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张仲林工作室

2024-11-22

▲潮安村医张仲林立德行医治疗痒疹胃病有口碑作者: 南方农村报记者江玲来源: 南方农村报时间: 2013年10月24日▲痒疹胃病患者好福音，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张仲林在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张厝巷村卫生站立德行医坐诊！作者/邓连朝▲潮安张仲林治痒疹胃病——诗词同题：致敬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张厝巷卫生站张仲林立德行医治疗痒疹胃病有口碑作者/崔柔然等

来源/张仲林工作室（e620228）整理

▲中国中医药网截图

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上）

•《黄帝内经》在其建构医药知识体系时，充分地运用了农家学术流派对秦汉时期记录和总结的农业生产内容和相关经验。

•《黄帝内经》构建肾主生殖理论有其复杂的背景因素，先秦农家“水崇拜”观念仅是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先秦农家“土崇拜”的理念是中医药学重视脾胃理论最主要的文化源头。

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上）

时间：2024-01-1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张登本陈震霖

先秦农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术流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不仅与《黄帝内经》缔造的中医药知识体系同根、同源、同宗，而且农家学术的某些内容成为中医药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尤其是先秦农家“水崇拜”“土崇拜”、重视历法知识对农耕活动的影响，以及农家对农作物深刻认识对中医体质理论建立的启示等方面内容，都成为中医理论的文化源头。

最近在国家级农口的报纸和刊物上不时出现“中医农业”这样的表述，说实话，在我刚接触到该术语时，总觉得“中医”和“农业”虽有交集但却是有明显内涵界限的两个学科门类，那么“中医农业”的概念内涵，是“中医”（中医药学科门类）与“农业”（农业科学门类）两个学科门类的“叠加”？还是用“中医”内涵对“农业”予以定义？如果用“中医”定义“农业”，那么“中医农业”就应当是在中医药学的理论原则指导下的农业活动。因而总是纠结这个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也成为我对此不断思索的心结。当我再次将此类知识与中医药理论发生源头的《黄帝内经》相关知识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之后发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医药学知识体系中就蕴含着丰富的“农业知识”，而中华民族传统的大农业中也富含着中医药内容，医家与农家二者在中华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必然密切交集，互相融通和渗透，而且在文化上是同宗、同源、同根的。所以《黄帝内经》在建构中医药知识体系时，多维度的吸纳了先秦农家的学术立场，将农家学术内容中的知识精髓，深切地运用于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

先秦农家某些学术内容是《黄帝内经》构建医药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元素

农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因其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该学派认为农业是民众的衣食、生存之本，应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先秦第一子管仲在其辅佐齐国使其强盛的治国策略《管子》一书中，多次阐述治农的核心要义；《孟子·滕文公上》就传载有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相关内容，提出社会贤达都应当“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体现了农家学派的社会政治理想；《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先秦农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黄帝内经》在其建构医药知识体系时，充分地运用了农家学术流派对秦汉时期记录和总结的农业生产内容和相关经验。如“东方青色……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赤色……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中央黄色……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西方白色……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北方黑色……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素问·金匮真言论》）。此处原文所表达的五方、五季、五色、五味、五畜、五谷等知识，就是秦汉时期所重视的“农家学派”所传授的相关内容。追溯《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玉机真脏论”“脏气法时论”，和《素问》言五运六气理论的10篇，以及《灵枢经》的“五味”“九宫八风”“岁露论”等原文，均将先秦农家相关知识纳入到所建构的生命科学体系之中，成为医学学科的重要知识支撑。

农家“水崇拜”对《黄帝内经》建构肾为水脏主生殖理论的影响及其意义

《黄帝内经》化用先秦农家“水崇拜”观念，构建肾主生殖理论。水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不言而喻的事情，基于水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发生、存在，农耕活动中农作物生长、家禽家畜饲养对水高度依赖的直接体验和感受，这就是先民形成水崇拜理念的基础，故而有“水者，地之血气，如经脉之通流者也……水者，万物之本原”（《管子·水地》）的深刻表达，从而突出了水资源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昭告人们，水乃万物之源、水有润泽万物的作用和特性、水蕴含有无穷生殖繁衍万物的能力。先民这一水崇拜理念无疑深刻地影响着《黄帝内经》相关理论的构建，其中肾主生殖理论的建构最为明显。

《黄帝内经》构建肾主生殖理论有其复杂的背景因素，先秦农家“水崇拜”观念仅是其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一，在农家“水生万物”、水者“万物之本原也”（《管子·水地》）的观念影响下，《黄帝内经》认为人类是自然万类物种之一，也必然遵循这一共性原则，于是在肾主管人体水液代谢之为“水脏”（《素问·逆调论》）理论的背景下，不但将其五行属性以“水”类之，而且在“水生万物”观念影响下，将人类具有生殖繁衍、生成新生命的重要功能也由肾主管。这应当是肾主生殖功能发生的文化因素。

