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漫记②|九龙寨城：曾经的“禁地” 现在的“公地”
站在修葺一新的寨城衙门口，文飞很吃力地辨认方位。 她今年72岁了，是九龙寨城的“老街坊”，曾经在这住了30年。文飞记得，从衙门口往后走几步，曾经是一条名叫“龙津后街”的街道，那里是她在香港的第一个落脚点，她的家。 九龙寨城，曾经声名赫赫的“三不管”地带，普通市民难敢踏足。1995年，寨城被彻底清拆，原址改建为一片公共绿地。附近的启德机场也已经于1998年关闭，崭新的香港国际机场，在大屿山拔地而起。文飞和三万多名老街坊一起，走出寨城，学着融入香港社会。 如今的九龙寨城公园，无序已经成为过去。这座狮子山下的城市公园，成为了市民休闲锻炼的地方。每到周末，不少学校会组织学生前来参观，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过去。 九龙寨城就像香港的“青春期”，有些叛逆，又充满生机与希望。而寨城的清拆与重建，则是香港这座城市不断自我更新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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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寨城公园附近的老楼能依稀找回九龙寨城当年的感觉。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寨城”变城市公园
香港人口中，狮子山南麓这片区域的名称并不统一，有人叫“九龙寨城”，有人叫“九龙城寨”。
九龙寨城，既是一座寨，也是一座城。
二十多年前，如果自启德机场抵港，飞机落地之前，人们会看到一幅堪称壮丽的图画：如蜂巢般密集的水泥建筑物，通过高低错落的天台相连接，鱼骨一样的天线指向天空，像无数只手。如果视线再聚焦，还能看到有孩子在天台嬉戏玩闹。
孩子们的脸似乎越来越清晰，一分钟后飞机落地，香港到了。
夹在狮子山与九龙城之间的寨城，如今已经是一座以“九龙寨城”命名的城市公园。1995年，港英政府收回这片土地之后，寨城被夷为平地，原址辟为绿地，并建起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
▲如今的九龙寨城公园。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10月6日是周末，一些身穿校服的学生来到公园，在公园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带领下，了解寨城的前世今生。
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每个周末及公众假期都会有学校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如今的九龙寨城，不单只是一个景点，更是学生认识香港、进而热爱香港的教育基地。
曲水流觞，粉墙黛瓦之间，点缀着大块草坪。榕树垂下枝条，身穿中式对襟裤褂的市民，在树下挥动着太极八卦。
林伯原本住在旺角，十年前轮到公屋，搬来附近的东头村。“一来就喜欢上这个公园，每年早上都会来打拳，锻炼身体。市区里面很少有这么空旷的地方。”
▲市民在九龙寨城公园运动。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曾经的“三不管”地带
多年前的拥挤嘈杂，已经被大片空旷的绿地替代，只有当年的路名提示着，这里是九龙寨城，曾经的“三不管”地带。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驻公园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介绍，所谓的“三不管”，指的是“内地管不到，英国不愿管，香港管不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源于九龙寨城复杂的形成史。
九龙寨城原址，原本是一座兵营。《南京条约》签订后，隔海相望的港岛成为英国殖民地。到1847年，清军加强了九龙地区的守备力量，将原驻守深圳河的大鹏营调防九龙，并沿着狮子山修筑城墙。
此时的九龙寨城，还是一座典型的军事堡垒。旧照片里，寨城四面被城墙围住，南北各有一座城门，城内驻有清军，一条排水沟通往城外。
1898年，清政府将新界和九龙租给英国。但在合约中，这座位于狮子山下的军营去留，却没有专门的规定。随着1899年最后一任总兵离开，九龙寨城进入权力真空状态。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清军撤离后，大批无家可归者涌入寨城，建房居住。到日本占领香港时期，城墙砖块被征收用于修葺不远处的启德机场，于是九龙寨城失去屏障。因为其地位的模糊，更多刚刚进入香港，还不能融入主流社会的人们，开始将这里作为落脚点。
这是九龙寨城野蛮生长的时期。0.0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盖起超过300栋楼宇。最高峰时，曾有超过四万人在里面居住，人口密度世界第一。
罗开祥从潮州来香港时，先在寨城落脚，一住二十年。在他的印象中，寨城从外面看，几乎是一整块水泥体。由于地面空间有限，大家盖楼都往上要空间。“在寨城建路，盖到十几层都不打地基的，直接往上加。”
蛛网般细密的道路，密集高耸的楼宇，到处是霓虹招牌，即便是白天也难见天日。
1974年，港英政府曾经出动3000名警察，准备收回土地，并驱逐城内居民，遭到寨城居民的强烈抵制，最终行动失败，收地不了了之。
自此，九龙寨城开始以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自我生长。
▲九龙寨城公园里展示的寨城模型。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最底层的新来者
