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交接主题教育 | 民盟领导人谈多党合作

编者按：近日，民盟中央微信公众号开设“矢志不渝跟党走、携手奋进新时代”政治交接主题教育学习专栏，刊载“民盟领导人谈多党合作”系列文章，旨在引导广大盟员，通过领略不同历史时期的民盟领导人关于多党合作的深邃思考、清醒选择和自觉坚持，进一步学习中国共产党与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光辉历程，进一步认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效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性质定位的认识，在薪火相传中始终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特此整理转载，供盟员学习参考。

张  澜

毛泽东（右）与张澜（左）

自从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时候起，我们一贯就是与中共密切配合，时时协商，尤其是在大关节处，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

——张澜：《在民盟四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12月7日）

我们居于朋友地位的应该反省：我们够不够作一个好朋友？我们的思想意识与作风能否与这位好友相配合？换言之，我们尽了作朋友的义务与责任没有？毛主席谆谆告戒共产党员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党外人士应该作自我检讨：我们对民族对人民的利益，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献身精神？我们曾否主动地以对国事负责的态度来与共产党员实行“民主合作”？我们是否犯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毛病,“不愿或不善于”与共产党员进行“亲密团结”？

——张澜：《发挥高度积极性与共产党员团结合作》（1950年3月29日）

现在，我们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员，在政府中我们负担了一部分责任。今后，我全体盟员自愿以更坚强的信心，更整齐的步伐，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一道，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而奋斗。

——张澜：《庆祝国庆》（1950年10月1日）

现在事实证明了毛泽东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可信赖的领导者，毛泽东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是中国人民解放自己建设国家最正确的道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主席旗帜下的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民主同盟今天只有十年的历史。在这十年的革命运动中，倘使我们没有得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我们也决不能保证我们不走上错路，保证我们能够做好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的任务。

——张澜：《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1951年7月1日）

六十年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我自已的经验，过去反动统治者所谓宪政，从制宪的过程到“宪法”的内容，都是骗人的，因而都是为人民所蔑视和反对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走上光明幸福的大道，今天才有这个真正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是用民主的方式产生的，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到全国每个角落，经过了许多次的讨论，吸收了一切好的意见，真正做到了字斟句酌，尽善尽美。所以这个宪法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为全国人民所一致赞成和热烈拥护的。

——张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宪法草案和报告的发言》（1954年9月16日）

黄炎培

毛泽东（右）与黄炎培（左）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黄炎培：《延安归来》（1945年）

抗战期间，我们在重庆的一群人，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同志保持着经常的联系。1945年元旦，有我参加的64人发表了《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登在《国讯》及《新华日报》。嗣后，与中共方面的接触更加频繁，逐步提高了我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延安五日，益增加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

——黄炎培：《八十年来》（1964年）

沈钧儒

毛泽东（右）与沈钧儒（左）

如果依照中国过去历史上的成例，中共也未尝不可以自己起来，组织一个政府。可是，他们不愿意以一个党的力量，来单独负责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他们愿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全国人民，共同来负责，解决国是。这也就是各民主党派多年来所渴望实现之共同鹄的。因此，中共今年在五一节时，发出号召，建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大家当然完全同意，热烈响应此项号召。

——沈钧儒：《就召开新政协发表的谈话》（1948年8月）《沈钧儒文集》

中国民主同盟曾经和中国共产党一同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今天的情况和当年完全不相同。在旧政协的时候，我们只能希望国民党反动派有所觉悟，停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人民减少灾祸痛苦，我们还不能希望完成革命大事业。

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来这里，决不是像旧政协的时期那样，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讨价还价，现在我们全体代表，包含民盟代表在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商量，办理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

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要团结一致，保证长期合作。意见有出入，可以相互协商，决不使力量分散。这种团结协商的精神，是我们解决国是的主要方法，也是我们今后克服一切困难的唯一途径。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再加上民主集中的组织，团结协商的精神，这就成为目前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总的方向和总的路线。只有采取这个方向和路线，革命建国大事业才能顺利完成。不然，革命建国事业会失败，或者会遭遇挫折。

——沈钧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9月24日）《沈钧儒文集》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并参加了人民政权。……总的说来，盟在党的领导之下，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贯彻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

——沈钧儒：《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1958年11月28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我们中国人民以生在这伟大的时代而感到自豪。作为民主党派的成员，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一定要在这伟大的时代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沈钧儒：《民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闭幕词》（1960年9月5日）《沈钧儒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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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民盟中央

编辑：民盟武汉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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