其二，《黄帝内经》通过解剖发现人体内脏的大体形态、内脏的大体解剖部位、人体内脏的大体解剖关系，如“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异名而同处”（《灵枢·胀论》），以及胸腹腔内五脏六腑解剖部位的阴阳属性划分（《素问·金匮真言论》），这是藏象理论构建的基础，于是就有了“肾—膀胱—前阴之端‘溺孔’”通路的解剖事实的发现，并将男子排尿和性交器官命名为“茎”，“茎”端“溺（音义同‘尿’）孔”，通过人类切身体验和直接观察，人的“溺孔”为“精”“水”二道合一，发挥着主生殖，繁衍新生命的作用。

其三，古人通过性交的切身体验，观察到从男子“茎”端“溺孔”中泄注的如脂、如膏、如髓、如水的液体（《灵枢·五癃津液别》），可使性交接受方在其体内胞宫中发育成一个新的生命体，于是在“水者，万物之本原”（《管子·水地》）、“精生万物”（《管子·内业》）、“精气为人”（《淮南子·精神训》）的哲学理念影响下，就将这种如脂、如膏、如髓、如水的液体命名为“精”“阴精”，后世称之为“生殖之精”。这也就是“茎垂（阴茎、阴囊睾丸）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灵枢·刺节真邪》）观点发生的依据。在此理念影响下，《黄帝内经》将“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人，也是“水”生成的，男女精气相合，而由“水”流布成为人的形体）（《管子·水地》）的认识，直接化用为表达人类胎儿的形成过程，如“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灵枢·经脉》）之人体胚胎形成发育过程，这是中医独特的人体形成发育学，也是农家“水崇拜”观念在《黄帝内经》理论建构中的体现及其意义。

可见，《黄帝内经》总结了当时多方面的相关知识，以肾及膀胱、溺孔、茎垂等解剖结构关系的发现为事实依据，结合“近取诸身”的排尿、生殖活动的切身体验，确立了“肾合膀胱”对水液代谢的调控，以及从“茎垂”之端“溺孔”泄注之精（《灵枢·刺节真邪》）能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等理论，于是在“水生万物”“精气为人”的哲学观念参与下，建构了“肾主水”“肾为水脏”“肾藏精”及肾主生殖的相关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肾藏象”理论。农家从农耕活动的实践体验而发生的水崇拜观念，深深地影响着《黄帝内经》中肾主管人类繁衍后代、是有生殖机能器官的理论建构，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农家“土崇拜”对《黄帝内经》建构脾胃理论的影响及意义

《黄帝内经》化用先秦农家“土崇拜”观念，构建脾胃理论。农家对土地的重视和依赖也是不言而喻之事，基于人类生命活动的发生、存在，农耕活动中农作物生长对“土地”高度依赖的直接体验和切身感受，这就是先民“土崇拜”观念发生的基础，如管仲对土地的论述（《管子·水地》）作为其辅佐齐国的治国纲领，战国末期有名的政治家吕不韦也将“土地”之事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足见先秦农家对“土”的重视和理解。故而有“地（即‘土’）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通‘源’）也”（《管子·水地》）的深刻表达，从而突显了农家对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农耕活动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这就是农家“土崇拜”发生的缘由，也是中华文化“重土”理念的明确表达。

其一，《黄帝内经》化用先秦农家“土崇拜”观念，构建脾胃化生水谷精微，营养全身的理论。如经文认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此节原文显然是在农家“重土”理念的直接影响下，以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脾胃的相互关系，并以脾胃和四肢关系的病证为例，表达了“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观点，论述时寓病理于生理之中，表明“四肢不用”是由于脾失健运，不能为胃运行精微物质营养四肢的缘故，进一步突出了脾胃关系及其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中医药学自此就构建了脾胃为脏腑之本，运化水谷，化生气血，滋养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如同自然界土能生长、滋养万物一样，突出说明了脾胃为后天之本的重要性。所谓“脾不主时”，在于说明脾虽不独主一时，但却一年四季无时不主，人体任何脏腑组织器官在任何时令中，都不能离开脾胃化生的水谷精气的滋养，此与“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也”（《素问·玉机真藏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黄帝内经》化用先秦农家“土崇拜”观念，建构了“脉以胃气为本”的脉学理论。经文“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论述。“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旁者也……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至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素问·玉机真脏论》）。原文突出了人的生命活动是依赖水谷之精微而生存，脉象应以胃气为根本。没有胃气的脉象，就是真脏脉，也称为死脉。原文通过人的生命—水谷精气—胃气—脉象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五脏四时平、病、死脉的脉体形象反复举例，其目的在于突出胃气的有无及多少在脉诊中的意义。

