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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卫计委同意设置福建医科大学病理诊断中心,病理诊断像生死簿却不为人了解

2017-05-26 刘伟芳 福建卫生报

近日,福建省卫计委正式发文,同意设置福建医科大学病理诊断中心。


据了解,2016年底,国家卫计委印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病理诊断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后,关于公立医院病理科将独立的解读就不绝于耳。而本次福建医科大学设置病理诊断中心的做法,有媒体引用一位业内人士看法称,此举预示着医院的病理科可能真的要逐步独立出去了。


病理学常年来并不为普通人所熟悉,但其实病理学一直被视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 国外将病理医生称之为"doctor's doc-tor",也就是“医生的医生”。


其主要任务是在医疗过程中承担病理诊断工作,包括通过活体组织检查、脱落和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以及尸体剖检,为临床提供明确的病理诊断,确定疾病的性质,查明死亡原因。病理诊断被视为带有宣判性质的、权威性的诊断。


随着医学发展,如今的病理学不仅仅能够做出基本的诊断,还能够对病情进行分期,甚至辅助治疗。


中国临床病理已走过百年历程,无数病理学前辈倾其一生心血奉献中国的病理事业,在艰难环境中不断探索前行,成就今日中国非凡的病理事业。


福建不少病理学老专家已80多岁高龄,仍工作在临床一线,其中,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杨发端教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杨代兴教授和翁景萱教授,今日接受了《中国病理人的足迹》及我省多家媒体的采访,他们都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为中国病理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福建省病理学老专家



年逾八旬仍工作在临床



杨发端教授1956年福建医学院毕业,是我省最早从事病理工作的老专家之一,二级主任医师,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从事病理工作61年,长期担任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主任、福建医科大学消化道研究所所长、曾任两届福建省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亚太地区病理学会联合会会员、福建省抗癌协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全国细胞学委员会委员,是我省最早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全国肿瘤进修班和华东区肿瘤病理进修班的专家,98年应邀访问美国哈佛医学院附院。几十年来都坚持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具有丰富病理外检工作经验,获省卫生厅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和三等奖两项、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和三等奖两项。


杨代兴教授1962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医疗系五年制本科,留校附属医院筹建病理科,1979年调福建医大病理学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业40多年来,在各级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20余篇。还获省部级科技进步3等奖2项,省厅级科技进步2等奖2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帖。


翁景萱教授1959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留校从事病理教学、科研和临床病理诊断工作,任病理教研室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担任教研室副主任。曾先后参与福建省第一届,第二届病理医师进修班部分教学与辅导工作,并参与科内每年招收进修医师与青年助教的培训指导。1983年获福建省卫生厅医药卫生科技成果二等奖一次,1996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


“病理人”要有自己的坚持


87岁高龄的杨发端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的老主任,至今仍在临床一线带教。他是第一个出外为福建求取肿瘤病理“真经”的人,先后到天津、上海参加了全国最大、最高层次的病理学习班。


在回顾几十年的病理医生生涯,这个低调的老人没有过多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誉,但话语中充满着老一辈学者一生奉献的情怀。


杨教授说,研究结果有时候会打破常规,与大部分人普遍的认识发生冲突。此时,做病理的人,要有自己的坚持,尤为重要。他也一直跟年轻的病理医生强调这一点。


2013年,协和医院病理科医生陈鹭姗刚进病理科2年,一个患者的症状、种种影像学检查都指向了胰头癌,术后惯例要病理时,陈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不是胰头癌,而是寄生虫引起的”。当时不少人认为,不可能。


杨发端教授看完之后,则认为这是一个胰头肿瘤鉴别诊断非常好的病理,并寄给江苏的病理老专家,也得了一致的答复。很快,陈鹭姗作为第一作者就在病理专业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这位耄耋之年的老病理人认为,“不可否认病理工作任务繁重,但是病理人的坚守并非阿Q似的自我坚持,付出了还是很有收获的。过程虽然枯燥,但做出成果来了,那种成就感是无法言说的。”


(杨发端教授)


没有病理就没有手术



在杨代兴教授的人生经历中,还曾在邵武做了公、检、法三家近10年的兼职法医,为当地解决多起疑难案件。


他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全省除了协和等大医院外,基本没有像样的病理科,山区更是缺医少药,病理更缺,名为邵武县医院病理,其实管着闽北的9个县。当时他们除了收检各县标本,还兼职义务流动冰冻病理诊断。对于对方的请求,提上手提切片机,带上福尔马林等,坐着长途汽车就走了。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杨代兴教授


“没有病理结果,没法手术,当时我们也是被逼上梁山。”杨教授说,还记得1972年,一位七旬皮肤科老专家找到30岁的他,问他能不能做一个病理。原来政和乡村有一名患者腿部溃烂,当地人认为是麻风病,而在当地如果发现麻风病人,就会把病人送到山上的草棚,再由家人放火烧毁。“当时听了很震撼,就取了病人腿上的皮肤,带回做了常规病理切片,发现其实只是下肢静脉曲张引起。”杨教授说,而另外一个建阳病人就没有那么幸运,因为老烂腿被当做了癌症,膝盖以下切除。



病理诊断书就像“生死簿”



1959 年,翁景萱从福建医科大学毕业,当时他也是“强行”被分配到病理科。


翁景萱教授说,他给病人下癌症确诊报告单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像一个法官在签发死刑判决。“我经常开玩笑,说签这种报告单,就像是签发去‘土耳其’的签证一样,因为病人看到这份报告单,心里有一半已经‘入土’了,所以下这类诊断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翁景萱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主任张声表示,病理科的工作繁重,2016年组织学诊断5万多例,细胞学检查4万多例。诊断书就像是“生死簿”,给无数个家庭做出审判。诊断书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患者乃至其家庭的终身幸福。


显微镜下的病理学


37岁林女士被怀疑患上了乳腺癌,当丈夫煎熬等待5天,拿到那张确诊癌症的病理科报告时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哭着说一个家就这样毁于一旦。但病理科不但只确诊了疾病,还根据病变性质给出了随后的治疗方案。虽然一个疗程下来花费不菲,但林女士的命保住了。10年过去,每年林女士及其丈夫都会来感谢病理科的同事们。


“小小一份病理诊断承载了一个家庭的希望,医生的治疗方向,责任重大。”张声说。


END


福建卫生报记者:刘伟芳

编辑:福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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