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畢業於哈佛的亞裔，平權法案幫助了我
本文是華促會的教育公平項目經理陳珊妮（Sally Chen）在《洛杉磯時報》（LA Times）發布的文章。陳珊妮在201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之後在華促會幫助三藩市的低收入華人群體。
最高法院在10月底開始聽審兩個案件的辯論，並可能由此決定高等教育中平權法案平權法案的命運。2018年，我親歷其中一個案件，在學生爭取公平錄取的學生對哈佛大學的起訴案（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中，我向聯邦法官作證，證明了平權法案在我的生活中和對亞裔群體的重要性。
我是英語能力有限，工人階級華人一代移民的女兒。我出生在華埠的醫院，在舊金山的下諾布山（Nob Hill）長大。我的父母在餐館工作，工資很低，一家六口人只能勉強維持生計。我們住在一方狹窄的一居室公寓裏，和城市的其他從事體力工作與低收入的人群住在同一個小區。
在我還沒有成年的時候，我就幫助我的家庭翻譯和發聲。在我家裏，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是第一代從大學畢業的人。在我申請哈佛大學的個人陳述中，我寫道，這些經歷如何塑造了我的激情，使我的工作能夠幫助有類似經歷的處於掙紮中的人。
我於2015年開始在哈佛學習。在第一年裏，我很難受，很想家，但我最終在我的民族研究學課上找到了學術的精神家園，並通過與種族平等有關的學校組織找到了更廣泛的歸屬感。在2017年的一次學生活動會上，一位朋友分享了如何根據《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提出申請，查看自己的錄取檔案。好奇心和揮之不去的自卑促使我測試了這個過程。
教務處給了我45分鐘的時間來查看自己我的檔案。招生辦的人在我的個人陳述中看到了我的觀點的價值和真實性：「她被歸類為低收入，父母是臺灣人，情況類似於拉夫·艾莉森（Ralph Ellison）與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筆下的外人困境。」雖然我的考試成績遠非完美，但他們認為我有潛力做出「對大學的貢獻」，這將是「真正不尋常的」。
我受益於一個考慮到種族和種族主義影響的錄取過程。我的故事不能用脫離種族的方式來表達，在哈佛案中，我的錄取文件被用作證據，以說明這一點。平權法案平權法案的好處也體現在我的課堂經歷中，我有機會向那些與我的背景截然不同的同學學習。
畢業後，我收拾好行李，搬回老家那間一室一廳的公寓，決心開始工作。白天，我在多種族聯盟中為能夠幫助移民工薪家庭的政策而工作，如幫助有色人種群體的勞動力培訓。晚上，我繼續以客戶的身份在復雜的系統和項目中穿梭，通過亞裔美國人的非營利組織申請負擔得起的住房，並帶我的父母去中國城的接種點接種新冠疫苗。做這項工作——-幫助我自己也為他人——讓我希望有一天每個人都能分享這樣的信念：一個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會是一個更好的社會。
我在成長過程中目睹和經歷的不公正現象仍然滲透到我們的生活中。最高法院不應該終止平權法案。美國需要更多這樣的項目和政策，以解決人們在這個國家面臨的不平等問題。
一些人指出，亞裔美國人是 "模範少數族裔"，他們在精英大學裏有很好的代表性，這被表述為等教育中不需要有種族意識的政策的理由。最高法院的一個案件的原告指控哈佛大學歧視亞裔申請者，盡管在下級法院，沒有發現任何這方面的證據。我只是眾多亞裔學生和校友中的一員，我們相信大學的種族考量政策有助於我們的錄取，並使我們的教育變得更好。
亞裔美國人需要平權法案並從中受益。近70%的亞裔美國選民支持平權法案，而在像加州這樣的州，平權法案自1996年起被禁止。但大學在沒有該計劃支持的情況下，仍然一直在努力提高學生群體多樣性。
平權法案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為那些本來會被排除在外的人打開了大門，也因為它讓人們認識到，每個人都能從不同的觀點中獲益。
平權法案承認我們的教育系統是不公平的，而幫助糾正其不公平的法律是必要的。如果最高法院像許多人預測的那樣終止平權法案，我將是其最後的受益者之一。而我會將繼續努力幫助那些像我一樣的人，他們理應獲得一個優質偉大的教育所能提供的機會，而他們也將把這種優待傳遞下去。
原文鏈接：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story/2022-10-25/affirmative-action-supreme-court-asian-american
華人權益促進會（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CAA）成立於1969年，旨在保護華裔美國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並促進美國的多種族民主。今天，華促會在更廣泛的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社區中代表著進步的聲音。我們主張進行系統性變革，以保護移民權利，促進語言多樣性並糾正種族和社會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