“胃气”，指脉象特征。“脉弱以滑，是有胃气”（《素问·玉机真脏论》）；“谷气来也徐而和”（《灵枢·终始》）。此“弱”为脉搏和缓之象，“滑”指脉来流利。而“谷气”，就是脉之胃气。所以张介宾解释“大都脉代时，宜无太过，无不及，自有一种雍容和缓之状者，便是有胃气之脉”（《类经·色脉类》）。故凡脉来和缓均匀，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不疾不徐，不长不短，应手柔和有力，来去节律规整之脉，便是有胃气之脉。临证辨识平人之脉，不但要有“胃气”，而且还要具备“有神”“有根”的特点。脉的胃、神、根特点乃是“脉以胃气为本”“有胃则生”“无胃则逆，逆则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世在此基础上，将重视“胃气”（土气）观念拓展至望色诊法中的“色之胃气”、问诊中的辨饮食口味之有无“胃气”等。可见，《黄帝内经》在农家这一“土崇拜”理念影响下构建的人体以脾胃为本观点，无论是脏腑气血的生理还是病理之理论，还是临床诊断乃至疾病的治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深远的临床实用价值。

其三，基于先秦农家“土崇拜”之观念，《黄帝内经》162篇原文中唯有脾胃理论作为篇名而予以两次专论（《素问》的“太阴阳明论”和“阳明脉解”），其他脏腑则无。

其四，《黄帝内经》还在农家“土崇拜”观念的影响下，强调脾胃失调对脏腑机能影响的病机理论。如《灵枢·本神》记载的五脏病机内容中，唯在论述脾、肾失调时有“五脏不安”之病机，此为后世医家重视脾胃、通过调理脾胃可以治疗多脏腑失调病证的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后世李杲重脾胃、李中梓之《医宗必读》“后天之本在脾”等立论之根源莫不受此影响。

其五，基于先秦农家“土崇拜”之观念，《黄帝内经》自始至终认为人体三阴三阳六经中，唯有“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分别在《素问·血气形志》《灵枢经》的“五音五味”“九针论”），这一观点不仅指导着临床针刺补泻和针刺放血疗法的临床应用，还强调了人体在病情危重状态下，尤其是伤寒病表里两感，病证三日传遍六经，为何第六日才死亡的原因就在于有“多气多血”阳明经发挥了代偿替补功能的结果（《素问·热论》）。

由此可见，中医药学重视脾胃理论的发生，虽然有诸多的因素，但是先秦农家“土崇拜”的重土理念，应当是其中最主要的文化源头。

农家重视历法观念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及其意义

中国古代的历法源自于农耕活动而又服务于农耕活动，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历法，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用年、月、日、时等单位计量时间，使之按一定的关系组合，供人们计量较长时间间隔的计时系统。基于民众生活和农耕生产的需要，人们发现农耕活动与天象（日月星辰的运行）、季节、气候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于是就希望知道昼夜、月相和季节的变化规律，掌握更长时间的计量方法，这就是历法形成的必然逻辑。所以历法是人类在生活、生产过程中逐渐总结的知识结晶，又服务于民众的生活、服务于农耕活动。因而，历法知识就成为农家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内容。这就不难理解管仲在其齐国富民强兵的治国策略中，为何纳入十月太阳历法的内容的理由（《管子·五行》）。如“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的春季（冬至所在月份为甲月的夜半子时起，每月36日，甲月、乙月计72天为春季、木行），要“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然则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卵菱（赎shú，通‘殰’，音dú，虫兽之类胎死腹中，养育不成。卵菱，芡实的别称。该句意谓要杀灭冬眠的害虫，促进芡实的生长）。春辟勿时（春耕不可延迟），苗足本（有利于春苗根系发育）。不疠（尹知章注：‘杀’）雏鷇（kòu扣，雏鸟），不夭（摧折、伤害）麑□（□疑为‘麋’字，麑麋，鹿、麋的幼崽）”。要求在春季甲月，官员要巡视山林，禁止砍伐树木，要爱护草木，冰解冻化，草木萌生。要消灭冬眠的害虫，要促进芡实的生长，春耕不可拖延，春苗根系的发育就充分，不杀雏鸟，不伤害麋和鹿的幼崽。

“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的夏季（从丙月的夜半子时起，每月36日，丙月、丁月计72天为夏季、火行），要“令掘沟浍（huì会，河道），津旧涂（涂，通‘途’，道路）……然则天无疾风，草木发奋，郁气息，民不疾而荣华蕃”。强调要下令挖掘田间排水的沟渠，修筑津梁于旧道之上……这就会出现天无暴风造成的灾害，草木生长奋发，郁蒸之气停息。

“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的长夏季节（从戊月的夜半子时起，每月36日，戊月、己月计72天为长夏季节、土行），该季节的特点是“草木养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具，民足财，国富”。认为该季节草木蕃育生长，五谷蕃实秀大，六畜牺牲之物也都齐备，百姓足财，国家富有，体现该季节是万物长养的时节。

“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的秋季（从庚月的夜半子时起，每月36日，庚月、辛月计72天为秋季、土行），该季节的特点是“凉风至，白露下……然则昼炙阳，夕下露，五谷邻熟（邻，众多貌。邻熟，喻谷物丰收，结实累累貌），草木茂实，岁农丰年大茂”。认为该季节的特点是凉风已至，白露已下，白天太阳甚热，夜间凉露已降，大地环绕，五谷成熟，草木丰实，不仅农业增产，各业都同庆丰年。

