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朐】张维明：地瓜

地瓜，学名红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瓜和地瓜干，曾经是我们那地方老百姓的主食。可是，人们对这唯一能使其填饱肚子的食物，却似乎缺少尊重、感恩之心。一个人长得不大受看，便被人讥笑为“看，像个地瓜头子一样！”有人碰到倒霉事，或遇到什么灾祸，做生意折了本或身体出了大毛病，众人提讲起来，会说那人“地瓜了！”说某人死活不要脸、不要面子了、任打任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就来一句当地流传的歇后语：“潍县地瓜——论了堆。”还有那句歇后语：“地瓜顶门——硬撑。”“吃地瓜喝凉水——不嫌闷的慌。”也是拿来嘲弄、褒贬人的……

“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看来，连卖地瓜也不是什么很体面的事。

总而言之，地瓜曾经是不受人待见的作物和食品。

老百姓的这些有关地瓜的负面话语，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出现的？还真说不清楚。不过，我最初的记忆中，地瓜曾经是倍受欢迎、被人争夺的美食。

我老家一带，是典型的沙山丘陵，小时候的记忆中，主要农作物是较耐贫瘠之地的谷子、高粱，还有各种杂粮。小麦、玉米种植面积小，地瓜也不多见。有的人家偶尔在沟头巴窝里栽几棵，在地头上种几垄，就像在河边沙地里栽种点芋头一样，主要是当做点心的。那时栽种的地瓜，大多是“笨地瓜”：细、小、长，红皮，红瓤，糖分高，煮了吃，又软又甜。还有一种“洋地瓜”：个头大、圆，黄皮，白瓤，水分少，甜度低，适合晒瓜干。煮了吃，面，咬一口，噎人。不过，如果在地瓜窨子里放上一冬，再煮来吃，也会变得又软又甜，又成了大人孩子爱吃的稀罕之物。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抹之不去的场景。那是1958年的秋天，村里已经开始“大协作”、吃食堂。妇女劳力一部分在食堂做饭，一部分集中下地干活。我那时年龄小，只得随着母亲和大娘婶子们，在地头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中午，送饭的挑来食堂里做好的金灿灿的小米煎饼、热呼呼的小米汤，但孩子的目光都盯着地头上的那口大铁锅。那口铁锅里，是煮了一上午的一锅地瓜。开饭了，一群妇女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多吃块地瓜，纷纷上前争抢，场面一下子就乱了。生产队长一看不好，一腚蹲在了锅盖上，大声吼叫着，才算恢复了秩序。可见那时一块煮熟的地瓜，诱惑力还是挺大的。

大跃进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饥荒。耐贫瘠、耐旱涝风雹，高产，有“铁杆庄稼”之称的地瓜，悄无声息的成了四邻八乡、山山岭岭上的主要农作物。地瓜，一下子变成了当地老百姓的主食。

栽种地瓜，成为主要农活之一。地还刚化冻，甚至在上年上冻前，人们就忙着运土杂肥、耕地、扶地瓜垅。不出正月，就盘地瓜炕，畦地瓜种。烧炕、浇水，都需要责任心。无论是在地瓜井里烂了地瓜种或是在地瓜畦里冻了、捂了地瓜种，对于一个生产队的几十户人家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四月天，正是天气干旱的时候，也正是栽种地瓜的季节。拔秧、插秧、墁埯都不算重活，难的是挑水。地瓜地大都选在岭上坡上崖上，本来就离水源远，挑担水需要上沟爬崖，非整壮劳力不能为。再加上西南火风一刮，沟沟岔岔里的那些小泉眼早就干了，更增加了找水源和挑水的难度。土干垅燥，一瓢水浇下去，“滋”的一下就不见了。翻山越岭、辛辛苦苦挑一担水，只能栽个三十棵二十棵的地瓜。栽一天地瓜，风刮日晒，尘飞土扬，任你体壮如山的小伙，任你温润如水的少女，无不灰头土脸、疲惫不堪。因此，春地瓜的移栽，是很艰难的农活，往往拖得时间很长。栽一季地瓜，挑水的劳力被担杖压肿双肩或磨出厚茧，那都是家常便饭。地瓜移栽成活后，接下来就是锄地、翻秧。为了留存地瓜种，麦收后，还要在麦地里起垅，栽一部分麦茬地瓜。麦茬地瓜留作地瓜种，个头均匀、发芽率高、病害少。

