布，要看欧洲、美洲、澳洲、非洲的植物标本就必须得出国。英国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是世界最大的植物园，收录有五万种植物。第二大的是俄罗斯的莫斯科植物园，大概收录两万种。中国比起他们来就差远了。巴黎植物研究所、圣彼得堡俄国植物所、日内瓦植物园等世界上最大的几个标本馆，也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啊。在那里可以看到世界五大洲的各种标本，我们国家的标本馆就不行。
然而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了，我们实现了与国外的互通，通信、往来都可以了。发展到今天简直是太方便了，跟外国人可以随便通信、通电话，标本也可以很容易地借到，在业务上可以跟外国专家自由地交流。他们可以到中国来参加研讨，我也可以出国了。当然我现在老了，走不动了，要是我身体好，我一定要想办法再去国外看看。改革开放政策对我们植物分类学来说，真是开阔眼界，方便研究。
△ 王文采在工作中
三是人才方面。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应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于人才选拔，他还明确指出鼓励自学成才，因此几乎所有青年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那时候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不论背景出身。我想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例：
当时福建省建宁县农机厂有一位青年工人，名叫李振宇。他是福建省福州人，被下放到武夷山，因为武夷山植物丰富，他对植物产生了兴趣，经常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也买了许多植物图鉴阅读，并从我主编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知道了我。1977年，他采到一种毛茛科人字果属植物的基生叶，没有花也没有果，但他凭借所学猜到了这是人字果属植物，就把标本寄给了我，让我鉴定种名。我收到后吓了一跳，觉得这个人真是有两下子，从叶子上就能定到属，这连专业的植物分类学家都不容易做到，而他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任何专业背景呀。也是他的机遇好，正巧这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鼓励自学成才、人才择优录取的政策，我就把他的情况反映给中科院植物所了，中科院经过调查了解，肯定了他的为人和学问，1978年就把他调到植物所来跟着我工作。正巧这时国家刚刚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我在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代班，教了77届和78届两年植物分类学，李振宇1978年进入生物系念植物分类学，就成了我的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他又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国家提出“对具有各种专长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使用和提拔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由于李振宇认识的植物非常多，竟一下给提成研究员了，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日后他也不负众望地做出了出色的学术成就。除了个人机遇和努力，也要感谢改革开放自由的风气和人才制度，才为国家选拔了一位优秀人才。
叶大年
矿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79岁
科研经费管理应当有法可依
1978年前后，经历了“文革”的动乱，科技界累积了许多冤假错案，科研人员工资长期滞涨，科技人才技术职称评定也有十几年没有进行。此时，大家最关心的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及科技政策问题，希望能够尽快恢复秩序，保障科研环境的稳定。这个时期，民盟也刚刚恢复活动，一改“文革”中沉闷的政治生态环境，大家思想都比较活跃。1977年我代替张文佑先生到中央统战部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我在会上发表了中科院的知识分子希望政策要稳定的意见，提出不能忽而要研究理论，忽而又要直接联系生产，不能再总是这样来回转向了。这一意见得到了中央统战部门的重视。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之前很多科研、人事上的矛盾和困难都被逐渐理顺。20世纪80年代初，为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变革科研经费拨款方式，中国科学院89位院士建议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准。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引入了自由竞争机制。起初一两年，基金委归属于中国科学院，但不鼓励中科院的科研人员申请基金，而更多鼓励高校的科研团队申请科研经费，后来才演变为全国的科研人员都可以向基金委申请科研经费资助。基金委也演变为由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各派出一个主任来管理的独立机构。基金委成立后，对我国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广大中青年科技人才来说意义重大，许多科研人员在获得资助之后取得了优异的科研成果。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科学技术在飞速进步，近些年发表的论文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确立了科研经费分配、成果评定和奖励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科研经费的投入增加了几十倍，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科技界也滋长了一些浮躁情绪，我以为应该引起大家注意。
现在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过于简单化，总认为有了经费就能做出相应的研究成果，投入经费越多成果自然就越大，因此时常出现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的大项目比较容易立项获批，而规模较小、花费较低的题目反而要经过烦琐评审，甚至拿不到经费的情况。我担心这会挫伤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已经步入深水区，法制体系逐渐完善，我觉得科学经费的管理也应该有法可依。尤其是投入巨大的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立项的可行性、必要性和资金预算论证都应该公开依法依规进行。现在有些投入巨大的基础研究项目，竟然可以在评审者既是运动员同时又是裁判员的半封闭的评审系统中堂而皇之地立项成功，几年后成果就理所当然地进入国家重奖之列。这种现象虽然不普遍，但绝不罕见。我认为象应该通过法治来杜绝。
改革开放40年来，学术交流更加活跃，形式更加多元化，小到工间的咖啡屋、科学沙龙，大到各种级别的学术论坛、全国的和国际的学术大会，琳琅满目，学术交流对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自1992年举办首次香山会议起，至今已经举办了近700次。香山会议提倡学术平等、自由思考和自由讨论，鼓励与会者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呼应了改革开放所提倡的自由的科研精神与学术氛围。多年以来，香山会议在推动我国创新科学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本人就参加过几次香山会议，受益匪浅。1995年，我发现城市在地图上的分布存在着对称性，就在一次研讨复杂性问题的香山会议上作报告，在会上，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院士专家帮我出谋划策，2008年我就着手写了《城市的对称分布和中国城市化趋势》的专著，2011年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