“壬子水行御”（冬季）七十二日（从壬月的夜半子时起，每月36日，壬月、癸月计72天为冬季、水行），该季节要“贵天地之所闭藏……则羽卵者不段（同‘毈’duàn，孵不出鸟的卵），毛胎者不贕（dú卵未孵出雏而坏死），孕妇不销弃（销弃,早产），草木根本美（根干发育良好）”。强调冬季贵在适应天地闭藏特性，如此则卵生的家禽没有孵化不成的，胎生的家畜没有中途流产的，孕妇也不会发生胎儿夭死，草木的根干也因阳气闭藏而保存着完好的生机。该篇是管仲应用十月太阳历法知识安排国家在一年五季各个时段的农事活动，以及可能产生的相应社会效果。

管仲在施政纲领中还应用了十二月太阳历法一年分四季的知识指导农事活动，认为春三月“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治堤防，耕芸树艺，正津梁（在河道上修建桥梁），修沟渎（疏浚何道），甃屋行水（用砖瓦修治屋顶，便于雨水流通。‘甃’zhòu音‘周’，用砖修砌。行水，排水）……然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蕃（蕃，繁育）”；夏三月“其气曰阳（阳，暑热），阳生火与气……九暑乃至，时雨乃降，五谷百果乃登”；秋三月“其气曰阴（阴，凉、冷），阴生金与甲（甲，果实硬壳）……百物乃收，使民毋怠”；冬三月“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大寒乃至，甲兵乃强，五谷乃熟，国家乃昌”。认为“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管子·四时》），指出四季气候的寒暑变迁是天地间阴阳之气相互消长变化的结果，这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因而国家行政管理，包括农事活动在内的所有事务，都必须参照十二月太阳历法一年分四季的相关知识行事，这就是该篇的主旨。于此可见，管仲在其施政纲领中，真实记录了将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五季（五行）和十二月太阳历一年分四季，这两种历法制式相关知识的结合应用。《黄帝内经》也有将这两种历法应用于同一篇医学理论的建构的实例，如在“天有四时五行（五季），以生寒暑燥湿风”之论引导下，全篇围绕着一年四季和一年五季阴阳消长变化对天地万物、对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影响而建构相关医学理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素问·太阴阳明论》中，同样应用这两种历法模式构建其重视脾胃的理论。

农耕时代的国家治理不能不重视农业，重视农业活动不能不掌握历法知识，基于这一思维路径，就能够理解为何杂家鼻祖吕不韦在其建议秦统一六国之后富国强军的战略构想中，用大篇幅的“十二纪”内容，不厌其烦地讲述有关历法知识应用及其意义；也不难理解西汉初期，刘安在其《淮南子》中完整讲述二十四节气等历法内容的愿望和初衷。基于“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之理，加之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极其复杂的特性，所以《黄帝内经》在建构医学理论时深受农家重视历法立场的影响，全面应用六种古代历法知识参与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其一，十二月太阳历（阳历）特点及其应用。十二月太阳历（阳历）是以太阳回归年（365又1/4日）为背景构建的知识体系。《素问·六节藏象论》“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中的“候、气、时、岁”时间节点即是该历法的时间要素。其特点：①“年实”（1年365又1/4日），“月虚”，12个月与“月相”变化无关。②一年分四季（春、夏、秋、冬），每季三个月（分别称孟月、仲月、季月）（见《灵枢·阴阳系日月》）。但凡《黄帝内经》中使用的365之数、涉及四季内容的原文，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的“脉其四时动”诊法、《素问·四时刺逆从论》刺治方法、《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的脏腑病机分析内容等，都是该历法知识的具体应用。

其二，十月太阳历特点及其应用。该历法特点是：①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减去尾数作为年节（5～6日），不计入月数的划分，取360日分为十个时间段（月），以十天干之序标记，分别为甲月、乙月……壬月、癸月。②每月36天，分为三旬，每旬十二日，用十二地支纪日。③一年分五行（季），两个月为一行（季），每年冬至日（阳旦）为该年的时间起始节点。一年五季的次序为：木行（春）→火行（夏）→土行（长夏）→金行（秋）→水行（冬）。之所以将每一季称为“行”，是每一年各个季节的气候变化因时序而依次递相迁移运行之故。④上半年为阳，故甲月、乙月、丙月、丁月、戊月为“阳月”。第一季（木行，甲月、乙月，春季）、二季（火行，丙月、丁月，夏季），均由属阳的月份组成，这是五行中木、火属性为阳的历法背景。从夏至日（阴旦）开始进入属阴的下半年，己月、庚月、辛月、壬月、癸月为“阴月”。第四季（金行，庚月、辛月，秋季）、第五季（水行，壬月、癸月，冬季），均由属阴的月份组成，是五行中金、水属性为阴的历法背景。唯有第三季（土行，戊月、己月，长夏），之所以称“长（zhǎng）夏”为“至阴”，缘于该季由一个“阳月”和一个“阴月”组成，季节跨入属阴的下半年之故。