待到深秋，其他庄稼都已上场，冬小麦都已播下，就到了收获地瓜的时候了。生产队里，男女老少齐动员。老弱割瓜秧，青壮刨瓜、选藏瓜种，小孩子则挎着大筐拾地瓜，堆成小堆大堆，准备分地瓜。地瓜，因为数量多，分量重，所以不能像其他粮食那样，搬运到场院里，打场晒干后再分到各家各户，而是在地瓜地里，就地分配。为了不分散劳力，生产队的惯例是不收工不分瓜，天不黑不分瓜。因此，一到天煞黑，各家各户都是阖家出动、涌向地瓜地。瓜一分到手，或小车推，或肩挑，或人抬，或筐背……灯笼火把，人仰马翻。除一小部分鲜瓜要在瓜窨子、地瓜井存放外，大部分是要切成瓜干的。于是，在生产队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又要挑灯夜战，切瓜干，摆瓜干，往往把晚饭都吃到夜深时。说起晒瓜干，苦些累些都算不得什么，最要命的是碰上阴雨天。那晾晒在坡里的地瓜干，最怕着雨腐烂。黑夜里，老老小小顶风冒雨，抢拾地瓜干，那才是老婆哭孩子叫。冒雨抢回家的瓜干，土头泥脸，和浑身泥水的主人一样狼狈不堪。如果第二天天能放晴，又得赶快搬出来晾晒。假如老天不开眼，不过三两天，那瓜干就眼瞅着要长绿毛，生黑斑，往往是中间先烂掉，椭圆的瓜干变成了“眼镜框”，让人欲哭无泪。

庄户人家，即便是吃块地瓜干，容易吗？

秋收完毕，鲜瓜入窖，瓜干归仓。庄户人家就真正过起了“地瓜”日子。一日三餐，煮地瓜、熬地瓜粥、瓜干窝头、瓜干煎饼；炒棵白菜、萝卜下饭，没有肉咋办？就加点地瓜粉皮、地瓜粉条犒劳犒劳；来了客人要招待，提上半筐瓜干去供销社换点瓜干散酒；小孩子要吃糖葫芦，哪里有糖？熬点地瓜油蘸糖葫芦，孩子一样欢天喜地，感觉生活很甜蜜……

要花钱，庄户人家唯一的选择是喂头母猪、养头肥猪。精料就是地瓜干；粗料就是地瓜叶。

明朝的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中曾夸赞地瓜“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还说“红薯蒸、切、晒、收，充作粮食，称为薯粮，使人长寿少疾。”李时珍说得也许没有错，那种一日三餐吃地瓜的日子，的确没有听到有谁得了“三高”病，患癌症的也少有所闻。但是，好东西不可多用。不管是鲜地瓜还是地瓜干食品，吃多了都会胃口返酸、烧心。拜地瓜所赐，那时的农村家庭妇女，很少不长胃口痛病的。我的奶奶、母亲，周边的婶子大娘，几乎都长过胃口病——方言叫“心口疼”。这“心口疼”病一犯，疼痛难忍，浑身痉挛，滴水难进，真是要命！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的胃口病患者，后来都不治自愈。但再也没有哪一代人会像那时的人民公社社员一样，对地瓜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岁月变迁，如今老家那沙山丘陵之上，已经很少见到有种植地瓜的了。物以稀为贵，近年来，地瓜的身价又变得看涨起来。改革开放初期，外贸企业曾经有“地瓜枣”、“地瓜梗”出口收购，老百姓还感觉不理解。洋鬼子生活水平那么高，为什么偏偏要吃这东西？如今随着电台、报纸、电视、网络的宣传、普及，地瓜为第一抗癌食品，地瓜叶为最高营养的“蔬菜皇后”等，几乎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城市里，地瓜已经作为蔬菜在超市里和芋头、藕、洋葱等摆放在同一货架；在水果摊上，地瓜也堂而皇之的和苹果、橘子、葡萄等并列出售。今年“五一”前后，一斤地瓜和一斤烟台苹果，竟卖一样价钱！

那地瓜的吃法也是今非昔比，不但有传统的蒸、煮、烧、烤。用微波炉、烤箱加工的“红薯丸子”、“红薯煎糕”、“红薯烤片”等花样繁多的美味营养食品，也开始走上普通百姓的餐桌。

不知还有哪一种农作物能像地瓜一样，如此鲜明强烈地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有一个小故事。爷爷接上小学的小孙子放学回家的路上，小孙子被路边烤红薯的香味吸引，不肯走了。爷爷给小孙子买了一块，小孙子兴高采烈地请爷爷也咬一口。爷爷说：你吃吧，爷爷小时候天天顿顿吃地瓜，都吃够了！小孙子羡慕地说：爷爷，你们小时候能天天吃地瓜，真幸福啊！

爷爷轻轻摇着头，苦笑了一声。

和这位爷爷一样，我也是小时候吃够了地瓜的。

这辈子，我永远都不再想念地瓜；但，永远也不会忘记地瓜的。