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吕永国：难忘过年煮肉香

我童年的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所有人的日子都过得非常清苦。那是一个全民贫困的年代，没有富裕一说，生活也就刚刚解决了温饱。那时的主食是地瓜、地瓜干。玉米面吃的都少。当时，如果有人掐着金黄色的玉米煎饼在人多的地方晃荡，他保准是一个光棍。不信，你可以打听一下，在人脸前里显摆，那是在幌媳妇呢！白面就吃得更少了，一年下来，吃不了十天、八天的面食。1974年，我们第三生产队人均分了70斤小麦，晴空里就像打了一个霹雳，把东西两庄七大姑八大姨的耳朵都震出老茧来了。1斤小麦能磨8两面粉，70斤小麦能出多少白面？能够我们吃几天？你自己算算看。

在这样勉强不断顿的情况下，吃肉，成了生活中一个始终萦绕不开的话题。吃饭都困难，何谈吃肉？记忆中，吃肉，总是和过年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老婆、孩子是不能“坐席”的。在父亲与客人推杯换盏的过程中，我总喜欢在饭桌周围打逛逛，眼角的余光会始终瞄在饭桌的菜肴上。有时候，客人会不顾父亲的白眼、呵斥，夹口菜送到我的嘴上，我晃荡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客人走后，母亲会将摆在细瓷碗顶部，薄的透明的肉片小心翼翼地挑出来，放在锅盖上晾着，预备热一热招待后一波串亲的客人。我呢，在大口吃放过肉的剩菜的时候，偶尔会发现母亲捡落下来的小小的肉片，那可真是意外的惊喜了。那时候，总觉着年来得太迟，去的太快。一进入冬天，胸口就像趴了一只蚂蚁，麻麻的，痒痒的，整天掰着指头盼过年。总觉着北风劲吹，雪花飞舞的时候，年就快到了，能吃上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小年过后，小山村的角角落落里开始传出稀落的鞭炮声，年的气味渐渐浓了。这时，生产队开始杀猪了，一家一户大约能分到三到五斤生肉。那时候，各家各户都盼望能分到点肥肉，为的是能熬点油，预备来年炒菜用，实现细水长流。可往往事与愿违，肥一点的肉，常常被生产队长、会计、保管提前偷偷藏起来了。面对大家的白眼、挖苦，他们脸上堆满笑容,一个劲地点头，赔不是。可道歉归道歉，他们仍然是瞎子转磨———按自己的辙走。就是不把藏起来的肥肉拿出来。他们家也穷，也需要熬油炒菜啊！

三五斤肉，对亲戚多、要面子的父亲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父亲会合计着自个杀猪解决难题。他会提前拜访东家的大爷，西边的大婶，要不要肉，要的话，吱会一声。在凑合的差不多时，父亲就雇个手脚利索的屠夫将猪杀了。杀猪极具刺激性，我是非看不可的：用砖头、石块垒三座支架，上安一口大锅，大锅里沸水翻滚，锅底下劈柴正旺，偶尔发出噼噼啪啪的爆响；一头肥胖的大猪被绑到案板上；一个人拽住猪的后腿，一个人攥住前腿，屠夫用膝盖从后面顶住猪的脖子，一只手扣住猪下颚，一只手掐着尺来长寸来宽的屠刀，朝猪脖子的部位比划；猪凄厉的哀嚎声一阵接着一阵，直钻人的耳膜；屠夫的刀快速扎下去，接着轻轻往上一挑，一股殷红的鲜血涌泉般溅到瓷盆里，观看的孩子们发出一阵惊恐的叫喊；猪嘴里发出呜呜的哀鸣声、粗重的喘气声，接着连续的抽搐、挣扎，渐渐没了气息。这时，滚烫的开水浇到猪的身上，锋利的菜刀哗哗哗在猪的身上飞快游走，身穿乌黑外衣的肥猪转眼间变成了赤身裸体的“浪里白条”。猪杀好后， 父亲将猪后腚、猪大腿等上等货通通卖给四邻八舍，自己只留下猪头、猪血、猪内脏和猪尾巴。这些统称猪“下水”，是上不得台面的。不像现在，当时卖不了几个钱。

接下来是准备工作。父亲将猪头拔去粗毛，刮洗几遍，用火钩子烫去鼻孔、耳朵、眼皮上的毛茬，削去耳根、淋巴等不能食用的部分，然后将猪头劈开，切成大块。大肠、小肠的清洗非常艺术，父亲将肠子的一端用小细绳扎紧，找一根秫秸杆顶住小绳扎紧的部位，左手向前推动秸杆，右手握紧肠子慢慢回撸，将肠子完完整整的翻卷过来，然后去除粪便、污物，用清水清洗，再用粗盐反复搓洗几遍。除污去腥后将肠子剁成几段，每段尺来长，扔到盛肉的大盆里。

