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谈改革开放40年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人瞩目中走过了40年的历程。40年来的坚持和努力取得了今天全方位、多领域的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回顾这段经历，与您一同思考走向繁荣的新的战略选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走过40年。有人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每个国家走过的足迹。这里的关键词是“忠实”，即全面、客观、真实、可信，既要总结成功的一面，也要总结挫折的一面。“历史不能只露半边脸”，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40年历程
四座山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40年可分为几个阶段？据我看到的文献，有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六阶段说，即使同一阶段说，其对年代划分也不完全相同。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笔者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探索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91年年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之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这一段关键点：一是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这里有所妥协，但落脚点仍是商品经济；二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两个重要理念，即中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被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三联式”经济改革模式。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
值得汲取的教训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1991年年底，曾一度出现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主张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倒退倾向，在所有制领域也出现了“让乡镇企业家倾家荡产”的言论，中国经济改革陷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低潮”。
第二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时期（1992年春—2001年年底）
这个阶段的里程碑是1992年1月18日开启的邓小平南方视察。在此次视察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从而鲜明提出具有突破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命题。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7年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把非公有制经济由“体制外”纳入“体制内”，即“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力量”。但这个决策落实十分艰难，以致前些时候仍有人提出“消灭私有制”和“民营经济离场”等奇谈怪论。
第三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完善时期（2002年—2012年秋）
2001年，我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主持过一个有关《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的课题，背景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基于此形势，我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仅要依靠国内“内生”的改革力量，而且要学会并善于利用外部条件，以开放“倒逼”改革，由此推进内源性加外源性的“二元式”改革。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逐步完善阶段。
第四阶段：“五环式”的全面改革时期（2012年中共十八大至今）
从2012年开始，中国就开启“五位一体”改革和发展的总体布局。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7年中共十九大又提出一些新的战略部署。这一阶段改革的内容比前三个阶段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不只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改革（当然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重中之重）。
从以上四个阶段可以看出，每一阶段中共中央都有一个改革的决定。这好比是40年的四座山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紧紧抓住这四个决定，会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豁然之感。
我的评估
亮点与短板
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进展，目前已有诸多评估和总结。笔者比较看重以下三大亮点，并提出几个短板，算作一个简要评估。
第一个亮点：人的自身发展
1986年时，我还是一个青年研究人员，曾向国家教育部高校青年社科基金申请一个《关于建立人本经济学》的课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是崇尚“物本”（即GDP挂帅），二是崇尚“官本”（即权力至上、权力本位）。对此，我建议建立人本经济学，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
1998年，本着这一认识，在庆祝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独立的人格力量与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解放人自身的新纪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生存。经过40年的努力，虽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脱贫的任务，但贫困人口的数量已大幅减少，这不仅给中国国民谋得福利，而且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二是人的尊严。在过去40年中，人的尊严有不小变化，人作为个体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到保障人的“三权”，即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这对人的自身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三是人的自主性。突出表现在摆脱“单向度的人”，使人向能动的、全面的人发展。需要说明，马尔库塞首次提出“单向度的人”这个概念，其表现为“三个丧失”：一是丧失否定性，二是丧失批判性，三是丧失超越能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把被动的、僵化的人转变为能动的、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人的精神风貌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提升。
第二个亮点：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结果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活力。对此，中国进行了突破性的探讨。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讲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80年代初，处在改革前沿的深圳特区便作了开拓性探索。
笔者曾有一段切身体验。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考察深圳特区后说，深圳特区的实践证明，我国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完全正确。1984年3月，我随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到深圳调研，在蛇口工业区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蛇口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其运行机制是商品经济模式，这给我很大震撼，遂把蛇口看成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试管婴儿”。这个案例显示，我国正在作前所未有的摸索。