该历法在《黄帝内经》建构医学知识体系时得到广泛应用，如将肾的精气化生的、能够促进性器官发育的物质及其功能称之为“天癸”，就是因为在五脏应五季的理论中肾合膀胱外应冬季（壬月、癸月，膀胱为腑，属性为阳，应壬月；肾为脏，属性为阴，应癸月）之故。鉴于一年360天分为五季是十月太阳历的最大特点，经文中大凡涉及五季，每季72天的原文均可视为十月太阳历法的应用，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及《素问·阴阳离合论》“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素问·刺要论》“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及《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等原文，则是蕴含了十二月太阳历和十月太阳历两种历法制式的应用。其中的四时，是十二月太阳历制式的应用，而四时各寄十八日为72日，五脏各旺72日，则又是十月太阳历内容的体现。再如凡有一年分五季、有“长夏”、称长夏为“至阴”、五脏应五季各72日的原文，都是该历法知识的应用。还有如“以春甲乙（十月太阳历法中的甲月、乙月）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丙月、丁月）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五月、己月）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庚月、辛月）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壬月、癸月）中于邪者为肾风”（《素问·风论》）所论五脏风证的发病，也是该历法的具体应用。（张登本陈震霖陕西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下）

•人类的生命活动也和农耕活动一样，必然经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五季）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能够计量时间的历法也必然对人类生命过程进行计量和相关知识的分析。这就是《黄帝内经》建构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与农家一样，十分重视历法在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应用的缘由。

•由于人类生命过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故而应用了六种历法知识解释相关的医学命题，建构医学的相关理论。

•人类的农耕和医药活动，是为解决民众基本生存和生命救治的两大基本诉求，二者在中华族群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在同源、同根、同宗的基础上相互融通。

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下）

时间：2024-01-1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张登本陈震霖

其三，太阴历（阴历）特点及其应用。太阴历法，简称“阴历”。①这种历法是在古人对“月亮崇拜”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至今仍广泛地应用于穆斯林界。②该历法是以日、地、月为天文背景构建的历法体系，有年、月、日时间要素，其中“年”是虚拟的，而“月”是真实的。③“月相”变化周期则是该历法确立的主要时间节点，十二个月相变化周期为一年，故一年的时间为354日或355日，显然较一个实际的太阳回归年约少11天。大凡《黄帝内经》中运用354或355计数溪谷或腧穴时，即是该历法的具体运用；还有女性的生理周期的生理（《素问·上古天真论》之月经初潮年龄及其周期）、病理（《素问》的《阴阳别论》之“女子不月”、《腹中论》之“月事衰少”）、确立临床补泻治法（《素问·八正神明论》）以及针刺取穴方法（《素问·缪刺论》之“月生月死为痏数”）等理论均是具体应用该历法知识的体现。

其四，阴阳合历（又称“农历”“夏历”）特点及其应用。①由于阳历和阴历每一年的岁差为10～11日，加之阴历不考虑地球绕太阳的运行，因而使得四季的变化在阴历上就没有固定的时间，它不能反映季节，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后来人们定了一个新历法，就是所谓阴阳合历。阴阳合历与阴历一样，以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定作一个月，也就是大月30天，小月29天，可是又用置闰（月）的办法，使得平均每年的天数跟阳历全年的天数相接近，来调整四季。②阴阳合历是兼顾阳历与阴历的复合历法，融合了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周期。月份依月球运行周期为准，年的长度则依回归年为准，闰月则是为了让月份和四季寒暑相配合而设计的。阴阳合历一直沿用至今，也是中国传统的历法。③该历法的另一特点能准确地表达二十四节气。之所以将阴阳合历称之为“农历”，就是缘于其与农家的农耕活动密切相关。《黄帝内经》出自于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实际需要，也多次应用了刘安的这一研究成果，如“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素问·脉要精微论》），就是建构人体脉象变化与季节气候变化关系相关理论；《素问》“运气十篇”所构建的“五运六气理论”则更是全面应用了二十四节气的科研成果。

其五，北斗历法特点及其应用。北斗历法是依据人们观察北斗七星的斗柄在一个太阳回归年不同时段的指向方位，推算年、节、日的一种历法。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该历法仍然属于太阳历法的一种类型，其中的年周期就是太阳回归周期，即366日为一年（取其整数）。这也就是“中国历法”研究中所说的“汉朝以前的古代中国历法以366天为一岁，用‘闰月’确定四时和确定岁的终始”。贵州大学教授李守力认为“秦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使用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历法的朝代。汉朝初期开始中国历法出现了大转折，全国统一历法，历法也成了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技术。汉武帝责成司马迁等人编写了《太初历》，之后刘歆作《三统历》，这两历的重要特点是年岁合一，一年的整数天数是365天，不再是之前历法的366天。该历法“历定阴阳（寒暑），历定四时，历定五行（即五季），历定八节，历定二十四节气”。该历法的特点是遵循太阳回归年（取整数366日），一年分八个时段，对应着一年四季八节（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灵枢·九宫八风》），是《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所应用的历法之一，用以预测一年不同时段的气候、物候，以及可能发生的疫情和疫病，并以此为背景创立了诸如八正、八极、八风、八动、八溪、八节、八虚、八髎、八纪、八达等与医学知识相关的专用术语，足见该历法在中医药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及其意义。