毋须讳言的是，拆除前的九龙寨城是一座典型的贫民窟，城内的居民，多是香港这座城市里最底层的新来者。
罗开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来寨城时，一个单位（屋）的价格是450元。没有任何家具，没有水也没有电。垃圾丢在街道上，老鼠和蟑螂伴着人走路。
十几年后，当官玉云来到这里置业的时候，一间四百呎（约36平方米）的单位，已经涨到一万元。她买了一间位于11楼的屋子。官玉云记得，当时整个寨城，只有两栋楼有电梯，她和其他居民一样，上楼几乎都走天台。往往从这栋楼的八楼天台跨过去，便是另一栋楼的十一楼，“大家走天台会方便点”。
这是一个立体的社区。楼挨着楼，屋连着屋，密如蛛网，又界限分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末期，寨城里已经有了三个自来水管，但是由黑社会把持，用一桶水需要交一元钱。大部分居民的用水，还是依赖水井打出的地下水。“水什么颜色都有，有蓝色有黑色 ，只能洗衣服不能喝。”
如果不想向黑社会买水，又不愿意饮用颜色怪异的地下水，居民可以步行三华里，到乐富去挑水。也正因此，寨城里出现了挑水行当。有青年人专门替人挑水，一次收费1元，上楼单独算，顾客多是老年人。
寨城从来没有接过电缆，居民的用电，通过偷接外面的路灯实现。
如今的寨城公园，特意辟出一间展示厅，重现当年寨城里的用电场景。昏暗的街道，如豆的路灯，抬头看，这边搭一条线，那边再分出一条线，千头万绪，难以分辨。
虽然不需要单独付电费，但停电也成了常有的事。
文飞记得，寨城里的街道很窄，由于没有下水系统，一些居民会直接将排泄物倒到街道上。“那个叫‘倒夜香’，晚上走路要小心，不要被淋到头上。”
“禁地”里的生机
与物质条件相比，治安似乎才是寨城的主要问题。
黄阿丽在寨城长大，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廉政公署成立之前，港英的警察从来不会进入寨城巡逻，寨城里实际是黑社会在管。“听说（警察）经常会到门口跟黑社会收钱，然后叮嘱几句。”
文飞的记忆里，无论白天黑夜，寨城里始终是一片昏暗，“到处是道友（吸毒者），还有些妓馆，看起来挺吓人。”
即便是被警察追赶的罪犯，只要进入寨城，警察就只能止步。也因为此，台湾、东南亚地区的罪犯都远赴九龙寨城“避难”。一则媒体统计显示，到70年代时，九龙寨城人口增至25000人，全港90%的海洛因由此输出。
名声在外的九龙寨城，成为香港市民的一块“禁地”。“从来不会进去，经过路边也不会去。”一名曾经在寨城附近的屋村居住，如今搬到油麻地的阿婆告诉新京报记者。
外人眼中的无序，并不代表着混乱。
在老街坊叶德伟的记忆里，九龙寨城的生活井井有条，甚至充满生机，就像寨城的格局一样，“虽然外面密密麻麻，但是里面街道很直”。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工作人员介绍，九龙寨城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居民区，而是一座兼具生产、消费、居住的社区。
那是香港制造业起飞的年代，“香江奇迹”刚刚崭露头角。九龙寨城无数的家庭作坊里，机器日夜轰鸣，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由于低廉的租金，寨城聚集了大量的家庭手工作坊，例如食品工厂、制糖车间。最高峰时，全港八成的鱼蛋产自九龙寨城。
“寨城里做的鱼蛋很好吃，很弹牙。”叶德伟说。
而对于普通的香港市民来说，寨城里的几百家牙医诊所，是吸引他们走进来的最大动力。一些没有牌照的医生，会选择在寨城执业，收费是外面的一半。
公园办事处的资料显示，高峰时，每天都有两到三千人来到寨城的诊所就医。
寨城的居民，也建立了自己的合作组织。70年代，居民成立了街坊福利会，负责调节居民间的纠纷、垃圾的打扫清运、与黑社会谈判、向政府争取更多的权利，甚至出版自己的报纸，宛如一个“小政府”。
城市的更新融合
这一状态在进入90年代以后走向终点。
1992年，港英政府通过补偿方案，以32亿港元代价，对九龙寨城进行了清拆。
立体、魔幻而自有秩序的九龙寨城，曾经吸引了不少艺术家的目光。在清拆方案出台后，很多人表达了惋惜，英国漫画家Troy·Boyle曾说：我宁愿他们拆了金字塔。
新京报记者从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获悉，清拆之后，原寨城居民大多迁入黄大仙一带的公共屋村，一些人买下了屋苑，另一些人选择自行解决。
曾经的三万多名“九龙寨城”居民，走出密如蜂巢的建筑群，分散到香港各地，最终与香港社会彻底融合在了一起。
外人对寨城的恐惧已经成为过去。
眼前的九龙寨城公园，一支由阿公阿婆组成的参观团，正在池塘边散步。他们来自全港各地，由慈善机构组织“游公园”。
清拆之后街坊四散，没有什么职业技能的黄阿丽，被政府雇用为清洁工人，负责九龙寨城公园的环境卫生，每天工作9个小时，能获得9000港元的月收入。
61岁的黄阿丽，在九龙寨城出生、长大，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里。她喜欢现在的生活，有钱赚、有屋住，却又怀念原来在寨城里，大家彼此熟络，互帮互助的生活。
下午2点半，附近的小学放学了。住在美东邨的叶展维，由奶奶带着，蹲在公园里的走廊上写作业。他还没有了解过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只是觉得，如今的公园很大，环境很好。
一街之隔的屋村美东邨，已经挂起了拆除重建的招牌。一个新的城市更新计划，又将要继续。
新京报记者 王煜 编辑 甘浩
值班编辑 潘佳锟 校对 柳宝庆
本文为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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