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南大 | 《面对疾病》
《面对疾病》
作者：梁其姿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凝结了著者近二十年来近世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心得，侧重考察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医疗制度与资源的发展、疾病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
著者跳出传统的医史研究，试图发掘医疗史与近世中国社会与文化历史息息相关的历史。由于医学知识的传播，不同社会阶层所获得的医疗资源也相当丰富，其中女性作为医疗者的角色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明清以来国人对各类疾病与疗法的观念也随着上述的变化而改变。近世中国医疗史所呈现的社会理性，与近代西方所呈现者并不相同，中西医的相遇与融合，激荡出色彩纷呈的社会文化意涵。这一融合的过程，至今依然在持续。
片段选读
中国在地社会从西方的一套知识与医疗体制中选择适合本身的成分而构成的“混合体”（hybrid）知识、实践与制度。……民初“中西汇通”的折中案取代部分精英推动的废除中医、全盘使用西医的极端建议，我认为这个妥协性的结果并非偶然。传统社会并不全盘接受西方科技与制度，但是也无法抵挡这个强势的文化体系进人中国。两种文化在中国相遇所发展出来的新的“混合体”之一就是“中西医汇通”这个特别体系。
而近代中国在接受其他西方科学方面，也同样是选择性的。……在中国传流及实践的“科学”，并不全然是西方定义下的科学，而是中国本身所选择、诠释、利用的知识。也因此所谓中国近代科学化“成功”或“失败”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错置的假问题。
除医学知识体系的改变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普及的卫生观念的改变。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有识之士对西洋科技文明的引进，怀着相当矛盾的心情。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对比就是鸦片与牛痘。广东学者陈垣曾引阮元诗谓：“意以鸦片、牛痘均来自外洋，鸦片害人而牛痘益人，可相补也。”不但陈垣如此说，19世纪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亦相当刻意地在中国传播牛痘，以争取当地人对西洋医学的信任，并且自认为效果卓越。然而牛痘术之顺利传人中国亦非偶然。中国传统人痘术在明清以来的发展明显地为此铺了路。而中国种痘帅亦不忘将传统针灸、胎毒的理论套人牛痘法中，强调牛痘法乃传统人痘法之改良方术，以取信于国人。
事实上在牛痘术发展之关键时代，牛痘的施种除了在传教士的施医所外，还在原来只为幼儿施种传统人痘的慈善机构，如育婴堂之类。在邱熺等受过传教士正式训练的牛痘师的推动之下，牛痘施种在平民眼中并非纯粹西洋巧技，也同时是传统人痘的改良技术。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从1860年开始至清末，从方志的记载中我们至少可找到43所牛痘局或洋痘局，而这个数字也显然是低估的。而且地方政府亦有鼓励种痘与成立痘局的饬令。
换言之，牛痘施种这项表面看来来自西洋的“近代”医疗技术与公卫措施，在中国的落实有其在地原因。传统人痘接种技术的普及化、明末清初以来全国已有的慈善组织网络等都是让牛痘术顺利在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中国痘师用传统针灸术的术语描述牛痘术，将之转化为一种“混合式”的论述，虽然如廖育群所说“这些理论在今天看来无一可取之处，而且是那么可笑”，但确实让在地社会更能接受新技术。所以说，牛痘传人的“成功”例子并非由于此乃西人刻意推动的“近代化”成就，而是传统中国社会选择了这一项民众能了解、接受的技术，并且以原有的医学语言、在传统社会组织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这项技术，以便利其推广。
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的近代性围绕着国族的兴起、基督宗教的没落、都市资产阶级的兴起、公私领域的分化、市民与公民概念的茁壮等。而这些背景因素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完全无关。要从中国本身的历史脉络中看中国的“近代性”的话，必须放弃以西方历史经验为准绳。笔者认为西方国族政治体制是欧洲近代性的关键因素，而明清时代的政体与此南辕北辙，不能相提并论。明清时代许多在医药方面的发展，或在制度上的创新均与中央政府无关。学者的目光得放在地方政府、地方社会甚至地方家族上。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传统社会的理性与稳定性，以及独特组织能力与创新活力。在这方面，研究者除了必须“把欧洲外地化”作为思考的工具以外，或许也应尝试适当地“把中国外地化”。这样，或可避免“中国”这个大的概念把史实过于简约化。
——《面对疾病》
第113至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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