其六，干支甲子历法。该历法也称为甲子历、干支历，是运用六十干支特殊组合标记年、月、日、时的历法，是中国所特有的历法。其中“干支纪日”是现今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方法，据考从伏羲时代就开始有创建，夏朝就开始使用，时至今日从未中断。其特点是：①以太阳回归年为背景，岁首为立春，1年＝365.2422日。②无论年和月均不取整日，故无闰月、闰日。③用六十甲子组合，循环纪时（时辰，1日＝12时辰）、纪日、纪月、纪年。④“十二月建”是干支历法的基本内容，依据北斗星斗柄的指向确定（北斗星的斗柄指向确定“月建”，是月份的确定标准，故称“斗建”，“建”代表斗柄顶端的指向）。⑤全年12个月，以节气界定，从立春到惊蛰为1月，月建为“寅”；惊蛰到清明为2月，月建为“卯”……小寒到立春为12月，月建为“丑”。年年如此不变。⑥该历法与十月太阳历法使用干支甲子纪时的方法有别，前者是将天干与地支按特定方式组合之后使用，而后者只单用天干纪月（十天干正好标记1年的10个月），单用十二地支纪日（十月太阳历法每月36天分三旬，每一旬12天，十二地支正好标记12天）。《黄帝内经》但凡与干支甲子纪时有关的原文，除与十月太阳历法有关外，都会与该历法有关，《素问》运气10篇中有关涉及干支的原文，一定属于该历法具体应用的内容。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历法知识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服务于人类生活，服务于农耕经济。人类的生命活动也和农耕活动一样，必然经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五季）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能够计量时间的历法也必然对人类生命过程进行计量和相关知识的分析，这就是《黄帝内经》建构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与农家一样，十分重视历法在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应用的缘由。由于人类生命过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故而应用了六种历法知识解释相关的医学命题，建构医学的相关理论。

农家农耕生活生产经验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启迪及意义

农家疏浚河道，顺势而为思路，对《黄帝内经》构建针刺治病理论的启示

“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河道）可通”（《灵枢·逆顺肥瘦》）。这是农家农耕生产中的疏浚河道经验总结，体现了农家应用顺势而为思维指导生产劳动。河道疏浚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如果河道堵塞，不但农田得不到应有的灌溉，还可能酿成水患。《黄帝内经》将农家这一生产经验，径直应用于构建针刺治病理论，认为针刺治病应循着经络穴道的顺逆施治，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治疗效果。明代张介宾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认为“水有通塞，气有滑涩，血有清浊，行有顺逆，决水通经，皆因其势而利导之耳。宜通宜塞，必顺其宜，是得自然之道也”“血清气滑者，犹临深决水，泄之最易，宜从缓治可也；若疾泻之，必致真气竭矣。血浊气涩者，犹循掘决冲，必借人力，但疾泻之，其经可通也”（《类经·针刺类》）。对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分别描述了疾病初、中、末三期，病位高、中、下不同类型的顺势而治的措施。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经脉气血的运行具有方向性和时间性，因此针刺治疗疾病时务要顺应经气运行路径和时序的规律，方能取得理想治疗效果，如“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灵枢·卫气行》）。指出针刺实证要用泻法，要在经气方盛之时，迎着气血流注方向刺之，加速经脉气血向脏腑灌注；刺虚证用补法，当在气血运行离开某一部位，要在经气方衰之时，顺着气血流注方向针刺，有利于气血继续流注其中。此即张介宾所注“刺实者刺其来，谓迎其气至而夺之。刺虚者刺其去，谓随其气去而补之也”（《类经·刺治类》）。《黄帝内经》还将农家这种顺势而为的思路广泛应用于相关理论的建构，如对寒热厥证病机分析的理论（《素问·厥论》），顺应月相变化而增减用针次数治病的理论（《素问·缪刺论》），顺应天时而养生的理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