煮肉的时间大多选在腊月廿六七的晚上。煮肉时，要将大门关死。即使我们关了门，父母往往还不放心，一定要重新检查一遍。煮肉选在夜间？大门非要卡死？这一问题困扰了我许多年。在一次年夜饭上，趁着酒酣耳热，我说出了多年的困惑。当时，父亲的酒盅刚刚沾上嘴唇，听到这话，猛地怔了一下，随后从心底里发出一声长叹：“那时的日子都穷，过年也吃不了几斤肉。你一次煮二十几斤，得防备人家眼红。你隔壁大叔，过年猪肉，家里不是被人扔了砖头。不关门？邻居来了怎么办？邻舍百家的，不让他们吃，情理上讲不通。请他们吃，和吃自己身上的肉有什么两样！关门，那还不是逼出来的法子！”父亲说完，将酒盅重重的一蹲，猛吸一口烟，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顺便用手抹一下眼角溢出的凄清的泪水。

煮肉要用大锅灶。锅一定要刷干净，要露出底色才行。要先放肉，再添水。水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以刚刚淹没肉块为宜。要用凉水，不能用温水或开水。大锅也不能盖得太严，两个大锅盖一般只盖一个。要烧木柴，父亲会将槐树、杨树墩头提前劈好，捋在南墙根底下，供我们随时取用。玉米秸、杨树叶一烧一阵烟，火头不硬也不持久。要添加一定的调味品，那时候，没有王守义十三香一类的调料，最多放一些花椒皮、八角、茴香、生姜一类的佐料。

火焰生起来，火苗呼呼地蹿上来，也将我们的欲望撩拨起来。彤红的火焰就像美丽的太阳，照的我们心里暖暖的，亮亮的。我和弟弟成了最忙碌的人，比着赛忙活：拉风匣、添柴火、划炉膛....根本不需要父母嘱咐，唯恐拉在后边。我们的想法是火越大越好，越旺越好，最好是能将肉一下子就煮熟了。相反，父亲恣恣悠悠地吸着自制的卷烟，劝我们心不要太急，火也不要太旺，温火慢炖煮出来的肉才有味道。

肉的芳香溢出来，空气一样向四周弥漫开去。一闻到肉的香味，我就撒手不干了，先是围着锅台转，将头伸到锅台旁，鼻子对着慢慢升腾的乳白色热气，一口又一口地做深呼吸。香气顺着气管渗到了肺里，我的全身立刻被这香味浸透了。这时，弟弟开始用筷子捅捅锅里的肉，将筷子放到嘴里咂一咂，发出了吧唧吧唧的响声。一向顽劣、乖张的弟弟，此刻异常温顺，牵着母亲的衣襟，静静的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盯着那个冒着热气的大锅，似乎有无限的心事。

锅里开始发出咕嘟咕嘟的闷响，冒出的热气渐渐变浓，屋里的空气也越来越香。肉开始翻滚开了，我们的心也和翻滚的肉块一样咕咚咕咚上下跳动。我盯着大锅里上下起伏的肉块，完全忘了烧火填柴的活儿。炉火快熄灭了，父亲连忙向锅底下丢一两块劈柴。禁不住我们的一再央求，父亲挪挪锅盖，用筷子捅了捅翻滚的肉块，筷子一下子没进了小半截，肉已经八九分熟了。这时，父亲拿起铁勺，舀起小半勺肉汤，“嘘、嘘”的吹两口，将勺子递到弟弟的嘴边。弟弟右手掐起勺把，张大嘴一口气将肉汤吞了下去。哈！汤太热了，烫得弟弟霎时原地打转转，头像拨浪鼓一样不停地摇晃，一口接一口的向外吹气，眼泪都淌出来了。残酷的现实彻底得将沉默的父亲击溃了，只见他用勺子在大锅里用力搅一搅，略微顿了顿，用眼睛平视着母亲，吩咐取刀，拿案板......立刻，勺子刮锅的嚓嚓声、刀剁案板的叭叭声、吃肉太烫发出的嘘嘘声像一曲温馨的交响乐，伴着浓浓的香味，溢出柴门，漫过屋顶，飘向小山村的角角落落........

如今过年，母亲照例煮肉，只不过不是为了解馋和待客，是特地为过年祭祀准备的。肉煮的很少，只有二三斤而已，没有骨头，全是猪后腚。当房间里开始飘荡着肉的丝丝香味时，正在看书的女儿会眉头一皱，紧张地推开门，乌龟般缩到自己的房间里。肉煮好后，母亲挑选出最细嫩的一块，夹到儿子眼前。儿子瞅了瞅母亲，摇摇头，没说话，转身跑到邻居家打闹去了。

肉的香味不仅对孩子们失去了诱惑，这些年，我对吃肉也没有了儿时的激情，少了些期待，多了些应付。总觉得吃肉和吃家常菜没什么区别，有时甚至觉得芹菜、黄瓜更清淡，更合乎自己的胃口。是肉的滋味寡淡了？还是我们的品味升级了？似乎都对，似乎又都不对。对这个问题，还是我的八十岁的老父亲看得至明澈白：“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吃肉？谁还稀罕！”

吕永国，男，1966年10月生，东城街道吕家油坊村人。199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就职于潍坊市临朐燃气热力集团有限公司（潍坊市临朐焦化厂），现为临朐港华燃气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客户服务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