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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官场“大忽悠”的真面目(很深刻)

玉东观察 2019-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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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拉大旗作虎皮”:

官场“大忽悠”的一个重要表现


官场“大忽悠”的一个重要行为表现,就是“拉大旗作虎皮”,通过包装、吹嘘自己的背景和“能量”,骗取被“忽悠”者身上的利益。


在饭局酒桌上,这些精通“忽悠”之道的人,常常把自己的官方背景说得神秘莫测,将自己的能力无限放大。他们张口和某某领导一起吃过饭、照过相,甚至是称兄道弟的哥们,闭口本事大得很,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


他们“忽悠”上级、“忽悠”下属、“忽悠”群众,反正是怎么震慑人怎么吹,把大家都“忽悠”得晕头转向。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些许官场资源,通过瞒天过海的“大忽悠”,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互相利用,甚至结成“保护伞”,大肆收取礼金和接受宴请,拿“关系好”来钻反腐败的空子,甚至无视法律法规的存在,让许多被“忽悠”者有苦说不出,只能吃哑巴亏。



这种官场上的“大忽悠”行为,本质上是“忽悠”者利用社会上的“官本位”心理实施的一种变相的、温和的“坑蒙拐骗”。


官场“大忽悠”的不正之风之所以有人接单,在于“忽悠”者深谙被“忽悠”者的心理,投其所好,利用国家在有些方面还存在制度不健全、程序不透明的漏洞,增加了群众对制度之外助力的不正当诉求。尤其在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盲目拉关系、走后门,盲从轻信,趋之若鹜,幻想通过制度漏洞实现正常途径无法实现的个人利益。


“忽悠”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有恃无恐、胆大包天,甚至让社会上的一些骗子冒充官员干部做“假钦差”,通过“忽悠”骗取钱财谋利。


02

官场“大忽悠”是如何产生的?


官场“大忽悠”这种不正之风的存在,主要根源于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扭曲的“重说不重干”的用人导向。官场风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机制和导向。贤必公,公生贤。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官场就风清气正,“忽悠”者就没有市场。相反,如果选人用人任人唯亲、重“忽悠”轻实干,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德才兼备、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受到冷落,就为“忽悠”者提供了土壤和机会,使官员们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做官必须有靠山”的信条,将十分精神中的七分用于上下“忽悠”和逢迎上司,只有三分办正事。


而如果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使那些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干部,那些因风气不正而长期受冷落却始终坚守正道、正派做人、扎实工作、有思想有能力有作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这样就会使那些热衷于形式主义、搞“关系网”“潜规则”、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场“大忽悠”失去土壤,没有市场。


二是扭曲的官场价值取向。一段时期以来,老百姓的口碑比不过领导人的一个酒杯,有时候甚至领导人的一个招呼、一个眼色,胜过不跑不送的人干一辈子。因此,官场上流行“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巴交得领导好”的风气。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某领导的授予,为自己的“忽悠”积累资本和元素。于是乎,官场上盛行结交权贵之风,一些官员热衷于攀龙附凤,结交有钱的大款,有势的大腕,有权的上级或上级的子女、秘书,甚至结交能预测官运、知风水的“大师”;还有的官员热衷于参加那些变了味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党的原则、国家法律被用于“忽悠”的江湖义气所替代。



从近些年来发生在一些官员身上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一些人蜕化变质,与其结交的不三不四的所谓关系有关。他们通过这些所谓的官场关系来进行“忽悠”,其目的就是进行利益交换,谋取个人好处,获取晋升、“批条”等种种“寻租”。而一些被“忽悠”者,往往有自我保全的心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怕的就是万一“忽悠”者真有大后台,自己不给方便的话会影响官位和升迁。官场上这些庸俗失范的价值取向和心态,正投那些心术不正的“忽悠”者之好,为“忽悠”者提供了“大忽悠”的空间。


三是扭曲的评价和考核官员的政绩观。一段时期以来,评价考核官员看指标、重数字,由此衍生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那些老老实实不善言辞者、说真话者,年终考核时就成为“落后”,就要挨上级板子,甚至升迁无望、官位难保;而善于“忽悠”者、会包装炒作者,却能顺风顺水、加官晋级、抢占风头、赚得快钱,如此结果,助长了“忽悠”之风,于是乎官场上“忽悠”当道,诚信黯然一隅。官场上报喜不报忧,经济数据凭空造假,灾情伤亡层层瞒报,“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成为上“忽悠”政府、下“忽悠”百姓的光环,一些地方的官场上“忽悠”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


03

根治官场“大忽悠”,从何入手?


要从根子上对官场“大忽悠”进行刮骨疗伤、清除这种不正之风,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寻根溯源、标本兼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首先,要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培育风清气正的大环境。风气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制度。官场“大忽悠”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就是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根深蒂固。所以,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用什么人的体制机制问题。要坚持民主公开,创新选拔机制,解决好“怎样选人”的问题;坚持实绩为先,创新考核机制,解决好“怎样评价人”的问题;坚持全程监督,创新监督机制,解决好“怎样监督用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伸张正气、铲除官场“大忽悠”的土壤。



其次,要培养耻感文化,从改善官德入手。官场“大忽悠”的背后是官员道德水平的下降,是非不分、善恶不分、香臭不分,不以为耻,甚至以耻为荣。中国古语云:“知耻近乎勇。”道德修养是建立在“知耻”基础上的。为官者掌握公权力,其言行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官员们本分自立、清白处世、诚实待人,人人养浩然之气,脱离权谋、厚黑、“忽悠”等低俗之风的侵蚀,官场就风清气正,实干者就多,“忽悠”者就少。如果官场上寡廉鲜耻,“忽悠”者大行其道,不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而且使整个民族在文明世界面前蒙羞。所以要清除官场“大忽悠”的风气,必须从改善官德入手。


最后,建立正确的政绩观和考核机制。从根本上扼杀官场“忽悠”、造假之风,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和考核机制,改变“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绩观,不搞“唯数据论”,更不能“以数据取人”。要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使官场信息阳光化,提高官员个人信息和相关办事程序的公众知晓度,给民众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同时也减少公众的投机心理,这样就能让官场“大忽悠”始终处在公众的监督之中,无处遁形,无法得逞。来源:公务员与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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