农家“下有渐洳，上生苇蒲”的农耕经验，对《黄帝内经》“司外揣内”诊法理论建构的启示

农家“下有渐洳，上生苇蒲”（《灵枢·刺节真邪》）的农耕经验，是其通过观察苇蒲的生长态势作为判断地下土质的墒情和肥瘠的依据，这是农家经验思维以及实践真实体验的写照，这也体现了认识论中通过事物表象（“苇蒲”）探求事物内在本质（“渐洳”）的辩证思维方法。《黄帝内经》在广泛应用这一思维方法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结合人们熟知的“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灵枢·外揣》）生活实践之例为喻，论证人体是一个内外相应的统一整体；论证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虽在体内深不可见，但其生理机能、病理变化，如“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必然映象于体表，必然可以通过诊察五音、五色，乃至脉象、舌象等表象的种种变化，探求人体内在各个脏腑器官的机能变化。正如张介宾所注释，“五音五色见于外，因脏气而彰明也。五脏之气藏于内，因形色而发露也。外之不彰明者，知内之波荡也。即如鼓非桴也，得桴而后鸣；响非声也，得声而后应；影非形也，得形而后见，是皆内外相袭而然”（《类经·色脉类》）。因此，临床医生只有认真把握这一现象与本质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做到“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临证才能对于深藏于内的脏腑气血之病证，做到“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一样的明晰清楚。医生只有尽可能地占有丰富而真实的临证感性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大量生命现象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和抽象，才能做到辨证准确无误，论治也就会正确无谬。这就是农家论证“苇蒲”与“渐洳”辩证关系的医学意义，也即所谓“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基本内容，这就是《黄帝内经》诊断疾病时思维方法的缘起。

《黄帝内经》在诸如农家论证“苇蒲”与“渐洳”及“水与镜”“鼓与响”命题的基础上，将凝练出的“司外揣内”“司内揣外”思维方法，作为建构中医诊断理论的思维基础。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有诸内者形诸外”（《丹溪心法·能合色脉可以万全》）。内在的病变，必然会通过经络气血的作用，从五官四肢等体表组织表现于外。某一局部的体表组织器官，与人体内脏器官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不同部位、不同性质的病证，一定会有不同的症状特征。《黄帝内经》作者通过长期反复的医疗实践活动，掌握了疾病本质与表现于外的病理现象之间密切相关的联系，于是总结出“司外揣内”的思维方法，并据此建立了中医学独特的诊断手段。

辩证法认为，现象（“苇蒲”）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本质（“渐洳”）的外在表现、是不能脱离本质（“渐洳”）而独立存在、是可以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而本质（“渐洳”）则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现象（“苇蒲”）的内在根据，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农家就是通过观察大量生动而鲜活的现象（“苇蒲”），尽可能地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大量生命现象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和抽象。《黄帝内经》还将农家通过“苇蒲”（现象）探求“渐洳”（本质）思维方法化用为“司外揣内”（《灵枢·外揣》）。

农家对树木研究的经验，对《黄帝内经》体质理论建构的启迪及意义

禾苗树木必然是农耕活动主要关注和认真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树木材质有其不同的个性特征；同一树木的不同部位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一个性化差异的认识方法，是《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相关理论时信手拈来的知识素材。

如经文认为，“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蚤花（早开花。蚤，通‘早’。花，开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树皮溃烂，汁液流渍。漉，汁液渗出）。卒（音义通‘猝’）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wù，没有枝条的树干。此指树木枝叶折损而成为光秃秃的树干）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黄帝曰：以人应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灵枢·五变》）。

此节经文应用先秦农家对树木植物的研究成果，类比人类不同体质的特殊性，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对某些疾病的罹患性的医学问题。于是经文以木喻人，认为不同材质的树木对风雨旱霜等气候变化，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应，即或同一材质树木的不同部位，也因质地的差异而对损伤因素的反应有所区别。提示在分析、评价人类不同个体对致病因素、肌体病损程度、人体罹病性质而言，缘于体质的因素，是否感邪、感邪的轻重状态的差异性，或是同一生命个体，也有内脏（五脏、六腑、奇恒之腑）与形体（皮肤、血脉、肌腠、骨节）等不同部位，而人体不同的部位对于不同性质的邪气之侵害，亦有不病、易病、少病，或病变之后又有虚实、寒热性质之殊。这就提示人的体质不同、脏腑器官的形质之异，对致病因素的抵抗力、耐受力之不同，不仅体现在外感病中，对内伤致病因素也不例外，故曰“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灵枢·五变》）。经过此番以木喻人的临证类比思维后，认为人类体质差异在发病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黄帝内经》构建体质理论的思维缘由之一。

《黄帝内经》记载着丰富的体质学内容：有体质的肤色黑白辨识、有体质的肥瘦辨识（《灵枢·逆顺肥瘦》）、有体质的年龄老少壮小辨识（《灵枢·卫气失常》）、有体质的勇怯心理状态辨识（《灵枢·论勇》）、有体质的五行五类辨识（《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有体质阴阳太少辨识（《灵枢经》的“五音五味”“通天”）等。此处仅以《黄帝内经》将“农家”知识应用于人类体质理论建构之例，以期说明经文体质理论的构建和其他相关理论的建构一样，一定是多元、多路径的。

农家对谷、肉、果、菜研究的经验，对《黄帝内经》脏腑机能调治理论建构的启迪及意义

“民以食为天”，农耕活动所得到的谷、肉、果、菜是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无的必须物质，因而先秦农家除认为其具有果腹功能之外，还通过直接的切身体验，研究出各种谷物、家禽、家畜、果品（水果、干果）和菜蔬等产品的性味和调理人体脏腑机能的功效。《黄帝内经》在建构医学理论时，就将农家农耕活动所得谷、肉、果、菜的研究成果，用于治疗或者调理脏腑机能，经文“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脏气法时论》）就是农家知识用于建构医学理论的真实记录。