经过40年的探索，中国既没有拘泥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拘泥于发达国家现存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是以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建了一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今天，我们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进一步完善，这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变化。
△ 2002年9月中关村电脑节期间，北京海龙广场前的巨幅标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三个亮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对世界的贡献
我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很快，增长的幅度也比较大（其中存在居民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看到总量背后的不公平因素）。尽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事实，其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30%。同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对建设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还有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一，在经济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其二，在生态环境方面，资源耗费和环境恶化严重，笔者由“天地人产权”而提出的“天地人命运共同体”远没有实现。其三，在民生领域，更存在诸多短板，不仅脱贫任务没有完成，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难题。其四，诚信缺失，社会文明水平有待提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交织给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从改革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也面临三大阻力：一是僵化的、不实事求是的意识，二是各种潜藏在国有垄断和某些民营的大型“红色金融集团”背后的利益羁绊，三是应该卸下而没有卸下的某些历史包袱。发展和改革中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前进的路上加以克服和改进。
规律性问题
五点思考
今天我们回顾40年历史，不应只从成功中寻求慰藉，也不应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应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荀子有言，“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即万事万物的运行都有客观规律，顺应规律并用其治理国家就会获得成功）。根据一年多的回顾和研究，我提出五点思考：
一个根基：初级阶段
我国是不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有没有变？与此相适应，我国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国际地位有没有变？把握这一基本国情和基本国际地位十分重要，只有牢牢把握这一根基，才能顺应客观规律。
近几年，社会上出现一些如“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离场”等偏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否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错误言论，违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须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产权保护制度还不够健全，尤其对企业家投资的保护有待进一步完善。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产权保护的文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曾说，世界是“千姿百态”的，玫瑰花和紫罗兰各有自己的芳香，我们不要求玫瑰花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这启示我们要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两化”结合
所谓“两化”结合指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化之间的结合与平衡。一方面，我们要坚持经济市场化，牢牢把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动摇；另一方面，还要寻求社会公正化，把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放在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国家和改革者等都要学会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公正化这“两个鸡蛋上跳舞”，要把握两个“鸡蛋”的均衡点，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踩破。如果打破了市场化，中国必然倒退；如果打破了公正化，社会也必然不稳定。对于某些缺乏人文关怀的论调，需要引以为戒。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要经济市场化，但要防止权贵；要社会公正化，但要防止民粹。
三维“共同体”
所谓三维“共同体”是指构建“天地人命运共同体”。2009年我出版了《广义产权论》，之所以称为“广义”，是因为其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天、地、人，即“天地人产权”。
“天”指环境产权，为了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危机，碳排放被限制，排放指标就成为稀缺的经济资源，由非商品向商品转变，由非资产向资产转变，由非产权向产权转变，出现“碳产权”及其交易。
“地”指地上地下自然资源资产，包括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这些资源可估值、可计价、可交易那部分可以变成资产进而变成资本。
“人”指人力资本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管理产权、劳动力产权。
我提出“天地人产权”的初心旨在构建“天地人命运共同体”，高举生态文明的旗帜，破除诸如“先污染、后治理”等陈旧发展模式，构建“天地人三维命运共同体”。
四方位的联动
这是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上下外内”的联动体系。“上”即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权力体系的结构性改革，从制度上解决“有权而任性”的问题。“下”主要是完善产权制度，对企业家和产权保护都涉及产权制度问题，重点完善四个制度，即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产权交易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当前突出的问题是产权保护制度。“外”主要是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我们要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坚持人类自由贸易体系和中国开放型经济。“内”即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体制，需要注意五个方面：一是政府的中立化问题，尤其对国有、民营、外资经济，应一视同仁；二是国有企业公平参与竞争问题；三是劳工权益保障问题；四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五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些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五环式”改革，建立“特共一体”体制
“五环式”改革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个方面进行改革，这已形成共识。以往我们都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来谋划的；中共十九大又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的关键词是“共”。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寻求一种“特共一体”的改革模式。
这种模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总体上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前提下，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总体格局上谋求本国发展与各国共同发展。二是在五环式改革的前提下，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也都应形成“特共一体”的发展格局。把“特共一体”理念贯穿到整体和各个“分体”之中，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原载《群言》2018年11期；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标题：改革40年：历程、评估与若干规律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