由于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形态、功能各异，所患病证必然有所不同，所以调治所用的药食品类之五色、四性、五味必然有所区别，其中“五谷：秔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五菜：葵（冬葵，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嫩叶可食）甘、韭酸、藿（豆叶）咸、薤（xiè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鳞茎可作蔬菜）苦、葱辛。五色：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jīng粳）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豆科植物大豆的种子发芽后晒干而成，药性甘、平，归脾、胃经，有清解表邪，分利湿热之功能）、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即大麻，又称火麻，种子可食）、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五禁（禁忌）：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灵枢·五味》）。

此节原文分别论述了调治五脏疾病时的“五味所宜”和“五味所禁”。“五味所宜”所指有二：一是与五脏属性相同之味的农作物对相关内脏具有滋养之功，如脾色黄，黄色宜甘，故脾病宜食甘味的粳米饭、牛肉、红枣、冬葵；心色赤，赤色宜苦，故心病宜食苦味的麦、羊肉、杏、薤等。二是根据五脏的生理特性，依据“顺其性为补，逆其性为泻”的原理，应用农作物之味予以调理，如肝色青，宜食甘，即是顺肝气喜缓恶急的特性而以甘味补之。“五味所禁”，是指五脏有病，禁用与之相克之味的农作物，如“肝病禁辛”，是因为辛属金，能克肝木。又因筋为肝之体，“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所以“肝病禁辛”。再如“心病禁咸”，是因为咸味属水，能制心火。心主血脉，而“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素问·五脏生成》），所以“心病禁咸”等。从而说明农家的谷、肉、果、菜对于人体是具有“养之”“伤之”二重作用，在应用于调理内脏之时，务要遵循经文“所宜”“所禁”之规定。

上述原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人体五脏与四时、五行、五味相应，农作物中的药物和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等食物皆有五味之异，农作物中的药物之四性、五味用以祛邪治病，食材之四性、五味则是人体营养的重要源泉，也是脏腑机能调理的重要材质。

农作物中的五谷粮食是人类所需营养的来源，五果作为食材之辅助品，五畜之肉是血肉有情之品，常被用来补益人体之精血，各种蔬菜之味是营养的必要补充。总之，农作物提供的各种食材之四性、五味都能充养助益人体，是维持人体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即或是人类日常生活，饮食五味只能调和，不能偏颇，才能使五脏的精气旺盛充沛，从而确保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此即所谓“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之意。中医人在临证时，务要熟悉五脏与四时、五行，以及农作物中各种食材之四性、五味的关系，掌握农作物中各种药材、食材之四性、五味及其疗效功能特点，再依据药材、食材之四性、五味之“所宜”“所禁”原则，结合四时五脏阴阳状态，予以药食调摄，养生治病。上述原文的内涵，就是将“农家”知识运用于调治脏腑疾病理论建构中的应用实例。

《黄帝内经》全面吸纳农家经验，构建五运六气理论

《黄帝内经》在建构五运六气知识体系时，更是全面而广泛地吸纳了秦汉时期“农家”的学术成就，使五运六气知识更为丰富，意义更加广泛。如认为，“敷和之纪”是木运平气之年，该年份的气运变化总体特征是“五化宣平”（即气运变化平稳，不会有强烈的灾害性气候），文中“其气端”至“其令风”句，是指五行中“木”的特性及其可能发生的气候、气象变化；“其谷麻”至“其色苍”则是对木运平气年份农事活动中与之属性相应的谷、果、畜、虫等生物品类生长状态的记载。其他“升明之纪”（火运平气的年份）、“备化之纪”（土运平气的年份）、“审平之纪”（金运平气的年份）、“静顺之纪”（水运平气的年份）情况类此（《素问·气交变大论》）。显然，该篇五节经文就是以“农家”学术内容为基本素材，阐述五运六气理论中五运（木、火、土、金、水）平气年份的气候特征及其对农作物中的五谷、五果，养殖业中的五畜（马、牛、羊、鸡、犬、豕）、五虫（毛、介、鳞、倮、羽五类动物）等生长、繁衍状态的影响。经文的基本意义在于，人类可以根据气候、气象变化的规律，预测相应年份农作物、饲养的动物繁衍、生存状态，从而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指导农事活动，从而达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繁荣农业景象。就是将“农家”知识运用于五运六气理论建构中的应用实例，《黄帝内经》在其专论五运六气理论的10篇经文中有深度的展现，并将其纳入到中医药知识体系之中论述的。

人类的农耕和医药活动，是为解决民众基本生存和生命救治的两大基本诉求，二者在中华族群的历史进程中，必然在同源、同根、同宗的基础上相互融通。通过上述《黄帝内经》在建构中医药知识体系时对农家知识的借鉴与化用，更加体现了中医药理论的丰富文化内涵。（张登本陈震霖陕西中医药大学）

（注：文中所载药方和治疗方法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原标题：

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上）

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下）

▲素材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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